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意识及其调控规律——献给香港回归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归年论文,香港论文,中华民族论文,规律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香港的割离与回归为线索，论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组合结构及其调控规律，并呼吁为进一步抑制恶性调控、促进良性调控，为促成“一国两制”，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而深入进行中华民族意识及其调控规律研究。
[关键词] 中华民族意识 调控规律 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使之必然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意识调控史。
由于我们对民族意识调控理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由于对中华民族意识的理解还相当模糊，我们以往尚未来得及专门讨论中华民族意识调控问题，更未能专门讨论这种调控的历史。
现在，香港回归在即，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华民族以及一切关心香港前途的人们都在关注这一段历史。因此，我们不能不就此作一番讨论：香港的割离与回归如何体现中华民族意识调控的历史规律？这种规律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结构有什么关系？当然，要弄清这两点，首先必须弄清的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结构如何？
一、中华民族意识相关相连的A、B、C三个反映面
至今为止，学术界提及中华民族意识都是在民族实体理论框架中，从“共同心理特征”的角度去定义的[①]。这样定义的“中华民族意识”充其量可以叫做“中华民族认同”，或者“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我国学者论及这种自我意识又往往会带上一些情感上的暖色，把它强调为“中华民族精神”[②]。如果站在这个基点上讨论“中华民族意识调控”问题，则难免失于偏颇。
民族意识是民族社会的人们在脑海中形成并以一定形式表达出来的与民族存在相对应的观念系统。民族社会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属性。就人的民族属性而言，若以“中华民族”的概念定经纬，则可分为“中华民族成员”和“非中华民族成员”两个范畴。因而，中华民族意识体系亦可分为以下两个反映面：A面，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B面，非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反映。
虽然两个反映面同以中华民族存在为客观前提，但由于意识的主观范畴不一样，反映程度和性质都会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在中华民族意识内部区分A、B两面的原因。
为检验上述观点，有必要寻找具体的史事来分析。作为献给香港回归年的简论，我们将侧重于对与香港从被割离到迎回归这段历史相关的材料的评析。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疆域，在中华民族看来，是自己的家园；但在英国鸦片贩子看来，却应当是他们的毒品倾销地。因此，当中国人民“皆动公愤”，要求禁止鸦片输入的时候，这些“经（英国）最高当局准许的”毒品贩子却在想方设法继续谋求毒品倾销暴利；当中华儿女奋起禁毒之后，毒贩子们就凭着坚船利炮，悍然发动鸦片战争。[③]
当然，这只代表A、B两面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AB两面都是多因复合的辩证系统。
就意识反映的范畴而言，B面比A面要宽阔得多，因为中华民族毕竟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④]，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非中华民族。在这个宽阔的非中华范畴，由于国家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各自对中华民族的观念是不会完全一致的。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不一致。前述“鸦片”问题还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B面内容的复杂性。
1847年在伦敦出版的一部英文著作：《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其中论及英国人在中国倾销鸦片的问题，就对那些“经最高当局准许的”毒犯们作了直接的谴责，我们不妨摘录一段看看：
……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⑤]
应该说，这个叫做蒙哥马利·马丁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与虎门销烟的中华儿女是能够相通的。
作为龙的传人，我们通过A面即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系统去了解这种内部差异，应该比通过B面了解会深入得多。
中华民族的结构，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多元一体”。费老进一步说，“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层次的‘民族集团’”[⑥]。这些数十乃至数百的“多元”族群，分布在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世界最大的水域太平洋的西岸诸岛，东西时差5个钟头，南北跨越30多个纬度。而且，“多元”族群的分子散居世界各地还有数千万人。由于地理的、人文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差异作用，A面系统内部必然也具有客观的多元性。比如：在景颇语的词汇里，“中国”与“祖先的地方”、“汉人的地方”相同[⑦]；广西的京族，50年代还被称为“越族”[⑧]；瑶族的族称，除法定的标准族称外，传统自称还有40多个[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A面系统的差异性。客观地说，无论是现代史上日本侵略者策划“满州独立”、“德王自治”，妄图建立“回回国”，还是当代史上美国霸权主义者策划“一中一台”、支持达赖分裂，他们所利用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A面系统这种“多元”结构的差异性。
