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恩格斯论文,保护关税论文,马克思论文,自由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经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主流经济学鼓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更全面地融入世界才能发展国家经济，闭关自守的做法只能导致国家的衰落。非主流经济学则对自由贸易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强调国家干预，主张幼稚产业保护。2007年张夏准和赖纳特分别出版《好心办坏事——丰裕国家、失灵的政策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威胁》和《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主张发展中国家坚持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方向。马丁·沃尔夫、艾伦·温特思、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和安妮·克鲁格等相继在《金融时报》撰文展开批评，再一次引发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1]追溯这场争论的起源，弗·李斯特以国家经济学对抗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史上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李斯特的坚定批判成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标签。然而，他们之间除了观点上的差异，是否存在共通之处呢？朱绍文、杨春学等从经济哲学、生产力理论等方面，强调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与古典经济学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2][3]本文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既分析它在马克思经济研究中的地位，也对比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分歧点与契合点，并从中寻找有益于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启示。本文还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两个注释提出异议。
一、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马克思早期关注的问题
从1838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反谷物法同盟开始，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在《谷物法》问题上就贸易自由和关税保护的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坚持言论自由的《莱茵报》刊登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其中包括当时正在英国的恩格斯写作的《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谷物法》等，分别发表于1842年12月9～10日、24日和27日。时任《莱茵报》报编辑的马克思不可能不关注这一场经济辩论。正如1859年马克思回忆自己如何走上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路时所自述的：“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4](P4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这段话之后提供了一个注释：“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4](P648)这个注释也许是为了强调马克思在林木盗窃和摩塞尔农民状况这两个问题上形成了纸质的研究成果，但与马克思自己明白无误的说明对比，这个缺省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注释不免显得突兀。如果说林木盗窃和摩塞尔农民状况的讨论使马克思关注于私人利益，那么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帮助马克思思考国家和民族利益背后的本质。正是以上三个关乎物质利益的苦恼问题，以及其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使马克思认识到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到社会经济和历史领域中去，并就此开始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个注释的提出也许还来源于恩格斯1895年致理·费舍的信：“……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5](P446)这段说明无疑与马克思的自述不尽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以马克思本人的说明为参考依据。恩格斯其后在谈到摩塞尔的文章时也坦承，“从当时我们谈论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也不能排除弄错的可能性……”[5](P446)因此，不应该忽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对马克思经济研究发端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与李斯特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问题除了英国的谷物法争论，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的理论与政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焦点。1841年，李斯特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一书。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在短短的数月内读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就包括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批判李斯特。1844年11月，恩格斯有了批判李斯特的计划，“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此提供了一个注释：评李斯特的小册子，恩格斯没有写，但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观点，首先是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6](P11)1845年2月，恩格斯完成了《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从德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与未来出发，批判了李斯特保护关税的观点；3月，恩格斯计划扩充前述演说稿，主要从实际或结论方面批判李斯特，“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在这篇演说中我是简要地顺便这样做的。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6](P30)1846年10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告知：“关于李斯特的文章即将完成。”[6](P67)由此可见，不是如前述注释所断言的，恩格斯没有写批判李斯特的小册子，而只是在1845年2月《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批判了李斯特。很可能的情况是，恩格斯打算在演说稿的基础上充实完善，直至完成批判李斯特的小册子。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工作在1846年10月仍然在继续。
1845年3月，马克思写下《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有学者从哲学高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代表青年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逻辑转向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环节。[7]从经济学角度看，该文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从理论前提——生产力理论方面对李斯特展开的批判。除此文之外，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也是马克思批判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马克思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众所周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德国经济学因德国落后的经济现实而长期被马克思所诟病，但作为出身德国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果人们也会读到什么创见的话，那我们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8](P232)在德国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学者中，李斯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恩格斯在驳斥有人指责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时写道：“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9](P11)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研究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继《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对生产力概念进行初步表述之后，1847年马克思完成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8年发行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坦言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研究在其早期经济学成果中的重要性。“在我们当时(1845-1848年，引者注)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0](P10)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视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而正是在对李斯特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观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分歧点
(一)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本质
当英国在不断扩张其海外市场、宣扬自由贸易理论时，李斯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基点，强调采取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历史这就向我们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11](P104)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自由贸易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政策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工业竞争力尚弱于英国，自由贸易将损害德国工业的发展。因此，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贸易主张都具有合理性。难怪布哈林认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学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12])(P9)
