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九#183;一八事变的摧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翼论文,日本论文,事变论文,势力论文,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的突然事变，是在日本政府、军部的直接唆使、怂恿和支持下，由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侵略战争，从此揭开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的序幕。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查究战争责任，人们有理由提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前后后，除了日本政府和军界以外，民间右翼势力对这场战争持有什么态度？他们的态度又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如何影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对于正确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分析其发生的根源，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都是不无意义的。
一、玄洋社、黑龙会系统右翼团体的活跃
玄洋社于1891年创立，其头面人物为箱田六辅、广冈太郎、头山满等福冈县籍的旧士族。明治政府初期，这些人就站在西乡隆盛“征韩”、“征台”等大陆扩张论的立场上，追随西乡参与西南战争，兵败后又结成向阳社，标榜“振兴民权，恢复国权”，但不久就抛弃了“振兴民权”的主张，转向国权扩张，把目光盯向朝鲜和中国大陆①。黑龙会是玄洋社骨干分子之一内田良平于1901年2月创立，初创宗旨是“为促进东亚的兴隆，扭转西力东渐的局势，目前之急务是与俄国开战，将其从东亚驱除，然后建立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之基础。”②从甲午战争开始，玄洋社员就跨海潜入中国大陆，充当间谍，刺探中国情报，首开近代日本浪人染指中国大陆之先河。从日俄战争，到两次满蒙独立运动，玄洋社、黑龙会更是大加活跃，派员投效日军特别任务班，驱动东北马贼骚扰俄军后方；或驾御蒙匪搅乱东北政局，图谋“满蒙独立”，为实践日本大陆政府效尽犬马之劳，同时也与日本军、政、财界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7年4月，田中内阁以强硬派姿态出现在日本舞台，一向抨击前任“币原外交”的玄洋社、黑龙会于是活跃起来。1928年3月，其头面人物田锅安之助、末永一三、内田良平、田中弘之、葛生能久等人上呈田中义一首相一份意见书，鼓吹政府“必须摆脱历来内阁动摇不定的大陆政策”，“迅速解决满蒙问题”，“将满蒙与支那本土分离”，“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以完成我日本之天职和使命。”③4月3日，头山满、内田良平、田中弘之、副岛义一等人主持召开了“内治外交作振有志大会”，与会者达千余人，会议决定组建“内治外交作振同盟”，办事机构设在黑龙会本部。会议还通过了宣言、决议，并决定在东京及全国各地召开大型演说会，唤起国民舆论，督促和推动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迅速解决满蒙问题。5月13日，刚刚成立不久的“内治外交作振同盟”在东京芝公园召开“济南事变殉难同胞国民追悼会”和“暴支膺惩国民大会”，故意歪曲日军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事实真相，声援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强硬举措，鼓动日本国民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接着，其设在各地的支部相继在大阪、神户、京都、岐阜、名古屋等地召开演说会，反复强调日本的“满蒙权益”，公然主张不惜采取武力确保日本的“生命线”。
同年6月，关东军制造了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在国内外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田中内阁总辞职，滨口内阁取而代之，币原喜重郎再次出任外相（日本史称第二次币原外交）。向来视“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无为无策外交”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再次掀起抨击“币原外交”的高潮。1931年2月，“内治外交作振同盟”联络东亚联盟义会、大亚细亚民族会、大日本会、内外更始俱乐部、满蒙研究会、满蒙同志会等右翼团体以及在乡军人会接连在日本各地召开各类集会，指斥“币原外交”的“软弱无力”，叫嚷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确保“满蒙权益”，维护“在满蒙邦人、鲜人的利益”，又派数名浪人赴东北考察“排日实情”，归国后结合讲演会举办“排日实情展览会”，“支那政情展览会”等，从东京开始，先后赴大阪、神户、京都等六十余地巡回展出、宣讲。事后，他们对这次活动自诩道：“无庸置疑，这对于盼望满蒙问题激化的人们来说，给予了极大的影响。”④
