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塑造现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没有哪一种政治学说比民族主义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①回望历史，民族主义以其巨大能量，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对于这一具有强大威力的社会思潮，相关的学术研究却长期比较滞后。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由卡尔顿·海斯(Carleton 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和E·H·卡尔(E.H.Carr)等历史学家的开创，民族主义才开始成为一个持续的学术研究主题。二战以后，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相继加入民族主义研究阵营，西方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认知渐趋深入，先后形成了四种比较系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学派，即“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现代主义”(Modernism)、“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民族理论。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外民族主义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已经有相当多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专著被译介到了国内。但是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演变及现状的认知仍不很充分。②故此，本文特对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做一概要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③
一、“原生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当代西方最早形成的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原生主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都确信民族的原生性(primordial)。所谓民族的原生性，大体包括两重涵义：一是民族产生的自然性(naturalness)，即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二是民族的历史久远性(antiquity)，也就是说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它们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由于对民族原生性的认知各有侧重，“原生主义”民族理论还可以再分为两大支派：一派可以称作“自然主义”(naturalism)，另一派则可以称为“永存主义”(perennialism)。④
最早形成的“自然主义”民族理论是“有机论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在史密斯看来，“有机论民族主义”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与其关于“自然主义”的思想紧密关联。⑤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天然地划分为众多的民族，各个民族都是相互独立的有机实体，彼此的界限是固定的。个体的民族身份如同拥有语言和视力一样，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人们的民族意识普遍存在于各个世代，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暂时被抑制，遇到适当机会也会重新苏醒。人类的历史就是各个民族为了自我实现而互相竞争的过程。由于对许多现象(如民族的分裂与融合)都无法解释，当代西方只有极少数学者还继续坚持这种极端类型的“自然主义”民族理论。
皮尔·范登堡(Pierre van den Berghe)等学者引入社会生物学对“自然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在这种理论看来，生物进化的结果使得所有动物(包括人)都倾向于和那些与自己具有基因联系的动物进行合作。这种根深蒂固的生物性“袒护亲属”(nepotism)行为是形成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enthnocentrism)的基础。只有经过数代的异族婚配，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的界限才会慢慢消融。为了便于识别自己的亲属，人们把文化符号(如身体装饰、语言、宗教等)等逐渐引入作为血统认同的标记。这样，人类对于血缘大家庭根深蒂固的自然感情就转移到了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象征的共同体之中。所以，即使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人们也会将素不相识的民族成员视若亲属。与“有机论民族主义”相比，这种“自然主义”民族理论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对于民族的分裂与融合现象做了较好的解释。但是，它认为绝大部分族群起源的神话反映了真正的生物性起源，民族是具有血缘联系的文化群体，并把民族主义形成的根源最终归因于人类的生物特性，这毕竟与事实不符。
“文化原生主义”是“自然主义”民族理论的另外一种类型，其代表人物为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对于族群和民族具有天生的依恋感，这种依恋具有非常强大的激情和持久性，是高于一切的和无法形容的。不过，这种理论并没有重蹈“有机论民族主义”的覆辙，而是认为个体成员对族群和民族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情感，在于人们为了实现对秩序和效率的期望，赋予了“既定的社会存在”(givens of social existence)以神圣性。至于族群和民族是不是天然的、原始的共同体，则并不十分重要。可见，“文化原生主义”强调的原生性实际上指的是个体成员对于民族群体自然性的感知和信念。故此，有学者把该理论称为“参与者的自然主义”。从某种程度说，这一修正的“自然主义”民族理论已经具有比较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比较接近。⑥
相较于上述三种“自然主义”的“原生主义”范式，“永存主义”民族理论更加注重强调民族的持久性。在约瑟夫·R·劳佩拉(Josep R.Llobera)和艾德里安·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等学者看来，现代社会的民族只是古老民族的延续，而人们的民族认同则深深植根于民族成员的情感和文化之中。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可能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理论，也不能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存在。只是“永存主义”者虽然坚持民族的持久性，却并不赞成把民族看做是自然的有机实体。“‘永存主义’者不必视民族为自然的、有机的或原生的，事实上他们可以，也确实经常反对这种非历史的解释”。⑦“永存主义”民族理论还可以再继续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持续的永存主义”，第二种是“周期性发生永存主义”。前者认为各个民族都是持续的，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有些民族，如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波斯人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而后者则很少关注特定民族的古老性，只是从总体意义上强调民族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是永存的和无处不在的。至于具体的特定民族，则认为也会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出现与消失。与其他“原生主义”民族理论一样，“永存主义”也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永存主义”在许多方面夸大了古代的共同体(community)与现代民族的相似性，因而对民族的持久性做了错误的理解。尽管如此，“永存主义”民族理论还是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推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不可忽视。⑧
二、“现代主义”民族理论
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开始崛起，并迅速成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范式。“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支派众多，观点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都十分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在这一学派看来，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主义，都出现于近几个世纪，在前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⑨故此，人们把这些民族主义理论统称为“现代主义”。按照研究视野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划分为“经济现代主义”、“政治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主义”三种类型。