与李斯特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体现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二者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
1847年，马克思指出：“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经为小亚麻业、手工纺织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税吗？没有，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13](P282)保护关税只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资产阶级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848年，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贸易的本质。“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4](P227-228)为此，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15](P431)因为关税保护导致了生产巨大发展与销售市场相对狭小的工业危机，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产生的经常的内在工业危机，只有为自己打开世界市场之门。总的看来，“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14](P229)
针对李斯特所宣扬的国家经济学、国家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其打着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幌子掩盖阶级利益剥削的本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李斯特错误地把自由贸易主张视为英国国家利益的诉求，实际上自由贸易派是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同样，李斯特本人也是以国家或民族利益抹杀阶级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也不过是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要求，保护关税所要保护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利益。所以，1852年8月6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指出李斯特的愚蠢在于他根本不了解自由贸易并不是对英国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国家最有利，而是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最有利。“至于保护关税的倾向，这不碍事。所有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工业保护关税派，不过他们还远不会因此而成为得比式的土地贵族保护关税派。他们也并不那么愚蠢，不至于像李斯特那样，根本不了解自由贸易对英国工业最有利。”[16](P93-94)可见，李斯特学说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存在许多差别，但在性质上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英国经济学说史学家埃里克·罗尔指出的，“与他们一样，他基本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拥护者。”[17](P26)
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之所以有时发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18](P475)“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时间都同样决心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人会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另一些人则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见的议会走廊上的阴谋……”[15](P429)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论是以国家名义还是以民族名义实行的自由贸易或保护关税政策，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19](P257)正因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始终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13](P68)
(二)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作用
为了与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抗衡，李斯特建立了国家经济学，试图在各国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的基础上教导各个国家如何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基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11](P118)李斯特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具体就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国家如果只见眼前利益，盲目执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那么只会使民族工业衰弱，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治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多次批评那些因小失大的短视策略。“英国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偿付的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11](P129)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11](P128)
与李斯特把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政策作为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立场揭露了自由贸易的剥削性质。资本家及其御用文人吹嘘和欺骗工人阶级，自由贸易的伟大胜利在于物价下降，尤其是人民可以得到廉价的粮食；并且，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提高工资。“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14](P222-223)马克思借无产阶级代表维尔特先生的话反驳道，实行自由贸易，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有利于工人，然而工人们由于相互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饿受穷的生活水平。[13](P288)这是资本主义“最低工资的规律”决定的。竞争具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的作用，劳动这种商品也不能幸免，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后代所必要的支出。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严厉打击。”[14](P227)
(三)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未来
在李斯特看来，在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之后，就可以舍弃保护关税，采取自由贸易。这些条件包括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各国平等相待结成广泛的同盟并实现持久和平。“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像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亲，享有同样大的利益。”[11](P117-118)与斯密一样，李斯特明确主张各个国民经济政策的理想状态是“自由”，也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联盟和在这种联盟下的自由贸易与和平合作。与斯密不同，李斯特强调，“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11](P112)
李斯特最后同斯密“殊途同归”。与此相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角度揭示了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未来发展。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中认为，在所有条件下德国能够从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就是社会革命。“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20](P619-620)在这样一个理论愿景下，“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20](P622)之所以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原因在于竞争将加剧并恶化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20](P620-623)而竞争之所以必然恶化阶级矛盾，在恩格斯看来，主要是因为在缺乏大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市场的扩大主要起因于地理扩张。“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至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20](P623)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20](P624)
马克思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拥护自由贸易。“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13](P294-295)“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14](P229)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批判自由贸易并不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会带来阶级的解放。
总之，相比于李斯特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以世界市场为背景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暂时性，更加深刻地阐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对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影响。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价值论中的“应该”，《共产党宣言》揭示了共产主义不再是理论逻辑上的要求，而是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通过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实际政策上表明，共产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视为与《共产党宣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契合点
