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前提考察〔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前提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选择与发展表现在七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活动论、需要动力论、多样选择统一论、实践创造论、二重尺度统一论、辩证价值观和辩证科学技术观。通过剖析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生产力首位论、第一生产力论、共同富裕论、两手抓论、社会类型演进论的理论思考，论证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社会发展理论 哲学前提 理性 非理性 价值
无论从历时性的理论流变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共时性存在的角度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发展理论，可谓纷繁复杂。然而，从哲学的层面上分析，这些观点和形态各异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最终可以递归为两种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在的社会发展观：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观。
理性和非理性是人的精神属性，是人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形式。在哲学的视野中，人们把片面夸大理性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学说称为理性主义发展观；把片面夸大非理性在社会发展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学说称为非理性主义发展观。青年毛泽东，曾经处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二者共存的矛盾状态中。但是当1920年夏天以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发展观问题上的二元论也就随之结束了。毛泽东克服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一、超越与选择：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定位
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统一来看，毛泽东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观的超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选择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超越了非主体性倾向与强主体性倾向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活动论。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看到了理性在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寻求并坚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普遍性、明晰性和确定性，确认在历史规律的发现、社会的改造、社会秩序的维持、人们生活的和谐和协调中都要依靠理性的力量，这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把理性的作用绝对化，认为社会发展的依据和尺度都是外在于人的理性力量决定的，只强调外在于人的普遍理性对人的单方面制约，排斥主体的作用和价值，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承认主体的作用，也只是将其理解为从属且根源于普遍理性的因素，这是其致命缺陷。非理性主义发展观试图克服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弊端，强调主体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它在克服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弊端时，完全否定了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将意志、欲望、本能等非理性因素本体论化，这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毛泽东在梳理西方文化的源流时，很快就发现了这两种发展观的内在矛盾并在自己的认识中予以自觉地克服，从而使自己的发展观首先消解了反主体性倾向与强主体性倾向的二元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活动论。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 毛泽东认同了马克思这种社会发展自主活动论的主张，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3〕。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他对过去坚信过的以先验理性为本体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和以自然意志为本体的非理性主义发展观进行了自觉的清算，建立起了自己的唯物史观。他意识到，从根本上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既不是外在于人的先天理性，也不是绝对的自由意志，而是人的自主活动。而且这种人的自主活动并不是少数人的而是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正如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所指出：“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4〕。 这种观点到后来逻辑地演化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 的著名论断。
第二，超越了理性动力论与非理性动力论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动力论。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看到了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社会发展完全归结为理性的进步，将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则走到了真理的反面。非理性主义发展观反对理性主义发展观将理性绝对化的做法，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纳入社会发展研究的视野，无疑有着真理的成份，但由此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推向极端，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非理性的发展，同样走入了歧途。毛泽东不否定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反对将二者绝对化的极端做法。他超越了理性动力论与非理性动力论的对立，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动力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而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割裂理性与非理性在人身上的统一，无疑等于人的异化，并认同于人的片面的发展，从而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看作从事历史活动的根本动机，并将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 〕。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十分重视需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相信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其思想前提就是：人民群众是在争取满足自己的需要当中创造他们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要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要义体现了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和至上律令的根本要求，使人民群众的需要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丰富性和不断高涨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具备坚实的动力基础。在党的八大上，将国内的主要矛盾规定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体现了把需要作为社会发展深层动因的观点。
第三，超越了单一模式演进论与社会发展无规律论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多样选择统一论。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承认并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一味地把寻求整个世界上的既定的、单一的、无可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努力却是徒劳的。非理性主义发展观不承认有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是明智的，但由此走向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却是愚蠢的。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于寻求支配社会历史的先天的必然法则——宇宙真理，表现出对既定的社会发展单一模式的渴求，但又对尼采的“超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圣贤的意志表现，从而否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社会实践的锻造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修养，使毛泽东很快就超越了这种单一模式演进论和社会发展无规律论的对立，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多样选择统一论的辩证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承认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主要任务。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普遍规律并不像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认为的那样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先定存在，而是在人的活动之中的东西，并且这种普遍规律要通过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具体的道路得以实现和表现。承认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性这是统一论，认定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多样选择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以对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关系的辩证认识为前提的多样选择统一论。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不仅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且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多样选择统一论的遵循和发展。
