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喧嚣与拯救——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日常生活论文,历程论文,世纪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作为20世纪文化的元话语，支配着一切文化单位的实际操作、运演，文学也不例外。从20世纪初期郭沫若“女神”的狂放激越，鲁迅“阿Q”的沉郁哀恸，到新时期文学十年人的全面觉醒，乃至90 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思……现代性无不随处闪烁其幽灵魅影，因此，20世纪文学的总体框架也就是现代性的无边视域，20世纪现代性的多元价值目标就决定了现代性认识的多重视角。在我们看来，20世纪的现代性认识对文学思潮、形式及内容影响深巨的主要有两大相互关联和渗透的价值取向，一种是政治的现代性，一种是文化的现代性，它们在对待文学形象的日常生活方面持有相当不同的态度。简而言之，政治现代性强调日常生活改造，力图使日常生活超越非现代束缚和影响，变成一种新生活方式；而文化现代性则认为，日常生活由于蕴藏丰富的民间人民情感、情绪、情话和情史而具有丰富的诗性内涵，从而现代性的目标是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权压抑，还一个活泼泼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状态。本文拟在此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局势中展开对20世纪文学的宏观论述。
一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的现代性主题就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的。鲁迅的“国民性”研究就是从一个宏伟的现代性叙述角度，对阿Q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了鞭辟入理的讽刺、 夸张和批判。在现代性的烛照下，阿Q 既充分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性、日常主体的沉沦性，也展示出现代性文化启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阿Q 批判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于中国传统雅文化思想体系的智性反动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传统文化日常生活程度乃至本质的彻底解构之中。鲁迅以对非现代性的彻底“厌恶”而将现代性和日常生活尖锐对立起来，这既构成鲁迅的深度，也构成“国民性”话语的深度。鲁迅及其文学时代〔1〕并未能开辟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因为西方化的政治现代性由于缺乏西方式的经济基础，从而不能找到建构生活方式的途径。20世纪最伟大的生活方式革命是由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支持下进行并最终得以建立的。在这样一个新生活方式的形成中，文学通过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大力参与、鼓吹和讴歌新人物、新生活。这几个阶段文学的特征众所周知，但我想着重指出：革命文学在政治现代性改造日常生活的企图是小知识分子式样的，它在一个很多人沉迷于“新村生活”运动失败的氛围里，把政治革命和日常生活变迁紧密结合成一体，并为之心醉神迷，在那里，政治革命的激情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无穷革新动力，这种革新在李杰的身上、在韦护的身上甚至表现为狂热的投入和带有铁般冷峻的不可调和的色彩，同时亦不乏与家庭斩断旧生活关系的决绝勇气。在这些日常生活革命的“少年漂泊者”身上，革命和生活是一种二而一的关系，革命就是生活，它最纯粹也最狂热浪漫。解放区文学的政治现代性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是由“向往”和“改造”二种主题类型构成的，政治性革命成了王贵、李香香、李有才、小二黑、小芹们最热切向往的打碎旧生活的武器。他们那样热切地从黑暗旧生活奔向光明新生活，以致解放区的天都格外政治化地明朗和喜气洋洋。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化亘古以来的始发地，一向充满停滞和苦难，是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才把它千年沉睡的生命唤醒并赋予它新的生气，从而，解放区的新生活才那样充满动容的向往。即使90年代的人通过革命经典回味那个时代的生活也会为之心向神往之。显而易见，日常生活在政治现代化的照耀下趋近圣化了，它变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神圣的日常生活，它具有了无可比拟的理想色彩。