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进程与亚太区域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区域合作论文,进程论文,多极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F119.9文献标识码：A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一方面受着实力对比的支配，另一方面也与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较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带有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深刻烙印。同样，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和区域合作的发展，无不留下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影子，无不受到总的世界格局的制约。在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冷战体制结束、两极争霸格局不复存在的背景下，世界人民满怀欣喜迎接一个缓和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但等来的却是一个并不太平的世界。近十年来世界地缘政治的种种现实，从北约东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出笼，直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无不表明世界人民的善良愿望面临着严重挑战；不管它打着什么旗号，其实质是某些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要把为他们一己私利服务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强加给全世界。这必然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阴影。21世纪是“亚太世纪”，而且由当今世界的一超多强充当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角。因而，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研究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对于把握该地区多极化的格局和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对世界多极化的再思考
回顾冷战体制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的议论，可以看到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多极化的调门越来越高。似乎两极体制的结束，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多极体制，而且这种多极世界会很快到来。对世界格局的这种乐观估计，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但近十年来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桩桩大事，迫使人们对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不得不重新加以审视。
1.1 多极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极”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用以表达世界格局。我国学术界一般把世界格局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一极格局、两极格局和多极格局[1]。美国约翰·奥林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塞谬尔·亨廷顿教授，把世界格局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即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和多极世界。
纵观古今世界史，多极世界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格局。按照亨廷顿关于世界格局的新见解，所谓“多极世界”，是一个由若干实力相当的大国所组成、彼此既合作又竞争的多极体系；世界上只有“欧洲政治在几个世纪中近似于这种模式”[2]。在这种世界格局中，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离开这些大国的共同干预，或它们之间的协商、对话和彼此让步、妥协，都是行不通的。历史证明，单极世界不能给人类带来公正与和平，古罗马帝国对世界的统治，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宁；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殖民帝国的横行于全世界，留下了一大堆殖民灾难；冷战后美国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的倾向，更引起人们对世界命运的担心。同样，两极世界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和平与稳定。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在欧洲筑起了对抗的“柏林墙”，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挑起了接连不断的战火与冲突。只有建立一种贯穿于国际事务之中的、真正多极的、相互制约的体系，才最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所以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极力主张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1.2 多极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但道路漫长
世界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抗之后；两极争霸的体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唾弃。而且实际上“两极”的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已成为历史。现在的俄罗斯，虽继承了原苏联的位置，但它所拥有的实力要素，除核武库以外，已不具备任何别的可与美国相抗衡的王牌。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本来也野心勃勃，企图实现它的一统天下。正如亨廷顿指出：“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它作为霸主国的单极体系，而且它也经常这样行事”[2]。但事实上它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一方面它的那些盟国并不买帐，“欧元”的出现就是典型例子，这是在货币体系上对美元的公然挑战；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力不从心，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得不拉上盟国一起干，在海湾战争中是这样，对待科索沃问题也是这样。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从二战后到整个5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均占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50%以上，其它西方国家受战争创伤尚未复元，完全处于“小兄弟”和“经济小国”的地位。如果没有苏联的崛起，美国有可能建立一个以它为霸主的单极世界。但到8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那种绝对优势大大削弱。就七国集团的力量对比分析，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七国集团的61%和58%，在七国集团中的首位度分别达到7和5。而到了198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分别降到40%和41%，其首位度分别降至2.6和2.0。总之，美国的盟国已一个个变成经济大国，因而它在国际上行事，不能不考虑它们的态度，并借助它们的力量。
这样看来，美国要想建立一个以它为霸主的单极世界很难，历史车轮要再回到两极世界也不大可能。剩下来的，只有多极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人类要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也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目前基本得到公认的世界“多强”中，无论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还是日本和中国，各自都不具备可与美国相抗衡的实力。而且从美国90年代以来以经济持续增长为标志的所谓“新经济”现象看，目前格局中力量对比的消长，要达到决定性的向多极倾斜，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3 一超多强的世界是风云多变的世界
对于目前的世界格局，“一超多强”是世界政治家们和国内外学者较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尼克松早就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见解[3]，最近亨廷顿则称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的奇特混合体系[2]。它不同于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基本模式，而属于一种过渡性的模式。它将是漫长的多极化进程中，世界格局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将是风云多变的形式。
