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937年中国经济与政府、企业、居民所构成的连环型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环论文,互动关系论文,年中论文,居民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5)05-0038-06
一般来说，政府的经济行为多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企业的经济行为多反映在微观经济层面，政府和企业都是以“组织”这种形式而存在，前者为管理组织，后者为生产组织，这属于群体系列；居民则通常以单元家庭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对应地要划归个体系列，该系列的经济特性集中反映在消费上。于是政府—企业—居民所构成的三角关系，如果就各自存在的价值而言，又可以表述为管理—生产一消费这样的三角关系。按笔者的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理当置于微观经济层面，管理以“力”作用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上，并通过“协调”杠杆也合理地活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当然不能忽略管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管理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时管理由“仲裁方”变成“当事人”，对于与此相联系的那些关系，也许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分析更为恰当。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本文的讨论侧重在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结论，并且主要是为了与同行们一起切磋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方法（注：这里笔者还要表达的意思是，学术文章不在于高深莫测，而是所提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一、生产—消费关系产生的微观链
（一）人口是供需结构的基数
在消费和需求有基本相同含义的前提下，我们先来谈谈与消费有着密切关系的—个问题，它就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具体包括劳动人口增长率、第一类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例、第一类劳动者人均拥有的人力资本占两类劳动者人均人力资本之和的比例。根据美国学者C.库兹涅茨的研究，人口加速增长是近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和前提条件。从世界范田来看，这一变化是从1750年开始的。1750年—1850年的100年间，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0.5%；而中国在1650年—1850年的200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0.6%，可见中国在近代化开始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增长一方面能扩大劳动供给量而提高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则会增加消费人口，提高消费需求总量。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人口总量呈缓慢增长，如1887年—1945年60余年间年平均增长串为0.58%。与我们研究的这段时间相关的一些估算结论是，1887年—191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7%，1912年—1932年为0.58%，1932年—1949年为0.39%[1]。
人口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变动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的职业构成和人口的城乡构成对消费需求的作用最为明显，因为人口职业构成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口收入水平的变动。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不便，那么，消费水平将随收入水平上升而提高。人口的职业构成又可以通过人口的城乡构成来反映，因为人口的城乡构成大体反映着人口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状况。比如，1843年—1893年城市人口比重由5.1%上升到6.6%，年平均增长率为0.25%，1893年—194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61%，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10.6%（注：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1893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的平均水平为6.0%，但有3个地区要高于这个数字，即长江下游区为10.6%、岭南区为8.7%、东南沿海区为6.4%。见施坚雅.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J].城市史研究，1989,(1).）。在各种因素当中，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造成中国近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这里我们只看一下1917年—1936年人均消费需求的变动情况，见表1。
表1 1917年—1936年中国国民人均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
年份 消费总额 人口数 人均消费额
（亿元） （亿人）
（元）
1917 132.45
4.409 30.04
1922～1925166.96
4.450 37.52
1926 216.53
4.462 48.53
1927～1928224.96
4.518 49.79
1929 238.25
4.617 51.60
1930 218.33
4.623 47.23
1931 265.94.747 56.01
1932 273.94.748 57.69
1933 273.25.090 53.67
1934 252.95.096 49.63
1935 267.65.101 52.46
1936 279.85.107 54.79
资料来源：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
人口分布对生产的影响也很大。如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是聚集还是分散取决于聚集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对比关系。聚集力有3种形式：(1)人口聚集扩大了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使企业产生了规模效益。(2)通过前后向联结关系，各类企业的聚集扩大了中间产品的市场需求，使原本不值得贸易的中间品形成了专业化生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3)多种产业的聚集促进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而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吸引了产业的聚集。分散力有2种形式：(1)人口不能流动导致的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别。(2)以房地产为主的不可贸易品地区间价格的差距。
（二）价格是供需组合的纽带
在生产—消费关系中，生产要素价洛被看做“微观经济（生产者）变量”，消费者福利被看做“微观经济（消费者）变量”。与这2个变量都有关系的2个主要因素是利率、工资。与此相关，存在一个价格传递效应(Pass-Through)，通过“价格传递链”揭示进出口企业定价能力变化所带来的效果，这么一来，探索两国间的价格传递效应要比用一国出口量在对方国家或世界所占的比例这样的指标更有说服力，而且还能够阐明在不同的价格体系中传递效应的变化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汇率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利用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图示模型（见图1）。
图1 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传递链
说明：1、2、3代表价格传递链的顺序，3′代表受到货币政策影响的物价环境
