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的双重约束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波动是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经济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其增长势头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必然引起收缩，从而形成一次波动。这里的问题是收缩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经济波动理论研究的难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1825年）以来，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对危机的收缩作出了各种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作出了见仁见智的解释。这些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西方经济周期理论致力于需求约束型波动研究。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了需求约束，从而出现危机和失业。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则是由于受到了供给约束，即资源或供给短缺，于是政府压缩投资，从而出现萧条。
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波动问题很有借鉴和启迪意义。不过，不管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理论，都只能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波动问题提供启迪思路的作用，并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完整解释。要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理论为指导，同时辅之以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理论加以研究。
二、繁荣走向萧条的供给因素分析
80年代末期出现市场疲软。以前，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完全可用供给约束得到解释。供给约束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调的长期积累所形成的各种：“瓶颈”的制约。这里从产业结构失调和“瓶颈”两个层次来分析繁荣走向萧条的原因和机制。
（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的失调
一般说来，投资扩张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时，必然带来农、轻、重比例结构逐渐趋于失调，就是重工业比重偏大，农业比重偏小，这似乎已成为我国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变化。扩张时期农轻重结构失调，主要源于波动过程中农业和工业不同的波动幅度。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产业部门中，从来就是农业波动幅度最小，建筑业和工业波动幅度最大。工业中，重工业波动幅度又明显大于整个工业的波动幅度。重工业增长率在经济扩张时期一般要高于工业增长率，在经济收缩时期一般又低于工业增长率。这说明，重工业波动是工业波动来源的主要因素。重工业又可以划分为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制造工业三大部门。其中制造工业波动幅度一般要大于重工业波动幅度。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较快，在经济收缩时期上升很慢，有时甚至下降。制造工业占重工业产值比重平均大体在50%左右。一般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工业结构失调。因此可以说，经济扩张时期，制造工业的过快发展是重工业结构乃至整个农轻重结构失调的最主要因素。制造工业规模偏大，必然会与采掘工业的原材料工业发生冲突和矛盾，挤压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最终出现各种“瓶颈”。
（二）“瓶颈”的障碍
这里的“瓶颈”类似于卡菜茨基所说的“供给约束”或科尔内所说的“资源约束”它是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规律作用下，各个产业以不同速度增长的产物。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某些产业的发展长期滞后，其供给品过分短缺，供求缺口过大，就会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或障碍，这些产业就成为“瓶颈”。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制约或障碍就会更加明显，“瓶颈”也就更加突出，严重阻碍经济的高速增长。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瓶颈”，主要表现为农业、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在各种“瓶颈”中，农业瓶颈尤甚。长期以来，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和农业的相对落后形成尖锐矛盾。以工、农业二者增长速度比率来说，1953-1978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3.2%，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2%，两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3.5;1979-1989年，农业年平均增长5.9%，工业年平均增长12.3%，两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2.08。值得注意的是1981-1984年期间，二者关系曾一度协调，农业平均增长9.2%，工业年平均增长9.3%，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1:1。但是自1985年以后，农业便又陷入了停滞和徘徊不前的局面，失去了继续扩张的动力。1985-1989年，农业年均增长3.7%，工业年均增长15.9%，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4.2，比值小于传统体制下的1953-1978年。这些数据表明，建国以来除1982-1984年期间工农业比例协调外，其他年份都是农业增长明显落后于工业增长。由此可见。农业“瓶颈”是十分突出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收缩的原因主要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对经济扩张的承受力不足，具体表现则是各种“瓶颈”的出现。“瓶颈”犹如一道天然屏障，使高速增长中的经济嘎然而止，强制实行“硬着陆”。
三、繁荣走向萧条的需求因素分析
1990年市场疲软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现，供给约束再也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服了。这次市场疲软出现了实物销售负增长，这是建国以来继1961、1962、1968年之后的第4次实物销售负增长，前三次负增长是由于产不足销、供不应求造成的，即遇到了供给约束；而这次市场疲软中的实物销售负增长，却是在生产持续高速增长、商品市场极度繁荣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事实上，所谓市场疲软，就是一种市场销售危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其症状类似于马克思笔下的经济危机。这种市场销售危机和生产相对过剩，表明当时的经济增长受到了需求的约束。这也就是说，自80年代末期以来，长期受供给约束的中国经济增长开始遭受需求的约束，这种需求约束力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
当然，供给约束仍然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不能持续繁荣的一个制约条件。不过，蕴藏于经济运行中的深层原因则是需求约束，即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制约我国经济运行的又主要是消费需求约束，即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品需求不足的雏形出现于1986年，因为1986年以来，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6年有20%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此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徘徊不前，到1989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3.2%，农民实际收入下降7.1%,是改革以来首次出现的下降年份。1990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仍维持在低水平，此后的几年也一直增长缓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近乎悖论的现象，就是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怎么实际收入又增长缓慢，出现消费需求不足？要对这一悖论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必须深入分析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初期，城乡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广大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8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部分居民实际收入开始下降，这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因素：一是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严重的持续的通货膨胀，二是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相当部分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必然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收入是影响消费者需求的最重要因素，这可以从消费函数中得到说明。