改造的主题和向往的主题是共生的，政治的现代性从它一诞生起就不是以发掘日常生活为目的，而是以改造日常生活进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这种特征决定，“改造”是一个日常生活中自始至终的话题，人们一般较为注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知识分子发出的改造号召，实际上，改造是政治现代性主题下日常生活的常态，它是一切抛弃旧生活、创立新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心路历程，只不过这个心路历程在知识分子那里表现得更为艰巨复杂和触及灵魂而已。王贵有个改造过程，李有才及其乡亲、小二黑同样有一个改造的过程，他们身上所残存的或未触动的旧生活观念在政治现代性的改造下逐渐发生变化，并直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提供思想资源。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要遭到比农民更多和更深程度的改造？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问题面太深太广，本文无力叙及，但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唯物主义以其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从而具有天然的亲劳动分子的根性，它对于直接执掌生产力大权的工农群众有更多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必然会从美学上对其生活方式加以肯定和主流模式化。因此，工农日常生活和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发生矛盾冲突时，改造的对象就不是工农而是知识分子。于是，一种充满土色的工农日常生活圣化模式就在解放区文学中形成并巩固下来。
“十七年”文学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现代性改造日常生活成功后的模式化文学。此时，日常生活完全充满了政治现代性的内容，并成为它一丝不苟的执行者。在周大勇、杨子荣、江姐、朱老忠、梁生宝这群典型人物身上，日常生活和政治性已经不分彼此，智勇双全、临危不惧、矢志不移、铮铮铁骨、虽备尝艰辛却无比赤诚，这些品质特征既是日常生活的也是政治的。此期作者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圣化是为了突现政治使命，梁斌说：“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勤劳、俭仆、勇敢善良的崇高品质的，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也因为如此，我把原来朱老忠的火爆脾气改掉了。我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缺点，在文学作品中为创造出一个更完善的英雄形象，写他没有缺点是可以允许的，我想这不会妨碍塑造一个英雄人物的典型”。；柳青毫不示弱地表示：“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日常生活的圣化目的倒不在于掩盖什么样的农民式缺点，而在于它作为政治现代化只能如此。
政治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的改造性关系到“十七年”实质上已经产生危机。革命的敌人消灭之后，政治的人民化主体时代已经不能够再沿袭既有的模式，而仍延用这种模式时，它就必然导致日常生活对于政治的挑战和反动。人民原有的在对抗性政治斗争时代所掩盖或忽略的日常原生态开始显露出来，并呼唤人们以文化的视角对它进行反思。那么，我们能否说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深层文化启蒙就此失败了呢？纵观业以完成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思想启蒙运动相对的是无不经历过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正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日常生活所经历的这种批判重建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着传统生活基因，重新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样法，实现了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向现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体的转变。