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债务危机的性质、原因与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债务论文,后果论文,性质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初，广东、浙江再现企业倒闭潮。6月，全国工商联对17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非常艰难，困难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而到了2011年10月，媒体公开报道已经有90多位温州老板负债出走。贷款难、高利息、“全民”参与高利贷、中小企业倒闭潮，温州一时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就了温州目前的危机？温州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后果又是什么？本文分析导致温州危机的原因，澄清在温州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解析温州危机的性质，探索温州危机的解决之道。
一、货币超发、政策多变、政府庞大投资是元凶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掌握的中小企业融资情况，2009年，浙江省260多万家中小企业只有20%从银行获得融资；2010年，浙江省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17.96%，同比上涨295个基点，远高于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而记者调查，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达40%。①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价格高的原因是数量少。可是，且不论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单是2011年10月的CPI就仍然高达6.1%。这说明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是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过剩，但微观层面又表现为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那么，为何宏观上过剩的流动性不能流向微观上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呢？
容易想到的是金融制度的缺陷。因为资金主要集中在大银行，而大银行没有积极性向中小企业贷款。这不足为奇，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的大银行都没有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可是美国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完善的社区银行体系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中国虽然存在一些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但是既没有规模，也不成体系。而且，这些金融机构多数没有吸纳存款的资格，资金供给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这势必会造成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流动性不足的局面。
不过，金融制度缺陷并不是这次资金短缺、利率高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否则，这些问题就不应该仅仅发生在这个宏观层面货币过多、流动性过剩的年份，而应该成为一个常态才对。而且，在那些宏观层面货币正常、流动性呈现常规状态的年份里，资金短缺、利率高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更加严重才对。
本文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上；不是因为货币少了，而是因为多了。
自然之水低处流，货币之水却是往收益最高的地方流动。当资产市场上价格50%、100%地上涨的时候，货币反而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产生资金倒抽效应。资产市场的高收益是做实体经济的高机会成本。从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只拿出一部分做实业，其余则投入到高利贷市场，参与炒楼，这在温州不是少数，②在全国也不是少数。其结果，愈是扩张货币，资产价格愈是得不到控制，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效应便愈是强烈。因此，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不但没有起到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的作用，反而成为制造中小企业融资难、扼杀中小企业的罪魁祸首。以温州为代表出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潮，正是货币宽松的恶果。
今天，庞大的虚拟经济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断自我膨胀、自我循环，充满投机性。在这种情况下，扩张货币未必起到降息的作用。事实是在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中，货币扩张反而会提高利率。所谓负利率，是那些除了把钱放在银行便没有别的选择、没有能力分享资产泡沫盛宴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逻辑上，资金自由流动，存在替代选择，负利率是不存在的。认为货币扩张、通货膨胀可以增加生产和就业，是被科斯讽刺过的“黑板经济学”。
有人坚持没有货币紧缩，就不会有今天的危机。但这是只看表面的错误说法：第一，整体上不是货币少了，而是多了，否则就不会有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了；第二，资产泡沫越做越大，需要的资金支持也越来越大，总有一天资金会断流，那时问题会更大，危机会更严重。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产生的挤出效应。不说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单说地方融资平台的14万亿元，而前不久爆出铁路负债高达2万亿元，还有诸如电力、水利部门的负债，这些负债加总起来会占用大量资金，拉高市场利率。民间融资难、借贷利率高，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华尔街金融危机前中国已经出现民工荒，但金融危机初期毕竟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返乡潮和严重的就业问题，而金融危机过去不到1年，民工荒就再次出现并且比金融危机前更严重，应该说这与政府和国有部门庞大的投资有关系。政府过大的投资，不仅拉高了利率，也制造了民工荒，严重挤出了民间经济。
