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基于江西、浙江的调查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学金论文,江西论文,农户论文,浙江论文,中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0)07-0087-04
一、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
（一）整体性比较
在户主问卷中，我们用“有了国家给予的每年1500元的资助（共资助两年），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比就读高中要便宜很多，你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吗？”来测量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统计结果具体见表1。
表1显示，同样是在国家每年给予1500元资助（共资助两年）的情况下，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省鄱阳县，有20.5%的学生家长选择了非常愿意，另有23.8%的家长选择了有点愿意，两者累计有44.3%的学生家长至少有点愿意送自己的子女上中职学校；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海宁市，有11.2%的学生家长选择了非常愿意，另有15.5%的家长选择了有点愿意，两者累计有26.7%的学生家长至少有点愿意送自己的子女上中职学校。两地比较相差17.6个百分点，表明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在不发达地区的刺激作用要好于经济发达地区。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对农户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小。
（二）差异性比较
在整体上分析了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之后，非常有必要继续分析这种反应在不同特征人群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我们应找出与这种反应相关的因素更有意义，这样有利于我们对助学金政策的绩效进行区域比较和前瞻性预测。对此，我们以表1所列的“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为因变量，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经济状况、子女在校成绩等为自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回归模型见表2）。
表2中模型1显示：在所有的自变量中，自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子女在校成绩”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因变量“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共受到两个自变量即“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而且，由这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号可知，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助学金政策的反应越弱；农户子女在校学习成绩越好，对助学金政策的反应越弱。
表2中模型2显示：在所有的自变量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即“子女在校成绩”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因变量“农户户主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只受到“农户子女在校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而且，该自变量回归系数也为负号，表明农户子女的在校学习成绩越好，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则越弱。
进一步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比较可知：自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在模型1中显著，在模型2中不显著，表明经济越发达，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越弱；自变量“子女在校成绩”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1中为-0.263，在模型2中为-0.463，两者相比较，模型2中的绝对值要大得多，表明经济越发达，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决策时，越会在意“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
二、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
（一）整体性比较
在子女（学生）问卷中，我们用“有了国家给予的每年1500元的资助（共资助两年），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比就读高中要便宜很多，你愿意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吗？”来测量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统计结果具体见表3。
表3显示，同样是在国家每年给予1500元资助（共资助两年）的情况下，在经济不发达的江西省鄱阳县，有16.3%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愿意，有18.6%的学生选择了有点愿意，两者累积共计有34.9%的学生至少有点愿意上中职学校；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海宁市，有10.4%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愿意，有11.6%的学生选择了有点愿意，两者累积共计有22.0%的学生至少有点愿意上中职学校。两相比较相差12.9个百分点，同样表明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刺激作用要好于经济发达地区。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对农户子女教育决策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二）差异性比较
在整体上分析了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之后，我们再次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寻找与“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反应”相关的影响因素，以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绩效进行区域比较和预测。对此，我们以表3所列的“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为因变量，以农户子女的性别、户主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子女在校学习成绩等为自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回归模型见表4）。
表4中模型1显示：在所有的自变量中，共有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它们分别是“户主文化程度”和“在校学习成绩”，且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由此表明，在经济不发达的江西省鄱阳县，因变量“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受到他们家长文化程度和他们在校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而且，由这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号可知，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越弱；农户子女在校学习成绩越好，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越弱。
表4中模型2显示：在所有的自变量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即“在校学习成绩”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因变量“农户子女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只受到农户子女在校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而且，该自变量回归系数也为负号，表明农户子女的在校学习成绩越好，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对他们教育决策的影响越弱。
进一步对表4中的模型1和模型2进行比较可知：自变量“户主文化程度”在模型1中显著，在模型2中不显著，表明经济越发达，“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越小；自变量“在校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1中为-0.295，在模型2中为-0.494，两者相比较模型2中的绝对值要大得多，表明经济越发达，农户子女在教育决策时，越单纯地考虑他们的学业成绩而不是其他因素。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总结上述区域比较结果，可以得到三条研究结论：第一，从农户反应的整体特点来看，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落后地区，国家中职教育助学金政策对农户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越弱；第二，从农户反应的差异性上看，在经济发达地区，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对农户教育决策的影响更单纯地受到“子女在校学习成绩”的影响，除此之外，诸如户主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均没有对发达地区农户的家庭教育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第三，虽然在不同地区，均有“子女学习成绩”越好，助学金政策的影响越弱的特点，但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落后地区的“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作用更强。上述研究结论符合经验与常识。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好，他们在进行家庭教育决策时，越不会在意“助学金政策”所提供的经济恩惠，而更多地考虑子女的学习成绩。当子女的学习成绩越好，农户就越会偏好能够通向高学历的普通高中教育，而不是以学一门就业技能为目的的中等职业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所提供的经济恩惠对发达地区的农户几乎没有任何刺激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第一条研究结论表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对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强于发达地区，启示我们在实施农村中职助学金政策时，不宜在全国不同地区平均用力、普遍推行，而应主要着眼于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其次，第二、第三条研究结论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户主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农户家庭教育决策的（逆向）影响越弱，而“子女学习成绩”的（逆向）影响则越强。因此，只要我国农村经济能够获得持续发展，农户在家庭教育决策中就会越发单纯地考虑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不是其他经济因素。进一步分析，只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质量能够获得持续提升，农户子女的“学习成绩”必将持续提高，届时农户在家庭教育决策中对助学金政策的反应就会越来越弱，甚至对助学金政策所提供的经济恩惠无动于衷。由此启示要在长期内促进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经济刺激政策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那么，在实行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之外，我们还能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做些什么呢？实际上，中国职业教育学界一直以来就认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经济因素。庄西真的调研发现：“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影响下，导致人们形成了普通（高中）教育意愿而非（中等）职业教育意愿。”据此，我们认为，改造这种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应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教育是改造文化的主要手段，要利用教育这一手段来改造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职业教育的教育”，藉此可以提升人们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实现“教育改造文化，促进中职发展”的目的。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客观上普遍惠及到广大中职学生及其家庭，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外生性的刺激因素，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人们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内生性偏好。由于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政策的经济刺激作用越弱，这启示我们在推行助学金政策的时候，不宜在全国不同地区平均用力、普遍推行，而应主要着眼于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的反应仅受子女在校学习成绩的影响，因而改造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应成为促进中职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