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目标论文,亚太论文,限度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区域合作近两年已经成为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而美国对东亚合作的态度、是否应该把美国纳入到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等问题，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①例如，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的关于东亚共同体未来发展的不同设想，其背后有美国干涉东亚共同体进程的战略考量。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明确包含美国，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则并未明确谈及美国的角色问题。此外，前者以美、中、日、印度、印尼和俄罗斯六国为核心，而后者则以中日韩为核心成员国，以“10+3”为主要架构，可能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②有学者认为，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让美国很紧张，因为后者需要参与东亚事务。在日本的刺激下，美国更希望促进跨区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发展，以便与“东亚共同体”相竞争。因此，美国号召各方把重点放在APEC上，还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③可以说，2008年以来围绕着东亚共同体还是亚太共同体这两大基本方向的争论和探讨，最核心的依然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参与度问题。
美国在东亚地区维持存在的意义和困难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一直是这一地区的基本安全框架。美国与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同盟条约，以及基于这些条约的美国军事存在构成了以霸权国美国为核心的轮辐，或如陆伯彬所谓“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美国也因此成为一个东亚“海上国家”(Maritime Power)。④陆伯彬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不仅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实质上也可能是一个东亚国家。事实上，在军事、政治领域，美国的力量从未脱离东亚。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基地有80个，占其海外基地总数的1/4；总兵力约30万，占美军总兵力的1/5。这些基地和军事单位使得美国至少在军事意义上成为东亚政治的一部分。⑤尽管美国如此深度地介入了东亚的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的原因，其作为一个东亚国家的身份一直受到置疑。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处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和儒道佛文化体系之下，具有一定的地理和文化接近性。此外，大多数东亚国家在二战后还有着共同的反对殖民主义、珍视国家主权的政治意识。这些对于美国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显然都是相当不利的。
虽然美国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它又不得不重视东亚地区，毕竟这一地区对美国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讲，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同盟使其可以有效地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包括对越南、韩国、柬埔寨和阿富汗的若干援助和军事介入的具体政策。冷战结束以后，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美国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同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作为霸权国在东亚政治事务之中的主导地位，也构成了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打击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势力的主要平台之一。在经济利益方面，早在1983年，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额就占到了美国总出口额的34.8%，而向欧洲的出口只占25.7%，亚太地区成了美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投资也不断增多，其增长率大大高于对西欧的投资。⑥2007年，美国向东亚地区的商品出口达到201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额的25%，仅次于北美和欧洲。同年，美国在东亚的直接投资总量达到了4540亿美元，而东亚在美国的投资总量达到了3200亿美元。⑦即使抛开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近年来它在东南亚的商业和能源利益也在不断增加。东南亚地区的GDP总量在2007年达到了2.7万亿美元，是美国的第6大出口市场（出口额达到了1700亿美元）。美国也是该地区的第二大投资国。⑧2009年11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亚太地区潜力巨大，对未来美国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柯克指出，美国最大的五个出口市场中有四个为APEC成员。2008年，美国与APEC其他成员的双边贸易额超过2.3万亿美元。⑨因此，东亚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使得它必须维持和合法化其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及其效果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进一步构成了挑战。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从成立开始，就提出了“和平、自由、中立”的口号，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原西方殖民宗主国保持警惕。对于美国来说，东盟在发展初期还不能算作一个主要的挑战，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组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失败。这是因为，东盟是一个次地区性组织，其发展并不直接排斥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事实证明，东盟后来奉行了所谓的“大国均势战略”，以平衡本地区主要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也就是说，把所有大国拉进去，在大国的相互博弈和制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⑩美国对这种次地区的一体化一直持有限度支持的立场。(11)支持是因为东盟的发展有利于制衡地区内大国和遏制共产主义，有限度是因为东盟内部反对外部大国干涉的情绪很强烈，东盟的相对实力也较弱小。但是，随着东盟的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演变为一种地区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当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所谓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以及后来东盟推动的“10+3”(APT)进程出现之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就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如果美国不被界定为一个东亚国家，而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又要求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合作和自主性，那么迟早有一天，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将被迫撤离。