把“一超多强”当作一种过渡性模式，是因为这种模式本身并无定型，可以是“一超+多强”，也可能是“两超+多强”，直至多超鼎立构成多极世界。说它是风云多变的世界，其中有多层含义。一是定位上的变化（提升）。原来的强国变成为超级大国，总有一天超级大国不仅仅美国独此一家，而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五个，这是美国有些政治势力不愿看到的，尤其对中国的强大，美国总有一股势力在疑神疑鬼，千方百计加以干扰和阻挠。但这是实力消长的必然结果，而且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二是实力组合上的变化。在这个“一超多强”的混合体系中，针对不同的国际问题和国际背景，可以出现不同的力量组合方式。事实上在海湾战争中是美英联合；在科索沃问题上则是美、英、德、法、意结盟。后者在世界格局上留下的阴影，尤其值得人们深思和警觉。西方媒体称这种组合事实上是北约内部的“核心圈子”[4]，而它的背后更隐藏着发展为“小联合国”的危险[5]。三是霸权主义的“干涉”多，世界难得有安宁。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心谋求构筑它主宰一切的“世界新秩序”。从克林顿1994年向国会提交的《参与与扩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到1998年12月推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都把“领导整个世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目标[3]、[5]。凡对它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凡不符合它的“世界新秩序”的事情，它都要插手干预。而它一手操纵炮制、并在科索沃付诸实施的北约“新战略概念”，又给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照此办理，美国在世界上无事不可干涉，无处不可插手，今天可拿南斯拉夫开刀，明天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下手。美国参议院的一批政客，公开要求把波斯湾和台湾海峡危机列为北约战略目标，就是这样一种危险信号。只要美国的这种“新战略”、“新干涉主义”不改变，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太平，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2 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多极化态势
“极”的概念于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便赋于它国际地理空间的内涵，具体表现为多极化进程的空间层次和空间结构。
2.1 多极格局的层次性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极”，是超级大国和大国的代名词。但大国通常有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之分，而且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可以相互联手，也可以相互牵制，所以对世界多极化进程的研究，既要从全球层次上考察，也要从地区层次上考察。亨廷顿有关世界格局的新观点，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力量中心”的层次性的新认识上[2]。事实上在国际事务中，世界大国固然经常居于主导地位和起着核心作用，但它也往往受到地区大国的牵制。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是这样，它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的结局也是这样[7]。在地区事务中，地区大国更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从发展眼光看，地区大国有的可能发展成世界大国。中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就承认，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几大“力量中心”之一[3]。
由于俄罗斯的西方外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落，特别是经历了科索沃战争的教训，使它对亚洲外交有了全新的认识，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1998年还正式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它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亚太区域合作多极化的第一个层次，应是四个世界大国，即美、俄、中、日。这“一超三强”对亚太多极格局与区域合作的发展将起主导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地区大国，目前有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将来可能还有越南、新马泰、智利、秘鲁。（注：亚太地区按地理范围除APEC国家和地区外，还应包括朝鲜、蒙古、中美洲各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太平洋诸岛国。本文按亚太区域合作的现状框架，仅限于APEC 21个国家和地区。）它们中有世界工业国，也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尤其亚洲的“小龙”，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会有新的觉醒和重新振作，其实力不可低估（表1）。他们的利益对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进程，必然会产生一种制衡力。同时，在各自的次区域合作中，他们又起着主导作用，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占有的地区优势。如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中，韩国分别居东北亚的第一、二位；澳大利亚均居大洋洲第一位。在东南亚情况较复杂一些，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新马泰”占有绝对优势。
2.2 多极化的地缘结构态势
亚太地区四极的组合形态，从自然组合看很简单，包括六个双边关系和四个三边关系，即中美、中日、中俄、美日、美俄和日俄，以及中日俄、中美俄、中美日、俄美日。但从地缘结构形态看就复杂多了。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理事宫本信生，对“美日中俄四重奏”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这是一种多层次的互相牵制的关系，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第二，六个双边关系中，除美日同盟外，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各自国家的利害得失上面[8]。对于他的第二点结论，这里姑且不谈美日之间是否也存在利害冲突，但美日结盟是事实，是所有双边关系中独一无二的，对亚太地区多极化的走势至关重要。因为在美日结盟的背景下，其它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必然会受到牵制，特别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牵制。同时，这种结盟一旦加快日本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必然构成严重威胁，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唤起东亚各国的警觉。事实上，美国为实现单极或“变相单极”主宰世界，已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面，推行一种针对俄、中的“新月型”包围战略；西面加紧北约东扩，东面以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共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再加上北约的“新战略概念”，美国更有了“左右开弓”、到处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借口。
由此不难看出，亚太地区多极化的地缘结构形态，是以上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综合集成的结果，基础在于所有双边关系的发展。所以根据反映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要素和指标体系，客观、科学地评价双边的利害关系和制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学方法进行综合集成，便可得出亚太地区多极格局的结构模式，其形态将是一种不规则的四边形。
2.3 多极化的国际分工走势
亚太区域合作的国际分工体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既不同于欧盟、北美发达地区，也不同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世界。它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境况各异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复杂的地区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中的四“极”，经济差别很大，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明显的经济和科技优势；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经济大国；俄罗斯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也具有相当的科技实力；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因此在APEC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美国和日本处于生产要素迁移和商品流动的上游位势，中国处于其下游位势。俄罗斯的情况较特殊，按早先在经互会的国际分工，它本应有自己的优势，但由于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轨上存在的问题，目前尚难发挥其在APEC国际分工中的作用。
