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坤先生档案学教育思想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探微论文,档案学论文,毛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是毛坤先生诞辰110周年。先生在世的时候为我国档案学与图书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档案学方面，形成了以其思想为主的文华图专档案学思想体系，为我国近代的档案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从事档案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已经汇集在《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十一篇有关档案学理论的文章与译著无一不体现着先生对档案学教育的深切关注和倾心投入，同时，也彰显着先生先进的教育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档案学教育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是引导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档案学教育的指针。
1 毛坤先生生平
毛坤(1899-1960)，字良坤，号体六。四川省宜宾县漆树乡人。晚年自称其治学之道是“师古效西而不泥，熔之于一炉为我用”，故又自号“铁炉”。先生曾就读于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专科(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曾历任文华图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校刊社长兼总编辑、教务长等职。后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又任校务委员。1960年逝世。
毛坤先生的生平虽以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工作为主，但正如他的名号所称“师古效西而不泥”一样，先生“专图”而不泥，兼档案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并且以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和高瞻远瞩的教学理念为我国的档案学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2 毛坤先生主要的档案学教育思想
可以说，毛坤先生的档案学教育思想贯穿于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学工作实践中。原因有二，其一，先生在文华图专连续任教18年，除沈祖荣校长外，他任教的时间是最长的，对学校的建设、发展与完善贡献突出；其二，先生作为当时档案学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在未有经验可循，尤其是国内未有此类档案学专业教育的情况下，将其对于档案、档案学及其教育研究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成果都融入档案学教学实践中，始有文华图专档案学专科的设立，始有系统的档案学教学方法、内容翔实的教材、合理实用的课程安排，始有今天的中国档案学教育。
2.1 教育思想的源起
档案学教育对于当时身为一名图书馆学教师的毛坤来说，既有其本身为师，负有传道、授业、解惑之使命的驱使，又有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匹夫”之责。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中开展了旨在提高国家机器运转速度、提高办事效率的“行政效率运动”，提倡以文书档案改革为行政效率运动的突破口，实际是要求在机关内部施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由于该法符合当时社会行政效率改革的迫切需要，兼以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且试验范围逐渐扩大，及至广西、江西、四川等地，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这直接引发了毛坤先生对档案及档案学的关注。在先生的《档案序说》及《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二文中也提到甘乃光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及其旧档整理方法，并且先生认为：“甘乃光先生之公文档案连锁办法，最为具体可效……。”
而进行此项改革并力促且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实为一批掌握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否则一改革措施不得施行，二改革成果不得长久持续。此时，身为图书馆学讲师的毛坤先生即高瞻远瞩地提出开办档案学教育的设想。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先生在对档案管理方法进行论述之后指出：“光有些方法没有相当的人才去推行使用，也是徒然……所以我主张中央应该创办一个国立档案学校。”实为先见之明。
另外，当时史学界自“五四”运动后开始重视并着手整理和研究明清历史档案，多有研究成果问世。而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加入更是掀起了明清历史档案研究的热潮。在《档案序说》一文中，毛坤先生大段引用梁任公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文字：“……其①被摈汰者，则永远消失。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在之运命，亦危若朝露。”由此可推见，先生也担负着与梁任公相同的忧患——档案之命运，危若朝露，急需保护！而这也应该是先生研究档案学、重视档案学教育的初衷之一吧。
三、四十年代，西欧档案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学科。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国外先进的档案管理技术和方法的传入使我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渐显其式微，进而引起包括毛坤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对我国档案学的关注与研究。此外，由于韦棣华(Mary Elicabeth Wood)女士②的缘故，文华图专与国外图书馆、图书馆协会来往频繁，并获赠不少外文档案管理类书籍，这也为毛坤先生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档案学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4年，在时任校长的沈祖荣先生和毛坤先生的积极推动下，文华图专开设档案管理课程，由毛坤先生讲授档案经营法。他是在我国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第一人。1940年，文华图专在毛坤先生等人的竭力主张、策划下开办档案管理专科，成为我国最早设置档案管理专业的学校，也是当时我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最高学府。从此，我国的档案学教育逐步走上了专业化、正规化的轨道。