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与传统生活样式的转型，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能够确立起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只不过，政治性的日常生活改造，或者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圣化情景必须进一步向文化深处推进，达至更广程度的日常生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十年文学是既有的政治日常生活批判与启蒙在广度上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化浪潮。新时期十年文学历程由政治性反思和政治性改革热情很快进入对于以人为主体的美学向度，并以之为中心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黑格尔说：“生命在他的演进中必然要达到人的形象，因为人的形象才是唯一的符合心灵的感性形象。”〔2 〕同样，新时期文学的演进也必然进入到以人为主题的阶段，并在人的意义上形成日常生活的新圣化，也就是人本身的圣化。简单地说，新时期文学十年对于人的日常生活圣化表现经历了三个有机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人现实主体性的肯定和赞扬。大批普通而真实的人在《西线轶事》、《爬满青藤的木屋》、《远方的树》、《三生石》、《如意》中站了起来，这个“人”既有对政治化日常生活强制性的批判；又有对人的价值性生活的肯定。人为之人，首先在于他作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诸关系中活着并不断觉醒着。
第二阶段是对人的个体性自由的关注和凸现。政治的日常生活整体性一体性常常抑制人之个体的千差万别的生动性，最终也就容易以人的名义消灭人。新时期文学十年在表达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民族个体人性历程时，表明了充分的对于人性复杂性和丰富的认同和体认。张承志《北方的河》尤其可以代表此类作品所达到的对于个性美学的深度。
第三阶段是对人的生命类本质的张扬和赞叹，马克思说：“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个解答。”〔3〕达到生命类本质描述的新时期文学， 对于人的生存描述的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生存描述充满生命力的激情澎湃，创造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拘役的生命力量就充分地焕发出来。
当我把新时期文学十年人的主题当作前此一切革命传统文学的继续推进时，是暗藏着对于日常生活改造必然性的信心和强烈认同的。我认为日常生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和最为顽固的区域，若得不到有效的现代性改善，它就会成为传统落后文化滋生的温床，并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弥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日常生活表象——迷信、宿命观念、现世哲学、享乐主义——常常一再成为阻碍现代人文思想进入的壁障，如此，习以为常地、不加思索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须成为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的对象，深层文化启蒙必须继续进行。文学的现代性革命远未终结。
二
文化现代性作为政治现代性的反动，也可以说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它最突出的立场是不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前提，而宁愿通过日常生活的诗化姿态进入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诗化，传统诗词歌赋从不乏其事，田园诗、山水诗、游子诗乃至弃妇诗、谪戍诗固然是其通俗层的表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所代表的自我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季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人格境界才是其妙不可言的诗化情景。由此可知，文化现代性所强调、追寻、继承并回味不已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化的天人合一宇宙哲学境界，它并不注重20世纪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去把人的主体性地位炒作为天下第一，更不会以人的功能观念结构化整个世界。相反，文学现代性相当重视有机主义的整体和谐，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自然血缘关系。
