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古代丝绸之路初步研究
王禹浪1王天姿1,2王俊铮2
(1.黑河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2.阿穆尔国立大学 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 117027)
摘 要： “东北亚丝绸之路”缘起于20世纪末中日学者对明清“虾夷锦”与山旦贸易的研究。东北亚丝绸之路发迹于肃慎，先后历经连接辽东与夫余国的战国-汉代丝绸之路、勿吉朝贡道、室韦朝贡道、黑水靺鞨道、渤海营州道与朝贡道、辽代鹰路、金代燕京经蒲裕路至火鲁火疃谋克、元明“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奴儿干都司、清代“贡貂赏乌绫”与“黄金之路”等阶段，贯穿几乎整个东北亚历史时期。来自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耕作文化、典章制度、政治理念、行政体系、城市文化、儒家思想、宗教信仰、丝织品文化、手工业科技、诗词歌赋、思想艺术等文化元素源源不断被输送至东北亚腹地乃至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极边地区。
关键词： 丝绸之路；东北亚；交通路线；朝贡道；文化传播
一、东北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与研究概况
“丝绸之路”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所提。这一概念旋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由此而衍生出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1]“东北亚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新丝路”“龙江丝路带”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概念。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首提“民族走廊”这一概念[2]。其所引发的国内外学术界对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及东北亚走廊等廊道文化的研究与关注，亦成为“丝绸之路”内涵的重要延伸和补充。
“东北亚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缘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都涉及到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问题。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旸《明代努尔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得到学术界关注。重点针对黑龙江流域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日本北海道虾夷民族的贸易，尤其是明代内地的丝织品运达黑龙江下游及虾夷锦的来历，明代永宁寺碑问题，引起了日本北海道新闻局的关注。其纪念北海道新闻创刊50周年的专题报道计划“追寻北方丝绸之路”溯源虾夷锦传播北海道的路线、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1990年7月，傅朗云、杨旸提出“东北亚丝绸之路”概念，但陈抗不同意，认为还是 “北方丝绸之路”为好，其用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名义草写了“北方丝绸之路”提要，认为大家都在关心西域的丝绸之路研究而很少有人关心北方丝绸之路，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他还认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丝绸的问题，是整个中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向北方传播，都可以属于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此外，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基本上与北方的驿站相一致，这样杨旸与傅朗云所研究的明代卫所的学术方向与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比较吻合。
1991年2月，杨旸、陈抗参加“北方丝绸之路”座谈会。杨旸先生作了《明代东北亚丝绸之路与虾夷锦文化现象》和《清代噶栅制度与虾夷锦》的交流，日本正在积极筹备“北方丝绸之路是虾夷锦渡来之路”的座谈会，陈抗为日本《北海道新闻局》撰写了栏目题签：“虾夷锦渡来之路”。自此，“北方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或“虾夷锦渡来之路”的概念由《明代努尔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一书的出版应运而生。“山丹贸易”“虾夷锦文化现象”开始有了深入探讨。
