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述学文体(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论20世纪的中国，胡适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题目。1950年代中国大陆组织胡适思 想批判时，分成九大主题，如今这九大批判，几乎全都倒过来做了。如此大张旗鼓，不 管是批是捧，都等于承认胡适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这就难怪胡适当初不但没有诚惶 诚恐，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注：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 992年版，第234—235页。)。在众多正面表彰胡适功绩的言论中，我欣赏余英时和唐德 刚的两段话：一是“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一是“胡 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注：参见余英时：《中 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本文的基本构想，正是将这两句话钩连起 来，论证其影响深远的“述学文体”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双重意义。
1920年代，陈西滢评选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不选《尝试集》，也不选《中国 哲学史大纲》，而选相对庞杂的《胡适文存》。在陈氏看来，并非“天生的诗人”的适 之先生，具有“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故《胡适文存》不但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有功 ，而且，“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地位”(注：参见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 来的十部著作》(上)，《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35—336页。)。194 0年代，朱自清撰文指导《胡适文选》的阅读，如此称颂胡适的文章：“他的散文，特 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 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注：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1960年代，论学宗旨基本与胡适相左的钱 穆，在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时，挑剔王国维、陈寅恪的述学文体，相反 却肯定胡适的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注：参阅《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载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第254页。)。进入新世纪，曾“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时至今日仍对现代中国散 文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叶兆言，在访谈录中也赞扬“胡适的文字非常好，包括学术论文” (注：参见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五)，《长城》2001年6期。)。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作家陈西滢、朱自清、叶兆言，还是学者钱穆，其欣赏胡适文 章，都不是当初红极一时的小品《差不多先生传》，或进入国文教科书的译文《最后一 课》(注：朱自清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提到，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胡 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273页。)，而是论 学文章。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将胡适的这些“述学之文”放在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来 考察。谈论这个问题，不妨就从解说胡适的“论学”与“述学”入手。
一、“论学”与“述学”
同样对清代学术很有兴趣，胡适与其格外推崇的章太炎不一样，似乎从不关心那位出 身低微、苦学成家的汪中(注：章太炎在《与王鹤鸣书》中专门表彰“汪中佣书”而“ 学术有造”(参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而在《 国故论衡·论式》中则称赞“汪中说《周官》、《明堂》诸篇，类似礼家”(见《中国 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故胡适的 谈论“述学”，很难说是有意追摹汪中“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 论撰之文为《述学》”(注：参见王引之：《(汪容甫)行状》，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 无锡孙氏藏汪氏刻本《述学》附录。)。比起“述作”、“述圣”或“论学”、“讲学 ”来，“述学”明显不是一个使用率很高的词组，为何得到胡适的格外青睐，以至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里，被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加以分疏?
在现代中国学者中，就对于文章体式的讲求而言，胡适起码是最为自觉者之一。留学 美国时期，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胡 适留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其中不只体现其思想观念的变迁，还包 括了对于文章体式的想象。日记不收其时正在专攻的中国哲学方面的专门论文，体现的 是兴趣广泛的适之先生其他方面的阅读与思考。即便是本该随意性很强的“札记”，胡 适也都非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在1912年12月16日的札记中，胡适于规定日记内容的 同时，亦隐含着其文章分类意识：
自此以后，有事值得一记则记之，否则略之。自今日为始，凡日记中所载须具下列各 种性质之一：(一)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二)论事之文。(三)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 四)记游览所见。(五)论学之文(注：参见《胡适留学日记》，第133页。)。
既区别叙事性质的“记”与说理性质的“论”，也分疏“记事”与“记游”、“论事 ”与“论学”。因胡适一生文章精要在“论”而不在“记”，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 “论事之文”与“论学之文”的分别上。