及至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爆发，右翼团体的扩张主义狂热便膨胀到了顶点。1931年7月21日，他们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满鲜问题有志大会”，向社会各界发布宣言、决议。会后，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田中弘之、佃信夫、五百木良三、田锅安之助、工藤铁三郎等十数名干员出面，先后走访若首相、币原外相和南次郎陆相，递呈大会宣言、决议，责诘当局外交之“软弱”，敦促当局速下决心，采取决断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8月25日，71家右翼团体又联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满蒙问题研究大会”，会议宣称：“导致今日之局面，我国威被伤害，国权遭蹂躏，退缩自屈断不能恢复两国之正常邦交，调合苟合则难保东亚之永远和平，打开时局的关键在于行使发动我之实力，匡正是非，堂堂正正贯彻我之主张。”⑤不言而喻，右翼团体上述之一切活动都受到了军部的怂恿和支持，据记载，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一次就批给内田良平5万日元，“作为援助右翼团体唤起社会舆论的活动资金。”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碍于国际舆论和同英、美、苏等大国的关系，通过了关于满洲事态“不扩大方针”。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一面为关东军的“断然行动”鼓噪喝彩，一面煽动各界及国民情绪，向政府施加压力。9月19日，以黑龙会为基干的满鲜问题国民同盟召开干部会议，会后，内田良平、松田祯辅、小山田剑南、葛生能久、工藤铁三郎等干员走访了陆相南次郎，翌日又游说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次长二宫治重。9月21日，再次召开实行委员会，内田良平大放厥词，声称“此次事件乃是我当局软弱外交的结果，也是增长支那侮慢我方的原因所在，借此机会必须予以彻底严惩，从根本上唤起人心，此乃第一义也。”⑦会议还发表了致政府及国民的声明书，宣称：“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乃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唯一方法，不仅能慑服满蒙，也能慑服整个支那，倘若期望外交交涉解决，乃是隔壁观物之蠢举！”⑧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限期撤兵的对日劝告案，针对政府某些要员犹豫徘徊之态度，满鲜问题国民同盟联络政友、民政两党以及对外同志会、满洲问题解决同盟、在乡军人会、鲜满协会以及部分贵族院议员，决定成立“举国一致各派联合会”，办事机构设在黑龙会自由俱乐部内。经过一番联络、筹措，该联合会于11月14日在东京芝公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公园广场人山人海，沸腾喧天，大会以头山满领衔分别向国联主席、英国首相及美国总统发出宣言电，内称：“我日本国民由来祈念东洋和平，希翼恢复满洲秩序，然而，支那方面毫不觉醒，支那各地的事态也决定国军（日军）断不能从满洲撤兵，吾人兹代表日本国民决意声明，以唤起世界公论，促使支那觉醒和国际联盟的猛醒。”⑨大会还选出代表分别与政府当局、国联、美英诸国的驻日公使交涉和游说，旨在把“民意”强加在各方的头上。
玄洋社、黑龙会系统右翼团体不仅在日本国内大造舆论，四出活动，推动当局，还与关东军、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以及清逊帝溥仪之间建立起遥相呼应、一唱一合的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在天津窥探局势，盼望重归故里再登大宝的溥仪便派浪人远山猛雄东渡日本，分别向陆相南次郎和玄洋社头目头山满献上一封献媚信，声称“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⑩溥仪白河偷渡之前，黑龙会骨干之一，曾在满蒙独立运动中大卖其力的浪人工藤铁三郎亲赴天津，会同关东军护送溥仪潜出天津，进入东北。在溥仪谋当伪满皇帝，关东军主子态度暧昧之时，还是这位工藤铁三郎衔溥仪使命，赴日本拜谒南次郎、头山满等人为之转圜。因此，工藤铁三郎深受溥仪的青睐，特赐名“忠”(11)。头山满也因地位之显赫及对伪满山笼的“贡献”，成为溥仪尊崇的对象之一。在他第一次访日，宴请日本朝野显贵时，内中仅有三位“民间人”，其中一人便是头山满。(12)
综上可见，玄洋社、黑龙会系统右翼团体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军部向海外扩张，反过来，日本军政当局又成为右翼团体效命大陆政策，肆无忌惮强奸民意的后盾。