第四，超越了对未来社会认定的乐观论与悲观论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对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极其乐观的态度，是基于对理性的绝对信念，而以理性的绝对性为哲学前提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是把发展本身仅仅理解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自身价值的提高排斥在发展之外。这样的发展观无疑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其乐观的态度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根基。非理性主义发展观把人类自身价值的提高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因此，它对理性主义发展观对理性无限性的认定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对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提出了挑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也不能正确地评估理性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由对理性和科学技术力量的怀疑走向了对人类进步，对发展的无限性和可能性的怀疑，其结果是对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态度。在社会发展的目标问题上，无论是传统理性主义的乐观论，还是非理性主义的悲观论，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脱离了社会实践来考察社会的发展，没有把实践的创造性作为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对社会发展乐观论与悲观论对立的超越，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创造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既不像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那样，认为社会将按照理性的构想向着一种“至善”的无矛盾的状态顺利迈进；也不像非理性主义发展观那样，由于社会发展中出现某些曲折而对未来悲观失望。唯物史观主张实践创造论，认为社会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客观的社会关系无非是静态的客观实践活动；现实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对于社会的未来如何，既不能单凭理性的预期而乐观，更不能仅靠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悲观，其根据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创造。青年毛泽东曾经力主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实行现实主义，中国人才会有“真自由”、“真自主”。为此，他既反对康有为、梁漱溟的复古主义，又反对梁启超、李石曾等人的理想主义或未来主义。反对复古主义并不是无视过去，反对未来主义并不是不重视未来。毛泽东认为，历史和未来都汇聚于现实，立足现实，创造现实，就必然会走向未来。在这里，毛泽东的现实主义，尽管是立足于其精神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立场的人生原则，但包含在其中的实践理性，却成为他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创造论的重要中介。如果去掉这个唯心主义的基础，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解就恰如马克思的思路。马克思强调：不论是恰如其分地理解过去，还是恰如其分地理解未来，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7〕。正因为这样， 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到他的视野时，他很快由此转向了这一科学历史观。从此以后，实践成为毛泽东哲学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石。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构造其社会发展理论、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策略、检验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基础和尺度。在社会发展目标上，他坚持理想主义，但始终考虑到实现思想的艰难和曲折，他考虑到社会发展中的艰难和曲折，但对此从不悲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是他的未来观的生动描述。
第五，超越了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二重尺度统一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明确主张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这二重尺度的内在统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与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段话的深刻内蕴在于：人类既可通过理性方式把握对象的外在尺度，又可以把内有尺度与外在尺度有机地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毛泽东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观在社会发展尺度上的对立和割裂，坚决主张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有机统一，并以此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一方面是为了打碎人民身上的锁链，建立没有人压迫人的新型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从社会制度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无疑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照；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使中华民族在经济上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近代以来千千万万个仁人志士奋发图强的富国梦，这确实又是一种历史尺度的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致力于寻找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求得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是，又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时刻注意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的重要发展目标。这一切都体现了毛泽东在寻求社会发展的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有机统一问题上的不懈努力。
第六，超越了普遍价值本位论与个体价值本位论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态度对待价值观问题，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者以理性来说明价值并从而确立价值普遍性、确定性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其误区在于它不是从价值主体本身，而是从某种外在普遍原因上寻找价值的源泉和根据。非理性主义者突出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看到了价值的非理性方面并从人的存在本身寻找价值的源泉和根据，这有合理的成份。但它将非理性方面强调到了极端，完全否定价值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社会性，在价值取向上主张多元化，这又是其失误所在。正确观点是：从理性出发确立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但不是寻求绝对普遍的理性；从人本身出发，但必须是从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及人的社会实践出发，不是寻求绝对的非理性的主观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共同发展的价值观。其实质是，建立总体上的价值导向的一元性并允许在总体导向一元性前提下的价值选择多元性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把从理性出发确立的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理解为集体主义精神；把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确定的正当的个人价值理解为正当的个人利益的满足；把价值导向的一元性与价值选择多元性的统一，理解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即“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8〕。
第七，超越了科学技术万能论与科学技术悲观论的对立，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承认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反对认为只要有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技术万能论或科学至上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承认科学技术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消极作用，但反对科学悲观主义。认为科学悲观主义把失业、战争、环境污染、民族文化的衰退、某些人的精神堕落、懒惰等等，都归之于科学技术的罪过，甚至主张回到不要科学的古代社会乃至原始状态，这是十分错误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科学本身造成的，有些正是要求科学技术去解决并可以解决的问题。科学，始终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和力量。毛泽东非常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40年革命根据地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9〕。1955 年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10 〕。 1956年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963年12月他还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通过这些论述，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重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既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者，又没有科学悲观主义的成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科学技术观。
二、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思维坐标
马克思的历史观把人的现实活动即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研究起点和逻辑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毛泽东所选择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活动论、需要动力论、多样选择统一论、实践创造论、二重尺度统一论、辩证价值观、辩证科学技术观，都体现了对理性与价值的历史性整合。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在哲学层面上就是理性与价值有机整合的过程。这体现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观的大思路，也显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一贯性。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的共识。然而，在对“继承和发展”含义的理解上却有着相当的差异。有的学者把“继承”理解为二者之间大思路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把“发展”理解为包括从无到有、从具体到抽象、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从零碎到系统发展的阶段性的质的飞跃〔11〕。这种理解具有一定的深刻性的某种启发意义。
我们认为，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从哲学的层面分析，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可以通过剖析邓小平对下列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论思考得以体现。
