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扁鹊论文,司马迁论文,观念论文,传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本《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于历举扁鹊医案以后，有这样一段议论：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1]
由于迄今为止的《史记》文本研究，没有出现过这篇传记出自司马迁之手的怀疑；由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焚书令，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的声明；又由于这篇传记在录毕扁鹊三则传奇医案之后，并在叙述扁鹊“以其伎见殃”（注：《扁鹊倉公列传》“太史公曰”。同卷扁鹊传：扁鹊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的结局之前，插入这段概括性很强的“病有六不治”的名论，而且没有标明它出自扁鹊，因而引人生出如下两点疑问，是合乎逻辑的。
哪两点呢？第一，它是谁的见解？第二，它的涵义是什么？
（二）
关于第一疑。
司马迁写扁鹊即先秦名医秦越人的传记，必有文献依据，已由稍后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也有类似记载，可作佐证。
然而这篇传记，除了首尾简述扁鹊生平以外，作为叙史主体的扁鹊三则医案，其历史真实性，早已引起人们怀疑。比如《史记》三家注，都曾指出每则医案的发生年代无不可疑：赵简子在晋国“专国事”，发生在晋昭公死后很久；还在三家分晋以前百余年，虢国就已被晋献公攻灭，国既不存，哪有“太子”？齐国或田齐，都没有“桓侯”，怎会有扁鹊屡见齐桓侯言其已病的故事？（注：参见前揭扁鹊传三家注。关于赵简子事，张守节《正义》谓据此传及《赵世家》，当在晋定公十一年(501B.C.)。虢公子事，裴骃《集解》引傅玄说：“虢是秦献公时先是百二十余年灭矣，是时焉得有虢？”张守节《正义》：“然案虢后改称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齐桓公事，《集解》：“傅玄曰：‘是时齐无桓侯。’骃谓是齐侯田何之子桓公午也。”司马贞《索引》同裴骃说。按，《田敬仲完世家》“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索隐》引《春秋后传》有“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齐，是为桓侯”云，则司马贞说亦有据。又据该《世家》，田齐桓公立十八年卒，当秦孝公十年(352B.C.)，则扁鹊逃齐，入秦，必在此年后，上距赵简子事已逾一百五十年。倘司马迁所记扁鹊医案，非传奇，则扁鹊在秦被刺，将二百岁矣。）
类似疑问，在历代《史记》的研究作品中间，提出更多。假如注意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所谓“《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说法（注：语见《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按《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知司马迁读过《谷梁传》，并闻见汉武帝召开御前会议，命江公与董仲舒辩论《谷梁传》、《公羊传》何者义长，由于任裁判的丞相公孙弘，偏袒董仲舒，而使汉武帝否决《谷梁传》可立于学官。《史记》卷13《三代世表》序强调孔子作《春秋》，“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即取《谷梁传》文。），已在学界传播，那末司马迁著《史记》，对于三四百年前就名闻天下的名医扁鹊的种种传说，采取传疑的态度，也许可以理解。况且时间记录的舛误，未必等于其事乌有。
令人惊异的，倒是前引扁鹊传的那段名论，就我寡闻所及，无论中医学史还是中国科技史的论著，似乎都将它的版权，归诸扁鹊。例如有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述及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便特别称道扁鹊在医疗实践中提出了“病有六不治”的原则，说是其中否定“信巫不信医”的一点，“反映了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唯物主义态度”云云。那依据，当然是《史记》。
可是略考原文，便可知司马迁所述的扁鹊医案，头一则就凸显扁鹊本为巫医。他诊断赵简子昏睡不醒，并非身病，而是神游天国，证明的理由，便是“昔秦穆公尝如此”（注：《史记》卷43《赵世家》，亦记同一故事，与此传全同。）。这不是以巫术济医术之穷么？
扁鹊的第二则传奇医案，是让虢太子起死回生。离奇的是他路过虢国宫门，没有见到尸体，便断定太子病名为“尸蹶”，而且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便可保证治愈。如果没有巫医的未卜先知式的自我迷信，他敢如此神化自己么？
至于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说他从初见到四见，每见必说齐桓侯之病，由表及里，正在层层加深，最终发现齐桓侯之病无可救药而逃走，过程似不神秘。可是单看颜色，就断定其人病人骨髓，难道不是未脱巫医积习的一种表现么？
论史首重本证。由司马迁详述的扁鹊三则医案，无不反证他不可能否定“信巫不信医”的传统观念。