2.2 教育目标
毛坤先生是档案学教育的先知先觉者。在当时社会未有档案学人才培养之概念时，先生即体会到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对档案学教育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文华图专中前期档案管理课程的开设以至后来档案管理专科的开办，在我国均属首创，并无经验可循。毛坤先生从档案保存、保护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档案管理人员③“第一须有学术上之资格，方可对于档案物质上之护持，及人事上之护持，两方面竭尽其力。第二须有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方可护持档案，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趋，兼以取信于现在及将来。换言之，即保管人须为保管机关人员之一部分。”
所谓学术上之资格，即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档案学知识，以保证档案实体完整、安全；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即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是公职人员，而非私人；档案保管机构是公共机构，而非不完善之档案保管室收藏者，这样才能保护档案信息的无偏无颇，真实可靠，保证档案的流传无弊。当然，这其中也暗含了对档案管理人员持公正立场的要求——不受权贵驱使，以档为信，以档为命，为现在及后人保存真实可靠的档案。可以见得，毛坤先生极为重视档案的真实可靠，因此，他对于未来的档案工作人员的教育目标也都是围绕着保证档案这一基本属性为基础的。
先生充分借鉴了国外档案学教育中的有益经验，对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立国立档案学校的设想，并将其教育目标具体化为三部分：一是培养研究整理档案的人才；二是培养行政管理档案的人才；三是培养文书制作的人才。
这三大类人才即为档案理论研究与档案管理人员、档案行政管理人员、文件制作和管理人员。切实、科学的培养目标才能真正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符合档案工作需求的人员。而毛坤先生对档案学学生培养目标的细分涵盖了档案工作各重要环节，同时兼顾档案工作的实践开展和理论研究，是在充分认识和理解了档案从产生、流转到归档的流程以及档案管理工作实际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档案工作实际需要和档案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而档案管理专科和短期职业训练班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大好，且有供不应求之态势，确应归功于其正确的教育目标的确立。
2.3 培养方式
20世纪30年代初，经毛坤先生等人的积极策划获当时教育部资助，在图书馆学专科及图书讲习班分别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但当时档案管理课程只是作为图书管理专业的辅助课程。中文课程以毛坤先生讲授档案经营法为主。其后，讲习班生源不再由各省政府选送，而是面向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并且讲授内容以档案管理为主，图书管理为辅。
后又经毛坤先生等人的竭力主张和种种努力，终于在1940年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在文华图专开设档案管理专科，面向高中毕业生招收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学生，先后共生6届。学制两年，其中必修课程22门，选修课程8门，以修满72学分为合格。共培养学生51人。1942年1月至1945年7月文华图专附设了教育部举办的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共举办7期。学制由最初的3个月改为为4个月，培养学生212人。
从文华图专的档案学专业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档案管理这一职业的认同已有很大提高，而且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兼顾专业教育与在职教育，作为当时唯一的档案学专业教育机构，既培养了一批掌握专业的档案学理论知识的人才，又为在职的档案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补充专业知识以满足工作需要的途径。
灵活的人才培养方式是毛坤先生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的直接反映。但从先生的若干文章还是看得出，先生提倡施行档案学专业教育。先生在1957年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十期的《略论关于旧档问题》一文中提出，档案管理人员须经专门训练，且“任后训练不甚适宜”。此观点在译文《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中可以找到合理解释：“单从经验以管档，正如单从经验以做医生者然，不甚佳也。”专业教育以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设置为基础，以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为目标，与在职教育相比，少了“应急性”，多了“通盘性”的考虑。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专业教育出身的档案工作人员的岗位可灵活调配，工作可迅速适应，更有利于实际工作。
但由于当时传统观念和旧习的余孽未除，部分在职档案管理人员或多凭经验，或父子相传，不具备档案管理知识，急需进行系统、科学的学习。毛坤先生对于此类档案管理人员一方面开设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以填补其知识空白，一方面提倡通过练习和交换的方式来解决这类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以达到档案人才成长、满足档案工作需要的目的。先生的想法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有提及：“从前内政部改革档案管理比较成功的时候，有几省省政府都曾派人去练习，回来之后就可进行改革。某一机关的档案管得好，其中的人才还可暂时的交换或备用。”
2.4 教材编制
