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爱情时代的真爱乌托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时代论文,泛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6-0039-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605 2010年以来，关乎真爱话语的文化现象的流行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2013年上映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引发了一股“怀旧青春电影”热潮。此类电影多以80后的个体记忆为背景，力图建构青春时代的美好爱情这一个体化的历史图景。自2010年具有网络言情小说背景的《宫锁心玉》《步步惊心》大获成功以来，这类以女性视角为主，运用夸张的人物设定和叙事手法来表述完美爱情的浪漫言情电视剧大受欢迎。无论是《何以笙箫默》中跨越数年的爱情守望，抑或是《花千骨》中禁忌而唯美的师徒之恋，都以其极致浪漫的真爱想象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产品。首播于2010年的真人秀相亲节目《非诚勿扰》，[1]则通过巧妙的程序设计塑造出一种通过个人努力找到真爱的生活图景，获得了广泛欢迎并引发了真人秀相亲节目的流行。尽管这三类文本各具特色，但就建构真爱图景而言，它们取得了表意的一致性。因而，笔者将其统称为真爱文本。真爱文本的流行表明其所建构的真爱叙事日益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迷恋的情感结构，宣告了“泛爱情时代”的来临。 一、真爱文本的话语分裂 怀旧青春电影、浪漫言情电视剧以及真人秀相亲节目，从不同的场域构成了想象真爱的完整谱系。怀旧青春电影想象个体历史中的爱情，真人秀相亲节目构筑当下生活的美好爱情，浪漫言情电视剧则侧重展现完美爱情的现实可能。从个体的历史到当下，从现实生活到想象空间，无处不在的真爱图景全景式地覆盖了个体的生命经验。然而，在真爱文本所勾勒的完美图景之下，其内在叙事逻辑与真实社会历史经验之间的深刻偏差导致了真爱话语的可疑乃至失效。 在怀旧青春电影中，怀旧的历史姿态划分了过去和当下，构建出逝去的青春与此刻的生活这两种迥然有别的时空场域。怀旧对于“逝去的美好”的留恋，隐含着对这一美好在当下无从追索的深切叹惋。“作为一种现代性社会别具一格的社会意绪，‘怀旧’呈现出对历史黄金时刻的‘回忆’，含蓄地隐藏对当下社会的缠绵怨怼”。[2]校园恋情的单纯和美好，暗示着社会环境中情感的复杂与异质；青春岁月令人追忆的饱满爱情，恰恰映衬出主人公当下爱情体验的干瘪和贫乏。因此在怀旧文本的表述中，个体生命经验被书写为从美好的青春向庸常的当下滑落的演变历程。而象征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失落，成为个体经验的断裂时刻，怀旧本身也就成为了个体试图以想象的方式弥合业已断裂的生命经验的努力。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男主人公陈孝正因对未来做出功利性选择错失女友郑微后，情感世界亦变得苍白、荒芜。多年以后事业有成的他从美国回来，哀求郑微回到他的身边。他说：“我来求你不是为了重拾旧情，而是为了重新爱你。”无意“重拾旧情”的陈孝正并不把重新追求郑微看做对于他断裂的爱情经验的弥补和重续，却企图通过轻飘飘的“重新爱你”的表白点燃对方心中爱的余烬，召唤青春时代的美好爱情。不切实际的回返希冀和对于过往情感伤痕的逃避，使怀旧成为陈孝正以幻想来弥合自身的喃喃低语。类似情感话语的虚浮无力，构成了对怀旧青春电影主人公们的普遍精神写照。 同时，怀旧青春电影中对于真爱崩塌的表述扭曲了真实的青春经验。在《匆匆那年》《左耳》等文本中，爱情被异化为表征青春的唯一方式。青春本身具有的丰富意涵和多样体验，却在文本中被扭曲、削减，退化为一个单一、狭隘的情感空间。缺乏了真实具体社会内容的支撑，夸张的情感纠葛遂成为文本的主要内容，而美好爱情的逝去与时代再无关联，只能被表述为男女主人公充分个人化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于是，真爱的消逝不再是由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实语境所铸就，而是在出轨、堕胎等荒唐行为中零落为琐碎的个体言说。