为了维持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存在，使自己能够从这一具有相当繁荣前景的地区的发展中受益，美国除了有限度支持次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反对和消极对待EAEG或者APT这样的地区进程，还采取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战略——支持和推动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即亚太区域合作。美国对东盟建设的亚欧会议(ASEM)进程一度持十分怀疑的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和APEC竞争，但是当了解到这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跨地区进程之后，也就不再反对。(12)对美国而言，亚太区域合作赋予其一个相当合法的参与东亚地区事务的身份。在亚太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东亚地区不再被视为一个具有高度内聚力的、统一的实体，而是把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独立的实体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进程之中。美国凭借其遥遥领先的综合国力和众多已经存在的双边关系，自然而然地会成为这个更大共同体的核心。这样的话，它不仅不用担心从东亚地区被排挤出去，而且还具有在WTO谈判中对欧盟的压倒性优势。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的跨区域一体化机制已经包括亚欧会议、东南亚条约组织（已于1977年中止存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涵盖了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东亚峰会。可以看到，大多数跨区域一体化机制都具有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特征，即面向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不搞制度化、强制性很高的正式安排。(13)
在这些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无疑是发展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在美国的推动下，1994年的APEC茂物峰会设定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雄心勃勃的具体目标，即“发达经济体在2010年前，发展中经济体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4)由于东亚地区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尚未起步，APEC在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对外政策协商等方面已经承担了地区一体化的初期职能，这样自然也就降低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东盟地区论坛所发挥的作用和APEC、六方会谈类似，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东亚自身安全合作的必要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马斯坦杜诺指出，美国对待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制度的方式更加突显其霸权战略。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制度在不削弱自身霸权的情况下，可以使许多亚洲国家参与到地区安全事务中来，以促进相互沟通与建立信任。(15)对于日本和东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欢迎这些跨地区制度的存在，因为这些制度使他们可以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美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从而在本地区还存在诸多猜疑和不信任的条件下，无需通过地区内一体化就可获得各种资源。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通过亚太区域合作战略来打压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EAEG或APT）是相当成功的；即使原本很有希望的“10+3”进程，也已经因为成分过于复杂的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而变质（虽然日本的设想还倾向于以“10+3”为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10+3”曾经引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走向，并有希望构成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内核。数据显示，这13国相互间的贸易额在2003年便已达他们对外贸易总额的53.3%；就货币、金融领域而言，“10+3”签订了各国在紧急情况下融通外汇储备的《清迈协定》。但由于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不愿中国在“10+3”机制中坐大，希望扩充“10+3”为“10+6”，从而间接架空了“10+3”机制。(16)美国极力劝说印度和澳大利亚两国参加东亚峰会，借此形成峰会参与方范围扩大的局面。(17)
由此，如果探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那么看到的是跨区域的一体化机制而不是区域一体化机制牢牢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不管是美国、欧盟还是拉美，都在有关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谈到东亚政治与安全事务，人们就会想到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如果谈到东亚经济与贸易事务，人们就会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而这些都是带有跨区域性质的机制，并非涵盖和针对本地区的一体化机制。显然，这里面有诸多原因，包括美国优越的实力地位、东亚内部各国的相互猜疑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有密切利益和强烈干预意愿，等等。
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限度
