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超[1]2003年在《转型期的中国传媒产业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报纸、杂志和电视和互联网四种主要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整合问题，广告经营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报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等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同时探讨了国外新闻传媒管理的一些先进经验。中国的传媒业改革，终究是要在继承已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也必然会具有特定的时代特色，不可能脱离现状谈传媒改革。所以，论文的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国传媒经济的经济实力现状及历史演进问题，重点探讨了报业和电视业的经营机制沿袭变革以及传媒产业覆盖的其它一些产业的总体情况。这部分内容，大概勾勒出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整体实力。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六个专题，这些专题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中国传媒产业成长中的烦恼，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这六个专题包括：一、“办台热”与“频道热”问题。电视传媒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央电视台无比强大，二是地方频道过多过滥，这两个因素是影响电视传媒尤其是地方电视传媒生存的关键因素，令人关注；二、西部报业的发展问题。西部地方报纸发育不充分，资本实力不雄厚，市场失败的危险高，但地方报纸肩负着重要的传播职能，其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报业要想全面繁荣，西部报业的发展是个重要问题；叁、期刊业的发展问题。亏损面广、占广告市场总量的比重小等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期刊业的发展；四、广告恶性竞争的蔓延。这一部分是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当前的广告市场进行客观分析，广告市场越来越大的压力，成为传媒自身改革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五、“发行螺旋”的重大影响问题。“发行螺旋”可谓是“马太效应”的一种典型表现，少数强者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数量众多的中小传媒在争夺非常有限的市场资源；六、传媒业的利润问题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此一部分主要是针对“传媒暴利说”进行简单论述。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放眼海外、博采众长，尤其是向传媒经济发达国家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为此，论文第叁部分进行了中外传媒产业的对比。这种对比，包括了对中外传媒共性与差异性的对比、国内不同地域传媒经济特点的对比、国外报业如何加强管理和服务的经验借鉴、国际传媒资本集团新的发展趋势等。中外传媒在发展中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烦恼，比如在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履行政治文化职能的同时，传媒到底该向商业利益做怎样的妥协？这其实是一个困扰各国传媒业者的普遍问题。第四部分在前文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综合、系统、全面地解决国内传<WP=5>媒经济存在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内容主要包括传媒政治属性的必然性、对外资进行市场管制的必要性、广告价格战原因分析和广告经营体制改革等专题，并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报业的品牌化趋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问题，可以归结为在传媒集团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摆脱一些旧的政治理念的束缚。同时，又要客观承认传媒社会使命和政治使命的不可推卸性，在此基础上维持针对境外媒体的市场管制（不是逐步放开，而是永久性的）。传媒集团应当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品牌形象，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一条道路，是论文的核心观点。论文的最后部分对传媒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周钢[2]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康燕[3]2010年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方向与策略选择》文中指出当代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变革的历史转型期,作为世界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和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当代传媒业正经历并且还将继续诸多重大变迁。2009年出台的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显示出文化产业真正作为一种产业而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这无疑将使作为文化产业之核心领域的传媒产业,站在一个新的时代起点上。年复一年的统计数据,实证了传媒产业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的角色定位。美国版权业增长率已连续多年大大高于其同期GDP增长率。在中国,2008年传媒业的产值也达到了4000多亿元,占全部GDP的2.1%。但长期以来,传媒业的多重功效使得政府、民众、乃至传媒业界本身均对其商业属性认识模糊。赛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新闻四理论”为探讨传媒发展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常规性基础,这一基础的最重要假定是,国家政治塑造了各自的传媒体系。此后一段时期大量学者由此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试图将传媒与政治结合起来,倾向于将大众传媒首先看作是信息交换和政治话语的工具。基于媒体几乎已经全部整合到全球资本经济中,无论政府形式如何,全球传媒集团几乎能在世界任何一地运作,无论合法与否,信息能够遍及全球任何角落的现实前提,弗琳茨、罗珊莎米尔的研究开创性地全盘抛开“新闻四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当下情势的变化,呼唤一种更能精确识别当代政治经济状况的传媒模式,即传媒的商品化模式。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进步有目共睹。大量学者立足于改革开放叁十年的基础,重新审视、解释和规划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框架和模式,但是,这些研究基本局限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内,往往先验地将中国传媒业的产业属性和商品属性作为不证自明的趋势一笔带过,这种前提性的缺失使得后续的、关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和阶段性策略选择的研究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即便有些研究基于经济学的视角,但是其基于全球视野及趋势,特别是基于建立在产业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传媒业产业化实践的具象考察的前提的研究,仍显不足。