上述分析，可以解释民间高利率，但还不能对于利率的短期巨幅拉升给出解释。温州问题不仅是利率高、贷款难、企业倒闭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利率从17.96%到40%的巨幅拉升。短期利率巨幅拉升，乃是因政策短时间内急剧转向而起。道理如此：政府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企业和个人于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可是刚刚增加了投资、扩大了生产，政策就转向紧缩。这种情况下，面对再高的利率，企业也得贷。政策不稳定，急剧转向，因而大幅提高了企业的财务成本。2009年政府还在刺激经济，而到2010年下半年，为治理高通胀又大规模紧缩，政策短时间内急剧转向，应该说是高利率和企业倒闭潮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市场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是帮凶
市场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恶化的市场环境主要表现在：
其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华尔街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矛盾的爆发。结构矛盾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低储蓄，中国则由于人口红利以及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且又低消费、高储蓄。③西方国家不去除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其经济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但由于基本政治制度的约束，结构调整不可能短时期顺利完成，经济于是很难重回高增长轨道。因此，中国出口企业将较长时期面临外需不振的压力。
其二，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而在外围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单边升值，国内通货膨胀就很难得到有效治理，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就很难控制，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势必受到双重挤压。本来，香港非交割远期人民币汇率(NDF)已经出现贬值预期，但是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人民币立刻由贬值预期转为升值预期。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但在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上，由于美国可以选择不从中国进口商品，而从越南、印度进口，无非价格高一些，质量差一些，但是中国不可能把出口美国的商品转移到别的市场上去，因为别的市场早已经饱和了，因此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其三，土地等要素国家所有，税费高昂。我们总讲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但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不可能有消费。收入有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两个来源。土地等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剥夺了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源。我们总讲结构调整，要将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赖国内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不有效增加百姓收入，就不可能增加国内消费，结构调整也就不可能完成。而且中国税费还高，这一点，单看公务员规模和三公消费的数字，大约也就清楚了。
其四，国进民退，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过路过桥费，位居世界前列，这不仅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也增加了广大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其竞争力。时寒冰、聂辉华的实地调查表明，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远远超过美国。④
其五，产权界定、法治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加速，强制拆迁等破坏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社会分配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也降低了人们的产权保护预期和社会安全感。这是因为，当社会矛盾激化不易调和时，一般来说容易产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倾向。我们总讲产业结构升级，可愈是高端的产业，愈是需要产权和法治的保障。
不过，实体经济环境恶化并不是这次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潮的首要原因，即使实体经济环境健康，假如资产泡沫化，资金仍然会倒抽流入房地产。毕竟，罕有实体经济能够长期保持50%、100%的利润率。所以，导致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潮的首要因素还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和政府庞大投资对于民间经济的挤出。
无疑，金融制度有缺陷，国有银行严重垄断，不对民企开放，也是原因之一。但是，第一，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金融制度有缺陷并不是造成这次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潮的主要原因。否则，资金短缺、利率高昂、企业融资难在那些宏观层面货币发行正常、流动性呈现常规状态的年份应该更加严重才对。第二，近年来，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投资移民潮。一些企业主拿自己的实业做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通过预付款、离岸公司佣金等名目转移资金，投资移民海外，只等时机宣告破产。⑤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华发布信息称：浙江1000万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⑥显然，这反映的不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并非高利贷之罪，也非企业家精神丧失和“温州模式”失败
高利贷的确在温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高利息不是高利贷者推上去的。贷款者当然想高利贷出去，但得借款者愿意高利借才行。对于天价高利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借？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借家以借新钱还旧钱的方式骗钱，彻头彻尾是一个“庞氏骗局”；其二，有某个领域有超高的回报率，吸引资金流入，产生资金黑洞。鉴于温州高利贷规模巨大，参与者众，并且也非温州所独有(只是温州典型)，所以一定不是前一种情况。那么，那个有超高回报率的领域是什么？它正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
