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积极社会政策的当代价值
林闽钢★
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开幕式进入歌舞表演阶段，演出展示了最能代表英国的两项内容：一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佼佼者J·K·罗琳与她的哈利·波特，二是为全体英国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其表演者是来自伦敦各医院的1200名护士。
英国引以自豪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建立于1948年，至今已经70年过去了。在《泰晤士报》曾做过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正因为“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创立，消除了困扰着许多家庭看不起病的梦魇”，在被问到20世纪英国政府影响人民生活的最大业绩是什么时，高达46%的受访者选择的答案是国民健康服务制度。
近期，特朗普在访问英国时，想把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纳入英美贸易谈判，英国下任首相候选人、现卫生大臣汉考克（M. Hancock）回应称：“国民健康服务制度不在贸易协定的谈判桌上，起码在我的任期内不会”。前卫生大臣亨特（J. Hunt）进一步表示说：“我无法想象任何政党的任何首相会允许将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纳入贸易谈判中，因为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公共服务属性已经写入我们的DNA中了。”
这项研究还表明，通过额外的机制，小农户可以整合入新的供应链。在超市供应链中，先锋农民对于鼓励其他农民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通过“卫星”农场实现。尽管农民愿意通过正规的农民组织参与集体行动加入超市供应链，但是还有些农民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机制参与。政策不应仅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而促进组织的发展，也要根据农民的条件和喜好去探索其他机制。
国民健康服务制度是英国政府资助的国家医疗体系，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支付者医疗保健系统，也是英国政府最大的社会支出。至今绝大部分的关键和非关键医疗都是免费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在英国设计出完全免费、面向所有人、不区分患者经济状况的医疗服务体系？反映出何种社会政策的理念和价值？
蒂特马斯把社会政策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机械或剩余的角色。认为社会体系内有一种趋于均衡和秩序的自然倾向，就像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构想的，能自行调节供求的私有市场，把人和社会看成有固定次序的机械理论，只赋予社会政策次要的小角色。另一类社会政策被认作积极的改革工具，是完整的政治历程中一个不可预测和不可计算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不是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回应，而是可以通过一种“积极的社会工程角色”来创建“美好社会”。
质子交换膜，是一种极薄的电解质，对于质子具有渗透性，在水电解中只对氢离子有通透性，可阻挡氧离子及其他离子的通过，做到氢氧分离，即利用电能，将水生成氢气和氧气的过程。
蒂特马斯认为政府要介入市场及社会，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平等方面，消除社会排挤，促使国民不分社会群体的不同背景，有基本资源及履行公民义务及权力，使国民在资源、地位、权力等方面达到平等。国家用平等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对社会进行再分配，重建新的社会关系。
蒂特马斯持有独特的积极社会政策思想和立场，其当代价值在于：在坚持社会政策能够再分配资源、减少不平等的同时，更看重它能促进社会整合并鼓励伙伴关系。为此，蒂特马斯极力主张弘扬社会互助精神、关怀他人的社会环境与利他主义行为，强调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对实现“美好社会”（good society）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通过保险精算原则的实践，可以在不同的阶级间确保资源分配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平等。但是蒂特马斯对私有市场能够依照经济精算统计的公正原则来运作持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于现在所有福利体系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平等公正。那么真正的平等是什么？蒂特马斯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将每份资源都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可以用“社会权利”、“普惠式”的服务以及教育的社会投资这三种方法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考虑变工况特性的微能源系统优化规划:(二)优化模型及方法//田立亭,程林,李建林,郭剑波//(20):17
对于蒂特马斯来说，最重要的是英国那些向国家输血服务献血的人有“不献的自由”。他们的行为代表着一种对伙伴关系的“实际和具体的证明”。这项研究其实是在检验“利他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蒂特马斯反对“让重要的医疗服务领域受到市场法则的左右，将庞大无比的社会成本加诸于社会中最无力承担的人——穷人、病人和愚昧无识者身上”，继而提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就是社会政策如何能够“促进人的道德感表达”的一个例证，并“有助于实现所有公民的社会和道德潜能”。
（一）积极社会政策具有价值性，是社会改革的工具。
蒂特马斯认为积极社会政策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蒂特马斯认为“最低限度，我们有责任清楚说明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讨论像社会政策一类的科目时，我们更有这么做的特别义务；相当清楚，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由此角度理解的社会政策是“有关矛盾的政治目的和目标的选择，以及它们的厘订过程”。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社会政策的理论奠基人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蒂特马斯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首任社会行政系主任，曾经参与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设计和研究工作。通过分析他一以贯之的积极社会政策立场，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原则（即全民享有、免费医疗、按需服务），有助于理解积极社会政策的功能和价值。
蒂特马斯进一步认为，工业社会需要国家福利制度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因为工业化社会和社会变迁带来纷繁复杂和无处不在的“负福利”与“社会成本”议题。如果国家不予干预的话，弱势群体将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由市场将扩大社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加社会成本。因而国家干预和国家福利的提供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过程的积极回应。在蒂特马斯心目中，社会政策不仅功能是积极性的，而且性质根本有别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关注于利他主义的单向转移和社会整合。