此类文本越是想要表现青春时代纯洁美好的真爱，越是呈现出男女主人公的错误与混乱，难以获得他者的认同。最终，道德上的可疑导致了真爱话语表述效力的丧失，而自我毁灭式的爱情致使怀旧成为丧失历史感的情感矫饰。 与怀旧青春电影中只能在记忆中追溯真爱的主人公相反，真人秀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方式建构了在当下获取真爱的主体形象。在节目中，男嘉宾通过现场发挥和VCR的形象展示接受女嘉宾们的考察和选择，始终处在被女嘉宾灭灯的危险之中。但三轮过后若还有女嘉宾为其留灯，男嘉宾就获得了选择一位留灯女嘉宾的反转权力。这意味着男嘉宾通过自身魅力战胜了失败(被全部灭灯)的危险，掌握了恋爱成功的主动。闯关式的内容设计使《非诚勿扰》将恋爱话语由男女双方的自然遇合转化为主体的成功学话语，建构出“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寻找到真爱”的现实生活图景。但就文本的形式而言，当爱情的获得从私密状态进入一种公共空间，并且成为观众凝视的媒介内容时，真爱话语就从生活空间的自然呈现转化为一种展演式的美学景观。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理论中，德波把景观看做商品化社会的后果，是取代历史真实的虚拟表象。“就其自身的条件而言，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3](P4)《非诚勿扰》即是这样一种“表象的肯定”：男嘉宾的自我展示主要通过已经拍摄完成的VCR画面来表达，只能展现出男嘉宾策略性建构的表象内容。现场观众的肯定和支持，成为了确证真爱话语的形式化的外部力量(屏幕前的观众也是一种隐含的确证力量)。而在其叙事之外，《非诚勿扰》自身呈现的就是高度美学化的表象：赏心悦目的俊男美女，充满美感的才艺展示，以及主持人和嘉宾幽默风趣的主持和点评。当人们观看《非诚勿扰》时，在进入它的具体内容之前就已经被这样一种景观化的美学设计所吸引和规训。在“表象的肯定”的景观逻辑中，恋爱的具体内容完全沦为形式化的要素。 比之《非诚勿扰》所着力营造的现实感，浪漫言情电视剧更多地带有一种幻想特质。此类剧集承袭了网络言情小说的“基因”，具有如穿越、神话、都市等多种多样的题材形式。但无论如何变化，对真爱的展现是其共同主题，文本的叙事策略上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男主通常完美得无可挑剔，女主则被男主和几乎所有男配们疯狂爱恋。由此，一种虚幻、浪漫爱情的普遍模式诞生了。在《何以笙箫默》中，英俊而又成功的男主，性格上却保守内敛，苦苦等候消失的女主七年之久。在《花千骨》中，女主是一个几乎为剧中所有男性喜爱的形象，男主则是凌驾众生之上的完美无缺的神祇。这种超出真实生活逻辑的完美设定，正是构筑极致化浪漫爱情的前提。 但也恰恰是在这种过度完美的设定中，故事的真实感被抽空了，文本遂成为纯粹女性视角下一厢情愿式的夸张想象。网络话语中的“玛丽苏”正是对此类文本的描述。玛丽苏首先从同人文创作而来，意指超出生活真实，过度完美的女主形象。就同人文创作来说，玛丽苏形象来自于作者的自恋心理，其过度完美的爱情是对作者欲望的满足。[4]浪漫言情电视剧中的玛丽苏叙事，表明真爱话语被转化为女性欲望的单方面表达与实现。故事中看似完美的男主形象本质上却是女性的欲望投射，他的完美仅仅表现在对女主的爱情中，从而丧失了自身的能动空间。换言之，此类文本建构出女性主体性过度膨胀而男性主体性丧失的过程，导致对于男女平等交流的真实爱情经验的颠覆。 在以上对当下大众文化三类真爱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其所描绘的真爱图景面貌可疑：怀旧青春文学未能建构青春时代的完美爱情，还指涉着一个情感无力的当下；由电视媒体策划制作的《非诚勿扰》节目虽然面向当下，对于真爱图景的建构却陷入了景观美学的形式化窠臼；浪漫言情电视剧渲染浪漫唯美、温馨动人的纯爱氛围，然其所谓真爱属于“超现实”想象，其中女性与男性、欲望与爱情的均衡感已丧失殆尽。总之，这些广泛流行的真爱文本完全偏离了真爱的现实可能，它们所建构的真爱图景徒具表面化的呈现，是丧失了真实感的“真爱乌托邦”。 作为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急速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品，真爱文本中乌托邦话语的建构与流行建立在大众文化削减、改写现实爱情经验的基础上。故而，考察大众文化对于真爱话语的现实影响，就成了理解真爱乌托邦这一现象的必要途径。