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阐述日本禅宗发展及其特征的力作——评刘毅著《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禅宗论文,日本论文,今昔论文,力作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仅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我国学者有关日本的学术著作，约有近百部出版问世，学术论文则多达数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我国日本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广而专的过程。自80年代末期以后，在此前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的日本研究开始趋向纵深，探索日本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深层的规律，陆续涌现了诸多论著。刘毅氏的《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以下简称《日本禅宗》）就是其中一优秀著作之一。
近十余年来，关于日本宗教史和宗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在刊物上屡有所见，但像《日本禅宗》这样系统的论述禅宗的著作，实为少见。因此，称刘毅的《日本禅宗》一书为填补空白之作并不为过。
（一）
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其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道德和伦理，都内涵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要深层地认识和了解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就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文化的源流中去。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千余年来，三大宗教即宗教化的儒学、佛教和神道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日本人的思想及精神，而禅宗则是佛教诸宗中对日本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宗派。因此，揭示日本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内涵、社会价值、历史作用等，便显得格外重要。《日本禅宗》一书从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深层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提供了知识。其出版价值也正在于此。
《日本禅宗》一书，揭示了禅宗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前近历史时期的兴衰过程，以及及至战后新禅宗兴盛与传布。众所周知，禅宗被真正赋予一种全新的宗教意义是在中国的盛唐时代，而当时又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盛期。其间佛教的天台、真言、华严、法相、三轮诸宗派均相继通过日本学问僧而东传，然而禅宗却未能传入日本。唐朝盛行的禅宗未引起日本学问僧的重视，也未能传入日本，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也是一个难题。此前，我国学术界对此未曾引起过足够的注意。可是，《日本禅宗》却敏锐而主动地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中国禅宗兴起的唐代，恰恰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日本生根开花的青春期。为什么中国化的禅宗偏偏在全面吸收盛唐文化的日本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与禅宗大体上同时兴起的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得以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在日本列岛传播扩展，而唯独神宗竟然在奈良、平安时代难觅踪迹？”提出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日本禅宗》循着这些疑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最终，作者发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所以未能吸收禅宗的原因之所在。其原因主要有三，即第一，“禅宗离经叛道，不崇拜佛像，不诵佛经的宗旨”，与当时日本朝廷推崇的“政治佛教”的宗旨相背，因此它“很难与时代潮流相契合，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禅宗既无伽蓝寺院，又无系统的经传，难以引起日本遣唐使团和学问僧的重视，他们所需要的是有益于“政治佛教”的寺院建制和浩翰、深奥的经卷。“禅宗无法适应学问僧的衡量尺度，因此也就无缘乘船渡海，流入东土了”，即使传入东土，它也与当时见寺念佛的文化心理相悖，难以得到日本朝廷和人民认同；第三，至唐代末期，中国的禅宗进一步发展，影响日炽，如果中日交流仍能进行的话，禅宗的传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可是，偏偏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佛教已进入在原已传入日本的各派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吸收消化、融汇贯通的阶段，日本化的新宗派开始兴起，中国的新宗派已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日本在于895年废止了 派遣遣唐使的制度，“阻断了禅宗向日本传播的唯一一条通路”。我认为《日本禅宗》的上述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
日本真正形成禅宗热，始于镰仓幕府时代。为什么自镰仓时代开始禅宗在日本得以兴盛呢？为什么它会受到武士社会的欢迎呢？《日本禅宗》一书对此也有精当的分析：日本的武士们是凭借武力而步入统治阶层的，在“未掌握政权之前，他们与文化，特别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佛教深奥的经义和不杀生的戒律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们有半点缘分”。因为庄严肃穆的寺刹，浩瀚的经卷，静心的研习，酷苛的戒律，与他们每天奔波于刀光血影，效力于疆场，为主君出生入死的生涯是难以相容的。可是，禅宗与旧有的佛教诸宗不同，它“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为武士们“提供不靠一切形式、不依任何他力即可成佛的法理”，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引向彼岸世界的新路”。“不诵经、不拜佛仿佛是专门为武士提供的优惠条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禅宗那里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见性成佛’的结果。禅宗之所以吸引武士，原因即在于此。”同时，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幕府也需要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治佛教”，于是出现了禅宗与幕府的“双向选择”，禅宗公开提倡“兴禅护国”，以寻求幕府的政治庇护，幕府则通过支持、扶植禅宗，以达到与京都朝廷和旧佛教的抗衡；再则推进武士学禅热潮，实现“禅武一体”，可以奠定巩固的政治基础。