“五四”新文化人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大多蔑视固有的文类边界，所谓散文诗、抒 情小说、随感录等，都是对于已有文学观念的挑战。等到新旧、文白之争告一段落，新 文化人开始出版自家著作，这时便碰到一个难题：小说、诗歌、戏剧好办，文章可就说 不清了。到底是像前人那样先来一番辨体，然后分类出版呢，还是不讲文章体式，只是 简单的结集。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的《胡适文存》，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不讲体式 ，只求文章并非“潦草不用气力”(注：在《胡适文存·序例》和《胡适文存二集·序 》中，胡适以此作为文章结集的理由。)。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此举颇有开创意义。 年仅三十，便以“文存”形式出书，可见胡适当年的气势与声誉。相对来说，周氏兄弟 则低调得多，比如周作人将“略略关涉文艺的”编成《谈龙集》，而将“关于一切人事 的评论”归入《谈虎集》(注：参见周作人：《谈龙集·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鲁迅则在《坟》的“题记”中，对“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 一本书样子”(注：《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3页。)，表示歉意。有趣的是，周氏兄弟很快适应这种将不同体式的文章混编的出 版形式，反而是胡适越来越惴惴不安起来。
在《二心集·序言》中，鲁迅说明因“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 ，很难再按文类结集；既然决定“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 》那样的译文集”，鲁迅于是百无禁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注 ：参见《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91—192页。)。而在《且介亭杂文 ·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编年有利于 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注：参见《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这里所谈论的“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 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以及由此而牵涉“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 《写在<坟>后面》所提及的“杂文”意思相通。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 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 文类。
而在“文存”创始人胡适那里，从一开始就留下一道随时可以转圜的门缝，即在混编 的文集中，按文类或题材分卷。在《胡适文存》的“序例”中，我们发现作者将“讲学 的文章”或“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编成二、三两卷，将其与“论文学的文”、“杂文 ”等相区分；在《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的“自序”里，我们又发现作者将“讨论政治 的文字”与“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区别开来，并将后者单独刊行(注：参见《胡适 文存·序例》，《胡适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胡适论学近著·自序 》，《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讨论现实政治以及褒贬社 会人生，属于“论事之文”；至于讲学性质或关于学术思想的，自是“论学之文”。如 此“文章辨体”，近乎常识，似不值一提。可如果考虑到其时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章 太炎影响(注：唐德刚撰《胡适杂忆》时，过于追求涉笔成趣，结果是活泼有余，而严 谨明显不足。即以章、胡关系而言，关于胡适如何瞧不起章炳麟的一大段发挥(第184页 )，肯定与事实不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中，胡适称“对于近人，我最 感谢章太炎先生”。这并非客套话，胡适在全书中引用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本就不多， 其中超越考据而牵涉义理的，仅章太炎一家。至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称颂章太 炎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其古文乃“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更是众所周知。 就说唐君所涉及的语言问题吧，除了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章太炎的《语言 缘起说》，还在1922年4月23日的日记中，将《文始》列为两千年来中国少有的“精心 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之一。)，那么，这种“论学”、“论事”之文的区分，还隐含 着某种价值判断。由此而形成的文章趣味，让适之先生终生“受益”——反过来，也可 以说是“受累”。
对于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希望议政而非参政的胡适来说，终其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 术之间。其心目中的“立言”，明显偏于“论学”而非“论事”。这从其“口述自传” 之突出学术著述，而淡化政治活动，可以看得很明显。如此思路，从早年到晚年，可说 是一以贯之。1921年《胡适文存》出版，卷四收入若干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作者还专 门做了辩解：“至于这种随时做的文章，是否有出版的价值，这个疑问，我只好让国内 的读者与批评家代我回答了。”(注：《胡适文存·序例》，《胡适文存》卷1。)1924 年《胡适文存二集》出版，卷三收入若干讨论政治的文章，“自序”于是做了如下说明 ：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勉强编入的。《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 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 暂时留在这里(注：《胡适文存二集·自序》，《胡适文存二集》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年版。)。