但是，这些差异性毕竟是以共同性为基础的。A面既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系统，中华民族存在的一切“一体”性——包括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五千年一贯的历史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的凝聚中心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两个离不开”的血肉关系——这一切，都客观规定了这个自我意识网络的“大一统”性质，规定了中华儿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认同取向。这种以几千年“大一统”观念为前提的认同感，在四海平静、国泰民安的条件下，就象空气和大地一样，默默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和睦与发展；一旦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会在中华儿女心中激起共赴国难、抗敌御侮的英雄豪情。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蒙汉抗日同盟军”、“回民支队”……甚至越洋赴义的华侨服务团、义勇军、敢死队，纷纷奋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曾与国民党血战十年，经受了五次“围剿”的共产党也与国民党建成统一阵线，携手抗日救亡，就是这种“大一统”民族认同巨大作用的强烈反映[⑩]。
至此，将A、B两面作一综合观察，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意识两大构成部份异同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在A、B之间乃至A、B各面内部可依次划分的各层次之间，对中华民族存在的任何反映都具有辩证的异同关系，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和前述英国人对“鸦片”一事观念的差别一样，在林则徐和琦善的言行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同一问题上的观念亦判若水火。(11)抗战时期，中国人里面也有汪精卫、陈公博之流，他们的观念跟琅琊山五壮士代表的观念差之天远，而日本人反战同盟和南京屠城部队的观念也是绝然相反的。如果就这些意识倾向来看，蒙哥马利·马丁似乎更应为“中华民族”，而汪、陈之流则应归于“东洋民族”。
这种“反民族”的意识倾向在具体民族意识范围内应当算“非民族”的。换句话说，形成这种“反民族”倾向的具体民族成员已完成了一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事实上并不是从自己的民族立场来看待与本民族相关的事物，而是从其他（通常不具民族性的）社会集团的立场来看待这些事物。比如，对于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汉奸投降派大多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阶级利益出发，而日本人反战者同盟则是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才会形成各自的“反民族”倾向的。上述从非民族角度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映，实质上是作用于中华民族意识体系的民族观(12)。
民族观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规定其A、B两面具体因素的倾向异同。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具体民族成员都在民族性之外还受其他社会属性的制约，因而任何人的民族意识都必然受到民族观的具体制约，这就是中华民族意识A、B异同辩证规律的原因。
因此，对中华民族意识的基本结构，除了代表“民族自我”的A面和代表“民族非我”的B面之外，还必须确认一个代表“非民族性”的C面：可以在“自我”“非我”之间相通，亦可在两面各自内部相反的中华民族观。
二、中华民族意识互生互化的a、b、c三类观念
A、B、C三个反映面的划分，仅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意识主观反映角度的差异，这种划分是从相对静止的并存联系上着眼的。但是，中华民族意识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的任何观念都必然具备一定的过程性，即对中华民族存在的反映——控制过程中的阶段属性。为对这一动态系统的内在结构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把其中的观念分为以下三个类型：a类，对中华民族存在的知识性观念；b类，对与该存在相关的民族问题的意向性观念；c类，以a、b两类统一性为前提的决策性观念。
这三类观念，在内容上相互承接，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继回答“是什么”、“要什么”、“做什么”等问题，构成社会意识对中华民族存在的客观反映→主观倾向→能动控制的基本过程。
不妨再以前节列举的一个例子进行分析：
对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疆域，无论A面的“家园”，还是B面的“倾销地”，都在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都是中华民族客观存在在社会意识中的直接反映，都是知识性观念，是a类；在此基础上，A面中的“要把它建设好、管理好”，B面的“要把它打开来、占下来”，都在回答“要什么”的问题，都是人们的主观意愿，都是意向性观念，是b类；继而，A面中的“闭关”锁国，B面中的鸦片走私，都在回答“做什么”的问题，都是各自对客观实际能动控制的决策，是c类观念。
从a类向b类以及从b类向c类的转化称为正转化过程。一方面，a类观念是b类观念的基础：如果没有知识性观念就谈不上意向性观念，英国烟贩子连中国都不知道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往中国倾销鸦片；同样，中华民族如果不感到洋人带来的大烟危及了民族利益，也不会形成公愤。另一方面，b类观念又是c类观念的基础：如果连往中国倾销鸦片的欲望都没有，英国烟贩就不会针对“天朝”锁国政策而采用武装走私的对策；同样，如果连对鸦片走私的义愤都没有，中国官员就不会严格查禁“夹带鸦片”了。
