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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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05)05-0001-06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展,取决于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研究并学习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立信: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多大的艰难和曲折,他都没有动摇这种信仰。这是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根本体现。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不是随意形成的一种盲目迷信。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正确选择。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 (P382)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进行预测,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指导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民主、富强、文明的新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才能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取得较大的作为和成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 (P62-63)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中。邓小平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积大半个世纪的历程和岁月,“历尽艰难而始终不渝”[2] (P112)。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但他从未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意志消沉,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支撑着他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恰恰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他每一次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后,又不惜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勇于同各种错误的东西做斗争,锐意拨乱反正、开拓进取。这种可贵的精神,其动力也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 (P173)这句话是邓小平对自己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为了从中获取私利,而是要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艰难都阻挡不了的。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不能只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时期,更应表现在其出现曲折、陷入低潮的时期。否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坚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普遍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探索出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却在改革中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结局。特别是随着苏联、东欧各国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空前的低潮,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消亡论”甚嚣尘上。正当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感到思想迷茫、前途暗淡的时候,邓小平到中国南方进行视察,发表了精辟而深刻的谈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 (P382-383)邓小平的话极大地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鼓舞了人们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决不是可以自发地实现的。首先必须努力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后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从而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以取得更大更好的工作业绩。这样,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就能够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由此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1978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重要讲话时,就号召全党必须进行一次学习。他说:“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 (P153)1985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向各级新老干部提出要求: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说:“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 (P147)可见,如果不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掌握、运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能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二、求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精髓。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当,把握不准,或者一知半解,浮光掠影,是不可能很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这是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又一重要表现。

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有很强针对性的。由于过去我们党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精髓。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 (P63)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断章取义地以毛泽东的个别词句来代替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歪曲以至否定毛泽东思想。“四人帮”也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这是严重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表现。邓小平曾同林彪、“四人帮”做过长期的斗争,也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明确否定。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3] (P39)“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 (P43-44)他还说:“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3] (P67)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除了必须掌握其科学体系之外,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与精髓。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与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3] (P278)他强调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3] (P114)他还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 (P14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 (P382)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3] (P114)他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刻经验来说明这一问题,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 (P143)他还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 (P382)邓小平还对党内有些人天天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挂在嘴边上,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实事求是的错误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恢复它们的科学面目。在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观点受到歪曲或否定,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过来。比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过去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夺权的理论需要,人们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片面认识,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衡量一切。所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这种认识和做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这种认识和做法导致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给社会进步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鉴于此,邓小平带领全党首先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和做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随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3] (P169)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3] (P182)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人们才明确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虽然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能再搞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而应以法制的手段适当地解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所作的正确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科学理解。再如,关于生产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过去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恰恰忽略了这一根本点,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人的精神力量,出现了盲目过渡、穷过渡的现象,产生了越穷越光荣的错误认识。“四人帮”还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造成了极严重的危害。对此,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 (P6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 (P116)从而端正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又如,关于教育和科学技术问题。过去“四人帮”歪曲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否定教育和科技对社会进步、发展的巨大作用,把发展教育和科技污蔑为走白专道路,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的对象来对待,使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遭受极大破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邓小平对这种错误言行也进行了批判,重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的正确观点。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首先宣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接着,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3] (P87)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 (P274)他还一再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3] (P40)“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 (P95)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三、务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贵在应用;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确切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也是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毛泽东特别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楷模。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1] (P27)他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展又一再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P3)“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 (P63)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了解中国国情。当然,了解中国国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就得不出正确的认识;而认识中国国情,又是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邓小平曾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3] (P356)我国现在最基本的国情,就是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 (P252)认清中国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着力点。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对中国国情有清楚的认识,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较大的成就;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脱离我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就会流于空洞的词句而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错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邓小平早在1956年11月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就曾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做出过明确阐述,其中便提到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说:“在普遍真理与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4] (P259-260)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最大危害的还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非常顽固,它往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使人不容易识破,不容易反对。谁要反对它,谁就可能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发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呼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又特别强调了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但教条主义并未在我们党内彻底清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极“左”思想在党内的滋长,教条主义又盛行起来。不仅对马列主义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也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所以,邓小平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初,当务之急就是要向教条主义开战。他果断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说法,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他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3] (P143)形式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大敌。形式主义华而不实,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要害就是不实事求是。邓小平对此也进行过严肃批评。他在1992年初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专门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还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1] (P381-382)可见,要搞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必须清除形式主义的东西。

四、创新: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决不能只是简单地机械地搬用,而应当灵活地富有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中国国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愈益变化的事物。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在研究、解决新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突出表现。

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论规律的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结合、创新、发展,再结合、创新、发展,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邓小平在1956年谈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4] (P258)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创立,而在于将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指导人们去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当世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就产生了发展变化,人们就会面临一个发展变化了的新世界,需要进一步去认识、去改造。这样,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会有新的发展,新的提高。这是理论发展的规律性表现。邓小平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人们的思想决不能僵化。“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 (P179)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说它为人们确立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不是说它已经穷尽了对世界发展的认识,是至善至美的理论,再也不需要发展了;更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确的永恒真理,都应一点不走样地遵照执行。邓小平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毛泽东也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3] (P38)所以,只有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中国是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它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基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很大不同,也与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有较大差别。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指导,分析、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适合中国实际发展要求的道路来。邓小平总结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 (P291-292)邓小平正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英明论断,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还阐明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正确观点,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由此,使中国这艘濒于搁浅的巨轮驶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道。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 (P258-259)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份成功、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都体现着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要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敢闯敢干的探索精神和勇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决不等于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迷信。只有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才能真正坚持得住,坚持得好。邓小平在这方面为人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也一再激励人们要有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他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3] (P143)不言而喻,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很困难很艰巨的事情,要冒可能失败的风险,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离经叛道而受到批判和打击。因此,它要求人们要有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不怕挫折,不怕吃亏,惟此,才能切实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凡事总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可言。因此,邓小平说:“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1] (P263)他还说:“没有一股闯的精神,没有一股‘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 (P372)当然,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有科学、慎重的态度,不能乱创瞎闯。任何创造性的举措,都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脱离实际,否则,不仅不能把事情办好,反而会越搞越糟。所以,邓小平指出:“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1] (P263)邓小平还明确告诉人们,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只是一两个贤明的领导人物的事情,而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他多次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都不是领导发明的,而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他说:改革开放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5] 只有把领袖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才能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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