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政论文章只收入一篇《名教》。到1935年，编《胡适 文存四集》时，干脆将关于学术思想部分抽出来，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名义行世 。这里有政治形势转移的因素，但也与胡适本人的趣味有关。1953年《胡适文存》四部 出版合印本，胡适将《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论政文字全部删去，理由是“稍稍节省排 印费”(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胡适文存》第1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53年版。)。由作者本人删去《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人权论集序》 等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名文，而保留一些相对零碎的论学文字，此举可见 胡适本人对于“论事之文”的歧视。鲁迅在为“杂文”争地位时，针对的假想敌是世人 心目中“高尚的文学楼台”；而落实在胡适这里，对杂文造成压抑的，却是“神圣的学 术殿堂”。我曾从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来诠释胡适对于自家论学文字的过分珍惜( 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实 ，从“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对举，以及胡适上下其手的取舍中，我们隐约可见 章太炎的影子。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 、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 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 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 ，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注：参见章太炎：《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4 卷，第169页。)。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太炎又进一步区分“出入风议，臧否人 群”的文士之文与“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的学者之文，而且明显倾向于后者( 注：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78页 。)。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 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胡适称“这两千年中只有 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而《国故论衡》即是其一。如此皇皇大著 ，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注：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123—126页。)。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好《论式 》、《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 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 个很光荣的下场”。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所谓太炎文章“及 身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年版，第八章。)。
同样注重“讲学”，珍惜自家的“论学之文”的胡适，在谈论学术研究时，还有一个 独特的概念——“述学”。需要追究的是，胡适心目中的“述学”，与其经常提及的“ 讲学”、“论学”等，有无差别。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中，胡适提出“明变、求因、评判”这哲学史 研究的三大目的。要实现这三大目的，必须做根本工夫，“这个根本工夫叫做述学”：
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 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0页。)。
述学之难，在于史料之不完备和不可靠，胡适接下来着重讨论史料的审定，包括校勘 、训诂、贯通等。经由一番去伪存真，掌握了足够的可靠史料，史家于是进入整理与贯 通阶段：
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 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方，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 把各家的学说，拢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 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 ”。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 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第32—33页。)。
这两段话之间，存在着某种抵牾。读后者，你会觉得“述学”只是资料整理，是在给 史家的“明变、求因、评判”做准备；读前者，你又会觉得，“述学”这一“根本工夫 ”，本身就是在“明变、求因、评判”。胡适大概希望将单个哲学家“一生行事、思想 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的考察，与“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综合分析相区别， 前者重在发掘与阐发，后者重在解释与评价。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假设，在实际操作 中，都很难真正落实。以对象、范围之大小确定思路与方法(接近于日后的“个案”与 “综合”、“微观”与“宏观”)，本是明智之举，可如果导致研究中具体史料与理论 预设的互相割裂，则得不偿失。除纯粹的哲学体系建构或历史资料汇编，绝大部分“述 学”，都是兼及史料考辨与义理阐发。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胡适的前一种表述， 即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研究，概称之为“述学”。
我欣赏胡适的思路，哲学史研究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 体系的解释、建立与重建”(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胡适学术文集·中 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7页。)。可说到“重建”，其实已经离开各 家学说的钩稽与阐发，用冯友兰的话来说，由“照着讲”改为“接着讲”，“由研究哲 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注：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245—246页。)。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用力之处不在借鉴传统资源，而是引入杜威 的实验主义；作为哲学史家，胡适也主要是依赖欧美的哲学史研究框架。后面这一点，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以及《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都有明 确的交代；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也专门表彰这一点。