正转化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一定的条件。在a类基础上形成b类观念，要有主观追求作为条件：如果没有追求暴利的资产阶级本性这一主观条件，一般英国人即便对中国大地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也不会产生倾销鸦片的意向；如果没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立场，中国官员即便看到鸦片源源输入，带来种种弊端，也不会形成“冀为中原除此巨患”的意向(13)。在b类基础上形成c类观念，则要有知识观念作为背景：当英国商人在用纺织品打不开中国市场的时候，如果不具与鸦片毒品特性及中国国情相关的一系列知识性观念，即使有着打开中国市场的意向，也不会形成鸦片走私的决策；如果英国政府对大清王朝的腐败和当时中国军备的落后状况一无所知，即便有“保护鸦片贸易”的意向，也不会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策。
a→b→c的正转化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意识内部三类观念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意向观念、决策观念对知识观念的依赖性，归根到底是对客观的外部世界和人的实践的依赖。中华民族存在是中华民族意识各类观念的信息源，被人感知而转化为知识，为进一步形成意向和决策奠定了基础。同时，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实践，而实践是在意向、决策驱动下进行的，因此，知识观念对意向观念和决策观念，又存在着一种动力性依赖。同理，意向性观念对知识性观念和决策性观念也分别存在着基础性依赖和动力性依赖。
三类观念的相互依赖反映出它们相互渗透，每一类观念中，都包含着其他观念的因素。这是三类观念互动互化的结果。这种互动互化，除了前述正转化过程外，显然还存在着一种逆转化过程。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这无疑代表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中对鸦片带来的民族灾难进行反抗的决策观念；道光的圣旨和钦差林则徐“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的决心，给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从而移入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禁烟的意向；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查获了大量的鸦片并发现了与这些鸦片相联系的更多的犯罪行为和受害实况，这就又丰富和增强了这方面的知识类观念。
三类观念的正转化和逆转化过程并非仅存于三个反映面内部。由于A、B、C各面相互连接并相互反映和作用，a、b、c各类观念的转化也在各反映面间得以实现。因而，这种转化实质上是多维扩散、多因连动的。B面的“鸦片走私”决策是c类观念。它一方面，通过造成中华大地的烟祸，移入A面，引发“现今直省地方，具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其属寥寥”(14)，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5)等等a类、b类观念；另一方面，在B面内部，则因走私鸦片获取暴利，进一步刺激了英国乃至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烟贩追逐暴利的欲念，并进一步在走私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关于向中国走私鸦片所需要的知识观念，这就实现了这个观念在B面内部的逆转化；此外，这个B面c类观念还进一步导致A面的禁烟决策（通过虎门销烟最典型地表达出来）和B面的开战决策。如此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意识系统中，各类观念扩散和转化的具体表现。
各类观念各种途径的转化，客观存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转化不仅在中华民族意识内部实现，还通过与中华民族存在甚至包括非中华民族存在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在这种关系中，各类观念的正转化过程受到社会存在（尤其是中华民族存在）的客观制约，各类观念的逆转化过程会促使社会存在（尤其是中华民族存在）发生变化；而各类观念扩散型的多向转化，则都与中华和非中华民族成员的社会角色转换有互动关系。
至此，假若把中华民族意识反映控制过程的三类观念和三个反映面结合起来，已不难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A、B、C各代表的中华民族自我意识、非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意识反映、非民族角色的中华民族观，恰如三面相互连接又相互反映的镜子；a、b、c各代表的有关中华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知识性观念、意向性观念、决策性观念，分别是各面镜子反映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华民族及其相关社会的客观实际作用下按一定规律变化发展，并通过三面镜子的折射互相作用，形成一种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而又实在是有规律可循的系统动态结构。
这就是中华民族意识组合概况，也正是我们探索中华民族意识调控规律的基础。
三、香港回归史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调控规律
中华民族意识的动态组合表明：这个以中华民族存在为前提并以中华民族及相关社会为依托的精神系统，是在社会环境作用下运行的。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意识的“A、B、C”与“a、b、c”，各自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任何变化，都是在社会矛盾诸因素连动作用下实现的，也是在与社会矛盾诸因素相互制约中不断形成的。因此，社会矛盾诸因素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调控是客观的；继而，中华民族意识对相关社会的持续调控又是必然的。这种以中华民族意识为中心的客观的必然的社会调控，是中华民族意识与社会存在互动过程的基本规律。