二、犹存社、行地社与少壮派军人
战后，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A级战犯中，唯有一位不在政府担当任何职务的“民间人”，他就是在法庭上突然发疯而免予起诉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其人于1919年8月创办了犹存社，主张迅速打破日本“对内对外的现状”，“为亚细亚的解放组织大军团”，“建设革命的大帝国，”(13)展开了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的另一位干将北一辉，曾参与中国辛亥革命，著有《支那革命外史》，后来急速右转，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向大陆扩张，并著有《日本改造法案》，内中把日本比作“国际的无产阶级”，指责英国是“横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独占北半球的大地主”，他们“无视人类共存的天道”，使日本沦为“无产阶级”，鼓吹日本应“以正义的名义，以开战的权利，夺取他们的独占”，“尤其是澳洲及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否则，“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将永远无穷的出现，碍难解决。”(14)
1924年初，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因为某些歧义而分手。(15)4月，大川周明又创行地社，骨干成员有满川龟大郎，笠木良明、西田税等人，其宗旨和纲领基本沿袭犹存社。大川周明与北一辉虽然分手，但对“革新运动”的政见、措施等重大问题上并无歧义，其中一点，他们都把目光盯向少壮派军人，因为这是他们“革新运动”的最终目标——即建立军人当政的法西斯独裁国家的纲领使然。所以，他们都借助自身在少壮派军人中的影响，反复兜售其“国家改造”的思想和方针，寄希望于少壮派军人采取军事政变的手段夺取政权，达到建立军部内阁，“改造日本”的目的。是时，少壮派军人正为当局的“软弱外交”，军部某些人的“姑息迁就”而深恶痛绝，大川、北的“革新运动”无疑为他们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于是，一大批由少壮派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应运而生。
1927年7月，青年军官西田税纠合友人组建天剑党，其纲领是“以军人为基干，联络、结盟全国的战斗同志，以‘日本改造法案’为法典，实现国家改造。”(16)西田税早在士官学校读书时就与北一辉、满川龟太郎结识，尤对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推崇备至，曾亲自向青年军官散发一万余部该法案，在激进的青年军官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17)
1930年9月，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在大川周明的直接影响下，联络坂田义郎中佐（陆军省调查班长）、口季一郎中佐（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等人结成樱会，宣称“以国家改造为终极目的，必要时不惜行使武力。”(18)樱会成立初期只有会员20余人，到1931年5月便扩大至150余人，其中，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第一课长山胁正隆，支那课长重藤千秋，陆军省支那班长根本博等人都参加其内。1931年初，由大川周明亲自策划，以樱会成员为基干，发动浪人及右翼团体无产大众党，准备于3月19日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现内阁，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政权。为保证政变成功，大川周明亲自走访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会晤陆相宇垣一成，樱会其它成员也先后联络了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陆军次官杉山元等要员，取得他们的支持和侯爵德川义亲的经费援助。(19)然而，当预定日期临近时，宇垣心虚动摇，加之其它原因，政变宣告流产，史称“三月事件”。“三月事件”后，由于参谋本部的庇护，参与未遂政变的大川周明及樱会成员未受任何追究，更助长了他们夺取政权，建立军部内阁的气焰。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为了与关东军遥相呼应，推翻政党内阁，大川周明又与樱会成员谋议，决定于10月21日再起政变，并串通了北一辉、西田税、井上日召等人及另一个海军法西斯团体拔刀队，计划调动近卫第一师团的14个中队，外出动13驾轰炸机，3～4架战斗机(20)，甚至计划使用毒气弹(21)，突袭首相官邸，斩杀若首相以下所有阁僚，然后推举参谋总长荒木贞夫组建军人内阁。结果，由于计划泄露未果，桥本欣五郎等14人被软禁审查，但最后只给主要责任者桥本禁闭20天的处分，其它责任者大川周明、建川美次等人毫无触动。史称“十月事件”。