“经济现代主义”主要考察的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汤姆·耐恩(Tom Nairn)和米切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等学者看来，民族主义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征。⑩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启迪，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不均衡发展造成了核心国家(地区)与外围国家(地区)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为了摆脱核心国家(地区)的束缚，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市场，外围国家(地区)的精英只好借助语言、民间传说或皮肤颜色等因素对民众进行民族动员。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运动便由此得以产生，并不断扩散。与这两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则持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均衡发展并不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相反，“民族主义才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因素”。(11)在她看来，民族主义是16世纪早期率先在英国产生，后来逐渐扩散到全世界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这种社会意识内在地含有平均主义的内涵，允许社会流动性，鼓励劳工自由移动，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力量的运作领域，促进了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尊严或威望与经济成就息息相关，民族主义还极大地激发了民族成员发展经济的使命感，驱动大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反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伦理动力”。(12)
“政治现代主义”主要是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与现代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现象。“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它指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用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动的正当性”。(13)在“政治现代主义”看来，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它是整合各种社会群体，使国家获得充分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只有把民族、民族主义和现代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对“民族”现象进行准确分析。关于民族、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政治现代主义”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族的产生先于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它既是一个立基于主权和公民权之上的行政统一体，也是一个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如果这种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不能与既存的文化共同体相吻合，那么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就会被激发。由于“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是拥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行政力量协作的伴随物”，(14)所以，随着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各种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出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5)在这种观点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政治理论学说，它认为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其他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这一学说最终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转换过程中，为了挽救政治权威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使国家获得民众的忠诚与服从，或者为了发动人民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精英阶层便根据民族主义理论，通过发明传统从而建构出民族这一共同体。由此，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产生并不断扩散。
“文化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从文化入手对民族主义进行探讨。“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16)在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看来，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在把一种同质的高级文化施加于全社会之上，它只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因为在游牧社会中，高级文化尚未出现，政治领导也处于原始状态，民族主义根本无从产生。而农业社会由于是一个等级社会，统治者只要比他的前任更加公正和仁慈就可以维持统治，根本没有动力去追求社会文化的同质化。至于僧侣阶层，虽然试图让社会各个阶层接受一个同一的文化，但由于识字率极低，这种努力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工业社会则与传统社会显著不同，它追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求劳动分工要有流动性，陌生人之间要能够实现持续、经常和直接的交流。因此，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现代主权国家便都努力提高识字率，向全体成员普及一种同质的高级文化。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推动下，这种高级文化逐渐渗透整个社会，为全体公民所共享。与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结构功能论证不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安德森发现，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同胞，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实际上是通过想象而得来。那么对民族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为何可以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呢？在她看来，民族主义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只有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把民族主义和文化体系而不是各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通过考察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安德森得出结论，18世纪以后，世界性宗教、王朝和神谕式时间观念逐渐没落，人类的心灵出现了世界观的空白。在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综合影响下，人们开始感受到“读者同胞”的存在，民族意识由此逐渐得到形成。因此，民族的属性(nationality)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17)
三、“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
20世纪80年代，“族群—象征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与“现代主义”比肩的重要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哈金森(John Hutchinson)、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以及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等。这些学者既不赞成“原生主义”，也反对“现代主义”。虽然他们的理论各有侧重，但是都不否定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并十分强调民族的历史性和族群性。具体来说，“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主要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主张：(18)