文学现代性的东方思维相当明显，但它并不是新儒家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五·四”后的文化现代性思潮看，周作人、梁实秋、沈从文、废名、戴望舒、徐志摩都是大量吸收西方文化遗产的杰出中西边缘人。他们创造的意象式日常生活表现方式，既突显了有机的生活主体形象，又在现代性的开放意义上将国人的心灵向充满无边巫魅的世界敞开。废名的小说语言是晦涩的，与其说这是语言运算过程中的失误，不如说是一个贴近生命、沿着存在之锋刃作紧张思想的存在者零乱心语。它在无法用已被技术主义分解成一个个原子式语言元素来阐述世界时，只好用心灵的梦呓语言直捷地展示心灵。海德洛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存在的领域。”废名所渴慕的日常生活就是他当下的日常生活体悟和颤栗。沈从文小说世界是浪漫的，但它绝不是沈从文由都市批判而回归时刻所产生的向往之情，它就是沈从文不被都市接受的日常生活本身。它是湘西人沈从文的生命家园所在。这种日常生活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生活在大地——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维之中的人无法达到政治现代性人生的可理解性。
新时期十年文学中与政治现代性文学相比肩而存在的就是日常生活诗意化的文学。汪曾祺、何立伟、阿成等人作为其中坚，有力地推动着还日常生活以原貌的文学思潮，汪曾祺把这叫做“除净火气”，阿成则称之为“平常心”的回归。但无论如何，描摹日常生活却不加以政治激情化，人道中心化是其不可忽视的哲学立场。在雄壮的知青文学之中给我们还原了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知青生活场景，这个场景从吃饭、下棋，“尽是绿筋的瘦腿”到“几个人离开走出去，把油灯带得一明一暗”，完全消解了赋予日常生活以深刻历史意味的写作方式（生活方式）。汪曾祺的《受戒》本可写出许多“趣味”，但他却将所谓的趣味一个个剔除只剩下水乡影影绰绰的人与事。何立伟则通过绝句语言阻隔政治现代性的进入，把日常生活当作日常生活来写，其一时的轰动性竟不亚于许多宏篇巨制。
日常生活诗化所蕴藏的两种倾向尤其值得指出，第一是还历史以普普通通的面目。历史的正统观和典籍观常常以忽视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为前提，把帝王将相的意识形态生活不断推向神圣，从而形成一种非日常的形而上学文化路线，却日渐忽视日常生活本身的存在特征、诗意化栖居的原初生命含义。日常生活的诗化哲学在还历史以普通和本原面目的过程中，也就突现了人性化的自然欲求、生命化的诗意栖居、精神化的大地——天空——神圣者——短暂者四维合一，最终建立一个地上的存在之家。新写实小说通过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极大地扭转新时期文学对于政治现代性的激情，把文学的目光转到日常生活里的百姓身上。尽管新写实作为写实的流派问题百出，但作为突现日常生活的写作潮流却意义非凡，它直接将90年代扭转成一个“人民”的时代，一个充满人民生活趣味和生活美学的时代，更为紧要的是，它将东方本土在现代过程中的人民生存本相表达而且树立为正统后，西方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角度强加给东方本土的“意识形态紧张情绪”得以消除，从而使文学的现代性写作在毫不顾虑西方眼光的情景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运作。第二是给日常生活以家园地位。在政治现代性眼光看来，日常生活是传统的渊薮，是落后的同义语，是物欲横流的场所，从而必须对之加以革命性改造，使之能够朝着现代化理想目标迈进。20世纪，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并不是思维、思想、文化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习惯、习俗、交往理论、情感模式和生活理想。20世纪的人民成了一个不断被牵引着走的被动性群体，他们时刻处于变动的序中，不知所措地茫然踏上理想追寻之路。对日常生活的否弃，对日常生活主体的忽视，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空壳化，社会主体的虚无化，每一个人仿佛都处于梦中滑行的状态。这种准现代派生存氛围，既直接酝酿了朦胧诗这一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春雷，也间接引发了后现代的无主体无中心多元消解的文化情绪。在日常生活诗化的文学写作中，日常生活开始以人类家园的面目出现，无论山水、田园还是日常起居行为都获得了充分的当下自足性，以圆融汇通的形象恰当地表达着人在家园的感受。90年代的散文文体复兴，在我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美学观确立的产物，没有对日常生活的体悟和感受，没有把日常生活当作文学主体的思想观念，就没有90年代散文的高潮。余秋雨散文中一个核心的物态化意象就是家园古董，这些古董由于散发着大量的日常生活温馨和余香，从而引人生出无数遐思。而“小女人散文”则是一派更为注重日常生活情绪的散文，它是以“私人化写作”对抗着20世纪这个不知日常生活诗意深度的历史空间，并且从实质上取消所谓历史真理及其逻辑。