其后，中日之间关于东北亚丝路及文献问题频繁交流。出版了《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明代东北》《明代东北史纲》《明清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等著作。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振兴东北战略的提出，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再度复苏。综观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晚期阶段，对唐代以前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薄弱，有许多问题模糊不清。究其原因，主要是史书记载过于匮乏。有幸的是，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展开，一大批前所未知的资料涌现出来，给这一问题的研究投下了一丝亮光。
这一时期，日本、俄罗斯的成果主要是围绕着明代永宁寺的研究和翻译著作，此外就是俄罗斯的考古发掘了永宁寺遗址，北海道大学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编辑了《中世的东北亚与阿依奴——努尔干永宁寺碑文和阿依奴的北方世界》、菊池俊彦与中村和之出版了俄罗斯学者阿鲁替米耶夫《努尔干永宁寺遗迹与碑文——15世纪东北亚与阿依奴民族》，中村和之《从大陆看中世日本的北方地域》，藤井一二《东亚的交流与历史文化》，大贯静夫《俄罗斯远东地域的民族与考古学》，北海道大学所藏《库页岛满文档案文书》等。
5)与Gumbel(max)(极大值)函数相关系数的计算。生成3 180×1的Gumbel(max)(极大值)函数随机矩阵数据，然后以z=corrcoef(A,F)指令计算相关系数，zGumbel(max)=-0.007 7。
研究成果列于文后[3]，特别是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更加表达了对其战略、政治、经济等现实意义与价值的关注。
近年来，以渤海大学、黑河学院等为代表的东北高校机构积极开展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研究。渤海大学成立了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并出版了“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已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黑河学院地处黑龙江上、中游结合部的右岸之滨，并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其地缘优势明显。现已专门成立了远东研究院，下设远东史地研究中心、黑龙江流域研究所、俄罗斯远东智库等机构，同样旨在开展以黑龙江流域为中心、涵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蒙古地区的东北亚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9月，由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与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联合举办了“首届中俄黑龙江流域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17年9月，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黑河学院共同主办的“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民族学术研讨会”均在黑河市召开，这次会议对深化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其意义至深至远。2019年5月，由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组织召开的“丝绸之路视域下的东北与西北”高端学术论坛又将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向深入，并把东北与西北在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开拓了视野，更为重要的是进行东北与西北的地域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从中发现新的课题，探讨欧亚大陆东方与西方在语言、宗教、民族、历史、文化、交通、城市、地理方面的联系与交流。
二、东北亚地域早期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
