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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设合理的哲学理性》（《长白学刊》1996年第1 期）一文中，我们指出，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哲学正经历着自身的改革。同时，我们还认为，“哲学改革”意识的觉醒，归根结底，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一种更合理、更有效的哲学理性的要求，表达了对于人的合理的生存方式选择的意义的关注。据此，对体现合理的哲学理论的哲学形态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作些预设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一预设研究，最起码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哲学怎样才是合理的总体观念。在这一总体观念的观照中展开哲学研究，有利于哲学沿着不断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2.在合理的哲学理性基本特征的预设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莫过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的深入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哲学形态，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来说，在总体上能担当得起合理性哲学的名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合理的哲学。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动大众的生活实践来说，是唯一能担当得起合理性哲学的名义的哲学时，绝不意味着我们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如果仅仅通过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媒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更容易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同我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矛盾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矛盾及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在诸多方面限制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的理解。就其消极影响而言，第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矛盾，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特殊的心态。其集中表现就是忧患意识前提下的激情；民族主义情结下的爱国主义；反传统、民族主义与西化的奇特结合；学习西方与设防西方的心理紧张。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使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为中华民族的新的哲学理性时，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深入分析批判基础上的民族文化的根基。第二，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矛盾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特殊的语境，本体论的话语方式成了基本的哲学话语方式，并进而影响了日常话语方式，大话、空话、假话泛滥。与此相联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具有浓厚的体系意识而缺失问题意识。第三，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矛盾影响了哲学对自身的社会功能、作用的认同。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几乎成了唯一的功能；直接解释经验事实几乎成了哲学的唯一作用。第四，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矛盾影响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操作方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抽象化与庸俗化两种倾向的联姻。（参见张连良、孙丽娟：《当代中国哲学的聚焦点——哲学发展的前提研究》，载《长白学刊》1996年第2期）这些都说明，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合理的哲学，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是合理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不理解状态，近十多年来有了巨大改观。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理论内容、基本价值态度、理论体系等的新理解，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角。在众多新理解中，我认为，孙利天教授的理解是极富启发性意义的。他在《寻求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在于创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对本体论思维方式、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否定，是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哲学解释模式的否定。实践观点作为哲学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全体，它不仅是概括了人类认识史的认知范畴体系，同时也是表达时代精神的价值原则体系。从较深的理论层次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论的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或本体论哲学。对于他的上述观点，我是完全赞成的。在《建设合理的哲学理性》一文中，我们指出，“哲学研究的本文是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哲学发展研究’，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哲学研究，即把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升为哲学问题，并对其作出有内容、有深度的理论阐释。”这一点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上述理解相同的基础上提出的。
3.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生存论哲学，既然它的革命性、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对无产阶级的价值关注，即在于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的基本价值态度，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人的生存矛盾是合理哲学理性基本特征预设研究的实在基础。是否真切地反映、表达了人的生存矛盾，是否有助于人的生存矛盾的现实有效的解决，应该成为评价一种哲学形态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个根本标准。以此为基础，我认为一种合理的哲学理性，起码应具备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人的历史与现实的矛盾，要求合理的哲学理性应该是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时间性（历时性）智慧与空间性（共时性）智慧的统一。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同“外物”的联系。人的生存过程是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自身的过程，即在实际的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自然界，将无机自然界变成属人的自然界的过程。将无机自然界变成属人的世界，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属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所以，人的生存过程是一个在人人关系即社会关系中的自然过程和在人物关系中的社会过程的统一。这一过程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既通过人的存在的自我超越的时间性的历史联系表现出来，又通过人与外物间空间性的同时并存的联系表现出来。当人以这些感性经验为基础，对人自身的本质、本性及人与万物同为物的形上基础作理性的反思时，亦即在寻求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真谛，建立哲学的人学原理时，便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或者从万物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性中寻求万物统一性来说明，或者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中寻求万物统一性来说明。前者表现为空间性思维方式，后者则表现为时间性思维方式。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结晶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表现空间性智慧的“破裂性”文明和表现时间性智慧的“连续性”文明。