据《史记》，扁鹊在齐、赵行医的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后。孔子有则著名的语录，说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注：《论语·子路》。此则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语，乃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下又有“子曰：不占而已矣”一语，论者每谓此即孔子晚年学《易》之明证。然前一“子曰”，确指“人而无恒”，为南国之人的习语，故下云“不恒其德”二语，当为孔子对所引南人习语的解释。本语“不占而已矣”，复加“子曰”，朱熹注以为“以别《易》文也”，但通观此则全文，实难说通，故朱熹只得承认“其义未详”，见《论语章句集注》卷7。倘若咬定“不恒其德”二语，为孔子引用《周易》爻辞，岂非以不通为通？）从肯定恒德的角度，将人们寄托生死的医，与藉以交通鬼神的巫，同样推许。连孔子那样的智者，也不否定巫术信仰，至多“敬鬼神而远之”，略示心存怀疑而已。这也可证，扁鹊自称医术得自神授，正是巫医仍然不分的时代风尚的折射。他怎能在这样的时代，向病家提出“信巫”还是“信医”的难题？不错，相传他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以后，曾否认自己“能生死人”，也就是否认自己是神巫。但司马迁所记这则医案的可信度，既然早受研究者质疑，当然不可视作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本证。”（注：例如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第三章第九节，有专述扁鹊一目，便全据司马迁的扁鹊传。见该书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138～139。）
因此，信巫还是信医的难题，以及前引扁鹊传的那段“病有六不治”的名论，只可能出自传记的作者司马迁。
（三）
关于第二疑。
《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七十列传里，序次第四十五。它的上一篇《田叔列传》，是文、景二朝一位著名廉吏的传记；下一篇《吴王濞列传》，则是对抗汉景帝的“削藩”政策而组织吴楚七国联盟起兵反叛的那位著名藩王的传记。作为全书唯一的名医传，夹在藩国名相名王二传中间，当然令人感到突兀。隋朝史官王劭，便说：“此医方，宜与《日者》、《龟策》相接，不合列于此，后人误也。”（注：传题司马贞《索隐》引王劭曰。按，王劭早仕北齐，入隋官秘书少监，曾著《齐志》、《隋书》，是隋统一后与李德林齐名的北方史家。其二书虽为唐初官修《北齐书》、《隋书》取代，但重名不减，刘知几《史通》就有多篇议论他的史学。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屡引其说，可证他对《史记》也有专论，但今已不存。）然而七十列传的序次，是司马迁自定，并非“后人”更改，有《太史公自序》作证，可知“误”的倒是批评者。唐代《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同意王劭的批评，却弥缝说：“以淳于意，孝文帝时医，奉诏问之，又为齐太仓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鹊乃春秋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注：传题司马贞《索隐》引王劭曰。按，王劭早仕北齐，入隋官秘书少监，曾著《齐志》、《隋书》，是隋统一后与李德林齐名的北方史家。其二书虽为唐初官修《北齐书》、《隋书》取代，但重名不减，刘知几《史通》就有多篇议论他的史学。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屡引其说，可证他对《史记》也有专论，但今已不存。，传题张守节《正义》。）这话也似是而非。论官位，淳于意乃藩国下吏，答汉文帝医问，已在免罪家居之后，在政治上没有影响。论叙事，全传重心分明在扁鹊，如按时序排列，至少应列入前十篇里面，也不妨碍继述仓公传，因为司马迁将时代相隔很远的人物置于一传，有老子与韩非同传的例证。所以，就形式论形式，即使单作编纂学史的研究，也难免逻辑与历史相悖。
其实，司马迁很清楚所谓儒学的一种传统偏见，即医卜星相之类都是百工之事，属于子夏宣称君子不为的“小道”（注：“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前揭《论语集注》卷10。）。司马迁给各类“小人”立传，那总体意向，或者说历史观念，是另外的问题。但他给时代相距三百年的两位名医合写一传，却既非为“小道”张目，也非为保存医案，堪称别有用心。
那用心，从负面来看，已明见于传末的赞语，照录如次：“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1]
由“扁鹊等”的一个“等”字，便可知司马迁写作本篇时，心目中为之抱不平的对象，决不止于仓公，也决不止于古近名医。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在君主眼里等于倡优，视作弄臣，可以反证他述说扁鹊、仓公医术那样高明，最终不是惨遭暗杀，便是幸免肉刑。谁都知道，司马迁就因为替李陵战败原因，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便被汉武帝以诽谤罪投入死牢，被迫接受宫刑——最重的肉刑，也反证汉文帝四年（前176），至其孙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快八十年，废除肉刑的诏书依然是一纸空文，——可是他出狱后，却被皇帝任命为“中书令”，只有宦官才能充当的宫廷文学侍从，这不分明是“戏弄”吗？[3-p1～56]因而我据此断定，《扁鹊仓公列传》必定是司马迁晚年忍诟含耻续写的《史记》名篇之一。