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产生根由即在于它对于政治现代性启蒙的不满，它认为现代性的目标不在于所谓的日常生活深度启蒙，而在于反抗传统历史的意识形态压抑机制，从而恢复日常生活的自由主义面目。只有把压抑取消，我们才能真正看取日常生活区域内人民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相。故周作人的小品文、闲适文的内在依据仍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从“性灵”一脉心香中我们嗅到的是晚明以降蕴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活泼泼的自由主体，这些自由主体无论在从事物质化的商品生产中还是在从事学术化的工作中，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和审美性。由此可知，文化现代性的根本立场在于他的启蒙观与政治现代性正好相反，不是用西化的意识形态启蒙东方日常生活主体，而应以东方日常生活方式启蒙现代化的技术主义西方、启蒙以科学至上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体制。如果忽视这种反向的启蒙向度，政治现代性在消灭传统政治体制之后又会很快走上传统的老路，变成另一种压抑。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忧虑是正确的。
三
总体而言，不论政治与文化的两种现代性歧见多么深，鸿沟多么大，它们毕竟还是同一致思方式的产物，它们均以革命的乐观主义信仰叙述20世纪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之充满圣化或诗化的现代性人生幻象，最终有力地维护着现代性价值主体在现代性世界中的中心位置，并从道德上、政治上或文化上赋予其绝对支配权力。但如果我们从“文革”这一灾难性后果上溯现代性的发展逻辑，我们会发现，20世纪的现代性是以精神主体价值的“贬值”为代价的，现代性精神主体从20世纪初期的“创造高峰”逐渐下滑至“文革”深渊，它既显露了现代性精神主体内部的人性空洞，也暴露出现代性发展是以一个虚假的“大写的人”为中心线索的。因此，80年代末期出场的先锋文学在对现代性做出否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展开对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叙述。
先锋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划分成两个独立的形象系统，一个是由白痴／傻瓜为代表的，一个是由疯人／术士为代表的。两个系统组成先锋文学二元对立的生活世界，诸如永恒／瞬间、哲学／文学、隐喻／转喻、存在／交易、现实／幻想、真理／谎言、真相／假象、神性／世俗、文化／蒙昧、言语／缄默、文明／野蛮、历史／现实、宗教／经济、工业化／传统、精神／物质、平庸／非凡、媚俗／厌俗、怪诞／诗性、不幸／幸福。毫无疑问，这个二元世界也就是一个对立的世界、一个难以修复的分别处于阴阳、南北两极的世界，它成功消解着现代世界的整体性，甚至是人性生命的整体性，使日常生活自身就成为一个不断分泌文化语义并可以自足阐释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无论现代性还是传统性都难以穿透日常生活“自性”的雾障，日常生活在此成为一个“生化怪物”式的自足体，抒写着自己的故事。
先锋文学除像“狗崽”那样有着鲜明标志的白痴／傻瓜外，几乎很多人都会于不自觉间流露出傻瓜的痴相，《风琴》中的几个人就流露出典型的傻瓜神情。例如“……女人的大腿完全暴露在炫目的阳光下……那片耀眼的白色……在强烈的阳光照射的偏差之中，他的老婆在顷刻之间仿佛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她身体裸露的部分使人感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这是冯金山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正午看到他的老婆被日本兵挑下肥大裤子时的心理情形：“那一刻里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而她抬起头来所看到的，已是儿子挣扎后四肢舒展起来，像她的胃一样，这情景使她迷惑不解她望着儿子发症。儿子头部的血这时候慢慢流出来了。那血色像红墨水。”这是山岗老婆注视儿子死亡的情形。诸如此类的白痴／傻瓜事件遍地皆是。那么甚么是白痴／傻瓜？所谓傻瓜／白痴不是指丧失行为能力的人，是指对于任何行为都缺乏理解能力的人，他们像一块破布被命运之风吹起，然后又摔下却无动于衷、永远怀着一种来自内心的痴笑迎接人生之旅。极为引人注目的是白痴／傻瓜总是和诗性同在，并成为诗性日常生活现实的部分。“狗崽（一个典型的白痴）光着脚耸着肩在枫杨树的黄泥大道上匆匆奔走，四处萤火流曳，枯草与树叶在夜风里低低飞行，黑黝黝的无限伸展的稻田回旋着神秘潜流，浮起狗崽轻盈的身子像浮起一条逃亡的小鱼。月光如水一齐漂流，狗崽回首遥望他的枫杨树村子正在惨惨地漂浮在九月之夜里”。“王标（一个痴呆神情的典型）注视着微微颤栗的树篱和远处深灰色云幕的背影，那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使他久久回味：扁圆形的紫红色嘴唇散发着幽幽的野草的香气：那些类似于神话中的马匹富有光泽的皮囊在子弹嵌入时发出凄厉的叫声；那一对饱含奶汁的乳房、深褐色的乳头与嘴唇之间血色的水线……她的胸脯在浆得很硬的上衣上磨蹭着，马蹄的掌心铁撞击着飞溅的碎石，血腥和硝烟的气息裹挟着黎明，无法捉摸的浮尘在空气中飘浮。这是一场真正的伏击”。白痴或傻瓜性与诗性自然情境的结合瓦解着现代性关于自然人性的美妙幻想，在先锋文学看来，现代性的日常生活诗化无疑是一种白痴或傻瓜式的失语化。