同时，由于真爱话语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地发生着历史的流变，时间性地追溯真爱话语的社会意涵就成为分析大众文化对于真爱话语之作用的前提。 二、真爱话语的时代变异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母题，对爱情的歌颂早在现代以前就已经比比皆是。但无论中西，前现代男女的结合通常不是由个人决定，而是由其父母或宗族包办，受到严格的社会体制的限制。[5]男女结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繁衍子嗣，维护等级地位，其中蕴含的爱情意味是非常少的。 与之相对，这一时期的爱情往往与婚姻制度相背离，多处于社会规范之外。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或者是对于封建礼教的背离和对抗，如《孔雀东南飞》《梁祝》《牡丹亭》等；或者是跳出日常经验，从而也就和礼教无涉的“怪力乱神”，如《牛郎织女》《白蛇传》以及《聂小倩》等。[6]中世纪的西方也大抵如此，恩格斯考察了西方婚姻制度的历史后指出：古代西方的婚姻制度只是毫无感情基础的义务。这时的爱情，要么发生在背离官方正统的妇女身上，如奴隶和艺妓；要么存在于背离婚姻关系的通奸行为中。[7](P74-75)整体看来，前现代的爱情是和当时的婚姻制度相分离的异端存在，它是人们理想化的憧憬而非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观念。 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现代性的确立带来了技术和体制层面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爱情的面貌。性自由的提升和避孕术的发展使性行为从生殖的自然使命中解脱出来，自由的性不再被视为邪恶、堕落的行为，性与爱具有了合二为一的潜能，也就解除了恋爱与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的矛盾。[8]传统男权社会的解体，促使女性权利、性别意识日趋觉醒，男女关系从强势男性的单方面占有转化为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互相依恋和占有。个人权力合法性的确立催生出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恋爱因此抛掷了各种外在意义，成为私密的男女肉身、气质、个性的碰撞与交融，进而发展出独一无二的深度情感。正如恩格斯所表述的那样：“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7](P75)这种不同在于现代语境中的爱情已成为最为纯粹和私人化的感情，而恋爱成为关乎个人气质和性灵的创造性活动。在此意义上，爱情成为普遍的、具有独一性的“真爱”。 到了大众文化时代，[9](P24-25)现代性所确立的这种真爱观念产生了深刻变迁。大众文化通过对人们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重组了人们理解、想象爱情的方式，从而也就对真爱的现实可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普遍现象，但在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深度发展的中国语境中有着格外突出的体现。 大众文化所建构的欲望化符码体系是改写真爱话语的首要因素。大众文化确立了欲望的合理性，达成了对性的解放并改变了传统的性与爱的分离状态。但是，大众文化的欲望逻辑已然嵌入其运行体系中，成为一种无穷无尽、永无满足的能指链条，使得欲望超出理性束缚成为了消费时代的绝对观念，其中肉身欲望又居于核心地位。大众文化着力于对于身体的美学建构，通过画册、广告、影视剧等媒介塑造各种各样美丽性感的动人身体，诱惑个体不断陷入到对于肉身的渴求中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对于爱情的想象不断受到了欲望话语的浸染。近年来“性感女神”“小鲜肉”等表征身体诱惑的网络语汇的流行，显现出爱情话语中愈发膨胀的欲望成分。 浪漫言情电视剧亦是这一欲望化叙事的文化后果。此类文本具有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合理成分，且与男性侧重于肉身渴望的表达相反，它反映出女性对于完美纯洁的真爱话语的追寻。可是对于爱情的极端化想象导致文本丧失了其现实向度，成为女性欲望的幻想式实现。