在海军激进派中，除前述的拔刀队外，还有1928年以藤井斋中尉为首的王师会以及1931年组建的星洋会等。上海事变时，藤井出征战死，王师会由海军中尉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人主持，他们在“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鼓舞和刺激下，接受大川等人以政变手段“改造国家”的主张，伙同“爱乡塾”、“血盟团”等右翼团体，制定了又一起政变计划，当然，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大川周明的赞同、协力和资金援助。(22)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派王师会成员与爱乡塾的农民决死队以及血盟团部分恐怖分子，兵分四路分别袭击了首相和内大臣官邸以及政友会总部、变电所等，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史称“五·一五事件”。事件发生后，责任者受到军部的公然袒护，陆相荒木贞夫公开出面讲情道：“这一行动是恶劣的，但精神是可以理解的。”(23)结果，参与刺杀首相这一重大案件的责任者中，竟没有一人被判死刑(24)。
犬养毅内阁倒台后，陆海军中少壮派军人拍手称快，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敦促他们的上司趁机掌握控制内阁，建立军人政权。结果，原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登台组阁，它标志着日本政党内阁制度的休焉，(25)即由选举产生最大政党之党首，出任组阁的立宪制度宣布结束。从此以后，日本内阁的首脑人物几乎全部被陆、海军大将所把持，军部独裁终于一步步把日本拉上法西斯军事扩张的战车。
“五·一五事件”后，参与此事件的血盟团首领井上日召又炮制出“一人一杀”主义，(26)即主张以暗杀恐怖手段除掉内阁中政友、民政等党派要员以及三井、三菱等财阀首魁，以此促成清一色军人内阁的形成，加速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血盟团成员先后刺杀了民政党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及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引起内阁要员及财团的一片恐慌。3月11日，井上日召向官方自首，恐怖暗杀活动方告一段落，但是，血盟团的举动为推进军部独裁政权的树立铺下了又一层台阶。
综上，从1931年3月到翌年5月，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后，日本国内政变迭起，暗杀恐怖活动猖撅，说明军部势力上台独揽朝纲的迫切和疯狂。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动力是少壮派军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则是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的“国家改造运动”，其中坚力量则是久蓄对政党政治不满，极欲上台执政、对外扩张的军部上层势力。换言之，大川等右翼势力对外膨胀的意愿，通过少壮派军人的政变活动、建立军部内阁来体现，以此迎合、敦促和激发了军部上层势力把手伸向政权，终于推动日本迅速走向法西斯军人独裁的道路。
另外，从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原因言，少壮派军人的政变活动也直接给关东军以鼓舞和支持，据桥本欣五郎的日记载，1931年夏，板垣大佐入东京汇报军务，桥本立即会同重藤千秋大佐、根本博中佐去偕行社新馆宿舍拜会，双方约定“由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桥本“负责必需的军费运筹”和“为了不使政府追究其举”，“决然发动军事政变。”(27)9月15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衔“抑制”关东军“独走”的使命赴东北视察，桥本得知，立即给板垣发电：“事露，立即决行！”(28)结果，就在建川到达奉天的当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三、在东北的日本人右翼团体
大川周明在策划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图谋建立军部内阁的同时，对东北的事态也始终予以密切关注。1918年4月，大川周明加入满铁会社，翌年受任该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课长（后升任理事长），从此以后，其人“每年至少一次，多时三次到支那或满洲公出……进行各种实地考查。”(29)1928年9月，他闻知张学良决定“易帜”，急忙登门拜访，劝阻张学良归服“大一统”，建议在东北“实现王道国家，将在世界史上首写新的一页。”(30)1931年4月，他还组织一个“满洲问题研究室”，研究满洲动向和对策，不久，他特派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河本大作去东北协助关东军作情报工作。