疯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各种神秘的术士构成另一种日常生活系列，这个系列中的人物与自然诗性无关，却与人性忧伤有关。这么一些干练坚决的人，充满内心焦虑、紧张、孤独、分裂；这么一些窥淫狂、妄想狂、自虐／自恋者、多疑症／幻觉症患者，他们时刻凭能力、学识、才干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洞察力进入世界并改造世界，却无一例外地注定走向阴谋、劫难和死亡。《难逃劫数》中的彩蝶，《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敌人》中的赵氏继承人，《1986年》中的疯子，《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米》中的五龙都是一些在历史逻辑系统中挣扎、苦斗的人，并有强烈的自我圣化倾向，但他们所掀起的生活死水从未朝有利于主体自我的方向走，却反而使自我进一步陷入人性的乱麻中，成为历史的玩物。疯人一群显然直指现代性的政治启蒙者，他们总是认为能够通过现代化改变世界和人性，孰不料总被历史所异化。五龙和颂莲，一男一女、一阴一阳，勾勒着疯人所形成的现代衰败史。
总之，先锋文学通过对一个自在的日常生活系统的描绘，全面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终结：任何企图赋予日常生活以深度、主体以意义的努力都是无用的，日常生活充满腐朽的气息，并以此种腐朽的气息腐化其中的人类，把他们变成堕落的同义语。但先锋文学并不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是一种放弃现代性反抗、认同工业化习俗惯例的文学，它的艺术特征正如理查德·汉密尔顿归纳总结的，是“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俗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浮化的、情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或者如L·菲德勒所说的那样， 它致力于创造新的神话（工业社会神话），致力于“在其真实的语境中创造一种‘原始魔术’”从而在机器文学的空隙“创造出成千上万个小小的西部地域”。先锋文学的基本立场仍是现代意义的，他的批判触角、他的人性恶本质论、他的非理性主义态度、他与世界同沉沦的绝望立场，都是现代性的，只不过它渗入了更多禅宗顿悟的因素，从而具有更多后古典主义气息。正因为这种后古典主义气息，先锋文学才能够在1989年集体转型成为“新历史主义”写作的主力。在新历史主义阶段，先锋文学试图清理日常生活的人性因素，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现代人可以依赖的根本基石。
无论如何，先锋文学都是一个过渡，从现代性中心向90年代的多元过渡，从日常生活的沉沦、腐化向日常生活的拯救和超越过渡。在先锋文学对日常生活全面否定的黑夜恐怖中，一股救渡日常生活的文学潮流浮现了，它就是北村、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组成的日常生活神学化写作群体。
中国文化作为世俗型文化，从来远离神学，神不过就是一个民间幽默的对象。因此，日常生活的神化救渡者根本不是文化转型的结果，而是一些源自个人生存经验的人对于90年代世俗生活的“布道”，日常生活的神化绝对依赖于这些“传教士”的个人品质、热情和大无畏的精神。
日常生活需要一个绝对者、一个神圣者、一个权威者君临头顶，这种判断表明，日常生活神化论者跟先锋文学一样对日常生活的世纪状况表示不满，只不过，先锋文学是以恶制恶、以堕落对堕落，看着人性生命沉沦于地狱；而神化论者却要去拯救和超度、于是，神化论者面对日常生活时就格外激情洋溢愤世疾俗。神化论者对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指责向以尖锐、果敢、深刻和彻底著称，张承志宣称以笔为旗；张炜孜孜不倦地把黑汗、泥土、倔强和一腔激情往祭坛上搬运；史铁生则是入定如老僧，只是那脸上时现玄机，说出的千方百计像千年淘洗过的石砂，粒粒硌人；北村在黑暗和光明、匪徒和上帝之间做夸张对比，让心情在堕落和拯救之间大起大落，神的降临虽出乎意料，但总有绝境中的理由。这样的一群个人主义神学论者，把日常生活看成万劫不复的盲人摸象，把人的生命寄托于千钧一发，从而使日常生活无形中就显出它的小来。自从80年代初期的人们借卡夫卡、陀斯妥耶夫基之口追问过一些肤浅的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宇宙疑问以来，发自本土心情的日常生活意义追问在神的面前从没有如此激越和高亢过。