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的文书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文书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书学的形成与发展
文书学以文书与文书工作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探求文书与文书工作的发展规律，阐明文书工作的理论、原则与技术方法，以便充分发挥文书的作用，提高处理事务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文书学属新兴学科。我国文书与文书工作产生的历史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可谓源远流长，然而文书学却是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时大批行政管理学学者、学校教师和文书档案工作者为了适应机关行政管理与文书档案制度改革的需要，相继出版了文书学论著，开设了文书写作与处理的课程，编发了教材，从而为文书学的创立揭开了序幕，标志着中国文书学的形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同莘编著的《公牍学史》、徐望之著《公牍通论》、陈国琛著《文书之简化与管理》、周连宽著《公文处理法》以及甘乃光编著的《中国行政新论》等。许同莘早年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曾担任过文案委员、外交部佥事、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等职，积有长期文书工作经验，曾于1934年出版《公牍诠义》，在此基础上，于40年代正式出版《公牍学史》，全书分两大部分，前部分共十卷，其中八卷分别论述各代文书与文书工作历史，第九、十两卷列举各代文书范文；后部分名为《牍髓》，分内外两编，记述文书工作者的修养、情操以及文书撰拟技巧；最后附有《治牍需知》。该书将文书工作经验总结、提高为系统的文书学理论，对研究中国文书学与档案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陈国琛著《文书之简化与管理》也是一部观点新颖，材料充实的文书学理论著作。作者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福建省政府任第一科科长，主管文书档案改革，实践经验丰富，于30年代整理成书。该书针对机关文书工作、档案工作中的弊病，提出了独具创见的改革措施与技术。还应提到甘乃光所著《中国行政新论》，此书汇编了作者在30年代的论文，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第一、二、三、五章论述了文书档案改革。甘乃光于1932年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倡导文书档案连锁法，指导全国的文书档案改革并主持成立了行政效率研究会，出版了《行政效率》刊物，刊登有关文书学的大量论文，介绍了日本渊时智所著的《文书整理法之理论与实际》等书籍。其所著《文书档案连锁法试验》、《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回顾与展望》，深刻地揭示出政府机关文书档案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提出许多有助于加速公文运转，提高行政效率的管理方法，对当代文书档案管理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论著与讲义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文书学理论的创始者多受到欧美行政学理论的影响而立志改革，他们或留学美国、日本，直接、间接地研究了美国的行政管理与文书管理的理论，或参阅了有关的论著，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大批文书档案工作者参加到改革的行列，共同从事文书档案改革的试验与理论的研究。他们努力将对文书工作的研究从以讲求程式为目的的陈旧见解中解脱出来，而注重内容和文风格调的考究；努力对实践经验作出理论的概括与阐释，从而增强了著述的理论性。
（二）由于从事文书学研究者多为长期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员，积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其著述能够密切结合当时的行政管理与文书工作的实际，从而使文书学理论在创立之初即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正确原则，并赋予学科以鲜明的应用性质。
（三）文书学创立之初，即显现出其与档案学为姊妹学科的天然联系，多数论述均将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既保持两者的联系又予以区别，在一部著作中分别展开叙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将文书学的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文书处理学课程，讲授机关文书工作原则与方法。翻译出版了苏联弗罗洛夫著《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与米加耶夫著《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为了适应档案管理与档案教育的需要，课程内容经过不断充实与扩充，于1959年将文书处理学更名为文书学，按历史线索讲授我国历代的文书与文书工作。这是在我国第一次开设的中国文书工作史课程。1961年出版了潘嘉主编的文书学讲义（1981年更名《文书学纲要》，1985年再版时又更名为《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该书由绪论、3篇14章构成，绪论和最后一章阐述现代文书、 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基本理论，该书集中体现了我国在这一时期文书学研究的成果，为文书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此期间，为了推动我国文书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曾先后召开两次以文书学为主题的科学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吴宝康《论文书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陈兆祦《关于我国现代一般公务文件可靠程度问题的研究》、潘嘉《文书学的对象、任务及与档案事业的关系》、刘正业《关于文书学的结构问题》等。
五六十年代的文书学理论研究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学科水平也获得较大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第一，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刚刚建立，文书工作同其他事业一样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为了建立新型的机关文书工作，党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与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对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等。党和国家对文书工作的重视与所制定的政策法规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文书工作，而文书工作的发展又提出众多课题要求作理论上的概括与回答，所有这些，都激励与促进了文书学理论的发展。