这也正是本文追求的理论及实践价值所在。本文作者认为,推动传媒业发展乃至突变的最重要的变量是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性变化,显示出基于自上而下的总体改革思路的趋势,研究者有必要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揭示传媒业发展的必然性以及相应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中国传媒产业应如何主动迎合甚至引导潮流趋势,从而推动中国传媒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媒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许多方面进步明显,特别是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形式及新的资本运作方式来推动传媒产业发展,成效显着。但客观地看,与国外传媒业相比,中国传媒业还有很大差距。从整体观念及认识上来看,对传媒业定位仍旧有些模糊,造成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体制不尽适应现代传媒产业发展的要求,市场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从微观传媒企业层面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造成内部管理水平不高,市场化发展不够规范等等问题。这表明,认真梳理和分析传媒产业问题何以发生并存在,找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推进下一步传媒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必要前提,更是传媒业界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战略构想,履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责任,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础。考察西方传媒产业发展对中国传媒产业改革有重要意义,西方传媒产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其发展经验和蕴含其中的发展规律对于中国传媒产业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从产业经济学的各个角度对西方传媒产业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资本多元化是传媒企业改制的方向,技术推动是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管制放松是传媒产业繁荣的根本保证。当然,西方传媒产业的发展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则是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目前国家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尚在建立之中,借鉴西方经验无疑应注意这样的现实基础,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传媒产业发展的某些规律,而应当根据对西方传媒产业规律的认识,在中国既有的传媒产业生态环境基础上,选择最恰当的发展策略,积极推进传媒产业的发展。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由其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决定,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内部动力包括：政治推动力(产业政策不断完善,改革方向逐步明确)、受众需求力(消费市场规模迅速增大,消费者不再满足单向灌输)、资本积累力(经济发展为传媒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储备)；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外部压力在于：国际方面,我国加入WTO之后传媒市场开放成为必然,国际传媒企业与国际资本的进入,对中国传媒业形成巨大压力；国内方面,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传媒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平台,受众需求与科技进步的互动为传媒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经济学规律推动国内传媒企业进行战略转型。正因此,对中国传媒产业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以探寻中国传媒产业应有的发展方向,对当下中国传媒产业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透视,按照产业经济学的要求,探寻现阶段传媒产业应有的可为之处,对于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的中国传媒业来说,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寻求突破,决定传媒产业发展走势的叁类主体——政府、社会资本、传媒组织,都需要做出目标明确指向将传媒产业迅速做大做强,以应对国际传媒产业发展趋势的挑战,特别是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策略选择。对此的分析论述,也是本文力求达成的实际价值所在。
黄晓军[4]2010年在《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按照“理论视域”、“历史脉络”、“现实考察”、“对策探讨”的逻辑理路探讨了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机理、历史演进以及在空间上的演化情形,总结出我国大众传媒竞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规制改革与体制创新的对策思路。合作竞争是以双赢为目的,以合作为表象的高级竞争形式。从内容上看,包括传媒集团内部的整合、传媒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合作以及大众传媒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动态地看,传媒的合作竞争按照合作程度由浅入深,合作方向由内到外,依次呈现为传媒整合、传媒联动、传媒联盟,传媒并购。传媒并购合二为一,外部合作消失,内部整合开始,从而形成传媒合作竞争的整个循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步加强,引发媒介产业融合,传媒产业边界渐渐漂移与模糊。这也正是跨媒介合作的根本动因。媒介融合对企业的合作竞争而言,其机理为同时追求技术标准化和产品差异化。因技术的标准化,必然形成技术合作与联盟,因产品的差异化,又使竞争在激烈和平缓中变动,媒介融合交织着竞争与合作的反复与交替。合作需要跨越边界,对种种边界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的合作行为,这又可以用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博弈论用来解释传媒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生态论以生态位的理念用来诠释我国传媒合作竞争的资源和起点。网络论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将传媒合作行为视作对一切资源的利用与建构。传媒整合是传媒集团内部的协同合作。在这个前提下,提升传媒集团资源的利用率和信息共享水平是传媒集团运作的关键。整合在平台上表现为全媒体编辑部一体化,在机制上是稿库式发稿,在队伍上则期待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传媒联动开启了传媒合作竞争,跨越发展的历程。多表现为传媒外部的业务合作,对地域、介质、级别的跨越式发展。传媒因其互补性和规模化、巩固市场地位的优势而联动,同时也存在信息环境单一的问题。传媒联动为传媒集团的跨域发展注入了活力,除了业务合作,传媒展开多方位的跨越式合作,但是因政策的变动,以联动为起点的跨越让传媒联盟凸显出来。传媒联盟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外部资源而进行的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跨业务、跨媒介、跨地域的特征,但在实际操作和效益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传媒的资本合作伴随着放松规制逐步深入,传媒并购需要大量融资,是传媒资本竞合的集中体现,并购与反并购是传媒在资本方面激烈竞争与合作最生动的写照。