根据这个价格传递链的框架，外部变化（汇率波动和外国价格的不稳定）的第一个传递“站”是国内的进口价格，第二“站”是国内中间投入的价格，第三“站”是到达最后的消费者价格。(1)进口价格“站”有对应的回归方程式；并假设，一国的进口价格的变化由3部分组成，a)通过外国商品的价格传递，b)进口国的需求变化，c)进口国的价格环境；方程式显示，进口价格的变化率是由外国的价格变动、汇率波动、反映市场需求和政府货币政策效果的国内价格环境、世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国内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来说明。(2)国内中间投入价格“站”有对应的回归方程式；并假设，中间投入价格变化的原因也由3部分组成，a)原材料的进口价格，b)国内需求的变化，c)国内的价格环境；方程式显示，中间投入价格的变动率将受到进口价格的变动率、国内的价格环境、经济增长等要素的影响。(3)国内消费者价格“站”有对应的回归方程式；并假设：消费者价格变化除了受到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的直接影响外，还取决于本国的景气状况和货币政策；方程式显示，政府货币政策的作用究竟有没有，取决于一个特定系数，当然按照Taylor原则，政府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控制物价的上涨。
以上所述的目前经济学研究人员正在使用的这个研究方法，它带有典型的实证分析特点，现在我们不过是引入它以便有助于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接下来，还需要选择实证方法。比如，具体的统计检验指标被表示为：
另外，借助2个变量的新方程式（即“结构VAR”），了解在“突发性”的冲击下，货币原则对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影响机制，也能够比较出各个国家的出口价格针对同一国家的价格链（即进口价格、中间投入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影响力的相对大小[2]。
如果以上价格传递效应的整个一组量化模型能够合理地使用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当中，它对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历史上的中国经济问题将带来很大益处。
二、政府管理与消费之间关系产生的微观链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和消费结构变动的最基本因素。在价格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二者呈同步增长[3]（页234）。国民收入大体包括国家财产收入、民间财产收入（非工薪收入）和劳动收入（工薪收入）3个部分，有关1914年—1936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见表二。
表2 1914年—1936年中国的国民收入
说明：1936年币值。
资料来源：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70-71.
也可以观察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的相应关系：
实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1.58%
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0.96%
国民实际消费需求年增长率1.55%
实际人均消费需求年增长率0.92%
由此可见，国民消费需求以同于或略低于国民收入的比率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的低下，制约了资本供给能力，阻碍了工业化水平的稳步提高和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它可以不断演化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被看做“经济公平变量”。收入水平与政府的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属于政府的责任。
三、政府管理与生产之间关系产生的微观链
银行与投资有密切联系，况且其本身也归属企业系列，只不过是金融企业。理论上认为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存在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共生性”指2个危机同时爆发，也被称为“双重危机”。对货币危机选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实际汇率高估程度、出口增长、M2／外汇储备、经常账户／GDP、实际国内信贷（除去对公共部分的信贷）的增长，以及预算盈余（赤字）／GDP。对银行危机选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实际GDP的增长、通货膨胀率、金融自由化的程度、银行准备金在银行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占GDP的比例，以及实际利率的变化。
研究成果表明，较之工业化国家，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以及双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得更为频繁；另外，与货币危机相比，银行危机与双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新兴市场国家甚为突出。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企业的改革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别是国家银行与私人银行的比重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经济改革”中，金融行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时的比如第一次币制改革与40年代的第二次币制改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而第二次币制改革相关联的货币危机，恰恰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崩溃。
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而言，外国投资起了很大作用。这涉及笔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进入英美经济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发展经济学外资效应理论和二战后日本、韩国经济发展启动期的“美援”效应看，1911年—193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当时能够主导全球经济或某个区域经济的某个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援助。我们假定当时国际上能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英美经济圈和东北亚的日本经济圈，由于存在着日本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客观上决定了必须依赖英美经济圈。表3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表3 英美法德日俄在各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年代 英 美法 德 日 俄 其他合计
1902
344.1
79.4 211.6 300.753.6 450.3
69.6
1509.3
1914
664.6
99.1 282.5 385.7
290.9 440.2
92.7
2225.7
1930 1047.0 258.7 304.8 174.6 1411.6
—263.5
3487.6
资料来源：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
另外，表4也说明了对中国经济产生过影响的各国对华投资：
表4 历年各国在中国投资总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代 总额 企业资产房地产 借款 庚子赔款
19021509309 478277 50100 284400 696532
19142225657 1000319 134869 575979 544490
19303487559 1977063 440392 897150 172954
资料来源：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
借助外国投资，政府在中间所起的作用很关键，笔者在这里想提到的是当时中央政府中的亲美派问题。民国北京政府走马灯般的执政者总体上在仰仗日本或俄国；民国南京政府的掌权层则考虑投靠英美。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南京政府的这一选择是没有错误的，特别是不断深化与美国的关系。研究1927年—1937年中国经济问题，始终需要考虑美国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影响，比如由留美学生形成的亲美派对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有多大的左右力就需要我们予以研究。