这一“以西学剪 裁中学”的思路，虽然日后留下许多遗憾，但其开创新时代的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随着时势迁移与学术发展，当初为胡适赢得巨大声誉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整体解释框架 ，大多已经坍塌；倒是其精心结撰的若干精彩个案——或曰“述学”，今天仍有很大的 参考价值，比如《说儒》以及关于清代学者程廷祚、戴震、章学诚、崔述等的考察。在 此类“发潜德之幽光”的研究中，胡适的“历史癖”与“考据癖”，有效地抵御着西方 话语霸权的“宰割”。也正是在此类论著中，胡适方才使用“述学”这个概念。在《整 理国故与“打鬼”》中，胡适称自家的《章实斋年谱》为“‘述学’的文字”(注：胡 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2 08页。)；而1928年2月28日致吴稚晖信中，也提到自家的“述学之文”。这篇题为《几 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长文(注：本文原是胡适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稿，后经本人 修改，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二。)，涉及顾炎武、颜元、戴震和吴敬恒等四位近三 百年来最重要的“反理学的思想家”，主要着力处乃其时已成“党国要人”的吴敬恒， 难怪胡适担心“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在这封既讨好又辩解的私人信件中，胡适 将自家的“作文‘述吴稚晖’”，定义为“述学之文”(注：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5页。)，再次证实其心目中的“文章辨体”。
有趣的是，“述章学诚”或“述吴稚晖”，可以命之曰“述学之文”；文章结构及研 究思路十分接近的“述杜威”，却另有说法。《胡适文存》卷二收录了长文《实验主义 》和《杜威先生与中国》，“序例”中将其归入“讲学的文章”。或许，在胡适心目中 ，“讲学的文章”不妨涵盖东西；至于“述学之文”这样古雅的概念，则只适合于研究 中国。
在我看来，学者胡适之提倡“整理国故”，以及身体力行地研究传统中国，其成绩至 今仍值得称道。至于其著述，不妨仿照《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思路，统统称之为“述学 ”，而不必强分什么“综合”还是“个案”、“微观”抑或“宏观”。
二、述学文体之选择
1918年5、6月出版的《东方杂志》15卷5、6期上，刊有胡适的论文《惠施公孙龙之哲 学》，其中有关于本文文体的说明：
此篇为讲学说理之作，以明白为贵，故用白话体。此本昔人讲学旧体，读者或不以为 有意立异也(注：胡适：《惠施公孙龙之哲学》，《东方杂志》15卷5、6期，1918年5、 6月。)。
在为白话文学溯源时，胡适确实在小说、戏曲、白话诗之外，找到了宋明语录：“及 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古文的 好手，但他们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及《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2卷，第14页、第8卷，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8年版。)。这一很有诱惑力的说法，其实似是而非。胡适大概忘了，讲学不是著述， 语录也不是文章。用白话讲学的宋儒，照样用文言著述；至于从语录入手做文章，也绝 非好主意。顾炎武甚至专门提醒：“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 ”(注：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则。)传世的大儒讲学语录，大多吉光 片羽，精美绝伦，但并非好文章。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满天星斗， 点到即止。文字如此简略，思路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 定环境，才能明白其佳妙处。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也有记录者的刻意选择，传给 后世的是结论，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这与在现代学科背景下，围绕某一专题(比如 《惠施公孙龙之哲学》)撰写论文，不是一回事。
其实，以白话述学，即便在1910年代，也还是个相当新奇的事物。新文化运动的提倡 者们，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方才决定《新青年》杂志先行一步，将诗歌、小说以外的 说理文章，也都采用白话。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一般史书都定在1918年1月。可所谓自1 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的说法，并非无懈可击 。第四、第五卷的《新青年》上，还经常出现文言文章，尤其是作为杂志开篇的“论说 ”。“尝试”白话诗歌，撰写白话小说，这些都没问题；惟独说理述学，依然出于文言 。这很大程度上是照顾杂志读者的趣味。述学之文不比文学创作，乃是以同样学识渊博 的文人学士为拟想读者，白话能否入高人眼，实在没把握。1939年，黎锦熙撰《钱玄同 先生传》，称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 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理 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之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 白话述学的意义(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此传现作为附录，刊载于曹述 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47—202页。)。此前几年，蔡元培为 《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专门引录了钱玄同给陈独秀信中的一段话，并称“ 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注：《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574—575页。)。钱氏这段话，其实是接着刘半农的意见往下发挥。因此，必须将 刘、钱二说合观，方能明白其时新文化人以白话述学之决心。
在《逼上梁山》中，胡适再三引述1916年与朋友论争时的书信，信中除表白“用全力 去抢夺”白话诗这最后的堡垒外，更声称“我在几年前曾作过许多白话的议论文”、“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 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9、22页。)。其实，同是作文，叙事、抒情、 议论不一样；同是议论，论事与论学也不一样。胡适所说的早年所作“白话的议论文” ，基本上属于面向大众的“论事之文”。至于“论学之文”，还是郑重其事为好。这也 是其刊于2卷5号《新青年》上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非要采用文言不可的缘故。 四个月后，刘半农将胡适的主张向前推进一步：