东北亚古代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十分悠久，从文献上来看，早在五帝时期就已有往来。《竹书纪年》就记载了满族先民源流最早期的肃慎族向舜朝贡“弓矢”的历史：“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来朝，贡弓矢。”其实，这种“弓矢”就是《国语》中陈惠公向孔子问政所提及的“楛矢石砮”。《国语·鲁语下》则详细记载了肃慎向陈惠公朝贡楛矢石砮的历史。所谓“楛矢石砮”，“楛”实为“桦”，即用桦木做成的箭杆，“石砮”则是用黑曜石、玛瑙、页岩、碧石、松花石等各类石头做成的箭镞。以桦木为箭杆，以各类石头制成箭镞，即“楛矢石砮”。
中原王朝在战国秦汉正式建立对东北南部地区的管辖后，中原文化开始源源不断通过华北长城地带和辽西走廊的陆路、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路进入东北地区。秦汉时期，东北南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依托于郡县建制，出现了一批繁荣的汉文化城邑，延续并进一步发展着燕秦时期开启的辽东半岛城镇化进程。东北地区汉代城邑体系趋于完备，职能分工明确。以辽东地区为例，该区域汉代古城以辽东郡治所襄平(今辽阳)为政治中心，襄平城成为东北地区名副其实的“通都大邑”。以今大连地区为经济和外贸中心，大连地区的旅顺牧羊城、普兰店张店汉城等城邑依托优良海港，泛海贸易广泛开展，商贾往来频繁，不断接纳山东半岛移民登陆，输入中原汉文明，造就了发达的经济。以今营口地区为手工业中心，该地区集中了辽东地区最丰富的手工业作坊遗存，如盖州城关汉城北、大石桥市周家乡于家堡村打铁炉沟屯的汉代铁矿山与冶铁作坊遗址，大石桥汤池乡英守沟汉城附近冶铁窑址、开采铁矿的古矿道等[4]。除此之外，辽东地区汉代城邑设施基本完备，在一些城址中发现了可能为官署用瓦的瓦当及陶水管、手工业作坊等配套设施。临海城址附近建有港口。较大古城附近一般均发现了公共墓地[5]，反映了汉文明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说明了辽东半岛的汉化过程在汉代已经完成，基本实现了由土著东夷文化、秽貊文化向汉文化的重大转型。”[6]
由于秦汉以前辽东湾北部为海泛区，海潮涨落致使道路无法通行，因此，辽西地区傍海道尚未形成，陆路交通均是通过医巫闾山的交通孔道进入东北地区。秦汉以前，陆路主要有两条，均由燕蓟一带(今北京一带)出发，一条出古北口，经右北平郡治所平刚(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甸子镇黑城子古城)至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另一条从卢龙(今河北省卢龙县)，经平刚至柳城。傍海道伴随着秦帝国驰道的修建得以开辟。据崔向东考证：“辽西傍海道分为二段，一段是由蓟出发，经由无终、令支和孤竹东行至临渝关，出临渝关沿渤海岸向东北行进，抵达碣石(今绥中)。秦统一六国后，修治驰道，从燕都到碣石有道路相通。另一段是从碣石东北行经兴城、锦州进入辽东。”[7]但受环渤海沿岸陆路大“C”形走向的制约，中原汉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和输送始终以距离较近的海路传播为主。山东半岛登州港(今蓬莱)与辽东半岛大连地区之间的渤海海峡分布着天然的岛链陆桥——庙岛群岛，为泛海活动提供了天然的便捷条件。设置辽东半岛最南端之辽东郡沓氏县、东沓县、沓津等地名，生动反映了山东居民泛海“纷至沓来”的历史图景。这条海陆联运的交通线抵达辽东半岛南段后，一条线路继续北上，沿千山山脉西麓与渤海之间的平原丘陵地带，向北通过太子河流域和浑河流域，进入长白山系西南余脉的辽东山地，这一带为南北走向的哈达岭、东西走向的龙岗山脉和东北-西南走向的千山山脉的结合部位。如果以流域视角来看，则主要是以抚顺、清原、新宾为中心的浑河、苏子河流域，以及以本溪为中心的太子河上游流域。目前，在沈阳、抚顺一带发现了新宾永陵南汉城、东洲小甲邦汉城、抚顺劳动公园汉城、沈抚交界处的沈阳上伯官汉城、沈阳“宫后里”汉城等多座颇具规模的汉代城邑，其性质多与不同时期的玄菟郡治所有关。汉城附近亦发现了密集的汉墓群。继而，汉文化越过辽东山地的龙岗山脉和哈达岭，进入松嫩大平原南缘的松花江流域上游，即今柳河、东丰、辽源、四平、吉林市等地[6]。目前，已知最北部的汉文化古城为东辽河流域的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8]。另一条交通路线是沿辽东半岛左翼黄海海岸和环黄海北部的群岛链，越过鸭绿江口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大同江、载宁江等流域形成了贞柏里、石岩里、土城洞等乐浪汉墓群。