也即浪漫言情电视剧依然是大众文化欲望符码体系的产物，只不过欲望的主体由男性变成了女性，而欲望的对象由精致的肉身变为了脱离现实逻辑的夸张情感体验。 大众文化对于真爱这一理想化爱情模式的消解，还在于“合理化”倾向对于真爱逻辑的内在解构。马克思·韦伯从现代经济关系生发出的“合理化”概念，他认为获利行为是一种极端理性行为，需要复杂的、精致的筹谋计算，导致了人们对于生活的功利性计算态度。作为现代经济行为基础的市场交换构成了合理化的基本场域：“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行动，市场交换行为是行动者仅仅处于对自身利益的审慎考量而进行的，完全摆脱了传统和情感因素的制约，因而，市场交换是合理性行动的典型。”[10]现代社会对传统男权话语的粉碎，给予男女双方情感沟通的平等地位，然平等的恋爱却在当下受到了市场交换的合理化逻辑的异化。男女双方并不以感情的契合、心灵的融通为追求爱情的标准，而是将自身的才能、形象、出身资本化，以一种带有市场交换意味的理性计算为自己“搭配”最为强大或出色的配偶。在今天，“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不仅是一句戏谑之言，更是男性以金钱资本换取女性身体资本的现实逻辑。 在这种爱情模式中，真爱话语中精神和感情的深度契合被压缩为现实层面上共同生活的合理性，成为整个爱情之筹谋运作的一部分。这种爱情(如果还能称为爱情的话)的功利性本质和人们表意策略中的真爱诉求，构成了内在的反讽。如果说在市场交换逻辑的影响下女性的待价而沽已经引起了男性的深刻焦虑的话，那么，当代一些女性在形象上的纯洁性建构和表意策略上的真爱指向与内在的极端合理化态度形成的分裂感，则推动这种焦虑情绪进一步深化为对女性的强烈不满。当下中国“绿茶婊”“心机婊”之类“婊”话语[11]的泛滥，既隐含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性渴望，亦是这种不满的极端化表达。 青春怀旧电影中所描绘的贫乏、无力的情感当下，即是如此的为合理化逻辑所充斥的社会现实。作为本应抛掷一切外部束缚的深度情感，当真爱话语陷入一种理性化的利益计算时也就丧失了其本真的面貌。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学习土木工程的陈孝正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严密规划，在一次自习室的争吵中他对郑微说：“我和你不一样，我的人生是只能建设一次的楼房，必须让它精确无比。”由于家境的贫寒，陈孝正以精密的现实考量来整合自己的生活，他用合理化逻辑将人生转化为合乎现实利益的理性行为组合，以踏上通往成功的道路。而郑微是他严密生活筹划中的意外因素。为了实现已经计划好的成功道路，陈孝正抛下了与他深深相恋的郑微远赴海外。在陈孝正的身上，淋漓尽致地显现出合理化逻辑对于真爱的解构。 大众文化对个体心灵深度的消解，是导致真爱的历史可能趋于弱化的又一深刻原因。真爱是对主体的性格、气质最为深刻的开拓和发现，是最为独特的深度情感模式。现代真爱观念建立在启蒙时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内部所不断震荡和开拓的个性观念基础之上。18世纪的自由主义给予个体自我建构与表达的自由空间，19世纪的浪漫主义继而倡导个体的独特气质：“自由的个人之间彼此还保持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赋予了个体追求与众不同的荣光气质。”[12](P25)正是在浪漫主义时代，对于情感和精神的表达渴望使爱情成为个性拓展与表达的重要主题。显然，唯有个体成为绝对的、唯一的存在，爱情才有可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我表达模式；唯有主体拥有深度的心灵空间，爱情才会成为一种无可取代的心灵探索和表述。而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主体沉迷于审美表象的建构，以鲍德里亚式的符号加载对个体进行表征，以表象化的行为模式建构一种类型化的风格，从而逐渐成为丧失了精神独特性的同质化个体。费瑟斯通用“表演性的自我”的概念指出，个人面貌从传统、内在的观念精神的树立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印象管理”。[13](P311)即个人的精神独异性被个人外在的形象、行为所象征的固定存在方式所取代。对此，鲍尔德温总结道：“对表演性自我而言，印象管理就是一切，身体已逐渐被人们视为灵魂的象征。”