(31)九·一八事变前两天（9月16日），就在关东军剑拔弩张，准备发动事变的关头，大川周明也正为“十月事件”紧张筹划，“每天只睡眠三个小时”。(32)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满蒙，派出特使中岛信吾乘飞机抵达旅顺，拜访关东军要员。(33)另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岛信吾此行还肩负建川美次同板垣征四郎的联络任务，并携带3万日元作为关东军的活动经费。(34)正因为大川周明的“贡献”，伪满洲国出笼后，满铁会社发布了“大川氏功绩调查书”，予以表彰和嘉奖，内称，大川“为满洲事变前后创造出完整而统一的舆论基础，其功劳甚大。及事变爆发，又与满铁和参谋本部合作，游说各地，对国民进行激励鼓动……满洲事变和大川氏之名不能分开加以思之。”(35)
除上述之外，大川周明的信徒们在东北也是身体力行，把他的阴魂带到了在东北的日本人中间。1929年秋，行地社骨干、满铁人事系主任笠木良明纠合犹存社员中野琥逸、庭川辰雄、江藤夏雄等人组建了“大雄峰会”，标榜“解放有色人种”，“统一世界的道义”，“以佛教复兴亚洲的精神”，展开了宣传鼓动、欺骗舆论、煽动当局和支持关东军行使武力等一系列活动。除犹存、行地社系统外，在东北还有一个满洲青年联盟，它是从满铁社员会衍生出来的日本人右翼团体，1928年11月成立，其纲领是为“我大和民族在满洲的发展”，实现“在满日本青年的大同团结”。(36)1929年6月，该团体首次提出“满蒙自治制”的议案，这便是被称作“满洲国胚胎”的分裂中国版图的议案，后来其主要内容多被关东军采纳。接着，该团体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和舆论攻势，散发传单，编写小册子，还会同大雄峰会成员先后三次组成母国游说团，返回日本各地讲演，在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的支持和援助下，巡回列岛鼓噪煽动，游说军政当局，欺骗国民舆论。为了激起民众义愤，分派到仙台（驻东北日军第二师团的大本营）的会员美坂扩三竟然演出一场登台剖腹自杀（未遂）的丑剧，(37)可以想见其狂热和嚣张。与此同时，他们与关东军频繁接触，不断为关东军行使武力打气鼓劲，推波助澜。同时主动献计献策，先后抛出“满蒙自由国”、“满蒙经略”、“民族协和”等方案，作为关东军侵吞东北后的统治献策。
事变爆发后，上述两个团体的数千名成员（仅满洲青年联盟就拥有会员3000人之多）都直接投身到侵略战争之中，诸如占领地的治安维持，收买和驾御汉奸出台，战争物资的调度运输，伤病员慰问和护理，以及修复铁路、电厂、机场等等，俨然成为关东军的后勤部队。(38)此外，在炮制伪满洲国出笼的过程中，两个团体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这一历史怪胎的“催生剂”。其中，大雄峰会把重心放到县一级傀儡政权的组建上，于10月24日制定出“地方自治指导部设置要领”，决定“以日本人为主体”(39)，操纵地方汉奸势力，迅速建立县一级傀儡政权。11月10日，在关东军的支持下，自治指导部宣告成立，除老牌汉奸于冲汉挂衔部长外，其要员大多是大雄峰会的骨干，如笠木良明、中野琥逸、庭川辰雄等人。截止1932年3月，自治指导部先后向辽吉两省计58个县派出的日本人指导员，几乎全部是大雄峰会或满洲青年联盟的成员，他们在关东军驻屯部队的支持下，扶植汉奸，组建伪军警，建立伪政权，疯狂镇压当地的反满抗日运动，掀起了所谓“自下而上”的伪满建国运动，促进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各基层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指导员摇身一变成为参事官（后来改称副县长），凌驾于伪县长之上，掌握着全县的一切大权。
满洲青年联盟的重心则是组织“协和会”（最先称协和党）。1932年4月，联盟骨干分子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组建了协和党安东支部，宣称以“协和满蒙现住民族”，“排除封建弊政，确立民众政治”，“专念治安维持”为宗旨。接着，各地支部纷纷设立，他们先是组织“宣抚班”，追随日伪军讨伐队到各地“宣抚”，旨在分化瓦解抗日武装，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秩序。同年7月25日，协和会正式成立，其创立宣言称，该会之目的是“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致力民族协和，以巩固我国之基础，希图王道政治之宣化。”(40)协和会从出笼之日起，尽管经过几次改组，其作为关东军御用工具的功能却始终未变，在维持和强化殖民统治秩序，残酷奴役东北人民，愚弄和毒害青少年一代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法西斯政党的作用。