教材是教育目标的反映和落实，是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培养工作能力的最直接途径。毛坤先生深知教材对于档案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档案管理的研究于当时我国实际情况颇为重要，但关于此方面足供参考之材料极为缺乏，外国人所著关于档案之书较多，但与我国国情不结合。因此，先生考虑一面吸收、借鉴外国档案管理之原理、原则，一面基于我国档案工作的特殊性进行实地调查，以研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档案学教材。
因此，先生翻译了英、美、法、欧洲的档案管理员训练办法及相关文章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引导学生关注国外理论前沿和动态，学习借鉴先进理论成果和丰富经验；此外，他还亲自深入档案管理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如行政院、内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昌县政府等，以取得我国档案管理实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使教材编制更加切合教育目标；在此基础上，先生又参照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有关学者的文章，编成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档案管理的教材——《档案经营法》讲义。后又根据教学要求编制了《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作为讲义。可惜《档案编目法》已散佚不存！
毛坤先生的学生梁建洲等人认为先生编写的教材“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论点新颖，有较高的综合性和概括性”。今天我们重温《档案经营法》与《档案行政学》讲义，其内容援古引今、效西取精为我用，文字别具一格，且句句切实，实为档案学发展史上重要代表作之一，仍值得我们今天的档案教育工作者效仿研习！
2.5 课程安排
为了使档案专业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毛坤先生将档案学的学科内容进行拓宽、延伸，根据档案学之性质与内容，并结合档案管理专科班与短期职业训练班各自的特点，分别开设了不同的课程，具体的课程安排情况已有学者作述，本文不再赘述，单就课程安排的意义作简评。
档案管理专科由于偏重于夯实学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因此，特设档案分类原理、中国档案通论、西洋档案学等科目，除此以外，与短期职业训练班的科目大致相同。
毛坤先生不仅重视档案学本身理论与方法的讲授，同时重视作为档案的前身——公文的研究，开设了“公文研究”一课，实为文书档案连锁法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此外，先生还认为“惟档案学校之课程，不能单限于档案管理方面”，“社会科学课程应尽量加入训练程序，以便较易处理及了解近代之档案”，因此，专开调查与研究、文哲概论、政府组织等课程；“档案学而外，其他历史学及有关之学亦宜广泛习之”，因此，史地概论、史料整理，以及与档案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也纳入授课范围。
这样的课程安排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在社会中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也有利于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加强了档案学的学科力量。这样的课程安排体现了毛坤先生对档案学的认识，即档案学“乃混合其他科学之一部及从经验中得到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而成之科学”。著名的档案学学者吴宝康教授也在《档案学理论与初探》中指出，文华图专所开设的这些课程“集中了当时中外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发展了我国档案学的整个体系”。
3 教学理念
毛坤先生的档案学教学理念其实在文华图专档案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方式以及教材编制和课程安排中多有体现。笔者在此对这些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以期更完整、系统地展现先生的档案学教育理念。
3.1 开放、借鉴与融合
由此及彼——从图书馆学到档案学，博古通今——从旧档到现档，从内而外——从中国的档案学到外国的档案学，不拘泥一家的毛坤先生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于档案学教育与研究中，通过借鉴与融合，不断发展和完善档案学教育与学科基础理论。
首先，在创立档案学校方面，先生以法国的档案学校、美国图书馆学为理论来源，结合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和档案工作实际需要，提出了建立国立档案学校的设想，并积极推动档案管理专科的设立。
其次，在教材编制方面，先生借鉴国外档案学的原理与原则，并融入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编成了《档案经营法》等讲义；翻译了多国档案学研究成果作为辅助教学资料；在课程安排方面，毛坤先生更是将西洋档案学作为独立课程进行讲授，一为扩展学生视野，二为借鉴西洋先进的档案管理方法为我所用。
在具体的档案学研究中，先生提倡国外、国内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充分研究，取其适宜当时实际情形之处于国内施行。
档案的销毁，以当时国内所见之销毁办法与加洛威对于移存档案再保存年限作为借鉴；档案分类原则的确定，参考了约翰逊、金肯生、斯铁氏外国档案界人士的观点以及国内行政院、内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昌县政府的档案分类办法；文件制造，尤为赞成英国的财政部下设文具局的做法，认为该法可以得到“文具划一的形式和优良的质地”。
晚年的毛坤先生继续秉承开放、借鉴与融合的治学之道，以“铁炉”为号。先生所种档案学教育之根，今为档案学教育繁荣发展之果，功在先生之开放与包容，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档案学实为融诸多学科的思想、技术与方法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档案工作者与研究者是无法将纯粹的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剥离开来的。因此，传承毛坤先生开放的学术态度，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充分融合与相互借鉴是今天的档案学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石：