不过，上述关于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认识，尚无法解释很多重要的具体问题。而这也是本文更感兴趣、更想集中解释的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跨区域的一体化机制有利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但美国的支持力度却时强时弱？为什么在美国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跨区域的机制仍然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日本和澳大利亚所提出的模仿欧盟的东亚共同体、亚太共同体的设想真的和美国的战略一致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更具体的层面，探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目标和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范围。如果考察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持主要集中在1993～1997年间，从199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对推动这一进程失去了兴趣，所谓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EVSL)被打入了冷宫。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里德·伯格森看来 1998～2008年这十年是APEC被边缘化的时期。早先的动议受到挫折，此后也未能就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任何关键问题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努力，转而以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来对抗只包含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18)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布什政府的后期，当时的国务卿赖斯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的会议，而布什政府更是取消了首次美国一东盟峰会。对于布什政府而言，APEC的作用可能主要是获取打击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而不是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这里面的细节还包括2003年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拒绝了泰国将实现茂物会议目标的时间从2020提前到2015年的建议。2004年，佐立克对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新西兰支持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设想反应冷淡。当时的美国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具有实质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且其精力主要放在中东地区，并不是东亚。2006年，布什政府开始表示要认真考虑FTAAP设想，但直到2007年的APEC峰会才正式开始推进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计划。(19)而且，美国政府对这一进程一直没有给予太多的推动。因此，从1998年到2007年，东盟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地区内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东盟和中日韩的“10+3”会议机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继马哈蒂尔EAEG提议的第一波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二次浪潮。
对于这些发展，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和其他政府官员一方面强调APEC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合作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警告东亚不要发展成为排他性的俱乐部。2004年8月，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指出，亚太地区已经存在了有美国参与的东盟地区论坛和APEC等地区合作组织，因此“难以认同寻求其他框架的必要性”，此外他还强调，反对“任何削弱美国同其亚洲盟友之间牢固关系的进程”。(20)2005年3月，赖斯在日本东京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说：“亚洲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未来将基于两大主题：开放和选择。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社会或封闭的经济体，或者势力范围；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排他的大国俱乐部。”(21)然而，美国政府对于推动APEC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建立亚太共同体缺乏实质性的努力。到了2008年9月，情况有些变化，美国政府的态度似乎变得更为积极。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Susan Schwab)宣布美国准备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的四国（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智利）进行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推动所谓的跨太平洋进程。在2008年11月的APEC峰会上，秘鲁、澳大利亚和利马也宣布加入这一进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参加。因此，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为止，美国政府和这七国的谈判算是它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最新举措，还远远没有达到澳大利亚政府所提出的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共同体的范畴。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虽然口头上积极支持，但实质上仍然是有限度的。换言之，可能从一开始，美国就不打算在东亚建立一个高度统一的共同体，即使这样一个共同体包含了美国、排斥了欧洲和俄罗斯、以亚太作为最合理的范围。那为什么在1993年到1997年，美国对于亚太区域合作又显得相当的积极、支持力度实质化呢？要理解这样一个政策限度，就必须深入考察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目标。
解释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限度
如何理解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以它为核心的紧密共同体，而是以亚太区域合作为主的、多元化、分散的开放地区主义进程？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个美国战略利益的界定，那么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已经达到了目的，所以，美国不必过于热心，只需警惕地注视着这个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如果新的进程（例如东亚峰会）和目前的进程保持一致，那么它也不必积极反对，就像对亚欧会议的态度转变一样；如果新的进程是一个以东亚为核心的紧密共同体，那么它仍然会明确表示反对；如果新的进程如澳大利亚所描述的亚太政治共同体，那么美国的态度可能是消极的，不明确反对也不明确支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利益目标和政策限度。
1.美国的全球秩序利益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限度