汉代丝绸之路进入松嫩平原后，首先就与定都于吉林市东郊东团山和南城子一带的夫余国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浓厚汉文化特色的夫余文明。今吉林市一带发现了大量与夫余文化杂处的汉文化元素的遗存[9]。汉文化与夫余国的融合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吉林市帽儿山、榆树老河深等夫余墓葬中，均发现了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的土圹墓和土圹木椁墓，其中以土坑木椁墓数量最多。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认定系辽东半岛汉文化北传松嫩大平原的产物。但由于夫余国地处偏远、社会发展水平有限，因而形制复杂、建造工艺要求较高的砖室墓始终未能进入夫余文化中。其次，在夫余文化陶器中，轮制泥质灰陶器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相似。这些夫余泥质灰陶均为轮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其上绘有绳纹、弦纹、刻划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多种纹饰。该类型陶器在辽东半岛汉墓中几乎随处可见。不仅如此，永吉学古东山遗址出土的陶罐、陶豆，永吉大海猛出土的陶钵、陶甑，以及龙潭山山城出土的陶灶，其器物形制与辽东半岛及中原汉式陶器具有较高的相似性[10]。最后，在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墓地中，还出土了大量铁质生产工具，如铁镢、铁铧、铁刀、铁削刀、铁锥、铁矛、铁箭镞、铁剑、铁甲片、铁马衔等；铜器有权杖、铜镜、泡饰、车辖、锸等。这些金属制品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遗物极为类似，特别是铁质农具和汉式规矩铜镜具有鲜明的汉文化特色。墓地中出土的规矩铜镜并非夫余本土制作，而应是从辽东半岛地区传入的。帽儿山墓地还出土了部分漆器，器型有汉式耳杯、盆等。货币以汉代五铢钱为主，新莽“货泉”货币的出土则说明帽儿山墓地一部分墓葬时间已至两汉之际。至为重要的是，在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国墓地中出土了27件珍贵的丝织品残片，绝大多数出自帽儿山墓地西山Ⅰ区18号墓，其中有一件主题为招魂的绢帛墨画，可谓是汉代东北亚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明证。
以丝织品、漆器、汉式陶器、铁质农具、规矩镜、土圹木椁墓等为代表的文化元素，通过汉代东北亚丝绸之路，首次系统而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北亚腹地。这一过程不仅使辽东半岛完成了汉化过程，实现了深刻的文化转型，还“通过辽东半岛这一文明‘贮存地’和中转站，远播松嫩平原，松花江上游流域及朝鲜半岛北部，亦使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明进程发生了深刻变异，改变了东北亚区域古代文明格局，最终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北达松花江流域上游、南抵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西越医巫闾山至滦河流域、东起长白山西麓的区域内，出现了繁荣的汉代城市和农耕文明，及与汉文明融合的世居古族文化，基本实现了汉帝国在东北地区的文化‘大一统’。”[6]
三、勿吉朝贡道与黑水靺鞨道及丝绸之路
勿吉是满族先世在南北朝时期的称谓，原称沃沮，在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的传统活动区域，向南扩张至松花江流域，逐渐形成了“勿吉七部”。
以三江平原双鸭山凤林古城为代表的凤林文化晚期吸收了其南部沃沮族团结文化的因素，正是沃沮北上灭挹娄、入主凤林古城的考古学证明[11]。
(4)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上述地名均位于辽东半岛左翼黄海沿岸或黄海近岸海面上。青泥浦即青泥洼，系今大连市区最早明确出现于史籍的地名。杏花浦为今金州杏树屯。石人汪为庄河外海的石城岛。橐驼湾为大洋河入海口，附近至今仍有大坨子、半拉坨子、驴桂坨子等地名。
随着勿吉的南下扩张，以“靺鞨罐”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也传播到了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如永吉杨屯文化三期[12]、永吉查里巴墓地[13]、榆树老河深遗址[14]、舒兰黄鱼圈遗址[15]等，均应是勿吉南下后的遗存，准确说应是勿吉粟末部遗存。
图5a所示为该问题的可行域(阴影部分)及最优解。可以看出，3个约束均为非线性约束，符号“+”为可靠性设计优化的最优解。
勿吉在隋唐时期称靺鞨，亦作靺羯，系对勿吉的同音异写。在隋唐东北亚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女真完颜部的直系祖先。笔者认为，黑水靺鞨从唐代靺鞨安车骨部西北方向的今三肇(肇源、肇东、肇州)地区直至今黑龙江中下游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均应是黑水靺鞨的地理分布区[16]，分布范围广阔。