第二，在学习苏联文书学理论的同时，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建设中国的文书学理论体系，这一治学方针，引导文书学研究向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第三，苏联文书学理论的引进与传播，对中国文书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书学在恢复、调整与开拓中迎来了空前繁荣，80年代，我国涌现出具有一定水平且效益可观的文书学著作，如松世勤主编的《文书学基础》、梁毓阶编著的《文书学》、郑崇田的《文书管理学》、王铭的《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黄勋拔的《文书立卷方法》、朱佳林等的《机关文书学概论》、冯伯群的《文书学概要》、张清明的《文书学及实用公文》、曹润芳主编的《机关文件管理》、王光宇的《文书学研究与应用》、窦晓光主编的《文件管理》、赵国俊等著《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等。这些著作系统总结了我国文书工作的经验并借鉴了外国文书学的研究成果，正确阐述了文书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对于指导中国文书工作的发展，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以及做好档案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文书学研究，展示出如下特点：
（一）在文书学之下已经形成若干分支学科，主要有：①历史文书学。主要研究各个时代文书的种类、体式、用语、制成材料及史料价值。目的是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历史档案，为当今社会服务。②文书工作发展史。主要研究文书与文书工作的起源、演变和历代文书工作的组织、制度与作用，目的是揭示文书工作的发展规律，为搞好现行文书工作提供历史借鉴。③文书处理学。研究当代行政公文与其他专用公文的特点、作用、分类、文种、体式、行文规则以及公文撰制、处理的原则、方法，文件立卷的原则、组织、程序与方法，案卷的整理与编目等，探索文件撰制、处理与科学管理的规律与途径。④文件现代化管理。研究以电子计算机、缩微摄像、光盘技术以及光电通讯等各种现代化技术在文书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建立机关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
上述分支学科的形成为全面发展文书学奠定了基础，展示出文书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生产分工日益划细，各专业系统的专用文件大量产生，与此相适应，研究专用文件的著作也空前增多，如高鹏云主编的《科技文件材料学》、赵元春、倪玉麟编著的《军事文书学》、潘新明编著的《外事实用文书大全》、宁致远主编的《司法文书学教程》、蔡谓州编《海关公文写作和文选》、甄瑛编《新编农村实用文》等。对专用文件的管理也采取了有别于通用文件的立卷归档方法。科研、保险业务、纪检案件、会计、商标、工程建筑、产品生产等专业的文件材料，均由国家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根据专用文件的特点共同制定规章，由承办人立卷，并将专用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列入专业工作程序并作为对业务人员进行考核的内容之一，为专用文件的立卷提供了法规与工作程序上的保证。
（三）以现代管理科学、系统科学为依据，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作出新的阐释，从而推动文件工作向现代化、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这是90年代以来文书学研究的新尝试与新突破。其代表作是赵国俊、谢明、魏娜、王健等编著的《文件工作的科学管理》，该书共分十六章，系统地阐述了文件工作管理及其基本原则，文件工作的组织、制度体系，文件工作的控制、综合协调，文件标准化、程序化、简化技术等，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过程清晰的专著。
（四）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许多热点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思考与热烈讨论。
1.关于文件的概念。出现了“大概念”说。陈兆祦在1987年第2 期《档案学通讯》发表文章说：“文件是一个大概念，不能只理解为红头文件”。“……我们在企业里看到的协议书、合同、提货单以及到商店里买东西用的支票、开的发货票也都是文件，它们和机关中使用的通知、命令、指示等文件是一样的，起相同的作用。提货单也就是提货通知书么，支票也就是支付命令么，只是形式不同罢了。还有在工作中产生的影片、照片、录音带、录像带，同样起文件（文书）的作用”。由此即将文件定义为：文件是机关（包括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和使用的各种信息记录材料。在同年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们做工作，包括进行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各项活动，须要有一种能把信息记录、固定下来的工具。这种工具又要别人也能使用，别人也能看得见或听得懂；不仅今天能看得见，明天、后天仍然能看得见。也就是说，要有一种能把信息记录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物体。这种物体，古代是甲骨、金石、竹片、木片、泥板、羊皮、棕榈树叶、缣帛，后来是纸张，现代又有了胶片、磁带。这些记录和固定了信息的各种各样物体，是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制作的，统称为文件。”冯伯群在《论文件的本质与特点》一文中对此有较高的评价，并将其归结为“信息物化”观，指出：“‘文件即物化的信息’这一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彻底扭转了人们在认识文件（也包括档案）时，眼光仅仅局限于内容上的弊端，重新开拓出了一个把文件内容与外在形式统一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视野，从分析文件内容与外在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角度上去认识文件，从而使完成科学地表述文件、档案的本质、特点的任务成为可能。”
文件的“大概念”说，在理论上未必为大家所接受，但现实生活中早已在使用了。如我国30～40年代就有有关“商业文件”方面的著作，50～60年代有了技术文件一词，80～90年代又出现了科技文件、音像文件、电子文件等术语，都说明了这一点。
2.关于文书学研究领域。如前所述，文书学属新兴学科，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有待探讨，同样，如何界定文书学的领域，也是文书学研究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杭州大学陈作明教授在1994年第3 期《档案学通讯》撰文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觉得文书学与秘书学之间有许多重复之处”，因而提出“把文书学扩展成文秘学”的方案。对此，安徽大学郭其智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划分文书学研究领域，既要看到文书学自身发展规律，也要看到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区别。”认为陈文忽略了文书学与秘书学之间的区别。他对划分文书学研究领域的初步设想是：“文书学基本理论、文书发展史（包括中国文书发展史、国别文书史、断代文书史、专题文书史）、文书管理学、比较文书学。”大家共同的认识是学科建设应与课程设置区别开来。