[13](P311)个性话语的历史嬗变推动爱情话语消解其精神深度，演变为男女双方关于行为和情感模式的整合行为。时下广为流行的相亲现象除了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之外，也说明了就人们的观念而言，爱情不再是理想主义式的自我心灵延宕，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匹配机制。由此观之，《非诚勿扰》景观化、仪式化的恋爱过程构成了对于当下恋爱模式的深刻表征。 在大众文化对于真爱话语的改写乃至解构中，真爱文本与现实显现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真爱文本在真实爱情经验的比照下，暴露出其华美表象下的虚假本质；另一方面，真爱文本所构建出的想象真爱的图景又恰恰构成了对于真实爱情经验的遮蔽。部分怀旧青春电影以纯爱作为想象青春的唯一方式，不仅扭曲了真实的爱情经验，也意味着对于青春时代其他经验的遮蔽；当《非诚勿扰》建构出一种景观化的真爱图景时，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深入的、个人化的爱情经验已更少被关注和认知；而浪漫言情电视剧的流行，诱使极端化的纯爱幻想替代了日常生活中原本质朴、真实的爱情想象。作为一种“华丽的虚假”，真爱文本所建构的真爱乌托邦压抑了真实爱情经验在生活中的呈现，主导了大众对于爱情的想象。 三、真实经验的置换策略 真爱乌托邦对于真实爱情经验的遮蔽集中表现在，当真爱文本通过纯粹的情感空间来建构完美爱情时，真实的物质话语就会被掩盖起来。或者说，真爱文本所塑造的总是一个淡化甚至隐去物质言说的场域。这从其对主人公的设计中可见端倪：怀旧青春电影中的怀旧主体，多是物质丰裕的中产阶级；浪漫言情电视剧更是充斥着“霸道总裁”这样的人物形象；即使是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男嘉宾们也多是事业有成的社会个体。不妨说，物质言说的消隐使真爱文本总是具有这样一种叙事效果：浪漫的真爱想象只是物质丰裕者才会拥有的精神奢侈品，而广大普通个体只能成为被隔绝于真爱图景之外的无名形象。 在日常生活中，物质基础毋庸置疑是言说爱情的基本条件。在当下的历史转型期内，剧烈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令一部分群体无法摆脱追求美好爱情时所面临的物质压力。无论是令人无奈的“先买房后结婚”，还是在网络话语中“屌丝”面对“白富美”的卑微，都体现着在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实现它的可能性之间出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距离。显然，对物质言说的规避导致真爱文本脱离了这一广泛的现实视野。 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101次求婚》成为一个极具症候性的文本：它直面婚恋关系中的贫富差距，构筑了一个具有真实感的生活场域。在此基础上，它又建构出一个“屌丝逆袭女神”的爱情神话，并因此具有了真爱文本的特质。但《101次求婚》采用了精心打造的叙事策略，将真爱文本中对于现实物质关系的摒弃进一步深化为对于现实内容的改写和置换。 在这部电影的片头，切分为两部分的画面分别展现着装修工黄达与音乐家叶熏的生活。尽管轻快的旋律和跳跃的镜头试图营造出轻松浪漫的色彩，两种不同的场景对比却不可避免地映射出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黄达是一个每日辛勤劳作的底层劳动者，为了自己和工友的工钱和老板反复交涉。他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屌丝”特质。叶熏隐去了关于其物质基础的言说，宽大的豪宅、精美的服饰暗示她超脱物质的束缚，成为一个悬浮在真实社会语境之上的“女神”。在网络空间中，“屌丝”与“女神”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女神美丽又骄傲，屌丝面对女神非常自卑，又充满渴望。《101次求婚》中，黄达和叶熏的形象与关系正是网络话语中“屌丝”和“女神”关系的生动再现。 在影片中，来自底层的人们都遵循着一种把婚姻建构在物质要求之上的功利化逻辑。黄达的前一个相亲对象精于算计，坦言：“我们是来结婚的，不是来恋爱的”。与之相比，来自社会上层、经济优越的叶熏却坚持对真爱理想的追寻。通过叶熏对黄达的批判和引领，真爱话语压倒功利化的爱情观，成为弥散在整个故事当中的高尚准则。