二战以来，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美国拥有一整套体现其价值观和权力优势的全球秩序，其中包括以促进人权为己任的联合国、以推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IMF和WTO等重要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被新现实主义学者称为“霸权制度”，新自由主义学者如约瑟夫·奈则称之为“软实力”(Soft Power)。(22)这些制度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包括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外直接投资、稳定的世界市场、安理会和IMF的单边否决权等。笔者曾把美国在核心国际制度中的这种主导地位称为“霸权制度地位”。(23)然而，美国在若干国际经济机制中的霸权地位，自从20世纪60年代欧洲复兴开始就受到了相当的挑战。一方面，欧洲国家更多地关心自己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而不是在国际经济机制下促进全球的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区保护主义，对美国的农产品和许多其他商品采取了一定的歧视措施。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欧洲的一体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其在二战后所主张的自由化国际经济机制。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所以美国对所谓“欧洲堡垒”的回应还局限在关贸总协定(GATT)机制和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欧盟的建立，美国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推动全球层面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遇到了挫折。里根政府第一任期期间号召发起新一轮GATT多边谈判，但由于欧共体国家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对区域内部的合作充满了热情，美国的这一号召遭遇冷场。因此，美国不得不考虑“次佳”选项，即通过区域自由化逐步实现全球自由化。(24)
为了捍卫二战以后自己所建立的自由化国际经济机制，美国从1989年开始，采取了包括战略贸易政策、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推动建设亚太区域合作等措施。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1993年到1995年APEC地位的快速上升。1993年秋，美国人曾警告说，如果欧洲国家不愿意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取得进步，那么它将同亚太地区的伙伴达成替代性的地区贸易安排。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结束，并在1995年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更强有力的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亚太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当然，如果能进一步在APEC内部推动更高层次的经济自由化，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有利的。因此它随后又提出了所谓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计划。另一方面，与北美一体化不同，美国避免把自己的敏感部门放在自由化日程上。日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计划态度消极。看到在亚太区域内推动更高层次的经济自由化不太可能实现，美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对APEC丧失了兴趣。这直接导致了1998年～2008年这十年间APEC的无所作为。只是到了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又找到了经济自由化利益目标之外的另一个方向，即通过APEC来配合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反恐战争。于是，从亚太经合组织的上海峰会开始，政治和安全议题开始在这个经济合作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25)
可见，美国一开始对APEC采取的支持态度，主要是从有助于维持其现存的全球霸权秩序这一根本利益出发的，是为了对抗欧洲不断加深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而不是真的为了建立自己领导下的紧密的地区共同体。美国贸易代表在2004年的APEC峰会上谈到：“在布什总统的领导下，APEC同意采取措施，把WTO的多哈发展日程谈判推向前进。”(26)美国副国务卿詹姆士·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在2009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他的战略三要素之一，即“和亚洲朋友一起建立新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合作机构，把亚洲同更广泛的全球秩序联结起来”。(27)以白宫公布的2009年APEC峰会的八大成果为例，这其中仅有一项是针对亚太地区的，其他的都是通过APEC达成的支持某些全球谈判和共识的内容。(28)即使在北美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NAFTA并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共同体，而主要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因此，在东亚地区，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的目标就更不可能是建立一个紧密的政治经济实体。对于美国而言，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其目标在于主导整个全球秩序，而不是固步自封地建立几个排外性的地区集团，这对于实现其长期的全球利益反而不利。如果美国也和欧洲一样做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向欧洲施加压力，原来它所努力建立的全球霸权秩序也就会自然解体。
2.结构性制约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限度
所谓结构性制约，指的是结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际实力分配结构的环境条件。对于东亚地区的实力结构和由此带来的美国政策限度，有的学者指出，“战后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权力要比在欧洲强大得多，东亚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美国及其盟国的绝对控制和支配下，在拥有绝对权力的东亚奉行多边主义原则和创立多边制度对美国的绝对优势反倒是种制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与欧洲奉行的全球多边主义政策相比，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普遍遵循的是双边主义原则”，也就是与亚洲国家一对一签订安全和政治条约。而且，由于东亚大部分美国伙伴国的经济规模都相对偏小，这些协定虽然能促进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但快速增长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从东亚地区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十分有限。(29)这样一种解释应该说是对东亚地区实力结构的一个误解。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美国在东亚的相对实力地位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当美国的综合国力在全球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美国在东亚的实力地位也没有达到一个绝对的程度：它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遭受了挫折。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太平洋水体的巨大阻碍和东亚地区的气候、地形都阻碍了美国拥有绝对的权力。(30)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美国实力的相对优势确实在下降。2007年，东亚地区的GDP已经达到了10.6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9.6%。更重要的是，东亚国家的内部贸易份额也在上升，这意味着对美国市场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2006年，东亚国家从本地区的进口占到了总进口的60%以上，向美国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31)因此，虽然美国在东亚地区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存在，但它一直不是“绝对的权力”，且相对地位是在下降。