我们的任务是充分认识并遵循和利用这种规律。
中华民族意识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上古文献的“中国”、“诸夏”、“华夏”之类概念，外语至今仍然使用的“秦人”、“支那”、“唐人”等等单词，就是中华民族意识古老形态分别保留在A、B两面中的遗痕。有起源就有发展，有发展就有调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几千年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意识调控的相应过程。只是，要探索如此悠久的中华民族意识调控史，实非本文之所及。作为献给香港回归年的论文，我们还是选取与香港遭割离及其迎回归直接相关的材料。
鸦片战争，堂堂大清“天朝”，竟然败给“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16)的小小英伦，而且是在自己拥有四万万人的国土上败给区区一支五千人的“远征军”。“天朝”被迫签约，向贩毒者赔款割地。尽管“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17)，终还是难免沦丧；尽管各地平民“打死无怨”、“总要把红毛夷人除灭”(18)，终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水火之中。从此，以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传统和最大人口量的社区为客观依据的中华民族意识，就象被污染了的空气：黑雾浓云之中，还有硝烟、病毒、瓦斯……
那场侵略者获胜的战争，是以资本主义强国对封建主义古国的综合优势为历史背景的。战争的发动者英国早在其二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用先进的生产关系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综合国力最强，事实上已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之首。在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在明王朝废墟和农民起义尸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却是延续封建统治的清王朝。没落而顽固的封建体制，严重地禁锢了社会生产力，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社会风气败坏、人民生活贫困。生活在当时的龚自珍作过这样的描述：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9)
可见，大清国这个东方巨人当时已是百病缠身、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的弱者，而英国虽小，却是一条爪尖牙利、欲壑难平的饿狼。西洋饿狼舞爪扑喉、垂涎污面，“东亚病夫”自然保命要紧、割股奉狼。
于是，割让的香港和鲜血般流出的白银就保住了苟延残喘的“大清”。
于是，在病夫的残体上，又扑来了更多的肉食类……
于是，中华民族意识调控的感应器上，就将病夫的呻吟和肉食类的喧嚣合成一股代表C面主流的声波，源源不断地向A、B两面传送，形成对中华民族意识的恶性调控。
这种恶性调控必然会引起良性调控因素的抵制，尤其是引起A面即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系统内的良性因素的抵制。B面良性因素对恶性调控的反映一般表现为对侵华丑恶行径的斥责和对中华儿女抗暴斗争的声援，而A面良性因素对恶性调控的反映，则往往直接作用于中华社会，动员人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清灭洋”争自由。太平天国革命、戊戍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就是A面良性因素引起的一系列互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调控中进入A面并占据了决策观念位置的良性因素晶核。在“三民主义”召唤下，中华民族推翻了千年帝制，打碎了封建枷锁，除掉了“东亚病夫”身上的一个毒瘤。但是，正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际，风云突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后人纂改，“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又给了东洋狼狗入室的机会。在“东北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将“三民主义”为一撇，“社会主义”为一捺，用“抗日救国”作紧连双边的一横，在神州大地上合写出中华民族意识系统中那不可战胜的“A”字；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支持，也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重构了中华民族意识的B面：那是一个强大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是一股伟大的、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
香港在太平洋战争暴发的时候，被日本从英国手上夺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赋予了中华民族收回香港的权力。由于当时的最高当局国民党政府对英帝国主义软弱妥协，致使香港仍然未能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国民党政府移居台湾。尽管两党长期对立，但各自都称代表一个中国，即中华民族统一的中国。这一点，在两个政府第一、二代领导人的概念里，是完全吻合的。而且，还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随着两岸经济建设的进步和政治体制的改良，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与此相反，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随着世界殖民运动的高涨，早已分崩离析。在此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定了符合十二亿人民心愿的“一国两制”统一方针，并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的十二年里，踏踏实实地做好了保障香港平稳过渡、持续繁荣的准备工作，终于迎来了这个在香港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注定要彪炳千秋的回归年。