不过，假如据此篇论赞，判断司马迁为两大名医立传的用心，那就只可能说他借题发挥，悲二人的不幸，抒自己的愤懑，不仅格调太低，而且令人感到他正如东汉末权臣王允所诬，利用汉武帝不杀之恩，完成了一部“谤史”。
事实正好相反。司马迁在赴死与辱生中间，作出非活不可的选择，唯一理由就是争取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当他重读扁鹊传奇和仓公对策，油然产生同情，在篇末借史抒愤可以理解，却不能认为表达了他的真正意向，因而我以为这段赞语，只表白了他负面命意。
前已提及本传在七十列传中间的序次问题。序次表征司马迁所设计的“列传”的整体架构。通过不同时空或同一时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人物活动，展现自己的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怎样被创造、被改变和被转化的，也就是“通古今之变”，无疑是司马迁对于历史编纂学的一项巨大贡献。然而历史人物现身于特定时空的共同舞台，总以个人面目登场，总扮演着某一种特殊角色，怎能展现形形色色的个人活动，在“古今之变”中间，都不可或缺，都对自己生存的共同环境，起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作用呢？七十列传的序次，以及必受荀况“合群明分”思路启迪的专传、合传、类传以及外国传的类型区分，便透露了司马迁关于“列传”体整体架构设计难题的解决方案（注：今本《史记》的八书首篇《礼书》，内有大段议论，与《荀子·礼论》相同。因《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阙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阙文内包括《礼书》。故后来研究者，多以为今本《礼书》，即后人移荀况《礼论》所补。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考迁书之“十篇有录无书”一则，以为除《武帝本纪》全亡，《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三篇乃未完成稿，此外不见所亡何文。据此，则《礼书》与《礼论》的关系，尚待研究。但司马迁对荀况的隆礼论，如谓礼制起于养欲给求，礼义的内涵是合群明分，礼法关系是从未然和已然相反相成的角度保障社会秩序等等，是赞同的，由天官、平准诸书，货殖、游侠、酷吏诸传，均可证明。因而，我以为七十列传的结构设计，一个重要的指导理念，便是取自荀况的合群明分思想。）。
由此来看《扁鹊仓公列传》的序次，被定位于田叔、刘濞二传中间，就不是随意的。田叔是汉初的三朝元老，曾被汉文帝称作“长者”，而他主要名声，来自调停汉景帝与同母弟梁王的紧张关系，以及出任鲁相，诱导鲁王改恶守法，是孔子所称“居其国必闻其政”的良吏楷模。[4]同样，司马迁写刘濞传，也凸现这位早与景帝结怨而首倡起兵反对削藩的吴王，统治吴国数十年，“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实现了刘邦封他以求东南稳定的期望。但也因此使汉景帝感到他对君主集权的威胁。改变汉文帝的安抚政策，而且这位皇帝用人多疑，既从晁错建议下诏削藩，又与袁盎密谋杀晁错以图遏制吴楚诸侯联合造反。[5]司马迁显然认为治国如同治病，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弃良医而信庸医，致使轻恙变重症，自招乱亡。他写田叔“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的故事，再写景帝用人多疑而终于激起诸侯造反乃至君位几失的故事，在二传之间忽然插入古近两位名医因医术高明反遭不幸的故事，那序次编定，岂非无意？
正因如此，我以为司马迁依据宫廷档案，详录汉文帝与淳于意关于医术的九问九答，由医案到医道，完全不夹评论，但一再实录淳于意向皇帝陈述，医为“国工”，除了“大识其病所在”，还应“好数”，可比“圣儒”（注：淳于意对策中述其师公孙光称赞他“必为国工”，又向后师阳庆推荐他：“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均见《扁鹊倉公列传》“太史公曰”。同卷扁鹊传：扁鹊入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难道只是“录其医案”（注：清代章学诚曾为司马迁的著史体例辩护，以为后人批评《史记》义例不及《汉书》严谨，是因为不懂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而迁书通变化，“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名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见《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下。其说有见，但对司马迁列扁鹊、仓公传的序次命意，仍乏理解。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关于《文史通义》及《书教》下篇的解题。该书由上海古籍2002年新版，页221～224。）？