3.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的理论。80年代，中国的张家口地区、甘肃省永靖县、黑龙江省嫩江县、陕西省大荔等地开始试办联合档案室，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实践中的试验引发了学者们对在中国建立文件中心可行性的思考，同时对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展开了讨论。陈兆祦于1986年在山西省直和太原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干部纪念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发布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提出，文件的运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文件制作阶段、文件的现实使用阶段、文件的暂时保存阶段与文件的永久保存阶段。他认为这一理论对于提高文件的质量、加强档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反的观点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合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这是由于我国没有半现行文件这一概念，也没有设立专门保管半现行文件的机构——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却缺乏生长的土壤。我们不宜对它作过高的评价。”[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主要流行于欧美国家，我国的学者将其介绍进来，并引起讨论，这对于拓宽视野，开展文书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几点思考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正确原则，加速学科建设，切实为我国的文件工作改革作出贡献。
综观我国文件学[2]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得出的重要经验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原则，从实践中吸取营养，又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提炼、提高，以理论研究的成果指导与促进文件工作实践的发展。30年代， 文件学依赖于机关文书档案改革事业的发展得以创立；50年代，文件学在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文件工作制度中得到发展；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件学研究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将文件学教学与研究的责任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联系起来，增强使命感与紧迫感。
1.文件学研究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即以提高文件信息加工处理的能力，建立快捷、高效的文件处理程序，提高文件工作效率，为机关管理提供信息支持为目的。针对当前文件工作的各种难点，开展切实的研究，以便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2.采用各种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既要了解和学习传统的工作经验，又应对我国的文件工作现状作出定量与定性的分析，同时还要调查与借鉴国外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比较对照，以寻求对文件工作实施科学管理的正确途径。
3.开展国内各地高等院校、研究单位与业务部门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加强相互间的切磋与协作，以求共同进步，共同为文件工作的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4.文件学的理论教育应面向实际，学用结合，在教学中除提高讲授水平外，还应加强实验、观摩、陈列、模拟、案例分析等教学环节，使学生既能学到基本的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工作技能。
（二）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出现，必将引起文件工作的巨大变革，因而，也必将为文件学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课题，要求我们予以准确而圆满的回答。如文件与档案的一体化管理，为应用计算机技术而必须做好的各项准备：人才建设、文件标准化、软件系统开发、名词术语的统一、数据库建设、立卷方法改革、数据编码、文件保存价值的鉴定与保管期限的确定等。除此，还有文件信息的开发利用、文件信息网络的建设等等。为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努力去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的经验，迅速提高对文件现代化管理的研究水平。
（三）在高等院校建立文件学专业。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具备现代文件管理理论与实际工作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国家对文件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我们收集、加工处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人才建设。然而这一迅速膨胀的人才需求市场所面对的却是迄今为止全国尚无文件学专业的严峻事实。鉴于高等院校中现有的课程基础、配套的实验设施及众多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建立文件专业不仅必需，而且可行。
文件学专业的发展方向是吸收国内外科技成果，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及技术手段，全面系统地探索文件与文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继承和完善传统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为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服务。
文件学专业应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初步设想是：
1.文件学概论（讲授文件学的基本理论）；
2.外国文件学概论（介绍国外文件学发展情况）；
3.文件工作史；
4.现代文件管理（重点讲述文件工作的标准化、现代化及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等原理）；
5.比较文件学；
6.专用文件的写作与处理（如商务文件、司法文件、外交文件等）；
7.机关文件编研；
8.私人文件管理；
9.现代办公实务（办公室管理、接待工作技巧与方法、办公自动化等一系列课程）；
10.综合能力训导（财会税务工作基础，经济诉讼常识，社交外语，演讲与口才，文秘语言逻辑，汽车驾驶技术，摄影录像技术，礼仪与形体训练，自卫防身术及文学、美学修养等）；
11.行政管理学。
文件学专业应充实教辅手段：采用实验课、模拟教学、幻灯教学、录像教学、现场教学、案例分析、社会调研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
同时，还应加强校内外及国内外的交流。如聘请校外兼职教授或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授课。加强国际交流，邀请国外专家、教授介绍国际的最新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等。＊
注释：
[1]王茂跃：《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不宜过高》， 载《档案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文书一词是古代就有的，因而人们习惯称文件为文书。 而现代则多称文件，故在此使用了文件学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