目前香港各界正在积极筹办“庆回归”活动。据港胞介绍，甚至连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孔教各宗各派，都“将在回归日子夜时分各自举行仪式，以讲经、敲钟等方式祈求国泰民安、香港繁荣稳定”。(20)我想，当年生受撕割，“不愿为夷”而终生抱恨的港人先民，若地下有知，也会把酒临风，阴阳同乐的。
香港的割离与回归，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调控趋势的典型反映。在中华民族意识恶性调控趋势里，民族衰败、主权沦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中华民族意识良性调控的趋势里，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平等亲善、自由祥和。正因为如此，一百五十多年以前，谁也未能阻止香港的割离；正因为如此，一百五十多年以后，谁也没法阻止香港的回归。
综上所述，我们探知：中华民族意识是由“民族自我”、“民族非我”、“非民族”三个反映面和知识性、意向性、决策性三类观念构成的与中华民族存在相对应、并与含中华民族在内的社会存在相联系的动态精神系统。这个系统受到社会生存环境的客观制约，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个环境，构成了中华民族意识调控的客观规律。香港150多年间的割离和回归就是这个规律运动过程中的典型表现：割离是恶性调控的必然恶果，回归则是良性调控的大势所趋。
在香港回归年到来之际，进行这样一番探索之后，我们联系国内外形势不难发现：目前，中华民族意识调控的良性趋势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恶性因素。因此，我们有责任努力搞好中华民族意识及其调控研究，为抑制恶性调控、促进良性调控，从而为促进“一国两制”，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与振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nd Its Adjustment
——To the Return Year of Hongkong
Gong Yonghui
（The Et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dju-stments of Chinese ethnic consciousness by tracing back the cession a-nd returning of Hongkong.It appeals for the deepening of researches on Chinese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its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bad adjustments with good ones.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wo systems within one country"and finally to vitalize the Chinese nation.
注释：
①参阅沈桂萍《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②同上，并参阅：香港汉荣书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论讨会论文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二次学术论讨会论文集》所载有关文章；
③参阅：《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章《鸦片战争》；
④如今中华民族人口略小于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当时，按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的说法，是“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
⑤Martin,R.Montgomery.《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l.2,London,1847；
⑥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篇；
⑦参阅：和即仁《论“中国”一词在景颇语中的翻译》，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调查研究》1986年第2期；
⑧参阅严学窘、张景宁等：《防城越族情况调查》，见《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66页；
⑨参阅：黄方平《瑶族名称略释》，《民族文化研究》第二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⑩同①并参阅：袁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爱国华侨》，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1)同③；
(12)参阅：拙文《民族意识的概念问题》，载本刊1995年第1期；
(13)林则徐语（前引诗文同），与林则徐等人相反的立场和意向，如前所述有琦善等人；
(14)《查禁鸦片烟案》，《鸦片战争》第1册，第414页；
(15)《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16)姚莹：《康輶纪行》卷12，第39页；
(17)《平夷录》，《鸦片战争》第3册，第388页；
(18)《三元里人民抗英誓辞》、《宁波众义民公启》，转见③；
(19)《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页；
(20)熊达：《大局已定：前景光明——香港在回归祖国途中稳健迈进》，《决策与信息》199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