汉文帝是“今上”即汉武帝的祖父。中国史论者每好艳称“文景之治”，理由是这对父子，作为西汉帝国第三、四代皇帝，做到了黄老学说提倡的“与民休息”。其实呢？汉文帝因为相士预言他的男宠邓通必将饿死，而赏给邓通一座铜山，致使“邓氏钱布天下”[6]，便揭穿了帝国这位三世皇帝提倡节俭的虚伪。其子汉景帝，虽迫于母后严命，不得不读《老子》，却欣赏儒者关于君臣等级现状不可改变的议论[7-p75～77]，又为集权个人而激化藩国与朝廷的矛盾。其子汉武帝“独尊儒术”，如他的一位鲠直大臣批评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注：这是汉武帝亲政后招文学儒者，诏书内有欲施仁义云云，引发主爵都尉汲黯的批评语。汲黯家族自战国末到西汉初，世代为卿大夫，到他已传七世，本人习黄老学说，“治官理民，好清静”，又有侠气，鄙视汉武帝母舅田蚡等政治暴发户的行为，以敢于面析廷争，博得年青皇帝的敬重。语见《汲郑列传》，《史记》卷120。），或如司马迁揭露他的御用经学家董仲舒、公孙弘等所讽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注：参看《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卷122。平津侯，即公孙弘。）。司马迁给“今上”及其亡父，都写过编年史。但现存的《史记》，《景帝本纪》全抄《汉书》，《今上本纪》也与《封禅书》雷同。从东汉起，人们便指出，造成这古怪现象的，是汉武帝。因为“今上”得知太史令司马迁写了一部史书，便索阅其书，他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司马迁怎样写他和他的父亲。没想到这位年薪仅六百石小米的占星官，居然秉笔直书，毫不顾及圣天子及其父君的颜面，于是“大怒，削而投之”[3]。两篇现代编年史从此消失，也种下作者断子绝孙的祸根（注：据《汉书》，司马迁仅有一女，嫁与汉昭帝时任大司农的杨敞。自从孟轲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下》），至西汉诸帝均标榜以“孝”治天下。曾通令天下诵《孝经》的汉武帝，明知司马迁无子，却以受宫刑当作免其死罪的条件，随即任其为中书令，彰显其“不孝”。倘由此重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内的死生之辨，或近乎史实。）。
由此可见绝对权力多么可怕。但绝对权力也决非不受挑战。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宁受宫刑，宁受充当宦官带来的更大屈辱，却于出狱后续写的《扁鹊仓公列传》，继续申述他早已认准的真理，就是医国也如医人，都必须依靠良医。
淳于意答汉文帝九问，都在侥幸免罪后的“家居”时期。司马迁没有交代他应诏对策以后的历史，不言而喻，说明汉文帝不认同这位“圣儒”的治术。比较起来，虽悠远难考，却提供了据以立论的想象空间，于是司马迁可以借其传奇医案而抒发己见。
（四）
不妨从“述往事，思来者”的角度，看一看司马迁关于“病有六不治”的论旨。
“使圣人预知微”，作为假设应该洞察先机的“圣人”，指谁？
这里又需略说圣名史。自从孑L子声明他没见过活着的圣人（注：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见《论语·述而》。那末，孔子自我估计，是当时圣人吗？他死后，晚年四大门徒，子夏、子游、子张和曾参，意见无二致。前三人与曾参的分歧，在于子贡所称“天纵之将圣”的这位老师，有没有合格的继承人。据孟轲说，前三人“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遭曾参反对作罢。见《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从此孔门分裂，“儒分为八”，“皆自谓真孔子”（《韩非子·显学》）。），他的门徒便在谁可称圣的问题上，陷于纷争。相传孔子死后，子夏、子游、子张曾共同拥立有若为掌门人，因为曾参反对而取消。据孟轲说，有若尽管像孔子，却做不到以德服人，因而孔子与伊尹、周公、伯夷等一样，都是“古圣人”，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其身后尚无传人（注：今本《孟子》七篇，辨“古圣人”的言论甚多。孟轲力称孔子死后无圣人，可参看《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为说辞”章，《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章。孟轲以百年来继孔而生的今圣自诩，跃然简牍，不必待千年后韩愈《原道》推崇也。）。荀况否认孟轲有继承孔子做圣人的资格，说此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注：《荀子·非十二子》。关于孟荀学派对立，参看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所收《从孔子到孟荀》一文，该书由上海人民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本，页807～824。此篇乃我据周先生残稿和授课笔记综合整理而成，原载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4期。）。他从学知言行等不同角度界定“圣人”的论说很多，也不否定有“圣臣”，但称道最多的是“圣王”、“圣君”，特别强调有“国”与有“天下”不可等视：“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注：引自《荀子·正论》。按此篇驳“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说，白杨惊注谓“擅与禅同”，后世注家多从其说。按，“唐虞禅”见于《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章。孟轲答语，声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但怎样解释古典相传的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历史呢？孟轲只好乞灵于“天”，编造故事，说是尧已荐舜于天，命舜治民，结果尧死后，舜避尧之子而居化外，岂知诸侯百姓都跟着他跑，于是舜只好回到“中国践天子位”。荀况主张“天人相分”，反对用天意附会人事，因而他驳“尧舜禅让”说，改“禅”为“擅”，决非无意。擅者，自专也，即谓尧可以自作主张，将天下大君地位擅自授予舜。在荀况看来，尧舜辞让其实都不得已，不得已的原因，就在尧晚年“不德”，无奈只好先嫁二女给舜，而后“任以事”（见《成相》“道圣王”节）。这符合荀况的人性论，所谓人性本恶，礼起于“伪”，由后王陆续制定的礼和法，不是“圣人”预设的人类行为规范，便是“圣王”为了惩罚越规行为的条例。荀况理想的“天下”，“非圣人莫之能有”，无疑在呼唤未来的大一统。）这位中世纪早期经学的教父，在秦汉一统帝国创建过程中的统治学说领域，权威远高于孟轲。他既然再三再四地宣称，唯有得天下的“天子”，才配称“圣”，那在多少受其影响的政论作者脑中，无疑起着导向作用。