《金史·地理志》载：“(蒲峪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蒲峪又作蒲与，是金代上京所辖诸路之一，初置万户府，海陵王时设节度使，路之正式设治或在此时。改路管辖范围甚为辽阔，南邻上京会宁府辖地，西界嫩江与乌古迪烈部(后改东北路)相邻，向北三千里至火鲁火疃谋克之地。“火鲁火疃谋克”据考证在今外兴安岭南麓、结雅河上游[47]。蒲峪路是金代上京以北地区的最重要的军政重镇之一。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一致，蒲峪路古城即今克东县金城乡古城。城址位于克东县城西北约十公里的金城乡古城村附近，地处小兴安岭以西的平原地带，地势平坦；两次发掘出土文物较多[48]。1956年该城发现“蒲峪路印”铜印1方，已佚，今仅存印模，印为正方形，每边各长7.8厘米，汉字阳文篆书。翌年又发现“□□之印”1方，正方形，边长7.3厘米，篆书，据考证前两字当是契丹大字。由于该城曾出土“蒲峪路印”，为该城的断代及定名提供了重要根据。
这是唐朝管控东北亚极边地区重要的羁縻举措。黑水都督府治所争议百年，至今众说纷纭。近年黑龙江省萝北县江岸古城的发现为寻找黑水都督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线索。邓树平通过分析论证这一最新的考古发现，推论这座江岸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唐代黑水州都督府治所的旧址[18]。江岸古城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震动和反响。可以肯定的是，萝北江岸古城遗址群是黑龙江右岸迄今所见较大的一处靺鞨人聚落中心，萝北县则可以被认定为黑水靺鞨文化的中心。因此，江岸古城被学术界暂定为唐代黑水都督府故址[19]。
勃利州、黑水都督府等羁縻府州的建置，意义十分深远。魏国忠先生指出：“这既是唐朝正式‘派官施治’于黑水靺鞨分布的广大地面的开始，又是其进一步地经略黑水流域并把这一辽阔地区纳入中国领土版图的重要标志，即从这时开始，今松花江流域中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广大地面已经隶属于唐朝的管辖之下，成为当时中国的领土版图。”[20]
黑水都督府故址江岸古城地理位置正处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口以西的大夹角地带，在小地理单位内又位于鸭蛋河、小泥河河口夹角处。其方位正位于渤海上京龙泉府北方。《新唐书·地理志》载渤海上京“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太平寰宇记》卷175云：“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德理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表明渤海上京至黑水靺鞨之间存在一条交通线路，是为黑水靺鞨道。由此可见，黑水靺鞨道与营州道相接于渤海上京，亦可视为营州道的北延。刘晓东等认为，上京城北至德理镇应为牡丹江市东北20公里桦林镇的南城子古城[21]。该城扼守牡丹江水陆，规模较大，并出土了渤海时期文物。“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旧唐书·靺鞨传》)，“分十六落，以南北称”(《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为渤海的北部边境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渤海为防御黑水靺鞨，修筑了牡丹江边墙。目前已知牡丹江边墙长约100公里，分为三段，分列于牡丹江、镜泊湖沿岸险地，均呈西北-东南走向，构成了纵贯南北的三条军事防线。这条以军事对抗为特征的交通路线向北延伸至黑水靺鞨，进而必与唐黑水都督府相接。黑水都督府亦成为营州道和黑水靺鞨道上具有战略结点和地理坐标意义的北部军政重镇，进而可以链接出一条“营州-襄平-新城-长岭府-上京-德理镇-黑水都督府-黑龙江下游”，贯穿唐朝、渤海国和黑水靺鞨三大政治实体的交通大动脉。黑水都督府江岸古城发现的意义正如王绵厚先生所言：“它不仅是由渤海北行‘南黑水靺鞨’古交通道上的又一重要坐标，而且在今后研究隋唐及其以前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的地理位置和‘黑水靺鞨’民族文化源头，都有着重要意义。”[22]281
四、室韦的朝贡道与丝绸之路
室韦是北魏至辽金时期分布于黑龙江流域上游及嫩江流域的古老民族，最初以“失韦”一词出现在《魏书》中。学术界一般认为，室韦在北魏时期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流域。隋朝时其范围不断扩大并向外拓展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上游，形成了南室韦、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唐朝专设了室韦都督府。契丹人则称这一时期西迁入蒙古高原的室韦部落为“阻卜”。辽代在黑龙江流域专设室韦大王府予以统辖。从东北地区的嫩江、黑龙江流域直至蒙古高原，均有室韦及其后裔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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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自以“失韦”首次出现于史籍，其形象便与朝贡紧密相连。室韦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可追溯至北朝，“失韦”事实上是对契丹以北若干部族群体的泛称，其中应包含地域相近的乌洛侯。《魏书·太武帝纪下》载“太平真君四年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这显然是室韦族群朝贡中原王朝的最早记录。《魏书·孝静帝纪》载“(武定二年)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则是史籍首次明确以“室韦”作为朝贡者。室韦朝贡中原王朝历经北魏、北齐、隋、唐、辽诸朝，贯穿于室韦存在之始终，唐代尤为频繁。