资本主义论。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这是考察当前社会主义发展时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体现了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整合。从理性的角度看，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价值的角度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鉴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理性与价值之间的这种二难选择，在考虑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力图寻找一条既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的充分体现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其根本意义就是，既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利成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体现了追求社会进步（理性）和人的发展（价值）的统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可谓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使中国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灾难，但是中国社会也不能从这样落后的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保护和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在建国前后，为了发展工业，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发展资本主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利用外国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并提出了“劳资两利”的政策，这很好地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形势判断上的“左”的失误，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越来越偏重于用价值尺度来衡量，理性的尺度逐渐退出毛泽东的视野。在价值视野中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完全掩没了在理性视野中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从此，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合作成为被抛弃的政策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评价，特别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正确态度作了明确的阐发。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12〕。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3〕邓小平的论述表明，在他的思维坐标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文化知识，凡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用的，就要学；反之则要抵制和反对。这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邓小平一再强调对外开放要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并将其纳入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其哲学根据即在于此。
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毛泽东比较偏重于价值尺度的方面，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在分配上平均主义倾向，而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注重从理性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把生产力作为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的是非标准。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前两句话，体现了理性尺度，后三句话则体现了价值尺度。在理性与价值的历史整合中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轨道。
生产力首位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发展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14〕。这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衡量社会的发展也就要先看生产力的水平，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5〕可见，生产力首位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历史（理性）尺度是马克思观察社会发展的主要尺度。当然，马克思主义历来也十分强调所有制问题，甚至在《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显然又是从价值视角观察问题。然而，在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历来是主张前者为根本尺度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16〕。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路线和体制，在政权、所有制、生产力三者的关系上，基本上也一直把重心放在巩固政权和改造生产关系上，把价值尺度放在首位。虽然八大曾作出过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决策，出现了向理性尺度转化的好势头，但不久又离开了这条正确的轨道。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7〕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引入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置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首位，都体现了他对生产力首位论的充分重视，体现了他对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相互关系的重新校正。
第一生产力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多处可见。当毛泽东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时，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当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向表现出担忧时，他的价值眼光就掩盖了理性的眼光，从而忽视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与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同样是毛泽东在对待科学技术态度问题上表现出矛盾性、不连续性的重要根源。这使他没有把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到应有的程度。邓小平不仅重视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在科学技术地位和作用问题上理性眼光与价值眼光错误的一种重新校正。
共同富裕论。毛泽东过份地青睐于平均主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实质上是体现了一种主体的价值意识对理性态度的掩没，其代价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邓小平总结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得出了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消灭贫穷的步骤上，他提出了与传统的同步富裕不同的大政策：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里，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现实的态度，而共同富裕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在邓小平看来，如果不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只能是共同贫穷，这是对理性尺度的取消；反过来，如果不讲共同富裕，贫富悬殊拉大，导致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这是对价值尺度的消灭。邓小平的下述论断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8〕
两手抓论。两手抓论是邓小平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观点在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体现。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晚年片面强调抓思想政治工作，抓阶级斗争，而忽视了抓生产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时又会出现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种片面性。这两种片面性都没有协调好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邓小平一贯主张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必须做到两手都要硬。
社会类型演进论。中国社会类型在时间上的嬗变，体现的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模式在层次上的递进。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社会要依次经历温饱型社会、小康型社会到达现代化社会。邓小平依次递进的三种类型社会的设计都体现了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A ）温饱型社会。按照国家统计局拟定解决温饱的量化指标，目前农村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为贫困，200元以下为特困。人均收入在300至500元为温饱初期，500到1000元为温饱中期，1000元到1100元为温饱后期。 解决温饱不仅仅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解决文化和教育的落后问题，应当体现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B ）小康型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1000美元，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这个1000美元不仅仅是个生产力指标。邓小平解释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国家总的力量大了，就有能力办教育、搞国防、改善人民生活。还可以进行智力投资、增加科研经费。他特别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C）现代化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论述，再花50年时间， 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那就意味着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里的4000美元，也不仅仅是生产力指标，它体现着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伦理、生活方式和质量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上述诸方面在量上怎样体现，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指标。但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社会的10项标准可供参考：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②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2—15%；③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45%以上；④非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0%；⑤识字的、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超过80%；⑥同龄组青年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0—15%；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⑧100人中有1名医生；⑨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⑩3人中有一份报纸。在这10 项指标中前四项是经济方面的，而后六项是对人的发展的要求。除以上社会制度之外的社会发展指标，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难看出邓小平关于社会类型演进的论述时时体现着理性与价值的历史的整合。
注释：
〔1〕本文是山东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 山东大学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中心主任樊瑞平教授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项目和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该课题的主要撰稿人。本刊刊出的是该文的主要部分。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3〕《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4〕《新民学会资料》，第152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
〔9〕1940年3月15日《新华日报》。
〔10〕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9页。
〔11〕参看石仲泉：《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比较研究》，《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16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页；第41卷，第7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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