结构性的限制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紧密共同体的雄心构成了巨大的制约，也是直接导致EVSL计划失败的原因。在这一地区，既存在着日本这样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存在着中国这样综合实力较为强大、独立自主性较高的国家，还存在着传统的主权意识非常浓厚的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还没有达到完全接受其领导地位的程度。即使是政治和外交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的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因此与美国所要建设的自由化的亚太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秩序也不一致。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以来，东盟和APEC奉行的都是相当松散的“开放地区主义”，每个国家通过自愿参与的方式进入到这个进程中来，只有在这种强制性相当低的基础上，亚太区域合作才可能达成某些一致、向前推进。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抛开中国、建立一个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亚太实体，也是不太现实的。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奉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并不希望西方国家完全主导东亚地区事务，也不希望过快推进金融和经济的自由化；而日本在经济自由化方面与美国也有冲突。同时，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依赖性。2009年上半年，中国在进出口方面均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32)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新加坡、泰国、缅甸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印尼、菲律宾、老挝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是马来西亚第四大贸易伙伴国。(33)
因此，从结构性限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目前还无力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与其全球秩序利益高度吻合、甚至更高目标的紧密地区共同体，即使这么做在短期内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且有利于美国巩固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3.紧密共同体的利弊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限度
除了上述两方面对美国政策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其他的困难。虽然存在着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某些相似性，但东南亚地区的情况仍过于复杂，许多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和领土、领海的争端也从未停息。如果经过长期的弥合，或者美国付出不惜代价的努力，东亚地区真的建立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就一定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吗？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地区真的被纳入了它所领导的地区机制之下，那么它肯定又会担心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内，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最终还是会对自己构成挑战。如果这一局面出现，那么美国等于是变相地成了中国建立东亚主导地位的铺路石。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内，东亚成员国们当前所存在的种种猜疑、矛盾将会减少，彼此之间有可能真诚合作。而由于他们本来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地理和文化接近性，这些成员国在共同体内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信任将会不断增加，而其他太平洋国家毕竟居于少数，并且相当分散。从长远来看，一个东亚地区内的“俱乐部”迟早可能在较大的共同体内形成，这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利益并不一定是好事，虽然短期内可能意味着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更直接的主导。反之，如果东亚地区继续保持现在这样一种松散的亚太区域合作进程，那么东南亚国家就会继续保持大国平衡战略，中日等东亚地区大国也会继续互相猜疑，美国在其中无疑可以起到关键性的“离岸平衡手”和仲裁者的作用：既在东亚保持着强大存在和强大影响力，又不成为东亚内部事务的艰难的协调者。因此，即使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利益来看，维持东亚地区的现状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结论与展望
本文考察了二战以来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和政策，可以发现不管是克林顿、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对亚太区域合作战略的支持都是一贯的；即使是不太热心的布什在2005年也确认APEC是东亚地区合作最重要的机制。美国的这一战略也相当成功：跨地区的机制成功地削弱了地区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使得东亚的地区合作呈现出跨地区合作压倒地区合作的独特局面。但本文的研究也发现，尽管一直以来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支持是积极的，但也是有限度的。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从1998到2008年放任APEC的边缘化、支持力度的经常变化、从未提出过建设欧盟式亚太共同体的设想、对跨地区的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持观望态度等。本文认为，从全球秩序利益的角度看，建立一个紧密的亚太共同体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从结构性限制的角度看，美国无力在短期内建立一个符合其全球秩序利益的地区共同体；即使将来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紧密的地区共同体对于美国的东亚地区利益也未必有利。因此，美国对于亚太区域合作的政策是有限度的支持。虽然美国高调返回东南亚，或者重新强调APEC的作用，但其参与、目标都不会是真的期望出现一个欧盟式的、紧密的亚太共同体。