一方面，开放、借鉴与融合不仅使档案学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拓展，使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各分支学科纷纷创立且理论体系逐步健全，还能增强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深度，使档案学逐渐摆脱纯技术操作而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另一方面，持开放的学术态度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并翻译和介绍国外研究方法、理论成果，越来越理性地对待且将国外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不仅很多档案学专业都设置了西方档案学概论、外国档案管理、外国档案学著作导读等课程，使中国的档案学学生视野扩展到了国外，而且还能使中国的档案学教育真正走出国门，使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在国际档案界占有一席之地。
3.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研究的目标是指导实践，实践的结果必然重新改写或推动理论研究的方向或深广度。在《理论与实行》一文中毛坤先生指出：“理论与实行，常是相需为用，不过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先后同异之差别而已。”遵循这一理念，先生以身作则践行理论与实践在档案学教育中的融合。
毛坤先生在精心编制教材以期将未来的档案工作人员所需之理论知识纳入教学范围的基础上，还对档案学专科的学生提出撰写毕业论文的要求，一为检验其理论知识掌握情况，二为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备以后工作、研究之需。而这一要求竟使不少学生写出了颇有新意之作而被校方作为课程设置的一个有益补充而采纳。
此外，先生还认为：“档案学与其称之为纯粹科学，毋宁称之为应用科学。与医学相仿佛，乃混合其他各科学之一部及从实际经验中得来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而成之学。”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依靠实践工作的推进而进步。因此，先生要求档案学校要注重实习。而文华图专的档案管理专科的课程设置中也专设实习时间，不仅使学生更加直观且切身地理解和认识了档案工作，也使得高高在上的理论铺展为了具体操作，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更加牢固。另外，先生还要求学生仿照《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拟省级、县级档案馆规程和制档机关档案室规程，此举一是为清除当时档案管理制度的不统一给文书、档案以致行政工作造成的诸多障碍作规章制度上的准备；二是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和检验。
先生对于档案学学生理论研究能力的重视，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当时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而且还使得档案工作从纯简单的手工操作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了理论研究与具体工作并重的新阶段；对实践能力的重视，不仅缩短了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和适应工作的时间，而且还进一步使档案学学术研究更加尊重实际工作，并以档案工作为服务目标和导向来发展和完善其自身。
3.3 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先生认为档案本身含有公证二字在内。因此，档案的保护应从三方面着手，而最首要的就是从道德方面保护其安全——教育档案管理人员及用户避免有改换、涂改、毁减、偷窃等事发生。这就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从传统的书吏角色转变为持公正之态度、中立之立场的中间人，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对旧档之原貌负责，今对现档之流转负责，后则对世人负责。在短期职业训练班的开班计划中，先生亦强调重视学员的思想品德。
先生出于为师之职责，出于保证档案公证性之驱使，对档案学专业学生提出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与时任文华图专校长的沈祖荣先生不谋而合。沈先生对学生提出了“爱护图书、档案如生命”的要求，并亲自讲授“服务道德”一课。
无论何时何地，道德的教化、培育作用远比法律、制度的强制性更能对人起到根本的约束力，因为道德的教化、培育从本质上说，是形成人的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途径。毛坤先生对于档案学学生思想道德的重视，实际上对这些未来的档案工作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不被篡改，公证性不被扭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今天，虽然各类学校中都设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等课，但单从档案、档案工作本身特点出发，对档案学学生进行此方面的要求并开课讲授的学校却不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各种档案管理规章制度的学习代替了职业道德教育，学生只知档案工作所负之法律责任，而不知其传承历史的社会使命！
但档案学学者、专家以及档案工作部门仍然将道德素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标准来评判档案工作人员，并引进了国外的档案信息伦理理念，以期通过加强档案信息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研究，提出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档案工作伦理准则。
毛坤先生和沈祖荣先生对于档案学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和落实，正可弥补今天浮躁的学风对档案学学生、档案工作造成的冲击，进而培养出珍视档案为生命、维护档案为使命的优秀档案工作者。
3.4 档案学要向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
学科的发展或经历由低级至高级的曲折历程，或经历由产生至终结的命运，到底有哪一条道路可走，究其原因是社会的需要、学科自身的根基、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档案学的发展经千千万万档案学人的努力，始有今天之景象，而毛坤先生确确为这千千万万中不可缺少之人。