综上，笔者以为，挑起九·一八事变，发动十四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固然是日本军部独裁法西斯化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自明治以来确立的大陆政策的必然趋势，然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推波助澜作用亦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根源之一，至少，它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断然发动侵略战争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诚然，在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有识之士、普通民众和无产阶级政党曾公开批判和抨击过日本当局的侵略政策，如石桥湛山曾在其创办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公开主张“满蒙放弃论”，指出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屈服于外来侵略势力的。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法西斯化进程的加剧，尤其是“五·一五事件”后，政党政治逐渐被军阀政治所取代，作为点缀资产阶级议会的一点点民主形式最终也荡然无存，而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则遭到残酷的镇压或取缔，加之日本民间反战势力与右翼势力对比，又过于薄弱和分散（截止1932年，日本国内的右翼团体就达1965个），终于不可能遏止军政当局以及右翼势力日趋嚣张狂热的侵略气焰，这该是日中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记取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 关于玄洋社转向的原因略之，详见拙文《大陆浪人のおりきれ及め日清战争だそ跃动)，载《金泽法学》第36卷1.2合刊号，1994年3月。
②⑦ 《国士内田良平》，黑龙会俱乐部编，原书房，1967.10期，第245、673页。
③④⑧⑨(16)(37)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黑龙会编，原书房，1966.6斯，第68、72、87、91、282、112页。
⑤(36) 《满洲国史》（总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蒙同胞援护会刊行1971年，第92，83页。
⑥(34) 《满洲事变》，关宽治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85、181页。
⑩(11) 《我的前半生》，溥仪，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336页。
(12) 《大亚细亚主义み头山满》，苇津珍彦，日本教文社，1972.7期，第187页。
(13) 《北一辉》，田中づ五郎，三一书房，1971.1期，第238页。
(14)(17) 《满洲事变ど政策め形成过程》绪方贞子，原书房，1966.9期，第47-48、57页。
(15) 大川和北分手的原因说法不一，详见《北一辉》第242页与《犬养毅ゆ青年将校》，户川猪佐武，讲谈社，1983.2期，第203页。
(18) 《日本帝国主义で满洲》（下)，铃木隆史，ぺ书房，1922.11期，第42页。
(19) 《满洲事变ほ政策ゎ形成过程》，绪方贞子，原书房，1966.9，第60页及《犬养毅て青年将校》，第207页。
(20) 《昭和史事典》，牧野喜久男等，每日新闻社，1980.5期，第169页。
(21)(22) 《十五年战争ず开幕》，江口圭一，小学馆，1982年，第73、146页。
(23)(24) 《二·二六事件》，高桥正树，中公新书，1972.4期，第127、128页。
(25) 《昭和史ぜ天皇》，色川大吉，岩波书店，1991.9期，第39-40页。
(26) 井上日召早年潜入中国，服务于军部，从事谍报活动，回国后接受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思想，组织血盟团，参与《十月事件》等政变活动，自首后被判无期徒刑，但是，1940年2月11日被特赦，1967年3月死去。
(27)(28) 转引自《甘粕大尉》，角田房子，中央公论社，1975.11期，第132、139页。
(29) 《满蒙独立志士斋藤元宏》，佐藤界一，名徵出版会社，1987.11期，第91页。
(30)(39) 《せけま－满洲国ま肖像》，出室信一，中公新书，1993.7期，第99页。
(31) 《九一八事变实录》，马越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8期，第90页。
(32) 前引《犬养毅ぜ青年将校》，第206页。
(33) 《片仓衷回想ざ满洲国》，片仓衷，经济往来社，1978.3期，第46页。
(35) 《满铁秘档选编》，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档案馆编，1991.8期，第405-408页。
(38) 详见《满洲建国》，山口重次，行政通信社，1975.3期，第122-136页。
(40) 《满洲国ゅ协和会》，满洲评论社，1935.7期，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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