1.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要进行长时段分析。与“现代主义”范式不同，“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比较注重对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故又被称为历史的“族群—象征主义”。“族群—象征主义”认为，如果没有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很容易夸大现代民族的新奇性。要想能够准确认知现代民族的出现，就必须适当地考虑到作为它的前身的族群。不过“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并没有走向“原生主义”。它虽然强调过去的族群联系和情感对于现代民族的产生有极大影响，但同时也注意到前现代的“民族”和现代民族之间存在着断裂。“族群—象征主义”理论特别指出，由于人们的历史记录中有许多断裂和不连贯，只有通过对几代人乃至几个世纪的考察，才不会曲解历史上的族群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避免犯“追溯的民族主义”的时代错误。
2.民族的建构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在“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看来，“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低估了地方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意义，过分强调了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普通大众的看法与需要没有高度重视。“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指出，大众并不是精英的传声器，只是简单地接受精英们的锻造。不同时代、地区、性别和阶级的大众对于民族有着不同的兴趣和需求方式，他们的信念和传统与精英们互相影响，精英们对民族的建构必须借助大众共享的文化才能得以进行，得不到大众响应的民族建构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因此，“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十分注重强调民族建构过程的互动性，一般不是将民族形成过程视为一种建构，而是将此过程视为对既存文化主题的重新诠释以及对早先的族群联系和族群情感的重新建构。
3.族群遗产是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础。“对族群—象征主义而言，民族在族群之外是无法孕育的，并且除非在以前的族群纽带基础上，某些特定的民族是不可能出现的”。(19)“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十分反对“民族主义创造民族”的观点，认为民族的核心是有着持久历史文化基础的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将是持久的。不过强调民族形成的基础是族群，并不是说每一个民族都只有一个族群作为基础。在“族群—象征主义”者看来，现代的民族大都具有多元的族群基础。除此而外，“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还特别指出，族群与民族之间也并不是单线的进化关系，在当今世界，族群可以和民族并存或者存在于民族之中。正因如此，在一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才会仍然出现活跃的民族主义。
4.象征符号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十分强调神话、记忆、价值和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作用。他们认为，相较于血缘或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神话、记忆、象征、传统等文化要素更具有亲和力，能够更加有效地构造和保持族群与民族的边界。如果忽视了这些文化要素的作用与影响，就不能够对于民族主义的强大威力进行充分的理解。正是这些关于族群与民族的记忆、神话与象征符号赋予了民族和族群独一无二的特征，使民族和族群获得了人民大众的强烈情感性认同。而民族主义就是通过这些主观的文化象征物，将民众的情感与普遍主权和大众的公共文化结合在一起，才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渗透到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产生。借助后现代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对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解构和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学术影响力日渐增强。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伊瓦—戴维斯(Nira Yuval—Davis)、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霍米·巴巴(Homi Bhabha)、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是主要代表者。“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目前仍处于发展之中，自身还比较分散，尚不完全成熟。简略来说，其对民族主义研究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拓宽了民族主义的研究空间。在“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看来，传统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民族内外部的权力阶层，对于边缘群体在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麦克林托克和伊瓦—戴维斯等学者认为，虽然妇女从来没有在民族主义论述中缺席，但她们往往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女性在民族观念建构或民族想象中所发挥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因此，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男性的论述，女性往往被排斥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话语之外。为此，她们对性别(特别是妇女)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边缘群体，如少数族群、外国劳工、移民和族裔散居者(Diaspora)等也是“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重点关注对象。
2.延深了民族主义的研究层次。传统民族主义理论往往追求宏大叙事体系的建构，多侧重于分析宏观层面的因素，而“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则将研究转入到微观领域。在比利格和埃塞德(P.Essed)等看来，在民族主义的论述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参加者。民族主义并不是只在非常状态下才展示自己的一种潜在力量，获得政治屋顶之后便消失。民族主义必须不断进行再生产，在民众中持续地塑造民族意识。只有这样，宏大的民族主义叙述才能对民众发生影响，人们才能长久地保持民族意识并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事实上，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民族性的象征物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们，进行民族主义的再生产。只不过这种再生产通常不引人注意而已。为此，他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补救了传统民族主义研究的缺失。
3.开掘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包括公开的民族运动，还应该包括各种民族观和民族叙述结构”。(20)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影响，“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注重分析民族的话语叙述。在他们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语义复杂的文化符号。以往的民族主义理论大多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具有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受其影响，甚至许多所谓的“反殖民主义”论述和“后殖民主义”论述都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文化话语权的遮蔽，只是作为西方民族主义论述派生出来的“一种衍生的话语”而已。因此，必须把民族主义的文本当作是一种话语而不是认知的媒介，要特别注意考察民族主义话语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引起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特性予以准确的把握。
五、结语