（二）积极社会政策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手段。
然后她提着袋子递给我，为了避免碰触她握住袋子提手的手指，我紧抓住袋子的右上角，让绿色袋子离开深蓝色的海，回到我的左手。
其中，采取社会权利是因为市场忽略穷人的需要，剥夺穷人购买服务的权利，造成穷人被排除在市场福利之外，蒂特马斯认为用社会权利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权利是使有能力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来帮助弱势的人，让这些人有权利表达自己帮助他人的需要。同样，提出普惠式服务是由于过去社会服务被视为残补式的、公共负担、穷人所使用的服务。而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服务应该要让人民容易获得，并且服务的质量应该要足够让全体人民使用，这样做才不会让使用者有劣等的自卑感与污名感，并且没有人会被认为是公共负担。普惠式的社会服务或医疗照顾可以降低家庭间使用和获得这些资源便利性方面的不公平，让每个国民都得以享用社会服务。
（三）积极社会政策是实现“美好社会”的途径。
蒂特马斯在其名著《赠予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中，将英国的国家输血服务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化血液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化血液市场进行对比，他宣称证实了志愿献血者供给血液在纯度和供给的可靠性方面远远优于从商业性献血者处获得。蒂特马斯认为献血者捐血的目的不是为了金钱报酬，而是为了“生命赠予”，献血者在相信自己的血液是健康的前提下会自动地到血站去捐献。反之，血液买卖市场的出现使得很多人不愿无偿捐献血液，同时来自有偿收集的血液供应量又不能得到保障，由此血液供给反而比起没有血液买卖市场时减少了。更重要的是，有些患病的有偿供血者为了挣钱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使得医用血液带病毒的比例也高于无偿获得的血液。蒂特马斯为此预言：如果美国血液供给模式成为世界样板，那么它不但会造成严重的流行病，而且会大大损伤人类的利他主义奉献精神。
蒂特马斯与其他人不同，他对人性持有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蒂特马斯承认利他情怀或许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利他情怀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后天培养出来的。如果人们不去培养利他精神，不去实践利他的行动，那么人类社会将成为被市场所操控的、贪婪和冷漠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将越来越疏远，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瓦解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他看来，市场是回应需求而不是回应需要，市场关注的是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不是福利和需要的满足。蒂特马斯曾经引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来表明他的鲜明立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面对歧视这样的不平等，社会政策必须具有新的内涵，也就是社会凝聚力与整合。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扮演具有凝聚力的机制角色。对蒂特马斯来说，平等本身不仅有价值，它也是一种从质量上改善人类关系的方法。追求平等的同时，也就是在恢复和加深社会中共同体和相互照顾的认同感。没有平等的话，这种共同关心他人的精神，甚至对陌生人的关心便无法达成。社会共同体应该具有一种“友爱关系”，将每个人都纳入这样的关系中，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认同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需求。尤其蒂特马斯想要在共同体中寻找一种能够促进社会整合、保存友爱关系的文化传统及规则，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赠与关系”。
总之，蒂特马斯认为金钱货币和商业契约是异化共同体的灾难，而且金钱关系的平等本身无法保障共同体的感觉与实践，为此需要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用以保障日常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能够表现出有人情味的道德联系，建立一种道德交换的互动，蒂特马斯认为国家是最能够促进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出现，需要“一种不言而喻、能共享普遍性需要的信仰”的制度。在蒂特马斯心目中，为全体英国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未来十年是中国“美好社会”建设的窗口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到市场经济时期，当下社会的“不同”是主流，这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有道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是常态，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构建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体制和机制，让公平正义、共建共享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信仰。
我国应当借鉴并做好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的衔接，2个体系的主管部门应当不断努力探索多元化合作途径。如在校园足球活动中细化对优秀球员的进阶训练，增加校园足球优秀球队与俱乐部梯队足球赛事，完善多层次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资质认定衔接体系建设工作，强化各类培训课程标准化与科学化水平等，对未来多种类、多层次足球人才选拔提供体系与制度保障，确保体教结合理念下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进一步融合。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有条件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确保公益性、提升福利性。从而提高全社会共享水平，免除人们在生存、疾病上的恐惧，消除人们在抚幼、养老、居住上的后顾之忧，实现“美好生活”。另一方面，社会政策是社会公正理念的载体。社会政策在保护和实现社会成员各种权利，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方面都具有重大作用。今后无论在任何发展时期，都要充分发挥积极社会政策作用，通过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实现“美好社会”。可以说，社会政策能否促进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社会包容性发展新格局的出现，是中国能否补上社会领域发展的短板，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所在。
★林闽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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