现代性把拯救之机寄托于外在的物化理想，并以之为矢直射人性深处的欲望街车，日常生活神化论者却直指本心，大呼拯救就在你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心窍里。由此可知，没有谁比日常生活神化论者更对人类有信心，它的上帝／神其实只是一个人性绝对律令的化身、一个纯净的来自天地宇宙又与之相通的人心。是否有这样一个赤子之心且不去管它，相信它有才是人类本色。精神化的东西永远不会像物化的器具一样具有感官性的娱悦，它需要艰苦的斗争，才能保存和复活，它又极不可靠地存在着，飘忽地荡漾在不知何处，但人类显然极为需要它的支撑，神或上帝就是企图将它“物化”的一次努力，神或上帝就是人类把赤子之心或任何其它精神化的东西凝聚成可触可摸的物化器官的过程，这虽是一个精神的东西却转化成物质的东西。从此人类通过触摸、观看和回想它，领受精神的温暖。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在传统时期由于依赖手工劳作，从而对于神／上帝并不具有多大的威胁性，相反，手工物化产品对于神／上帝的降临常常还具有某种帮助，因为它的表面或内质中亦残存着赤子之心的幻想。但在一个机械复制无比发达并且机械之手无所不在的时代，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就开始远离赤子之心以及上帝，它的丰富就会教人远离神／上帝，此时，用神／上帝的物化语词呼唤它，并将之灌注到机械制品的缝隙中，在其内部或边缘修筑无数个小小的神／上帝之城，就不仅必要而且尤为迫切，日夜呼喊上帝之名入睡或祈祷，具有一种让机心回复赤子状态的功能。
日常生活神化的人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神／上帝的降临赋予人性以一种走出世俗化的功能。神／上帝在这个功能中让人脱离世俗物化的束缚，保存一种救渡的可能。出卖和收购一种“人性”都是容易交易的，保持一条向神／上帝以及人类家园回归的通道却需要艰苦卓越的努力。张承志讴歌的西北回民血性，张炜念念不忘的对于土地——葡萄园——正义的深情，或者北村着力强调的对于生活的绝望思考，都是保持这样一份努力的途径。把全部求生意志凝聚成一种激光式的力量是困难的，但生命的紧张意义就在于此。假如任凭日常生活的五彩缤纷在人性深处张扬，那么人性生命就会像碎片一样。人类也就在碎片的反光中化成一片绝望的羽毛。旷野上还有谁能再不住地向神／上帝呼告呢？
现代性作为一个“世纪话语”，决定性地影响着一切文学写作。因此，当文学对日常生活进行观察、思考时，它不得不与现代性话语进行或正或反的顺从或反抗性对话，这种局面也就决定了现代性在20世纪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日常生活作为文学形象的生存区域，也即历史的文化遗存之地和现实的文化角力场所必然会引发文学形象的巨大变化和反差，那么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对文学和现代性进行探讨就是可行且富有意味的行动。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发现了20世纪文学在作为富有使命感的文学立场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在现代性的思考与回应，还是在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拯救方面，它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20世纪的文学是充满责任和使命意识的文学，它继承了传统并忠诚于自己的使命。但是，现代性作为社会使命的话语，是否就是文学本体的话语，却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詹姆逊所谓的“民族寓言”也正是20世纪的这种现代情结吧。问题并不在于有无这种情结，而在于它拘役于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使本土的日常生活夹在两者之间，成为一种随时可变幻的形象，最终使之失去本体独立性，失去人民本然面目的自在自为性，日常生活变成一个任人阉割的对象，变成一个西方化东方的场所。于是，作为“后”现代时代的写作，我们在对20世纪文学进行回顾的同时，也寄望于新的日常生活的写作方式的出现。也许这种写作方式已经出现，那就是以“女性文学”为代表的、以“私人化”为特征的文学思潮。这种思潮以充分的本土个人性表现日常生活，塑造出不同以往的人生面目。如果不把这种思潮仅仅看作为“女性”的，而是当下日常生活整体的，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日常生活表达式，一种新的东方人性存在。
注释：
〔1〕此处指20年代，因鲁迅的小说写作大多集中于此。
〔2〕《美学》第一卷P94。
〔3〕《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上册）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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