《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 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注：刘半农、独秀：《通 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又过了三个月，同样在作为“思想草稿”的《通信》栏目里，钱玄同建议《新青年》 杂志干脆全部改用白话：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 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 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 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 试”，那么必须要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 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
曾创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对此信的答复，很耐人寻味：“改用白话一层，似 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 为如何?”(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钱玄同表达 的是理念，陈独秀考虑的是策略——考虑到《新青年》同人文章趣味及学术训练不同， 确实很难一刀切。但大方向已经确定，此后《新青年》上的议论文，确实是白话的比例 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取文言而代之。
严格说来，晚清已经开始出现以白话“述学”的萌芽——至于以白话“论事”，更是 比比皆是。只不过晚清文人以白话撰写的“论学之文”，大多基于普及知识，而不是探 究学问，因而难得持续且深入地展开。在章太炎、钱玄同等人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 尝试以白话述学前五年，刘师培也有过类似尝试。在1904年的《中国白话报》上，年仅 21岁的刘师培，连续发表了《中国理学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黄黎洲先生的学说 》、《王船山先生的学说》等文，这与《论激烈的好处》(注：上述四文，分别见1904 年2、3月间刊行的《中国白话报》，第5—7期。)等“论事之文”不同，属于典型的“ 论学之文”。可仅仅隔了一年，刘君就改弦易辙，在《国粹学报》发表《南北学派不同 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功力深厚的文言著述。在同时刊出的《论文杂记》中，刘 师培还专门讨论了如何以白话论事、以文言述学：
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 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两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 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
涉及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对“白话文”的不同想象，一般从“普及”与“提高”、 “他们”与“我们”这两个角度来论述，自然在理。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便 是“论事之文”与“论学之文”的区别。这里的“论学”——或许用胡适的“述学”概 念更合适——尤其集中在对于传统中国的描述与阐释。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既然 “古文”与“国学”互相依存，用“白话”来谈论“国学”，能有效吗?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白话的小说与文言的国学，两者虽并行不悖，可明显有高低之 分。提倡白话小说，甚至尝试用白话写诗，虽也大有新意，却是“古已有之”。反而是 用白话作文，尤其是用白话来讨论“国学”这样高深的学问，打乱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 化之间约定俗成的边界，显得有些惊世骇俗。这也是当留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得到 公认学问专深的钱玄同的支持，之所以会大喜过望的缘故。黎锦熙在论及钱玄同《新青 年》时期的贡献时，有一段很精彩的总结：“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 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注：黎锦熙：《钱玄 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第170页。)这话并不夸张，当年陈独秀曾因此而大发 感慨：
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 一大白(注：钱玄同、独秀：《通信》，《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胡适晚年口述自传，在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钱氏原 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 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 反映，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注：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169—170 页。)这里的关键词是“国学大师”和“古文大家”，有这两个头衔作保，刚刚崛起的 “白话文”，其文化品位因而较多得到公众的认可。
余英时曾用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举与协调，来说明胡适的贡献，以及其被广泛接 受——或曰“暴得大名”。胡适所提倡的“白话”与“小说”，乃守旧派眼中趣味低下 的通俗文化。用林纾的话来说，属于“都下引车卖浆之徒”的所作所为。“如果胡适的 成绩仅限于提倡白话文学，那么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度的。”“1919年2月《中国哲 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胡适在上层文化的影响很快地从北大传布到全国。”(注：参见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5页、40页。)此书甚至成为蔡元培反击林 纾对新文化攻击的绝好武器——从未认真治经、也不以学问见长的林琴南，当然明白“ 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句话的分量。不管是当初的蔡元培，还是 日后的余英时，都注意到“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而又“能兼治‘汉学’”， 如此学贯东西，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最为高雅的知识结构(注：参见蔡元培的《致< 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和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我想强调的是，这部用 东西哲学观念构建的大书，体现的是上层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体。用“白 话”来“述学”，在横跨东西文化之外，又加上一层沟通雅俗趣味，这就难怪其一问世 便博得满堂彩。