的确，东亚地区对于美国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因为这里有强大的日本、发展潜力很大的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它不太可能长期脱离这一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2009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普吉岛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34)克林顿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还与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国外长举行了“美国与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级会议”。(35)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发表亚洲政策演说时所反思的：“我了解，近年来美国与此类组织的关系疏远，因此希望在此明确表示：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亚太国家，美国期待着参与事关本地区前途的讨论，并随着有关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全力参与。”(36)奥巴马热衷“返亚”自然是源于美国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现实需要，是他考量国内政治、经济以及东南亚发展前景之后的现实选择。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麦考密克的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的危机表明，在当今贸易投资全球化的时代，太平洋两岸的经济——我们的繁荣——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如亚洲的成功有赖于蓬勃发展的美国一样，保持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也需要一个强大和不断发展的亚洲。”(37)奥巴马这样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势，和美国在布什政府时期与东盟国家关系有所疏远的背景有关，也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相关。从各个方面来说，美国的介入都仅仅是为了防止自身被排斥在东亚地区的政治进程之外，而不是要挑头承担起领导这一地区合作进程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美国的政策限度和欧盟一直以来对亚欧会议的战略有着相当的相似性。欧盟通过提升与东亚的关系，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打破美国通过APEC和WTO的压制政策，迫使其重新重视大西洋关系。(38)正如戴维斯·鲍布罗(Davis B.Bobrow)所注意到的，美国政府对亚欧会议这样的机制并不持真正的反对态度，因为这些机制和华盛顿的经济、安全政策以及它希望东亚出现公民社会的利益相一致。(39)因此，欧盟本来无意使ASEM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紧密的地区集团，而只是拉拢东亚地区作为盟友而已，自然也就不可能在ASEM真正提出促进亚欧一体化、同时带动东亚一体化的措施。
再回过头来仔细观察奥巴马政府目前的东亚地区政策，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是延续了美国东亚政策的一个传统，即把双边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其次才是跨地区的一体化。在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中，对中国的访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因此，重返东南亚或者说重视亚洲，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因此积极地参与和领导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美国只是将其作为双边安全体系的补充，因为它还不能在管理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承担中心角色。美国东南亚安全研究专家迈克尔·雷弗(Michael Leifer)认为，东盟国家不可能通过形成共同价值和利益来确保地区安全，东盟地区论坛之类的多边制度只有在满足稳定的均势条件下才能发挥适度作用。(40)自成立以来，我们看到，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欧会议一样，并不存在强制性的机构和条款，而是一个非常松散、完全自愿的组织，它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秘书处。王缉思认为，美国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也是对中国形成压力的一种手段，美国的目标之一是“将中国纳入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41)吴心伯也指出，“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在它适当压缩在本地区的力量的背景下，通过多边机制维持美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并对崛起的地区大国进行牵制。”(42)
总的来说，东亚存在着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重要国家，他们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单极结构和国际秩序造成冲击。对于霸权国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跨区域的机制和双边联盟的办法，把东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体化趋势“化”掉。在单极体系和美国霸权的巨大影响下，除了中国，东亚地区的大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都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东盟地区论坛长期仅仅关注所谓的“信任培养”，召开了一些研讨会、交流会，但并无实质性的推进举措；东亚峰会虽然已经举行了三届，但是东盟明显是力不从心。2010年的东盟峰会提出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入，这将进一步弱化东亚地区认同。在所有这些跨区域的机制中，看不到东亚地区大国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看不到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实体存在，更看不到东亚国家的整体政治角色。人们在谈到这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时，往往把他们视为东亚一体化的成就，忽视了其本质上弱化、甚至取代本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战略和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注释：
①笔者在这里所谈到的东亚区域合作，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东盟10国）。
②《东亚共同体与亚太共同体的比较分析》。http://www.afdc.org.cn/afdc/cn/research.asp?di=160&d_1b=2
③赵海娟：《亚太共同体或仅是美国的亚洲战略》。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58903&cid=114
④Robert Ross,"A Realist Policy for Managing US-China Competition",Policy Analysis Brief,November 2005,p.5.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pab/pab05china.pdf
⑤孙立华：《美军驻东亚基地网备受关注》。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44538.html
⑥张德真：《黑格的亚太地区之行》，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3日。
⑦Myron Brilliant,Murray Hiebert,Robert Reis and Jeremie Waterman,"Economic Opportuni ties and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Fac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the U.S.Chamber of Commerce,2009,p.5.http://www.uschamber.com/assets/international/0902eastasia.pdf
⑧Ibid.,p.19.
