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维视角观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7）06—0009—04
自1978年以来同，中国经济经历了28年来的快速发展，国家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6年的209407亿元，经济总量已经位于世界的第四位。究其原因关键是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制度框架下的激励机制，即在强大发展共识环境之下的中央政府主导的政治集中的官僚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在增长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在官僚晋升考核和财政分权的双重体制压力下形成了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循环活动，进而解决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但由于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相应配套的约束措施不健全，导致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建立在高度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和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忽视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体现出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非理性繁荣”。由此，我们将从投资效率、资源环境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来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率，以便对当前的制度安排作出较为科学、准确的评估，从而为给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提供基础依据。
一、生产配置效率视角的观测
在经济学中，测定生产配置效率的两个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和边际资本—产出比例（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尽管这两个指标都有一定的缺陷，但经济学界还是把它们作为测定增长效率的主要指标。许多经济学者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虽然这些研究由于方法、数据处理等因素的不同，呈现出一些差异，但总体来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转型开始到1990年代初期的时间区间里是较高的，特别是1979—1985年期间TFP的平均增长率和增长贡献率是最高的，但在1989年左右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贡献率较低，从而拉低了平均值，而在1994年前后开始的10多年间里TFP的增长率出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由于最近国家统计局（2005，2006年）大幅度地调整了1993—2005年的GDP的数值，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研究结论的准确度。
经常测度投资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边际生产率就是指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由于资本存量的变动（dK）等于投资流量（I），因而在宏观层面上，资本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倒数即ICOR＝I／dGDP，ICOR的提高意味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修正的数据，并对GDP增量做了通胀指数上的调整，更为准确地计算出了中国各年度的ICOR。计算的数据显示我国的ICOR的情况在1994年以后一直趋于上升的恶化状况，在1994—2006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ICOR为4.49，即为了比前1年多生产1元GDP，中国需要追加4.49元的投资，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ICOR处于急剧恶化的状况，而过去9年，这个指标平均上升至4.81，其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已经超过了5。根据国际经验，邻国印度现在的ICOR指标则只有3.7，中国的ICOR指标也远远高出其他一些地区在经济起飞时的水平，比如日本的ICOR在1960年代为3.2、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年代的这个指标分别为3.2和2.7。
图1 中国年度ICOR与5年移动平均线
二、资源环境视角的观测
首先，从资源消耗的状况来看，也很令人担心。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如表1）。在这种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按道理我们应该节约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全世界的4％，但为此消耗的各种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每亿美元GDP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3.32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5.68倍（如表2）。
能源消费弹性（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速之比）和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比）是描述经济增长对能源依赖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在能源消费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2001年以来这两个指标都明显升高（见表3），其中2003和2004连续两年消费强度和消费弹性分别超过15.0，1.60，显示出资源利用效率出现恶化的状态，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又开始提高。
其次，从环境污染的成本状况来看，根据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根据在最近调查的基础上所做的分析显示，损失大约为11％左右。而在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
三、金融效率视角的观测
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中政府、国有企业投资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率问题都最后集中表现在银行体系的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和经济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导致了大量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在现代经济中金融业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经济核心问题，所以经济增长中所导致的金融风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因为一旦金融发生问题，将会引起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大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0年中国银行系统贷款的增长速度除2000年外都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其中1991～1997年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1995年的贷款总额相当于当年GDP的88％，2002年末，这个比率达到了GDP的138％。由于在过去的20几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国内住房、保险和教育改革的深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致使居民的消费预期发生变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其它金融投资产品缺乏的情况下，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明显提高，从而中国储蓄率持续1O几年保持在40％以上，使得大量资金进入受到国家隐形担保的银行体系，从而使它们有充足的现金流。这就为银行系统源源不断地将资金贷给政府和企业创造了条件。由此银行通过把中国的高储蓄转变为高投资率，从而拉动了GDP的增长。但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风险愈加增大。
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2003年由Gounan Ma和Ben S C Fung（2002）根据戴相龙2001年和2002年所提出的有关数据得出截至2001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额约为3.4万亿元（包括划拨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率为42％，不良资产总额占GDP比重为35％。2002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在对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公布了工、中、建3家银行截至2001年12月31日的不良贷款率，分别是29.78％、27.51％、19.35％，农行数据不详。根据2002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大型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6.1％，其他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要低得多。那么为何市场预测与官方统计有很大的差别呢？应该说在银行国有产权比重很高的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使情况更加严重：（1）会计体系还依然不健全，仍依赖各行的执行，缺乏可靠的银行信息，因此，在分行级别审计质量和可靠性往往存在很大的问题。（2）一些不良贷款项目很容易通过“不断展期”来加以掩盖。（3）因为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通过政府来任命，他们为了不失去自己的位置或对银行的控制，便会有故意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尤其是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们非常有可能这样做（Anderson,2003）。然而高盛在研究报告《中国的银行改革：关键使命》中（2002.12.3）认为实际的不良资产率接近40％，若包括划拨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亿元人民币，那中国不良资产率最高时曾达到50％，由此需要当年GDP的40％的资金才能核销这些不良贷款。因此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的增长称为“借来的增长”（单伟建，2003），即用银行借来的钱维持经济增长。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高储蓄、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以及外汇管制等，这种增长方式就可以维持下去。但由于未来一段时间这些条件将变得不再成立，2007年我们要全面放开银行业务，由此可能稀释国内银行的资金来源；外汇管制也由于开放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受到削弱；2010年老龄化时代可能要到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必然降低储蓄率；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也会导致银行的现金流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式，中央政府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根据公开的资料统计，1998年至2005年底，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国家累计投入了3.24万亿元的资金来支持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李利明，2005）。
银行业是中国金融稳定和发展的核心，目前来看改革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一直以来是一个“黑洞”，官方的数据与非官方的评估公司总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采用了五级分类体系，但分类的标准，如：逾期3个月或逾期12个月仍然由银行制定。因此，在使用严格统一的分类标准后，不良贷款比例会有所上升。最近报道出的银行丑闻表明银行内部存在很多未知的黑洞。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低效率所导致的金融问题，最后还得由本国人民的税收和金融垄断的收益来进行补偿。因此，我们还应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问题，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是保持我们多年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应该说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还依赖于整个社会信用文化的培育、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监管的健全以及整体经济素质特别是微观主体效率的提高。
四、结束语
理解经济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方式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加以纠正。通过以上三维角度的测度和分析，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投资效率低下并且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如果理性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其每年的有效增长率相对于官方公布的实际增长率恐怕要大幅缩水，应当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它的产生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解决这种制度安排的负面影响，主要应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系的晋升机制和考核办法，加强法制建设、转变政府职能角色，把动力机制由官商合谋转变为企业的自我激励；同时还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提高分权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