比起褒贬现实政治的“论事之文”，讨论传统学问的“述学之文”，无疑更能体现191 0年代中国读书人的趣味。以白话为文学创作的工具，这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以白话 为述学工具，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才有充分的保证。所谓“我们”与“他们”的区别， 单从政治立场解读，容易简单化。除所谓的“贵族”与“平民”的对峙外，其实还有另 一层隐蔽的含义：事关大众的“论事之文”，比较容易使用白话；事关学者的“述学之 文”，则相对困难得多。有高低雅俗的文体偏见，但也不能排除“述学”中处理古今对 话的艰难。
同是“论学之文”，用白话讨论杜威的实验主义，完全没有问题；可一旦转为研究墨 子的“三表”法，或者庄子的“齐物”论，则不无困难。在《庄子哲学浅释》中，胡适 踌躇满志地声称：“不但要用浅近的文字去讲庄子的哲学，并且要使人知道庄子的哲学 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注：胡适：《庄子哲学浅释》，《东方杂志》15卷第11、12 期，1918年11、12月。)结果如何呢?本该风光无限的庄子哲学，确实只剩下“粗浅的寻 常道理”。这里有胡适个人哲学修养与思维方式的问题(相对来说，对付讲求逻辑的墨 学，胡适便显得游刃有余)，但也与其过分追求浅近的表述、忘记“言不尽意”的古训 有关。
虽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毕竟开启了以白话述学的 新时代。此书“凡例”关于述学文体的表白，实际上被日后无数专家学者所接受：
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话做解说。
既须可信，又要能懂，而且正文与引文之间，还必须有适当的过渡，于是“原文”与 “解说”并存，起码表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间的巨大鸿沟。但如果每句原文都做解说，浅 显是做到了，文章则未免过于啰嗦。比如关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的解说(注：胡适引录《论语》的这两句话后，加了如下解说：“学与思两者缺一不 可。有学无思，只可记得许多没有头绪条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 的材料，只可胡思乱想，也算不得知识。”见《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09页。)，我以 为就是多余的。由于使用新式标点，加上以白话述学，对于古人学说，有撮述，有节录 ，有引证，也有解说，如何协调，成了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新技艺。正因此，《中国哲 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更包括著述体例与述学文体。
《中国哲学史大纲》、《<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以及《白话文学史》等著述的相继问世，除了像胡适所说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 时，为中国读者介绍某种研究方法，其实也还提供了以白话述学的典范。后者的意义， 因其深藏不露，不大为人所关注。但在我看来，怎么写论文——即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 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然，胡适的选择并非唯一的出路。比如，鲁迅便认定文体内在于文化与思想，宁愿 用直译的方式来对付域外小说，而用文言来解说古典中国，其所撰《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至今仍是该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名著。一直到1980年代，钱锺书撰 《管锥编》，也依旧采用文言，而且并不降低其述学的声誉。在白话文已经取得决定性 胜利的80年后，所谓“文言述学”与“复古思潮”的钩连，基本上可以解除；这个时候 来讨论文言在解说传统中国时的功用，可以得到比较通达的见解。
1920年代中期，针对社会上对于“‘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的非驴非马的白话文”的批 评，胡适作了辩解，其中第一点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 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这包括梁启超以及胡适自己。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 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在 修词造句上，方才可以做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例如做“述学”的文字，如《章实 斋年谱》之类)便成了“非驴非马”的文章了(注：参见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 ，《胡适文存三集》卷2，第207—208页。)。
胡适的本意是想说明“纯粹的白话文”只能寄希望于儿女辈，而我却对他的“偶一松 懈”感兴趣。为什么“述学”的文章容易半文半白，以及胡适希望能“替年谱开一个创 例”的《章实斋年谱》是否真的“非驴非马”(注：参见胡适为《章实斋年谱》撰写的 “序”(见北大版《胡适文集》第7卷，第26页)。此“序”出于白话，与正文之采用文 言，形成有趣的对照。)?假如不是迷信文/白、死/活二元对立，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 。讨论古人学说，必定多有引证，文章不可能、也不应该做成“纯粹的白话文”。至于 “年谱”这一传统的著述形式，其对于文字简洁的要求，以及若干称谓和句式的约定俗 成，使得写作者必定倾向于采用文言或半文言。胡适有心摆脱这一传统趣味，读《叶天 寥年谱》时批评“此谱的最早部分很不佳，浮辞甚多，骈体尤可厌”；读《罗壮勇公年 谱》则赞扬“书中大体用白话，文字甚朴素，在自传中为第一流作品”(注：参见胡适 ：《<叶天寥年谱>研究》，《人间世》第2期，1934年4月；《罗壮勇公年谱》，《人间 世》第3期，1934年5月。)，可轮到自家著述，依旧无法完全采用白话。1930年代的《 崔述的年谱》(《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第二、三部分)、1940年代的《齐白石年谱》，同 样半文半白。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学界之为古人编纂年谱，也都不脱这一窠臼。
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一件逸事值得一提。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著名藏书 家、曾出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因而提议将其刻成木版。如此异想天开的壮举，理所当然 地被胡适婉谢了(注：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期，(台北)联经出 版公司1984年版，第337页。)。倘若当初选择的不是新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 较为传统的《章实斋年谱》，不知胡适作何感想——单就体例与篇幅而言，后者更适合 于成就此雅趣。在1920年代的中国，以木版刊行书籍，基本上限于经典；因相对于石印 或铅排，版刻成本要高得多。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胡适之以白话述学，再加上新式的标 点符号，如此西化的姿态与立场，与版刻之典雅与古朴，以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 趣味，岂不造成明显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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