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在政策和技术的推动下渐次进入合作竞争的新阶段。政策方面因放松规制启动了传媒内在的发展能量,因技术而来的媒介融合带动了传媒的竞合。我国报业、广电业、网络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要经历一个从对抗性竞争到非对抗性竞争、合作竞争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内部合作到外部合作,从业务合作到资本合作,合作竞争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强,而从整体上看,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从市场行为有着上升为发展战略的趋势,除了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外,大众传媒的合作战略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传媒企业网络化生存的战略。从空间的发展来看,大众传媒因为行政区划的局限,地域性特征明显,其合作竞争的情形与有限的生态位资源密切相关,也受到某一空间的传媒种群密度的影响。宏观地看,地市级传媒趋向整合、合作,而省级同城传媒竞争最为激烈,国际间传媒重在合作,而区域经济下的传媒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大众传媒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状态,其分布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呈正相关而出现地理集聚,但是传媒产业增长极大小孤岛并立,激化效应明显,但扩散效应不足。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传媒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来传媒产业的集群发展,在区域经济的推动下,传媒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不断加强,地域传媒走向区域传媒,分工协作,甚至组建区域传媒集团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在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搭便车和公地悲剧是传媒合作的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传媒的合谋行为往往是价格战的发生机制。传媒合作对象的选择错误,在合作的机制和监管方面缺位。传媒合作的范围过大,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弊端。在与资本合作时罔顾政策风险,导致合作败局。传媒整合在效益上,内部合作程度不高等等。这些都是传媒合作竞争中动机、对象和风险方面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但合作竞争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格规制,表现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阻碍了传媒合作竞争的良性展开。因此,政府规制的焦点就在于突破局部利益之争。和西方政府对传媒规制不同的是,我国传媒的规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过度竞争,由市场失灵引起的,而是传媒市场总体上发育不健全,放松规制旨在培育市场,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延续。从根本上讲,规制是在传媒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要让传媒的合作竞争能良性发展,必然从宏观上依赖于我国传媒体制的创新。我国传媒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度依赖,在他国传媒体制的参照下,传媒必须产权明晰,公益经营两分开以及剥离转制,才能打造真正的合作竞争主体,在突破行政壁垒方面协调好条块利益,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加大开放力度,才能创造出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
饶德江, 莫梅锋, 熊蕾, 汪潇, 刘潆檑[5]2005年在《2005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在进行一项研究之前,我们必须对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了如指掌。因此,研究述评必不可少。研究述评不应该只是某些专家学者的专利,而应成为每一个研究者必备之能力。如何建构一套科学的述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至关重要。研究述评的目的在于用最精简的语言呈现出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全貌。一般先科学地确定主题,再分别针对同一主题的不同研究成果进行"陈述"和"评论"。我们可采用叁种计量方法来确定主题:一是单纯的主题词统计、排序,得出研究的热点,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不能挖掘出主题词之间的关系;二是共词聚类法(Co-word Cluster),共词聚类是对当前发表文献的直接统计,反映的是目前已有论文所集中关心的主题,它不仅寻求高频率出现的词,更注重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反映主题之间的关系;叁是同被引(Co-citedCluster)聚类法,通过对以往发表的论文的引用情况表现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但是,我国媒体发展研究缺乏引文索引工具,此法也难以顺利实现。
张志毅[6]2009年在《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作为信息重要传播媒介的传媒产业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传媒产业在社会建设中的舆论监督和市场导向性作用愈加明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方向的确立,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中国的传媒企业不仅要加快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国外跨国企业的竞争与挑战。如何加快中国传媒产业化进程,增强传媒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本世纪初随着一批传媒集团的建立,我国的传媒产业化已经初具规模。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跨越式的飞跃,而是出现了传统的计划规制体制落后,正式制度供应不足、传媒业“潜规则”盛行,市场寻租行为泛滥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传媒产业总体的发展,消弱了传媒产业的整体利益。产业规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规范、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好的产业规制政策能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形式的规制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市场化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要让传媒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就需要我们尽快建立起一个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公正、透明、公开的传媒产业运行规制,为传媒产业构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有效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为此本文就围绕着中国产业规制如何改革这个问题,深入分析试图找出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本文共分六章,在文章的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的是我国传媒产业规制变革研究的的背景以及研究的意义。