自1998年房改以来，尽管房价短线有所波动，但是长线一直上涨，涨了数倍。试问：有哪一个行业有如此高的收益率？面对如此高的收益率，资金可能不涌入这个市场吗？相对于如此高的年收益率，那17.96%的利息成本又算得了什么？从已有的报道和资料看，近几年，温州很多个人和企业都投机房地产，于是有了全国闻名的温州“炒房团”，而利润也是一翻再翻。利润的实现是如此的轻易，炒房大军不断涌入，需要大量的资金，融资的需求也随之成倍地扩大；银行存款利率低，股市又不利，手头存款不多无法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的人们，于是抱团集资也涌入房地产，个别抱不了团的，被高收益率说服加入高利贷行列。温州跑路老板的企业只是一个平台，基本上并不做实业。⑦
要素需求是派生需求，高利息不过是产品市场上强需求、高收益的反映。当我们指责高利贷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反思的是产品市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逻辑上，高利贷不但不是资产泡沫的推手，反而还会起到抑制资产泡沫的作用。利率高，资金供给虽增加，但需求会减少的。高利贷本身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才是高利贷产生的根源。如果说高利贷有罪的话，那罪也应该归咎于资产泡沫。
一些人宣称，温州企业家不安心做实业，而去投机房地产，这是企业家精神已死。我们认为，民间融资行为在温州的活跃，恰恰表明温州人善于发现利润机会，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只是善于发现利润机会并追求利润，至于他以怎样的方式去获取利润，则依赖于社会提供的经济土壤和生存环境。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微观经营环境哪里出了问题，而不是去指责温州企业家投机炒房。事后看，炒房者承受着高风险带来的资金断流、企业破产、老板跑路的恶果，但是资产泡沫化过程中的风险单个企业其实很难防范，不能因此否定企业家精神的存在。
“温州模式”本质是基于清晰界定的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对经济环境敏感，对利润机会敏感；危机之所以在温州凸显，恰恰是因为温州对环境更敏感，对利润更敏感的缘故。温州危机不能说明“温州模式”失败，恰恰是“温州模式”生命力的鉴证。应该说，有问题的不是“温州模式”，而是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和微观经营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减少国有经济比重的同时，中国各地都在探索尝试新的经济形式。最著名的莫过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三大模式代表了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三种发展方向。由于“珠江模式”是外商投资，一般提到国内经济模式，除原来国企外，讨论最多的就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入90年代，事实证明，“苏南模式”行不通，集体经济的产权不清，导致种种弊端，苏南企业不得不进行二次改制。无论苏南还是苏北，无论是浙江、广东，还是全国，集体经济都行不通，都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⑧可以说，现在“温州模式”已经没有了，也可以说全国都是“温州模式”。如果说“温州模式”出了问题，那么全国经济模式都有问题，全世界经济模式都出了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将私有经济作为发展主体。
四、解决之道与危机的后果
事前看，承诺不对困难企业和个人实施救助是最优。毕竟，风险与收益对等是必要的财务纪律。但是事后看，很难不对困难企业和个人实施救助。经济上不说，政治上也不允许。
已有报道，温州金融办及农、工、建、深发展等银行联合协调，要求各银行向担保企业续贷，银行如擅自抽贷、停贷或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将予处罚。国务院已经出台政策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税收上的支持。所有这些，作为短期的、应急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但是，第一，资金要真的落到做实业的企业手中；第二，基本的变革必须要进行。其实，最好的救温州之法是放开金融管制，让温州的地下金融合法地做大做强。温州的房价4万/平方米，就算跌去一半，低端的制造业也很难生存，因为高房价、高地价必然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可是温州已有很好的金融人力资本积累，有条件做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当然，放开金融管制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产权界定和保护、法治推行等基础性制度建设。高端的服务业必须依赖健全制度的保障。发达的服务业不仅需要人力资本支撑，更需要制度保障。现实中，温州发达的民间金融需要收款公司来协助。收款公司正是对于法治和产权界定的替代，反映的是高端金融服务业对于产权界定和法治的要求。一定的兼并重组是必要的。必须让投机客承受不遵守财务纪律的后果，否则就是鼓励大家以后继续不按规则办事。
从紧的货币环境必须得到维持。货币超发是整个问题的根源之一，不能因此而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基调。控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事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控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治本之策还是收紧货币。没有货币紧缩，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紧缩货币，经济有硬着陆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并不是紧缩本身造成的，而是当初货币和财政双重过度扩张种下的苦果。况且，高增长的内外经济环境已经不再，经济增速下调并非坏事。
当今中国，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本身又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抑制房价本身就是在紧货币。这是因为热钱流入不仅仅是来套取人民币汇率升值，更多地其实是来分享资产盛宴的，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本身就起到减少热钱流入和紧缩货币的作用。
抑制房价本身还可以起到抑制人民币升值的作用。既然热钱流入不只是来套汇，也是来分享资产盛宴，那么可以预期，当房地产价格被控制住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多少会有改变。