汉初仍然奉行秦朝的“挟书律”。首先破例的是陆贾。这位靠口辩说服南越国王向汉廷称臣而超升太中大夫的皇帝近侍，居然向自称天下“居马上得之”的汉高祖称说《诗》、《书》，又居然促使不改流氓习气的刘邦，命他著书，讲讲秦亡汉兴的道理。于是汉朝由汉臣著于竹帛的第一部书，便由陆贾写出了，名《新语》。[8]今本《新语》，也许不是原貌，但宗旨很清楚，就是宣称“圣人不空出”，“杖圣者帝”（注：引语见今本《新语》的“思务”、“辅政”诸则。），不言而喻，便是将在位皇帝刘邦，尊为活着的“圣人”。
在这以前，曾起朝仪而博得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因为带絜弟子们名利双收，而被其弟子称作与时俱进的“圣人”（注：《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此篇记叙叔孙通曾为秦博士，在秦末到汉初的短短五年里，“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而他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功业，便是窥知已称皇帝的刘邦，无法对付下属那班布衣将相“争功”，因而“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诱导新朝文武权贵在朝堂上遵守等级秩序，获得成功。刘邦大悦，说是“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即拜叔孙通为太常（原名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为九卿之一），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请求刘邦给弟子们封官，于是刘邦不问姓名，全部命其弟子为“郎”，即禁军侍卫。“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要务。’”）。但在《新语》受刘邦肯定以后，后来的学者们，岂敢随便把“圣人”之名，加到当世君主以外的本朝人物头上？（注：据《汉书》本传，叔孙通因起朝仪而在弟子中赢得“圣人”之名，时在高帝七年(200B.C.)。陆贾奉旨著新语，在何年？《史记》本传未载，《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系此事于高帝十一年(196B.C.)，当据司马迁著《南越列传》所记陆贾事迹，与本传叙事次第比照后推定。迄今尚无史料可作反证。因此在陆贾《新语》问世以后，帝国高祖的无上权威，便足以使得帝国学者不敢逾其规矩。）
于是，司马迁讲述扁鹊传奇医案之后，忽然插上一段议论，说是“假如圣人预先察知幽微，能够下令良医及早处理，那末疾病可以医疗，病人可以救治”云云，这话似乎没头没脑，但在了解汉初以来唯有皇帝才可以称作“今圣”，臣下对其言必称“圣主”、“圣天子”，就可知司马迁在这里所称“圣人”，非指别人，正是指在位的汉武帝。
司马迁写过汉武帝的大事记。然而，今本《史记》的《孝武本纪》非原貌，是后人摘抄《封禅书》的补作，早为学者熟知。因此，东汉便有传说，司马迁的原著，被索阅其篇的“今上”亲手毁掉了，是可信的。不必重述以往论著关于司马迁写他那时代的历史如何尊重事实的考证，就看他批判汉武帝缺乏洞察先机的才智，用人不当，导致帝国病患愈来愈重，所谓“六不治”，已可得知他怎么会以身殉史[3]。
春秋晚期已流传“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名言。据《国语》说，它的发明权，属于秦人医和（注：见《左传》昭公元年，文长不具引。）。《左传》曾详述这位佚氏的秦医，应聘到晋国给晋平公治病，一见便断定其“疾不可为”，说了一篇何以不治的道理，因而被晋卿赵孟叹为“良医”（注：见《国语·晋语八》医和曰。按，此谓医和对晋卿赵孟语，与《左传》载医和断定晋平公患了不治之症之后，答赵孟的基调相同。）。
司马迁著史，大量征引过《左传》、《国语》，因而对于医和其人其言不置一词，颇令人费解。但无论他是否避免触怒“信巫不信医”的今上皇帝，但他作扁鹊传，忽然紧随四见齐桓侯断其病已不治而逃亡的故事之后，插入指斥“圣人”不会早用良医的大段议论，那批判的对象，在于汉武帝君臣均非医国手，并首列“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等作为病不可治的理由，意向非在治身，而在治国，强调“医之所病，病道少”，岂有疑义？（注：参看王符《潜夫论》第八篇《思贤》。此篇发挥《国语》所载“上医医国”论：“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王符生活在东汉末，正是《史记》被统治者诬为“谤书”盛行的时代，他没有提到司马迁医国病的见解，也没有提到“上医医国”乃《国语》所述医和言，似乎都不难理解。清嘉庆间，汪继培《潜夫论笺》，指出“上医医国”二语出自《国语》，且引《吕氏春秋·审分览》“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后汉书》崔
附崔实传引《政论》“为国之法，有似理身也”，均可证此论在秦汉间广泛流传的历史真相。）