这两种类型的思维方式，在中西哲学发展史上都各有不同表现。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较有代表性地表现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道家哲学以追求人的真实存在、自由存在为归宿。但他们发现，人的真实存在、人的自由必然是一种超越有限和相对的绝对存在，是与天道合一的存在。那么，人应与之合一的绝对的天道是什么呢？道家思想家从反思具体存在的有限性中去体认天道的属性。首先，他们将统一的世界理解为广延上的总和。在这总和中，他们看到任何有规定性的存在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暂时的，都是一个矛盾性，都不足以成为构成人的绝对自由的基础、真人的基础。由此他们认定天道的属性只能是“无”，“无”作为生长发育的原则，只能是“自然而然”。由此，他们认为，真人、自由，只能作为一种心理事实而存在，即作为人的境界而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则应尽可能地向自然靠拢，不断地超越具体事物存在的有限性、相对性的局限性，自然无为是人行的最高原则。儒家思想家在建立自己的人学原理时，表现出与道家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仅仅将统一的世界理解为广延上的总和，更把它看成是时间上的历史发展的秩序系统。“生”和“则”（轨则、秩序、规律、理）是这一系统的两个基本原则：“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诗·大雅·蒸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诗·颂·维天之命》）在这生生不已的发展系列中，人是最高环节、最具体的环节。人生虽本于自然性，却不就是自然性。所以，他们一方面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同时又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在于人的社会伦理规律，而不在于自然本性。社会伦理规律作为天道发展的环节，作为天道的自觉表现，是一种等级秩序，此亦即孔子“正名”思想的基础、根据。所以，当墨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宣扬一种“兼爱”思想时，孟子说他的兼爱说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腾文公下》）以往人们对此不理解，其实，孟子这里说的无非是指自然性并非是人性的本质。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的伦理关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仁义”是人的本质规定。“仁义”的现实性，就是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的总和。人的伦理规律基础上的伦理关系，就是天道的表现，就是人性的实现。
由上述可知，儒道两家用不同思维方式解决同一问题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智慧。道家从人与万物的广延关系中，确立起了人的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儒家从人与万物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确立起了人的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但由于二者终极关怀的同一性，二者都将“反”作为实现其可能性的途径，道家讲反朴归真，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第十五章》）儒家讲“克己复礼”，讲“复性”，讲“善反”，等等。这又都表现了二者共同的历史性智慧。再加上二者实现“哲学的突破”的文化前提的一致性，使二者在历史过程发展中终于走向融合，并共同塑造了中国的“连续性”文明形态。（参见拙作：《儒道融合的心路历程》，《长白学刊》1994年第4期）。
与中国文明类型不同，西方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性“破裂性”文明类型。古希腊哲学所追求的是原子式的本原，对对象抱一种共时性的理智分析的态度，追求对对象界限的认识，对形式化的思维形式的认识。在古代西方文化中，虽也有时间性、历时性的描述，但终摆脱不了原子式的界限，比如在《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描述的耶稣创造世界万物的过程，并非真正的历时性的发展的观念。西方文明，始终摆脱不掉主体与客体、此岸与彼岸、真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等二元分裂意识的阴影。这种文明的积极性结果，是推动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其消极影响则易造成相对主义，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迷失。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文明，由于一开始便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之上，在天道与人道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张力关系，所以，很难产生西方式的相对主义。（以往人们认为庄子是相对主义者，我认为此为误解，篇幅所限，此不具论。）但其消极结果是很难形成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逻辑分析的传统，很难发展出理性主义的科学。所以，一旦在生存过程中遭遇到外界阻力，便极易退避于虚灵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之中，通过心理矛盾的消解，代替现实矛盾的解决。
中西两种类型的文明都应有优长与缺陷，各有解决人的生存矛盾的独特功能，未来的合理哲学理性的建设，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综合。
第二，人的心理与文化的矛盾，要求合理的哲学理性应该是知识与境界、解释功能与价值功能、现实生活智慧与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的统一。
人的存在，抽象地看，无非是表现为两种经验事实：一是心理存在，一是文化存在。人在生存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就表现为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即心理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亦可称之为人自身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它表现于人的认识，便是直觉与逻辑的关系；表现于实践，便是精神能动性与对象化成果之间的关系。心理与文化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人的意志、情感、知识的客观化，是人的心理存在的表征。另一方面，心理作为具体的意志、情感和想象，又是文化占有人的结果。上述文化与心理之间的矛盾运动又进一步表现为文化的形式结构与文化的精神义理作为文化的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等等。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实在性就是这诸多矛盾的综合。并且这些诸多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始终处于相互过渡、渗透的关系中。二者的对立仅仅是知性分析的结果。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便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作为人的生存发展过程，总表现为创造生活与体验生活的统一；指向现实与超越现实而指向未来理想的统一。理想、体验作为批判现实的尺度，时时修正着现实，而现实作为理想的基础也时时修正着理想。人就是这样在即现实即超越、即心理即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改造了客观对象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哲学作为人的生存矛盾的理论表达，必须反映心理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为人们消解由知性偏执所带来的心理与文化间矛盾对立提供理论说明。这就要求哲学理性在心理与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不可将自身等同于纯粹的知识，又不可将自身停留于主观的感受。它既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境界；既是现实的生活智慧，更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终极关系。这种特征，如果在西方意义上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的话，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征。
第三，哲学自身逻辑形式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张力的自觉建立，是保证合理哲学理性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
以上提出的合理哲学理性基本特征的要求，最终体现在哲学理论形态上，就表现为哲学的概念体系与其精神实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哲学的道理，不能不借范畴体系以彰明，但并不等于范畴体系。人不可没有终极关怀，但又不可将其归结于任何一种具体存在。解释循环的不可避免性，决定了任何建立终极体系的企图必然归于失败。所以真正合理的哲学概念体系，只能是内在包含心理与文化、质与文、内容与形式内在张力的哲学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哲学的心理与文化、质与文的内在张力的形成和发展，只能通过不同哲学派别间的对话才能实现。由此我们说合理的哲学理性应该是心胸宽广的、从容的。以此教化出的人、民族也应该是心胸宽广的，从容不迫的，富有同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