比较当代西方的四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发现，“原生主义”民族理论实际上没有对民族和族群、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做出区分。在“原生主义”者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以及前现代时代的基本力量与过程，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民族得以实现的模式”。(21)由于把两者完全混同，这一学派只好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自然化或永久化，从而陷入还原论和神秘主义的泥淖。继之而起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完全归结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而对“原生主义”民族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民族是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拥有国家主权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们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伴生物。就整体来看，显然，“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的论述比较客观，较少情绪化色彩而更富于经验的和理性的分析。(22)不过，“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它的许多论断都不免失之武断，(23)而且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24)从而受到其他民族主义理论的激烈批评。
“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原生主义”和“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综合与发展。它把民族与族群做了区分，认为民族与族群尽管都是某种形式的集体文化认同，但是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甚至可以没有疆域空间。而民族则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以及追求相当程度的自决，甚至包括拥有自己的主权国家。由此，它一方面赞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支持“现代主义”对“原生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族主义只能影响而不能制造民族，民族只能建立和产生于早已存在的族群之上。“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这一观点，也同样没有逃脱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族群—象征主义”忽视了(政治)机构对民族认同的作用，有的则批评“族群—象征主义”和“永存主义”民族理论过于接近。(25)而尤莫特·奥科瑞姆利(Umut Ozkirimli)则把“族群—象征主义”和“原生主义”都归并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t)。(26)至于“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则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一样都十分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特性。不过，目前它只是将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进行了深化，仍在成长之中，尚待进一步的发展。
总体来说，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脉理。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四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是依次出现的，然而这四种范式并没有相互取代。在当代西方，这四种范式是同时并存的，各派学者之间经常进行激烈的争辩，彼此的理论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有互相渗透的倾向。如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被公认为“现代主义”者，但他们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先声。而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有“永存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印迹。至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更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对“原生主义”和“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折中。哈斯(E.B.Hass)曾经把民族主义研究比作是盲人摸象，随着理论争鸣的继续，相信人们对于民族主义这头“大象”必将能够得到完整的认知。
注释：
①Umut O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Basingtoke： 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
②参见叶江：《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现状及历史刍议》，《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③本文的民族主义均指nationalism，而族群则是指ethnic group或ethnic community。
④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把“永存主义”与“原生主义”并列为两个独立的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但是由于这两种理论的观点比较接近，西方学者大都把二者合在一起加以论述。另外，在英文中primordial一词本身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原生的”之意，也还可以理解为“(从)原始时代存在的”。故本文采用尤莫特·奥科瑞姆利(Umut Ozkirimli)的分类，将“永存主义”列为“原生主义”民族理论的支系。
⑤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4页。
⑥梯利(Tilly)就强烈坚持把格尔茨的这种“文化原生主义”理论看做是“建构主义的”。参见Umut O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p.73。
⑦[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52页。
⑧事实上，在“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中就可以看到“永存主义”民族理论的痕迹。
⑨多数“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缘起于16世纪的英国，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民族主义的真正开端。
⑩参见John Hutchinson,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umel,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0,p.289 。
(11)[美]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1页。
(12)[美]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73页。
(13)John Breuilly,Nations and the Stat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3.
(14)[英]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4页。
(15)[英]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6)[英]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17)参见[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8)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Umut O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88页。
(20)[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1)[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4—5页。
(22)(25)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3)如霍布斯鲍姆过早地预言了民族主义将随着现代性在西方的逐渐衰落而最终走向终结；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不能解释非工业社会中民族主义的出现；凯杜里对于民族主义学说的作用也不免过于夸大。
(24)“现代主义”学者绝大多数都把西欧和北美视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本迪尼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发端于南美，或许是其中的特例。但是她的理论还是有意无意地把西方文明作为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背景因素，最终仍然不免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26)参见 Umut Ozkirimli,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215—216。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