汉武帝“骄恣不论于理”，早由他畏重的正直大臣汲黯当面指斥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一语揭露无疑。但近人史著，似都无视此点与“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等，所指正是汉武帝时代“国病”不可治的肇因。
《史记》已提供了内证。只消将《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稍作对照，便可了然。
《平准书》是西汉帝国创业百年的经济史，陈述重心为汉武帝一朝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程。它的叙事终于元封元年(110B.C.)，只写了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的前三十年，却展现了一个富饶的帝国，怎样被好大喜功的皇帝和他信用的权臣推行的经济资源国有化措施，闹得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帝国也由盛趋衰的真实历史。司马迁没有来得及目睹汉武帝晚年的信任的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种种经济垄断措施的破产，但《平准书》的结语，借卜式批评皇帝因旱命巫官求雨的言论，以为灾由人兴，“亨弘羊，灭乃雨”（注：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平准书》初创者是谁？史学史一般认为，司马迁在《太初历》颁行后(104B.C.)，著手写《史记》，内有若干篇或据其父司马谈遗稿增改。《平准书》叙史下限终于元封元年(110B.C.)，正是司马谈病逝并嘱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的同一年。三年后司马迁丧终任太史令，即主持改历，至太初元年始著书，而于此前六年盐铁官卖等措施激起民变日甚的情形，不著一词，是否表明他对《平准书》，仅在其父遗稿上修补，未及续写呢？当存疑。），便知此篇作意。
实际历史过程已被《平准书》描绘得如此清楚，因而后来史家都只可把它当作论史的依据，而在“评价”上做文章。例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总评汉武帝：“孝武帝穷奢极欲，烦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注：《资治通鉴》卷22汉纪14武帝后元二年(87B.C.)“臣光曰”。）由《通鉴》描述前半生的汉武帝编年史，全部取材《史记》，可知司马光与司马迁的区别，仅在结论说明与否而已。上世纪后半纷纷以赞颂秦始皇事业为己任的通史国史之类，同样取材《平准书》，却掉头称道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铸钱垄断和以重税迫使商人退出流通领域等等利权尽归君主的措施，造就了“西汉的盛世”（注：至上世纪末大陆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仍多持此见，均疏于将《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对照，可知不尽出于以论代史。）。近年渗入域内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宣称历史不过是历史学者选择某种文本编织的故事，只能称作一门艺术，固然从历史到逻辑都悖论百出，但用来衡量向来自命“科学”的官方半官方中国史教科书，却可谓歪打正着。
如果说《平准书》表明司马迁批评汉武帝既自致“国病”，又“病急乱投医”，使投机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工商业暴发户，“大煮盐”东郭咸阳、“大冶”孔仅、“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又都成为政治暴发户（注：三人受重用，均在武帝元狩四年(119B.C.)。参看《平准书》，及《通鉴》同年全据此书而更集中的记载。），那末《货殖列传》针对当时经济国策的批判意义，也就可以理解。
有史以来，追求耳目口身的安乐，追求心理成就感的安慰，“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既然道德说教无法愚民，回到老子幻想的“圣治之极”，那该怎么办？有五种对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可下者与之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注释可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上册，页136-140。）《货殖列传》的这段总论，是否如班彪、班固父子斥责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语。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班氏父子的这段批评，有详细考证。）？另当别论。但司马迁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汉初七十余年”国家无事”给皇帝一份丰厚的遗产，“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注：见《平准书》。这是作者叙武帝前三十年史的引论。段末强调这三十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尤点明篇意。）那末由“利道之”以下的治国术的任何改变，都只能看作是“物盛而衰”的变迁，何况汉武帝信用的桑弘羊提出的国策，引导君主滥用权力与民争利，正是亡秦自致灭亡的最下策：“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业，犹自以为不足也。”（平准书“太史公曰”）