受国外档案学研究和教育成果的影响，先生预见性地提出建立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创办档案专科使档案工作人员受专门训练，以期“国家档案管理之健全与统一”。虽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兼在职教育，但先生始终认为任后训练不甚适宜，原因有二：首先，档案工作人员所需专门知识只可从专业教育中获得；其次，为适应社会及工作变动考虑，档案工作人员需具有“广博之常识，使其有学某种知识之必要时，易于领受”。可见，先生所言档案学专业教育本质上是通才教育，而这一理念具体的体现在前文所述先生对档案学的课程安排中。
此外，毛坤先生参考了Ernest Posner所著《欧洲训练档案管理者之经验》一文中有关档案学教育的观点，在发表于1957年的《略论关于旧档问题》中提出“为提高学术标准，档案学校应附设在大学中或与之密切合作”的档案学高等教育思想。先生在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工作中，也始终将档案学向着高水平建设的目标努力，将这一理念确实落实到了文华图专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各个方面。而这也正如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教授沈宝环在《文选》序中所说：“文华图专名实并不相符，这所袖珍型学府，在课程设计、教学目标等方面，都是大学后研究所程度。”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档案学初创如鲜嫩幼苗，若不是先生等人预见其未来参天大树之势，在当时一片混沌之中积极提倡和推进档案学的专业教育，且颇有远见地将其提升到专业教育也即通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度，就不会有后来从文华图专走出的一批档案学知名学者，也不可揣测今天档案学以及教育之状况。
而今，档案学走过了60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从最初的通才教育到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专才教育，再到通才教育的理性回归与发展，已被作为一门确需专业化教育的学科为社会普遍接受并在诸多高校设立，实现了毛坤先生的愿景。目前，我国档案学专业普通高等教育已经涵盖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教育、专科生教育四个教育层次，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档案学专业普通高等教育力量。截止2009年4月，我国共有30余所高校开设了档案学本科教育，31个档案学硕士点，6个档案学博士点，另外还有3所档案学中等专业学校。档案学在高等院校中的逐年增设以及档案学硕、博士点的逐年增加，一方面说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对档案工作人员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急需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的高学历专业化人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经几代档案人的努力，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创新，符合社会需求和一般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向着更深的层次、更宽广的领域前进。
3.5 重视学生的就业出路
在档案学专科设立之初，毛坤先生就对于档案学学生的就业问题极为重视，不仅在译作及其多篇代表作中多次强调档案管理员的出路问题，而且还在《略论关于旧档问题》一文中将“档案管理人员之训练”作为单独的一个章节进行分析，提出“先业训练须有一定之出路分配”的考虑。
而在当时，解决档案学学生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获得支持的问题，因为两者的解决都需要同一个办法—档案部门地位的提升。为此，先生撰文指出：“第一要把档案管理处在机关里头的地位提高，地位高经费才比较充足，用的人的知识和权利就可较大，好的法子才可跟着出来。不然尽管管理的人如何努力想把档案整理好，也只心有余而力不足。”
先生认识到了档案学教育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档案学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作用力对于就业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提倡提升档案管理部门地位，从根本上唤得整个社会对于档案学、档案工作的理解和重视，以期在解决档案学学生就业问题的同时，解决社会行政单位效率低下、旧档岌岌可危的问题，达到教育目标与社会需求相统一且双赢的完美结局。
先生这一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学学生就业与工作稳定性问题的办法，在我们今天的档案学教育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平均每年招收档案学专业本科生近1000名，硕士生300余名，博士生约25名。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为保证档案学学生的就业率与档案工作人员的稳定性，档案界专家、学者们传承了毛坤先生的基本理念并多有发展：一方面，档案学研究工作向着多领域、深层次拓展，在其他学科与社会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档案学的影响，提高了社会对于档案学、档案专业人才的认可；另一方面，档案学教育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由单一型、学术型的培养理念转变为复合型、应用性的人才培养，而且一些设立了档案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将档案学纳入到信息管理学的范畴，从大的信息观、信息发展观的角度，对传统档案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人才培养机制等进行改革和创新，效果显著，成绩突出，档案学学生就业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和改善。
4 结语
毛坤先生对我国档案学教育与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如沈宝环先生所言，毛坤先生著作等身，《文选》只能部分显示他的博学和成就。而本文也只能对先生的档案学教育成果作些微探析和回顾，今天，我们为其中仍然闪耀的智慧光芒感到由衷的敬佩，也更加激发我们以更包容的心态、开放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今天的档案学教育！
深切怀念毛坤先生！
谨以文华图专的校歌为本文结尾：“愿同学，勤研究，立功立言不巧。亲爱精诚团结，为国为民奋斗！”
注释：
①笔者注——所指为档案。
②笔者注：韦棣华(1862-1931)，美国人。文华图专的创立人之一，并在文华图专任教多年。
③笔者注：毛坤先生此处所指档案管理人员为政府机关内的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