如同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尚未自觉意识到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国家本身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到了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表达了与李斯特所强调的世界市场背景下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相似的观点一样，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要是在揭示共产主义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层面上研究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本质问题。到了1888年，恩格斯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美国版撰写序言——《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对英国、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对外贸易政策实施的国家差别和历史阶段性特征。这在客观上肯定了李斯特在同古典经济学争论中所做出的实际结论的进步意义。
与李斯特相同，恩格斯主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斯密因为完全不考虑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也没有考虑到与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别相适应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差别。李斯特则强调：“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11](P105)在第二个阶段，关税是作为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适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11](P261)
恩格斯以美国为例说明外贸政策实施的国别性。美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那么在它面前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五十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15](P418)美国在内战后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功地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工业。“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15](P419)——“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3](P459)“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新兴资本家阶级。”[15](P419)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抵制住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同时代的英国)的竞争，就应该用保护关税制度来防止外国工业品的侵入，并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
与李斯特相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两面性特征。英国长期奉行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政策，当1815年英国成为了一切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时，英国贸易政策发生转向。“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11](P307)“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15](P415)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使其他一切国家都改信自由贸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5](P415)但这仅仅是英国贸易政策的“自由”的一面，恩格斯以英国1857年设立的棉花供应协会为例揭示了贸易政策的另一面——表面鼓吹自由，实质实行保护和干预；只允许英国垄断，不允许他国垄断。“这整个棉花供应协会不过是自由贸易派自己设立的一个机关，其目的——完全与自由贸易的一切原则相矛盾——是通过奖金、贷款、赠送种子、出租机器等等办法促使世界上凡是土壤和气候多少有点适合的地方都培植棉花。如果国家采取某种类似的做法，那是坏事，但是如果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厂主(对于非洲的黑人和贝都英人等来说，这些人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国王要生疏得多)这样做，那是完全正确的。对Laissez Faire的一切说法，想不出比这个报告更妙的讽刺了。承认输入用美国棉花制成的英国货破坏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植棉业，而现在应该用人为的办法重新加以恢复，这也是很妙的！这些不幸的英国人认为自己对棉纺织业的垄断是一种伟大而自然的事，谁也不能对此有任何异议，而同一个世界市场所引起的美国对植棉业的垄断则甚至必须用反自由贸易的措施去消除！这个机构应当叫做：‘使单个的纺纱厂厂主能在最贵的市场上买到棉花，使联合起来的纺纱厂厂主付给棉花生产者市场价值和生产费用间的差额的协会。’自然，这应该只是到受津贴的植棉业能自立时为止，但是要知道主张保护关税的李斯特先生希望的正是这一点！”[21](P307)由此不难看出，自由的基础是垄断，切不可被自由贸易的假象所迷惑。
除了在具体的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存在认识的一致外，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的理论契合点还表现在都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但二者的性质存在不同。与古典学派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历史学派进行了大规模地归纳研究，使用初级的原始资料，研究变革的社会制度。”[22](P145)李斯特基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具体国情而创立的国家经济学，就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23](P36)他所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及政策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历史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24](P489)因此，政治经济学不能放弃对人类社会个别发展阶段的考察，而必须详细了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尽管强调历史分析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般地分析国家的主体作用，认为从国家的本质属性来看，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是统治阶级取得统治合法性的基础。[24](P526)因此，兴建基础设施、兴办教育等举措绝非统治阶级的“善心”，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强调历史分析重要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超历史的观点，而强调从现代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视野辩证地看待民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提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9](P257)因此，各国具体事务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内在一致的。针对李斯特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违背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从而得出了与李斯特迥然不同的结论。
四、结论
与李斯特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认识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肯定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又要认清其背后的阶级利益本质。与李斯特相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执行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既要符合各国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从各国国情出发，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在理论上的契合点对我国选择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若干启示：第一，一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应当采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基础，符合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利益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否认和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不但是虚伪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第二，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具有普世性的科学，而是带有鲜明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在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中，更应特别重视其民族性。与马克思所处的早期世界市场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以全球统一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正成为现实。此外，信息革命催生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如同恩格斯所说，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不可能复制英国当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当时英国工业的一切部门，或者说几乎一切部门都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同外国竞争相对抗。”[15](P422)在新的世界市场中，中国也不可能重复美国的工业化成功之路，因此，必须认真思考当前对外贸易战略乃至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第三，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往往打着国家和民族的旗号，实质是一定时期阶级利益的体现，是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具体化。当前必须警惕，一些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以及自由贸易的幻想家鼓吹国家或民族从比较优势中获得贸易利益。也许李斯特当年对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总结仍值得警醒。“(流行)学派对于市场的本质和特征，只是从世界主义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衡量的。”[11](P162)因此，揭露并认清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作为指导英国和美国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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