（五）
于一世纪末基本完成的《汉书》，也有它续补《史记》作者的专传。传中首次公布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他藉私人通信方式留下的内心独白，写于征和二年(91B.C.)夏秋之间（注：征和二年(91B.C.)七月，太子刘据，被武帝宠臣江充诬为“巫蛊”，起兵杀江充，与臣相刘屈矇所发兵，在长安城内大战。时长安卫戍部队的统领、护北军使者任安，受太子符节而闭军门不发兵，致太子兵败逃亡。事后武帝以为任安欲坐观成败，与被指纵放太子出逃的丞相司直田仁，均下狱腰斩。政变时，司马迁随武帝在甘泉，回到长安，田仁、任安已下狱。二人均为其友，他念及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曾致函勉励他既为中书令，当尽心辅佐太子，而此函尚未复，故作了《报任安书》。按西汉执行死刑均在冬月。可推断此书必作于征和二年秋冬之间。又按，司马迁卒于何年，在史学界向有争论。前揭《田叔列传》，末叙田仁坐纵太子，下吏诛死，族灭，其实已暗写任安之死。但他的《报任安书》，在东汉初班固《汉书》中首次公布，当得自班家拥有的宫廷藏书副本。据此推知，司马迁此书，或于送狱时被截留，没入宫廷，因而东汉卫宏说司马迁受宫刑后，“有怨言，下狱死”，可能就指《报任安书）被发觉事。因此，司马迁必卒于征和三年(90B.C)春以后。因为这年穷治巫蛊案，至年终才因田千秋上书替太子讼冤而缓和，而司马迁如果由于致书任安而受株连，当在这年间。）。那以后司马迁便失去了历史踪迹。
过了不到五年(87B.C.)汉武帝在杀死指定接班人的生母之后，命人画了“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也魂不守舍了。他死前曾忏悔自己“愚惑”，受方士欺哄，有病不愿“节食服药”；也曾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不明”，因穷兵黩武而横征暴敛，“扰劳天下”（注：参看《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89B.C)的引语。）；都恰好反证司马迁所指“病有六不治”，是对汉武帝君臣酿成“国病”的病因分析。
也许别有所感，司马光对于汉武帝死前两年“深陈既往之悔”的过程，铺叙尤详，称许此人“能尊先王之道”，“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注：同15页注②引司马光说。）暴君的忏悔真诚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他们的虐政却决不会随着权首的死亡而化作“仁术”。
不是吗？当初设计由皇家造劣币、禁民间煮盐铸铁，命商人申报财产以征重税等药方，以治疗皇帝总患用度不足的金钱饥渴症的，是赫赫有名的酷吏张汤。用恐怖手段达到搜刮目的，是张汤的本行。除了死刑、肉刑，他还发明了“告缗”、“见知”、“腹诽”等恶法。到他本人也被皇帝发觉“怀诈面欺”而自杀，短短四年里，全国因犯禁而处死的平民已达数十万人，中等以上人家大都破产，连财政大臣也因“反唇”论死（注：前引《平准书》“大农颜异诛”。大农即大农令，位列九卿，主持官府财政。颜异出身济南亭长，由小吏至大臣，因反对强迫王侯宗室购买定价四十万钱的皮币，当作朝贺例献的苍璧的衬垫，后者价仅几千钱，认为“本末不相称”，惹恼汉武帝，借别事将他交付御史大夫张汤审判。张汤原与颜异不和，审出颜异在门客私议盐铁等令难行时，“异不应，微反唇”，即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于是张汤奏报武官：“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司马迁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据司马光考定，事在元狩六年(117B.C.)，见《通鉴》同年本文及《考异》。）。司马迁目睹了这段过程，更看到苛政恶法没因张汤之死而中辍，相反由新任大农令丞孔仅、桑弘羊弄得越发精细（注：《平准书》记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经营盐铁事，三人都出身富商，“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元鼎二年(115B.C.)，张汤死，其政敌也被武帝处死。孔仅任大农令，桑弘羊任新设的大农中丞，进一步推行工商都由国家垄断政策。《通鉴》据迁史，集中于这几年陈述汉廷以权力干预国计民生的过程，颇翔实。），这怎不使他叹息“医之所病，病道少”呢？
传统史家好强调“人亡政息”，其实不然。汉武帝死了，盐铁专卖等仍是国策。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蓄积已久的一场争论，终于发生。争论的主题就叫“盐铁论”。争论的详细记录被汉宣帝时一名任地方官的经学家桓宽编成《盐铁论》（注：据《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附桓宽事，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以治《春秋公羊》，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即太守助理，秩六百石。所著《盐铁论》，唐代杜佑《通典》曾节引，宋代曾有刻本，至明弘治间始有耑桢校刻本流传。今通行本为清嘉庆间张教仁重校重刻本，后附考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即以张本为底本，增订本于198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以下所引《盐铁论》均据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的《诸子集成》本。）。桓宽根据宫廷档案编订的《盐铁论》，虽有左袒贤良文学一方的嫌疑，却没有刻意丑化桑弘羊，相反也详细录存了桑弘羊及其属官的答辩言论，包括出面主持争论的丞相车千秋竭力回避是非判断的圆滑发言，都与《汉书》等有关记载相符，因而可作本文讨论问题的佐证。