⑨http://content.caixun.com/CX/00/qj/CX00qj1d.shtm
⑩张锡镇：《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新进展》，载《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0～128页。
(11)参见宋伟：《美国霸权与东亚一体化：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57～66页。
(12)David Camroux and Christian Lechervy,"Closer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The Pacific Review,Vol.9,No.3,1996,pp.442-453.
(13)对于“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内涵，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把地区内部缺乏强制措施、自愿实施地区内的一体化安全作为其主要特征，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开放的地区主义意味着地区内的优惠安排应该不同程度地面向非成员国开放，还有一些观察家认为成员的混杂多样（例如包含了印度的东亚峰会）表明了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参见庞中英：《首次东亚峰会：开放地区主义的活力》，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2日；Shang-jin Wei and Jeffery A.Frankel,"Open Regionalism in a World of Continental Trade Blocs",IMF Staff Papers,Vol.45,No.3,September 1998,p.441.
(14)See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Declaration of Common Resolve",Bogor,Indonesia,Nov.15,1994.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1994.html
(15)Michael Mastanduno,"Incomplete Hegemony: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in Muthiah Alagappa,ed.,Managing Security in As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1-153.
(16)http://news.sina.com.cn/w/2009-02-11/093817192186.Shtml
(17)http://news.sina.com.cn/w/2005-12-15/11257716044s.shtml
(18)C.Fred Bergsten,"Pacific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The Choices for APEC",Policy Brief,Number PB09-16,July 2009,p.1.http://www.lie.com/publications/interstitial.cfm? ResearchID=1263
(19)Claude Barfield,"U.S.Trade Policy and Asian Regionalism".http://www.rieti.go.jp/en/events/bbl/09022601.pdf
(20)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8-13/1736217226.html
(21)Condoleezza Rice,"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March 19,2005.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
(22)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9; Jose 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e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 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82,pp.185-205.
(23)参见宋伟：《美国霸权与东亚一体化：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第57～59页。
(24)Stephan Haggard,"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n",in Edward L.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p.35.
(25)APEC,"2003 Leader's Declaration".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_declarations/2003.html
(26)"APEC Leaders Express Strong Support for WTO and APEC Trade Liberalization".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Fact_Sheets/2004/asset_upload_fileg13_6973.pdf.
(27)"Engaging Asia 2009:Strategies for Success".http://www.state.gov/s/d/2009/121564.htm
(28)http://content.caixun.com/CX/00/qk/CX00qk7i.shtm
(29)刘国秀：《论战后美国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山东大学2006年国际政治专业硕士论文，第8、12页。
(30)对于这种观点，美国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都有过相应的分析。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6～59页。
(31)Myron Brilliant,Murray Hiebert,Robert Reis and Jeremie Waterman,"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ast Asia Fac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p.5,
(32)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09/08-19/1825968.shtml
(33)http://www.gxi.gov.cn/tzjj/tzjj_tzyj/tzjj_tzyj_gx/200910/t20091021_151085.htm
(34)Landler Mark,"Asia Trip Propels Clinton Back into Limelight",New York Times,July 24,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7/25/world/asia/25diplo.html
(35)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9/july/126377.htm
(36)http://www.america.gov/st/eap-chinese/2009/November/20091114010042ptellivremos0.9463312.html
(37)蔡贵利：《中国不必担心美国重返东南亚》，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112/10507229717.shtml
(38)David Camroux and Christian Lechervy,"Closer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pp.442-453.
(39)Davis B.Bobrow,"The US and ASEM:Why the Hegemon Didn't Bark",Pacific Review,Vol.12,No.1,1999,pp.103-128.
(40)Michael Leifer,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delphia Paper 302,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7.
(41)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页。
(42)吴心伯：《东亚合作安全的现状与前景》，载《和平与发展》1995年第4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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