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派别形成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派别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伊斯兰教派别形成过程较为复杂。一方面，派别支系繁多；另一方面，派别形成的时间跨度较大，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同的派别，形成的历史背景都不一样。因此，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中国伊斯兰教派别的形成，远非笔者之力所能及，提供给大家的，只能是一管之见。
一、中国伊斯兰教派别产生的历史条件
中国伊斯兰教从单一派别到部派出现，从一元到多元的分化，开始于明末清初伊斯兰教苏非派别在我国的传入。据史书记载，早在元代，就已有苏非派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但苏非主义思想并没有为中国广大穆斯林所接受。明末清初，苏非派教义大量传入中国，随后苏非派传教士频繁活动于中国西部各省。伴随着大量穆斯林改宗苏非派，苏非主义思想不但在中国生了根，而且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明末清初伊斯兰教苏非派传入我国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宗教和文化的因素。
首先，从政治上看，明代中期以来的“海禁”政策，随着康熙二十三年台湾被正式从郑氏家族手中收复而实际自行宣告结束，这就为国外苏非主义再度传入我国创造了非常难得的契机。同时清王朝前期开明的宗教政策，又使得苏非派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
清初统治者沿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不许“片帆下海”，严格限制了中外经济、文化交通的范围和渠道。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清朝决定开禁，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大批的中国穆斯林纷纷到麦加朝觐或留学，接受了苏非主义思想。同时，这个时期大量的苏非派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授苏非主义学说，这就为中国伊斯兰教新的派别的出现起了积极而有力地推动作用，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伊斯兰教派别分化的契机。
由于受蒙古族的影响，满族早在入关之前就信奉了佛教。入关后，清统治者继续采取“钦崇佛教”、“总持道法”、“儒释道三教并重”〔1〕的政策。但为了笼络各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2〕的方针政策。 清代前期（清军入关到清乾隆四十六年）对伊斯兰教是最开明、最宽容的时期。顺治初年虽有丁国栋、米喇印领导的回民起义，但清政府由于对内地民族、宗教不甚了解，仅将其视为明末清初反清斗争的有机组合，而并未从族属与信仰上给予特别关注，也并未形成民族偏见与仇视心理。相反，清朝政府对回民的信仰与习俗给予充分的理解。康熙帝在来访牛街礼拜寺后，即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忍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恪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道之意也”〔3〕。同时， 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还多次批驳了一些封建官僚对伊斯兰教的无端猜忌和诋毁，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之大略不外于纲常仁义之事，应“从俗从宜，各安其息”，不得“强其划一”，而要“一视同仁”。〔4 〕甚至诏令将奏请惩治穆斯林的山东巡抚陈世琯、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等人革职。清政府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态度，对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经济上看，回族社会的经济已失去早期的以商业为主的特色而完全融于汉族的封建地主经济之中，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回族社会的赤贫化，为中国伊斯兰教派别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清代前期，苏非派思想传入中国并首先在西北甘、宁、青传播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众所周知，甘、宁、青地处偏远，土地贫瘠，民生困苦。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更使得这个地区“百里断烟，地不生禾”。〔5 〕统治阶级上下盘节，层层盘剥，聚敛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仅乾隆四十六年暴露的甘肃冒赈案，就查出受贿官员113人，追缴脏银281.1万余两。这个数字等于甘、宁、青地区每年正额粮赋的10倍。同时，由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穆斯林社会内部阶级分化也十分严重，少数宗教上层借宗教大量聚敛钱财、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对穆斯林实行封建剥削和宗教剥削。广大穆斯林群众除交纳正常的赋税外，还要承受大量的宗教义务和供奉，较之汉民族，其所受的剥削更重。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使无助的人们，只有从宗教中去寻求出路和慰籍了。
再次，从宗教、文化方面看，苏非派简单明了的宗教教义与教法，易于为广大信教群众所接受。同时，明末清初大量的介绍伊斯兰教的汉文经典（汉克塔布）的出现，使普通的穆斯林有了接受伊斯兰教宗教学术的可能，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与教派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非派是公元8——9世纪形成于阿拉伯社会的一种伊斯兰教宗教思想，其早期表现为禁欲主义，后期则发展为有严密组织的教团，向神秘主义转化。这个时期，苏非个人的苦行生活、不敛财物及高尚的个人品德也对广大穆斯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而改宗其派。
明末清初，就中国的伊斯兰教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早期的伊斯兰教著述家王岱舆、马注、张中、刘智等人，为了求得汉族士大夫对伊斯兰教的同情和理解，纷纷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教义，相继出版了《正教真论》、《清真大字》、《天方性理》、《清真指南》、《归真总议》等书，这些大量的汉文译著的出现，极大地普及了伊斯兰教宗教学术，不但汉族士大夫从中了解了伊斯兰教，即是不懂阿文、波斯文的穆斯林，也可以从中了解伊斯兰教的奥义，丰富了宗教学识。杨怀中先生将这次译著运动，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史上的一次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期中国伊斯兰教派别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次文化高潮的产物。
二、中国伊斯兰教派别形成的途径和产生的方式
宗教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宗教分成不同的派别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会历史角度考察，宗教教派的形成则往往表现出多维性和复杂性。这种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派别形成的途径和产生方式的多样性。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途径和产生方式可归纳为下面几种类型：
自传型——是指中国的穆斯林通过朝觐或求学异域，在国外接受了新的思潮，信奉了新的教派，回国后传播新的教义或对原有的宗教派别进行革新而形成的新的派别。在中国的伊斯兰教派别中，属于这种类型的有四大门宦中的哲赫忍耶、虎夫耶门宦中的华寺以及伊赫瓦尼等。
他传型——指国外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苏非派教义，被中国的穆斯林接受并由中国穆斯林创建的教派。中国的伊斯兰教派中，属于这种类型的较多，主要有虎夫耶门宦中的毕家场、穆夫提、北庄门宦以及嗄德林耶和库不忍耶门宦。
自创型——指中国的穆斯林自己所创建的宗教派别。具体又可分为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中国的穆斯林学者通过对伊斯兰教的研习、领悟，学有心得并创建新的派别如胡门门宦等。第二，中国的穆斯林由于家族或师生关系，秉承家族或老师的教旨，传播伊斯兰教教义所形成的派别，属于这种情况的有虎夫耶中的小刘门、通贵、洪门等。第三，中国的穆斯林宗教者以宣传明末清初刘智等人写的汉文经典（汉克塔布）为宗旨所形成的派别，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四大教派之一的西道堂。
注释：
〔1〕李兴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 见《清代伊斯兰教论集》第1—2页。
〔2〕参阅《宁夏回族》第64页。
〔3〕《康熙圣旨牌》，存北京牛街清真寺。
〔4〕参阅《伊斯兰教史》第417页。
〔5〕《明清史料》丙编，第八章第7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