除了收缩货币之外，征收房产税是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虽然还存在房产税合法性以及财政阳光化等一系列问题，但用房产税去抑制房市过度投机和房价过快上涨，效率损失最小，也最不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但为何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是限购令，而不是房产税？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前者损害的是还没有购房的新人的利益，而后者不管是打算购房的新人，还是已经购买多套房产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易逃避这税赋。
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要界定到个人，这不仅可以有效增加百姓收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可以增加吸收货币的载体，有效防治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在外围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外单边升值不仅不能抑制“输入性通胀”，反而加速热钱流入，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幅远高于汇改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原则上，人民币汇率稳定十分重要，人民币汇率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中国需要压缩政府和国有部门过大的投资规模，不过由于很多项目已做了庞大的前期投资，要一下子减下来并不容易。要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降低税负，打破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状况，还利民间经济。要保障产权，推行法治。要选择到底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民营经济来实现。金融体制改革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要清楚认识，过去的高增长条件已经发生变化，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已经不再。要主动下调查经济增长速度，从更多地依靠高增长来实现社会稳定，转移到更多地依靠社会建设来实现社会稳定。中国经济增速会向下回落，而未来一两年高通胀会与我们相伴随。
五、结论
温州债务危机反映的不只是温州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不是货币少了，而是货币多了；不是投资少了，而是投资多了。中国经济是热症而不是寒症，不过因为实体经济存在脆弱性，所以又不是一般的热，而是虚热。
温州危机实质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挤出民间经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危机。政策多变，反复无常，是高利率、贷款难、企业倒闭潮这样一个温州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反思，经济的波动到底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缺陷而起，还是因为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的过度调控而起，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调控部门不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而起。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是不是要调整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简单认为的政府当然地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市场捍卫者弗里德曼教授的经典论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但这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造成。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原本仅仅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搞成了一场大灾难。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他种种限制、高额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结构、各种调解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他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⑨弗里德曼是站在美国看世界，站在过去看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同意：“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⑩
注释：
①杨晶晶：《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达40%》，《上海证券报》2011年9月10日。
②郭芳、李伟：《疯狂的高利贷：浙江地下融资组织化扩张调查》，《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7月12日。
③一定条件下，两者彼此匹配，恰好可以使得世界经济整体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平衡。但是，当新兴国家剩余劳动力用完，超发货币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当赤字财政遇到债务上限的时候，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的结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作为世界经济整体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就不能持续。
④时寒冰：《美国绝大部分物价低于中国》，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091120/1487811.shtml；聂辉华：《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4辑。
⑤《义乌企业资产转移海外链条曝光，假破产真移民》，http://www.news.qq.com/a/20111022/000750.htm。
⑥《一半浙商移民海外》，http://gov-hzrb.hangzhou.com.cn/system/2011/09/28/011529223.shtml。
⑦《温州民间资本流向调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5/19/c_12117517.htm。
⑧国家统计局(2005)数据显示，集体经济工业产值比例已从鼎盛时的超过1/3降到了1999年的不足10%。
⑨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52页。
⑩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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