还有一个例子，政府出面对规制权力进行干预。规制权力可以表现为集权制和分权制，只不过分权水平相对公共政策而言达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当，是需要深入、细致研究的。相关的问题涉及产业组织、公共组织，涉及规制企业、规制方规制结构和分权水平。这个问题在今天来说都比较棘手，更何况在近代的中国。企业本身的复杂性，经济起飞阶段企业的不成熟性、投机性，经营者个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等，都使政府常常对规制权力表现出无可奈何，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府管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企关系。除了政府与国家企业的关系、政府与民间企业的关系外，还涉及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大企业通常都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但占90%以上的中小企业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需要同时加以注意。而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大企业方面，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得出的结论往往让我们感觉到比较片面，缺乏一种整体观。
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采用实证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笔者更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解释学派的观点，也就是说：(1)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背景是理论建构，它为实证主义的数理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假设；(2)只有建立起明确的理论假设，才能使数理统计方法得到更好的提炼。
四、政府管理在生产—消费关系上产生的宏观链
应该理解，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各因子很难被量化。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给以说明。
这里不妨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看做是一种“宏观制度环境”，经过技术处理，可以对它进行定量测算。比如，设定构成一个地区宏观制度环境的要素主要有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利益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现在要做量化比较，就引入4个制度变量分别对上述4个要素进行描述：
民有化率 ＝民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全部工业
总产值（或增加值）
市场化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加权平均数＋经济参
数市场化指数×加权平均数*
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国家财政收入／当年GDP**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值／GDP×加权平均数＋对外资产
负债总额／GDP×加权平均数＋利用外资和
对外投资总额／GDP×加权平均数***
*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水平等。经济参数包括价格、汇率、利率等。公式中，“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用投资的市场化代表，它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3项指标的比重，因为这3项投资的规模基本是由市场决定、投资者自主决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用价格的市场化代表，它是所有商品价格中不是由国家定价的比重。
**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
***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由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3方面内容的对外开放指数（即这3方面指标占GDP比重的加权平均数）来代表。
将4个制度变量进行合成，就得到一个综合反映地区宏观制度环境状况的指标，被定名为“地区宏观制度环境综合指标”。合成步骤是：
*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属于逆指标。
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能否也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数量验证，可以利用某年的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得到各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决定系数及各制度变量对人均GDP的边际贡献率。具体可制成下面这种表格：
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
说明：这是对前面的定性分析做数量上的验证。边际影响率反映出对经济发展水平是有正的边际影响，还是有负的边际影响。t检验和D-W检验反映了拟合度情况。由制度变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得到的决定系数，反映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达到什么状态。显著水平反映的是分析的可靠程度达到什么水平。
为了进一步对制度变量的影响力进行研究，还可以测算制度弹性。所谓“制度弹性”是指制度变量每变化1%，引致人均GDP变化的百分数。实际测量中一般用双对数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代表。具体可制成下面这种表格：
宏观经济总量的制度弹性
说明了上述的例子以后，我还要对制度变迁问题谈几句。我们非常熟悉，制度变迁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如果观察民国以后的经济现象，与制度变迁有内在联系的政治因素就必须加以考虑。制度变迁（比如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效应对一些经济变量有直接影响，它包括如生产要素价格／“微观经济（生产者）变量”、消费者福利／“微观经济（消费者）变量”、资本与产出／“宏观经济变量”等。同时也应当看到，改革需要付出转轨代价，比如征收转轨收入税，它相当于对政府债务利息的补偿。再就是政权效应与经济发展。1911年民国建立，虽然民国北京政府是个“弱势政权”，但“民国”这个概念确实能够激发国民的爱国、强国、建国的“国家”意识，并孕育出一种巨大的社会动能。有些人总喜欢指责辛亥革命“排满”不“反帝”的革命水平并不高，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哪种政治行为是民众心底里最盼望的，这恐怕就要算“排满”了。满汉民族矛盾超越中外民族矛盾这不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所谓“低层次”）、“高层次”民族主义之类的问题，事实上“洋人”不得人心的程度远远低于极端腐败的清王朝不得人心的程度，“洋人”没有被驱逐而“满人”被坚决地赶下台也就成为必然。用美国学者F.Fukuyama的论点来说，文化因素和经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忽略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原因是文化因素无法温和经济学界所发展出来的通用成长模式，但并没有否认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性（注：文化因素如何与通用经济增长模型组合，正是多年来我关注的问题。例如，笔者在汉城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从事的研究课题为“The utilization of culture resources in east-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如果认为合作的基石是信任，那么中国商人与“洋”商人以信任构成的合作就和“汉”官员与“满”官员已不信任酿成的冲突形成强烈的反差，清王朝死亡的原因主要在于关键事情上“满人”就会让“汉人”感到不可信，接下来自然是双方不合作。1927年执政的民国南京政府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个强势政权，它重点推行的“10年经济改革”典型地体现了政权效应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至于内战冲击波（不确定性因素）与社会动荡这类政治因素等，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收稿日期：200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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