使我们可以对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明确了对我国传媒产业规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章我分别对国内外规制理论的演变作出分析并国内外对传媒规制的理论研究现状与取得的成果进行概括性的总结,为传媒产业规制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第叁章我就传媒产业的性质进行分析,从传媒业的自身产业性入手,找出传媒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共性和特性。通过对传媒业特殊性的分析,说明了对传媒产业规制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为我们解决为什么要对传媒产业进行规制提供了依据。第四章是本文章的主体,我用大量文字并利用自然垄断行业的相关模型,详细的对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现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总结,找到我国传媒产业规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找到我国产业规制存在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章我就通过对比中西方传媒产业规制方面的异同,为的是从中找到我国传媒产业规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西方政府相关改革措施,为我国传媒产业规制改革寻找理论和实践科学依据。在文章的最后一章第六章中,我分别针对我国传媒产业规制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为我国传媒产业规制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史松明[7]2015年在《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传媒业因“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形成行政体制与产业体制交叉混合的二元体制。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管理结构与制度设计具有根本性的巨大影响,构成无法回避的基本现状与特定管理情境。深入开展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采用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方法,以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传播学理论及产业管理理论。通过对传媒产业化研究文献、中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爬梳以及对电视传媒的案例分析,尝试构建二元体制下中国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框架与体系。中国电视媒体“二元体制”凸显“叁重矛盾”典型特征——事业与产业间的属性碰撞、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博弈、官本位与职业化的冲突;二元体制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制度设计上,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两极”摇摆；运行机制上,路径依赖与管理创新此消彼长；管理方式上,行政调控与市场配置相互交织。因此,以“二元体制”及其衍生的矛盾特性为基本立足点,探索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电视媒体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原则与路径,成为必然选择。研究发现,行政干预适度,对于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正面功能；媒体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必然性;市场导向的前提是基于法规约束的传媒使命与职业精神。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本文分别运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匹配观、价值观、权变观、双层双元观,深入论述与尝试确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四项原则。即,塑造行政行为与市场导向共振管理模式；以价值创造作为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目标；摒弃行政行为绝对化路径依赖,塑造多元管理模式：构建匹配电视传媒人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表明,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应围绕以下四条优先路径展开：电视媒体主要负责人管理创新、电视媒体多通道岗位管理体系构建、电视媒体绩效量化考核机制构建和电视媒体多元化激励机制构建。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文章对上述四条优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与阐述,提出了塑造企业家政府管理模式、岗位动态调整的路径与机制构建、绩效量化指标的叁重依据、植入产业体制激励方式等可资借鉴的方案与路径。
张鑫[8]2014年在《转型期中国管理思想国际话语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正处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中,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广泛性等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也受到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逐渐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在当前的世界管理理论体系中,中国管理思想的国际话语权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西方管理思想“一统天下”,牢牢占据世界话语霸权,在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选取、研究方法中均占据主导,国内的专家学者运用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垄断全球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另一方面,中国管理思想总体“失语”,不仅争取话语权的意识薄弱,话语传播机制不成熟,传播路径狭窄,话语内容总是作为附加品被“连带提及”。总之,中国管理思想的国际话语权太过内敛和本土,在世界管理理论体系中显得无足轻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包括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时间较晚,也包括中西方文化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既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又有管理学科本身发展不完善等客观因素。