桓宽分析这场大争论的议题，凡五十八道，连同开头“本议”和结尾“杂论”，全书共六十篇。通观全书，有以下几点引人注目：
第一，争论的双方非但都熟悉儒道经传的典故，而且都很了解本朝历史，似乎都读过司马迁关于汉朝的帝纪、列传或封禅、平准、河渠诸书。《轻重》、《相刺》、《大夫》等篇，都记有文学引用扁鹊医术来比喻治术，那些说法显得与司马迁所记扁鹊传奇如出一辙。《毁学》篇记桑弘羊引“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云云，直接出自《货殖列传》。连御史、丞相史等，在驳文学说时，也显示出对扁鹊传奇十分熟悉。
第二，争论议题中有《国病》一篇，其中贤良关于汉武帝时代三大臣群趋逐利的大段慷慨陈词，所引故实无不见于《平准书》。《散不足》篇记贤良回应车千秋“愿闻散不足”的要求，将滔滔数千言的议论，归结为两句话：“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可说读《平准书》后，道出了司马迁著《扁鹊仓公列传》的意蕴。
第三，争论表明，就在汉昭帝初，由于扁鹊传奇的流行，以致士绅都认他为“上医医国”的表征，似都不知那箴言的发明者是医和。因而争论双方都以良医比良吏，都以扁鹊比贤圣，都指对方背离扁鹊的医术。例如《轻重》记文学与御史的交锋；文学指责桑弘羊等是“拙医”，“非扁鹊之用针石”；御史就反驳道，桑大夫管理财政以来，“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皇帝）富实。”“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盐铁箴石》则记车千秋劝告贤良文学注意态度，不可“争而不让”，免得即使出任亲民官，“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第四，争论终于扯出司马迁。据《盐铁取下》篇末，在贤良再度长篇驳斥桑弘羊之后，公卿已罢议止词，上奏说：“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但其下还有十八篇更广泛的议题，表明贤良文学或其幕后人物不肯善罢干休。《申韩》篇记文学再度攻击“今之所谓良吏”，决非“良医”，显然使桑弘羊们激怒了，紧接着御史辩护说，《春秋》不把刑人当人，而如今民犯公法，邻居父兄互相包庇，该责备谁？文学也激动了，声称如今“良民”要耻刑人已不可能：“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生，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旦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已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心之有！”这未必确指司马迁（注：郭沫若有此说，似见于他校订的《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客居难索此书，或记忆不准确，容后再查。），但谁听了都会首先想到司马迁。理由并不难解。不仅如前所说，争论双方所引典故，无不见于《史记》数篇，桑弘羊还直引司马迁语，而且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在司马迁任中书令后入仕，这时已官至大司农即财政大臣，虽然“素谨，畏事”（注：杨敞，《汉书》有传。他是华阴人，娶司马迁女。武帝死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杨敞人其幕府，为军司马，得霍光力，迁大司农。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贤良文学都要求罢免盐铁酒榷，均输官。这都是大司农主管的政务，但在争论中未见杨敞登场，令人费解。），没有参与争论，还被桑弘羊下属御史暗示他不管盐铁事[9]，却不能逃脱文学的责难并辱及其外舅，都很合逻辑（汉代重婚姻关系，故宫廷政争总与新老外戚争权相关，朝廷亦然）。
接受司马迁的医国论，却又否定司马迁的人格，这在司马迁的身后只是第一例。《汉书》以后对他的否定，由人格、政见而至史论，但直到北宋的司马光，仍然承认扬雄说《史记》是“实录”。不过他的医国论，反而越来越湮没不彰。这并非意味着“上医医国”的观念已经退出历史，相反是因为它已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比如大约在东汉中晚期出现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便将“治身”与“治国”并提[10-P65～66]。东汉末的今文经学家何休，宣称《春秋》三传，唯独《公羊传》得到孔子不宣之秘必须“墨守”，而《左氏春秋》则病人“膏盲”，《谷梁春秋》已患上“废疾”。同时遍注群经的郑玄，用同样手法回敬，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三书驳之[11]。双方都把经说正误比作诊治疾病。那以后这类例证在政论史论和宗教论著中俯拾皆是，包括习见于戏曲诗词或民俗谚语。
迄今史学研究似未从上述角度探讨过这样的观念对于传统史学的影响和变异，因而对司马迁的医国论，略作考证，或于历史观念史稍有裨益。
标签：司马迁论文; 扁鹊仓公列传论文; 扁鹊论文; 汉朝论文; 谷梁传论文; 汉武帝论文; 国语论文; 孔子论文; 新语论文; 史记论文; 西汉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