在APEC的国际分工中，地区大国也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具有经济类型的多样性，有属农业国的越南，属农业工业国的印度尼西亚，属工矿业国家的智利，属发达工业国的澳大利亚，还有属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和新马泰等。它们彼此之间，及其与四“极”之间，既存在互补性，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既表现在产品市场上，更深层次的是存在于技术市场上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谁抓住机遇，不停顿地适时完成产业迁移和升级，谁就能拥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3 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3.1 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格局与对策
科索沃冲突的教训，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抛出的“新战略概念”和美国导演下出笼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给中国和俄罗斯出了一道需要共同回答的题目：欧亚大陆两个世界大国国家利益的保障何以无忧。面对共同的利害关系，两国不能不越走越近。然而亚太地区“四极”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是，美日两极明显处于优势，而中俄两极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局面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改变。因此，只有依靠中俄两国密切合作，以超过美日的增长速度增强实力；同时通过次区域的第二层面力量的联合，才能构成当前战略格局中的一种有效制约因素。在这种次区域层面上，东北亚、东南亚和澳洲的力量尤为重要。由于在这些次区域中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往往容易被美国的“牵制”政策所利用，因此牵制与反牵制的较量不可避免。
在这场较量中，我国有几个有利条件或几大优势。一是市场优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有利可图的大市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对这个市场都不会轻易放手，对美、日、澳洲等发达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二是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外交优势。在对待二次大战中日本的战争罪行问题和台湾地位问题上，国际社会和东亚国家站在中国一边，最近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所引起的国际反响，证实了这一点。三是有海外华人的地缘文化优势。亚太地区集中了2500多万海外华人和华侨，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对住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华人经济早就汇入了全球化的洪流，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侨务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海外华族社会的发展及其上述作用的发挥。只要积极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及时消除合作机制上的障碍和深层次的疑虑，使中俄经贸合作跨上一个新台阶；只要正确把握和充分利用以上有利条件，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推上一个新局面，在亚太战略格局中我国的大国地位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3.2 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结构性特征与调整重点
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及其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出中流砥柱的作用，被称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同时也证明中国是亚太地区除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市场，也是最活跃而有巨大潜力的商品市场。根据统计分析，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同香港和台湾，占整个APEC的18.1%，仅次于美国。中国吸收的海外投资，仅大陆部分就占APEC的10.2%，仅次于美国，加上香港、台湾则占到13.2%。但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别构成分析，目前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现状，有着明显的空间上的结构性弱点。
第一，世界大国层次上的不平衡。在亚太地区四个世界大国中，中国对美、日、俄的经济合作规模，中俄之间极度偏小，与两国之间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极不相称（表2）。中国对俄罗斯贸易分别只及对美、对日贸易的12.5%和10%；来自俄罗斯的投资，只及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几百分之一。但中国在俄罗斯的海外投资发展很快，俄罗斯已成为中国在APEC中的第五大投资市场。积极扩大对俄投资规模，对消除俄罗斯的某些疑虑，增强两国的信任度，对启动俄罗斯商品市场，扭转目前两国贸易低迷不振的局面，具有关键作用。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应当以战略眼光，积极促进俄罗斯投资环境的改善，把扩大海外投资的重点转向俄罗斯。
第二，地区大国层次上的不平衡。在目前的地区大国中，中国对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合作，规模较大，对印尼规模较小，对墨西哥相当有限。对韩国的商品贸易和来自韩国的投资，在APEC中均居第三位（除香港外），仅次于世界大国美、日；但对韩国的海外投资十分有限，从长远看不利于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在未来可能成为地区大国的国家中，中国对新马泰（新兴工业化国家集群）的合作规模较大，有些指标甚至达到或接近加、澳、韩的水平，而对越南、智利、秘鲁的合作规模较小，对越南尤其显得薄弱。从地缘政治看，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与印尼、越南的经贸合作；在拉丁美洲，利用与秘鲁、智利资源合作开发的有利条件，推进全面的经贸合作，同时积极发展与墨西哥的经贸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根据上述结构性弱点，我国对APEC经贸合作的多元化，应注意在以上两个层次上的推进。这将有利于亚太地区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多极格局中对“一极主宰”的制衡力量的壮大。
3.3 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上的机遇和应对
亚太地区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都在经历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过程必然给亚太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同时也必然出现新的竞争。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一些产业的生产活动在国际空间上的第二次转移，其中电子与信息产业、重化工业尤为明显。
在电子与信息产业中，美国控制着最先进的核心技术，拥有产品开发的绝对优势，高档产品由美国主宰，但中低档产品的生产空间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在第一次转移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首先受惠，如中国台湾省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家用电器工业的崛起，实际也是利用了这次转移的“余波”和“浪尾”。现在面临的是由产品升级换代掀起的第二轮“转移波”。在这轮竞争中，中国的选择，应当是利用自己的种种优势，抢占“潮头”，不做“浪尾”。
在重化工业中，实际上也完成了钢铁业、造船业、合成纤维等生产空间由发达国家（美、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的转移。目前受成本效益原则的驱使，继续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应当说中国也已抓住了这次机遇，以自己的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占领一定的国际市场空间。但也面临着俄罗斯和其它发展中大国的竞争，而且单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绝不能持久。所以，通过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在品种开发和产品升级换代上拓宽生存空间，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总之，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将继续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形成一轮轮的产业迁移波，由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完全有机会在这中间选择自己产业升级的空间。
收稿日期：1999-11-05；修订日期：199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