中国管理思想若要在世界管理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把自己有特色的、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展示出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改革开放以来叁十多年的管理实践为中国管理思想腾出巨大的话语空间,这也是中国管理思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凝结了深厚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实践相结合仍然能够发挥卓越的影响力,而转型期的新兴管理思想受到传统与西化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变动与发展并存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稳定状态下的管理思想的特点,极大充实了世界管理理论体系,为其他国家的转型提供经验和启示,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做出新的贡献。转型时期的中国管理思想具有充足的话语空间,但话语内容并不是制约话语权的主要因素,如何将话语空间转化为话语权力则是提升中国管理思想国际话语权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为此,在宏观层面,要构建中国管理思想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体系,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实施工程；在微观层面,要从话语权内容的五个方面,即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话语反馈等去制定详细而严谨的措施,充实中国管理思想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体系,扩展话语传播渠道,增强话语声音。
包东喜[9]2011年在《传媒集团经营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文中指出我国传媒经济持续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媒集团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是中国传媒业实践探索的深水区和突破点,也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和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旨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框架对报业集团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进行研究,并根据对H报业集团的媒介拓展经营项目的考察来解读、阐释,近年来报业集团一般表现为突破或绕过制度约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实践。文章在中国报业传媒的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努力发掘原始档案材料,梳理了H报业集团经营活动的沿袭和变革过程,以说明它在尔后的拓展媒介经营项目中实行制度创新的起始基础,包括经营活动资产的形成、早期经营体制与财务体制、集团成立前的主业经营与多种经营、“企业化管理”实践、集团的组建和组建集团后的多元化经营及其产权结构。文章随即系统论述了H报业集团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前者包括新闻出版法规约束、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约束、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约束和产权交易的制度约束；后者包括新闻管理部门的政治纪律、新闻宣传纪律、舆论导向管理,以及集团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财经、人事、新闻报道等各方面的机制惯例。文章分析了H报业集团项目规划原则和据此原则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制度创新理念,提出了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叁类八种模式。叁类就是国资经营类、国资-民资合作经营类,国资-外资合作经营类。八种就是国资经营类下的集团独资模式、跨地区品牌输出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向行政单位租赁刊号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政府委托经营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股份制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叁角产权的集团内外国有资本融合模式、以及国资-民资合作模式和国资-外资合作模式。作者通过大量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取宝贵的、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系统考察了H报业集团媒介经营的8个拓展项目：《特别关注》项目、《爱你》杂志项目、《家庭保健》杂志项目、“荆楚网”网站项目、H长江崇文国际文化交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H特别书局项目、腾讯·大楚网项目和《爱篮球》杂志项目；它们分别与上述八种模式相对应,是这八种模式的典型个案。文章论述了它们的实施过程和实行的制度创新,指出：上述拓展媒介经营项目的制度创新模式之间,从纵向上看,基本上是依次循序发展的线性关系,从横向看,各模式之间前后照应,相互学习借鉴；后一种模式借鉴前一种模式或综合前数种模式的制度创新经验,实行诱致性变迁；每一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在论述考察结果时,作者特别对腾讯·大楚网项目中为民营资本提供进入传媒业的途径方面的创新和国资-民资合作的产权配置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深度剖析。鉴于国资-外资合作的突破意义上的重要性,文章专门阐述了作为《爱篮球》杂志项目背景的我国报刊出版领域的涉外合作现状,剖析了实施《爱篮球》项目时处理产权问题的基本思路,处理涉外合作问题的创新措施和实行涉外合作项目创新时的风险控制。文章在H报业集团开展涉外合作项目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提出处理合作项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的配置、涉外合作项目的制度建设及其评估机制,继续拓展涉外合作项目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的对策建议。
钱广贵[10]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研究表明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的中国传媒产业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D]. 刘源超. 重庆大学. 2003
[2].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3].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方向与策略选择[D]. 康燕. 复旦大学. 2010
[4]. 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D]. 黄晓军. 武汉大学. 2010
[5]. 2005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述评[J]. 饶德江, 莫梅锋, 熊蕾, 汪潇, 刘潆檑.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5
[6]. 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改革研究[D]. 张志毅. 河南大学. 2009
[7]. 二元体制下电视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研究[D]. 史松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8]. 转型期中国管理思想国际话语权研究[D]. 张鑫. 山东大学. 2014
[9]. 传媒集团经营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D]. 包东喜.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10].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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