类似上述的有理有据的精当的分析，在《日本禅宗》中随处可见。
（二）
中国禅宗是日本禅宗的祖源。传入日本的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推动日本临济宗和曹洞宗发展的人，一是日本禅僧侣；二是中国禅僧。南宋以后，两国禅僧的互访，促进了日本禅宗的迅速传布。正是因为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的渊源关系，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在修炼形式、“顿悟”方法等等方面无不存在着共同性。但问题是日本的禅宗是否是一成不变地完全照搬了中国禅宗的模式？《日本禅宗》一书对此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它告诉我们，中日禅宗除了有相似性外，尚有相异的一面。例如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和尚，从一开始就没有吸收中国临济宗全盘否定佛教经典的做法。“中国临济宗因提倡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从一开始就注重否定佛经法典的桎梏，对于一切外在的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甚至发展到‘呵佛骂祖’、离经叛道的程度。……但‘呵佛骂祖’式的偏激在日本临济宗里难觅踪迹，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人的受容心理。”所以，日本临济宗自荣西和尚，就“形成了显密兼修、教传（禅宗自称‘别传’）相融的特点。其间虽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中国禅僧的极力匡正，……情况似有所改观，但远不及中国临济宗那样大悟，狂放不羁、潇洒自如的风格”。日本禅宗到了梦窗疏石一代，不但延续显密兼修之风，更与天台密教融通，具有“更趋多元化的复合色彩”。
日本禅宗的“复合色彩”，不仅临济宗如此，而且曹洞宗和黄檗宗也如此。如曹洞宗提倡“兼修禅密”，黄檗宗提倡“禅净双修”等。
（三）
禅宗对中世纪以后的日本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其影响涉及武士的伦理和道德，人民的习俗，以及文化领域的文学、美术、书法、建筑等等。《日本禅宗》一书不但以浓重的笔墨，对上述领域的发展与禅宗的关系作了颇为精彩的论述，而且屡出创见。试举二例：（1 ）俳句是古代日本早已出现的“最短的格律诗”。到了中世纪以后，在禅僧中涌现了大批俳人。从现存的俳句可知，这些俳人的作品的立意，大多是“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的，“物象景观中感受和领悟禅理”。那么，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会出现“禅的悟境与俳句的化境”相融汇的局面呢？对此，《日本禅宗》一书是这样分析的：“禅宗重视的是把人们从现世拉向佛陀彼岸世界的自我解脱，提倡‘梵我一如’、‘物我合一’，把自然和人生统统摄入‘空无’境界。因此，禅僧们追求自然淡泊、清静高雅的生活情趣，习惯于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超悟，去体察和领略那种神秘幽远的意境”；这种从自然物象中感受和领悟禅理的方法，“形成了禅宗独特的内聚型理解方法”；而俳句也“十分重视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要俳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细微观察，却创造超然空灵的美感”，形成了一种“外射型观察方法”。这样，禅宗和俳句“在共同拥有的客体——大自然中，找到了对接与契合的主体——悟化的意象，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正因为这种“统一”，人们在俳句中既可以“领略到自然适意、不加修饰、天然浑成、平淡幽远的闲寂之情，也可以听到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从而悟出静谧、空灵的禅意”。（2 ）从美学的视角透视禅宗与日本文化的内涵联系，立于“美学的最高境界”诠释了日本茶道提倡的“和敬清寂”。指出：“‘和敬清寂’的茶道是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茶文化，它和俳句一样，是禅宗日本化之后结出的两朵清香典雅的艺术奇葩”。又如对日本的禅宗园林艺术也有简炼而生动的概括，指出禅宗园林是“凝固的俳句，立体的水墨山水画，用眼睛去品味的茶道”。
（四）
许多人都知道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名为《菊与刀》的著作。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一观点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我国的大多数日本研究者对此也有较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禅宗》的作者从禅宗对“（日本）文化的深层核心，即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入手，通过翔实的分析、论证，提出了独自的日本文化的总体特征的见解，指出：“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由‘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组合形式而派生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一点用其它哲理和思维模式是很难一语道破的，很难解析概括的。然而禅宗的非理性思辨特征恰恰可以解释这种‘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无我”与“有我”的变异特征，同禅宗的对自然界与生命的体悟的“有”与“无”的变异是十分接近的，由此，“就演绎出我们对日本文化总体特征的尝试性把握，即日本文化是一种悟化的禅意（而非禅宗）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学说。虽然现在还难以估价这一新说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程度，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深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今以后，“悟化的禅意文化”说将与“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集团性”说（G·克拉克）、 “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壶状文化”说（丸山真男）等等名家的观点并存于世！
在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从《日本禅宗》的字里行间，看得出该书的作者是以“生命哲学”的“悟化”写就这部“悟化的生命哲学”的。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历史的悲哀，莫过于时代的单色调，莫过于平衡的社会心理偏于“失重”。倘若这世界都是下海捕鱼的人，那么，又上哪去寻找一处静静的港湾呢？他还说：既然是下海，就要悟出“潮涨潮落”的规律；纵然去爬山，也要有“高处不胜寒”的体验。刘毅氏正是从这种“大彻大悟”中，面壁二、三年间，写出了《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两部著作的，而且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日本文化特征“悟化的禅意（非禅宗）文化”说。这使我想起元代一诗人的诗句：“莫笑书生清苦意，比来淡食更精神”。刘氏的新说正是从清苦（甚至是艰难曲折）中诞生的，愿这种奋发精神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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