吊诡的是，真爱话语的建构力量恰恰来自于叶熏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精致的符号修饰所构筑的女神光晕。名车、豪宅、充满浪漫气息的艺术家身份，以及锦衣华服所构建的美丽形象，以不经意的画面呈现出来，却构成了文本叙述的深刻前提。在这里，物化逻辑和真爱叙事达到了内在的统一，暗示着只有物质上的优胜者才能够摆脱庸俗的功利化逻辑，拥有信仰真爱的美好心灵；而像黄达这样的物质贫乏者只能困守在冰冷的物化逻辑之中，被动等待着来自真爱话语的引领和救赎。可以看到，尽管《101次求婚》建构了现实的场域，却依旧延续了真爱文本的逻辑内核。 片中，沉重的讨薪话题通过女主角的介入得到了解决，并成为男女主角相识相爱的线索。通过与叶熏一起数彩票并且中奖，黄达经济上的困窘转化为与女神相处的惊喜与浪漫。借助这种表述策略，真实的社会、历史关系被彻底置换，物质的困窘摇身变为诗意的浪漫，使得人们忘记现实生活中“屌丝”是如何仰望高不可攀的女神的，进而获得了“逆袭”的完满感受。 在笔者看来，故事中的一段对话清晰地展现出置换现实的文本策略。当叶熏看到黄达正在装修房子时就问他：你想让自己将来的房子装修成什么样子？黄达回答说：也要在海边盖一所自己的房子，每天听着海水哗哗地响。有趣的是，正是这番想象让叶熏想起了前男友和自己相处的浪漫时光，唤起伤心回忆的她黯然离去。在这个镜头中，每一个主体都在进行置换。叶熏用有产者的想象来置换当下身为“屌丝”的黄达；黄达用超越中产阶层的浪漫生活想象来置换当下自己的卑微处境；电影文本则用前男友的情伤置换了恋爱双方在身份、地位上的悬殊，将叶熏和黄达跨越巨大物质差距的恋爱表述为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女孩与两位男性单纯的感情纠葛。可以说，尽管文本从形式上完成了“屌丝逆袭女神”的真爱话语的建构，但在实际讲述中却极力避免了从物质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象征着真爱话语的表意策略与真实社会现实不可弥合的分裂。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叶熏最后冲破前男友的感情束缚与黄达确立真情是在一个选秀节目现场完成的。叶熏在黄达的真爱理想受到质疑时的突然出现，使真爱话语获得了戏剧性的张力。熠熠生辉的舞台、无数观众的凝视和欢呼，更构建出真爱话语华丽的美学效果。在真爱的想象被定格在如此灿烂的景观的同时，黄达和叶熏因为物质条件和身份的悬殊能否真正生活在一起的疑问被彻底遗忘。 《101次求婚》从物化逻辑开始，终结于《非诚勿扰》式的真爱景观之中。对社会现实的浪漫化改写，是文本中黄达和叶熏的爱情得以实现的表述策略。就此而言，《101次求婚》生动地显示出真爱文本是如何通过对于真实物质条件的规避和置换来建构浪漫真爱叙事的。与之相应，在真爱叙事被建构的同时，就注定了其所描绘的浪漫图景的乌托邦本质。当人们沉浸于真爱乌托邦的美学幻象中时，也就意味着以幻想式的满足置换了现实语境中的鲜活体验。 大众文化对于真爱乌托邦的建构有着鲜明的时代原因：新世纪十余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主体意识的增强，使大众对于爱情有了更高的要求和企盼；贫富差距与合理化逻辑的泛滥又不断损耗着个体在现实中的情感体验。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情感落差中，以电影工业和真人秀节目的崛起、大IP时代的到来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娱乐工业，以其空前的“造梦”能力，通过真爱乌托邦的生产，对渴望完美爱情的大众予以想象性的满足。 毋庸讳言，对真爱乌托邦的分析与批判乃是重现真实社会语境中真爱话语的必要步骤，这一分析和批判理应进一步延伸为对于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只有重回经验的地面，真实面对“合理化”逻辑、贫富差距等现实恋爱中的阻碍，才能呼唤真实可感的真爱话语。事实上，与真爱乌托邦自我分裂的浮夸经验相比，克服物质困难和“合理化”社会语境的美好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这构成了我们想象真爱永不枯竭的源泉。标签：大众文化论文; 爱情论文; 101次求婚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致青春论文; 电视剧论文; 陈孝正论文; 影视论文; 娱乐八卦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