消费受许多因素影响，消费函数就是指消费与决定消费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由于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收入，因此通常把消费函数定义为消费与收入之间数量上的依存关系，可用下式表示：C=f(y) (1)
式中，C表示消费，Y表示收入
如果其它条件不变，消费(C)则随收入(Y)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则消费也增加，收入减少则消费也减少。因此消费函数是收入的增函数。
消费函数又叫消费倾向。凯恩斯把消费倾向区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从此这两个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中。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将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经济结论，也是本论文分析有效需求约束的重要理论依据。
通过消费函数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8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开始下降，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况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即使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幅度也要小于收入增加幅度。因此，经济运行受到需求约束，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约束也就不难理解了。
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除了收入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储蓄。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定义，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多了，消费自然减少。因此，分析消费需求，有必要分析储蓄行为。事实上，改革以来我国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率，因而储蓄存款的大幅度增加，挤占了大量消费，对消费需求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
四、双重约束的并存及其启示
通过以上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得出结论：我国经济运行确实已经受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需求约束呈逐渐加剧的趋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需求约束加剧的突出表现是8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产品相对过剩。产品相对过剩，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是一种短缺型经济，产品短缺困扰了国民几十年，现在突然间出现了产品相对过剩，这种新鲜事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产品相对过剩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怎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产品相对过剩？其实，这并不费解。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就存在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出现以后，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行为，买和卖可能脱节，于是，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就已经蕴藏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一种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买卖日益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期货市场发展把这种方式推到了顶峰，于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其职能时，又产生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二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改革以来，我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极大可能性。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可能不同程度地转化为现实性。因此，市场销售危机和生产相对过剩出现于80年代末期的中国，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反而恰好说明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深入地研究经济运行的约束机制，可以发现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着许多制约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这些约束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约束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中必有一个居主导地位，对其他约束机制起制约支配作用的约束机制，权且称这种机制为主导型约束机制。何种机制能充当主导型约束机制，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固有的规律。随着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充当主导型的约束机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一种主导型约束机制转变为另一种主导型约束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两种主导型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
按照主导型约束机制论，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主导型约束机制是需求约束，同时辅之以资源约束；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导型约束机制是资源约束，同时辅之以需求约束，并且随着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商品货币的发展，需求约束的作用日益增强，大有与主导型约束机制—资源约束并存之势，更进一步说，当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过渡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两种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将转变为以需求约束为主导型的约束机制。
在强调需求约束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由于我国长期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经济，尽管这种约束力在日渐削弱，但是它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然不会消除，稍有不慎出现特殊年份，还会突然间急剧恶化，因此，我们仍然绝对不能忽视供给约束的影响。
不过，从当前现实来看，产品相对过剩比产品短缺更富有挑战性，产品过剩所造成的危害，绝不逊色于短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产品相对过剩将会成为困扰广大农户（农产品相对过剩）、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一个主要矛盾。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高度重视产品相对过剩这个已经贴近我们生活的新鲜事物。为了加强理论认识，我们不妨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学说，为我们研究现阶段的产品相对过剩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的最后结论是：从现阶段起，我国经济波动是由于受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双重约束，其中需求约束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其突出表现就是产品相对过剩。因此，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熨平经济波动，实现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高度重视需求约束和产品相对过剩。当然，也绝对不能忽视供给约束和产品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