如是，遂知由中原经今辽西地区至室韦，长期存在一条以朝贡为主要职能的交通动脉，中原王朝的文化亦通过此要道输入室韦聚居地。《魏书·失韦传》记载了失韦国的地望及和龙(即营州，今辽宁朝阳)至失韦的交通路线，是文云：“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有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㮈水。”这条起始于和龙、经契丹、止于㮈水的路线显然就是室韦朝贡中原王朝的“朝贡道”。在该文献中，出现了啜水、盖水、犊了山、屈利水、刃水、㮈水等众多古地名，但㮈水的地望无疑对判断失韦的地理分布最为关键。白鸟库吉认为㮈水为黑龙江，故将北魏失韦地望锁定在瑷珲、海兰泡一带。“位于瑷珲东南八日程之屈利大水，必为近嫩江无疑也。”[23]津田左右吉则依行进里程将失韦考订在今齐齐哈尔附近，并认为：“如是，则其国中自北来之㮈水即今之嫩江。嫩江，魏时谓之难河，唐称那河。㮈水之名，与之相合也。”[24]后世学者多从此说，认为㮈水即今嫩江，“㮈”系“嫩”的同音异写。但失韦分布在嫩江流域的具体河段却尚存争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在嫩江上游，干志耿、孙进己则认为在今齐齐哈尔附近[25]，孙秀仁、干志耿认为在齐齐哈尔以北[26]。王德厚则认为，“北魏时的失韦当以嫩江中游齐齐哈尔以北的嘎仙洞一带为中心，向其东、南、西、北诸方广为分布较为合适。”[27]张久和认为，北朝失韦在嘎仙洞这一地理坐标的南部地区，即东邻豆莫娄，西毗地豆于，东南与勿吉邻近，北与乌洛侯相连，沿嫩江中下游及以西各支流居住，中心地域在雅鲁河和阿伦河之间[28]。尽管学术界对北魏失韦所涉诸多地理坐标争论颇多，但基本可以肯定失韦当分布在嫩江流域至今黑河市辖境的区域内。隋唐时期室韦不断扩大、分化、重组。张久和[29]郑英德[30]均有详细梳理。其分布范围已扩展至黑龙江上游、蒙古高原东部等更加广阔的区域内。但室韦朝贡道始终是室韦各部与中原王朝沟通联系的主要交通路线。这条朝贡道始于辽西重镇和龙(即营州，今辽宁朝阳)，沿辽河大平原和松嫩大平原西部、大兴安岭东麓，经东辽河、洮儿河、雅鲁河、阿伦河、甘河等流域，其主干线大体与嫩江平行或重合，最终到达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盘古河、呼玛河流域。
室韦地处农牧森林杂交地带，气候寒冷，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准。《魏书·失韦传》载其“夏则城居，冬逐水草”(笔者按：应为“冬则城居，夏逐水草”，文献记载有误)，《隋书·室韦传》载“冬则入山，居土穴中”。朝贡道将以金属冶炼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传入室韦。隋代“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唐初室韦木犁不能加金刃，到五代室韦地多铜、金、银，室韦人工巧，善做各种金属器皿，以至《辽史·食货志》记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从隋代到五代，室韦的辨识金属矿石的能力，以及冶炼、制作金属器皿的技术都达到了一定水平，甚至契丹人的金属冶炼和金属制作技术还是在阿保机吞并室韦后发展起来的[31]。
五、渤海营州道、朝贡道与丝绸之路
渤海时期，在其疆域内建立起完备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的行政建制体系。各行政区域内部通过密集的水陆交通道路网络相连，使东北亚地区第一次真正进入区域一体化和城镇化的阶段。其中以日本道、新罗道、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为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新唐书·渤海传》载：“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遂知这五条交通干线架构起渤海国内部交通路网和对外交往的核心体系。其中，以营州道和朝贡道最为重要，承担着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职能，亦是渤海国积极输入盛唐典章制度的文化大动脉，对渤海国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可知，营州道始自营州(今辽宁朝阳)，经襄平、盖牟、新城、长岭府至上京城的重要交通要道。笔者择要者分而简述之：
神华集团自主研发的粉煤灰“一步酸溶法”提取氧化铝工艺，利用盐酸浸出粉煤灰，成功提取出国标冶金级氧化铝，该方法得到的酸溶渣因含有丰富的SiO2，故又被称为“高硅尾渣”。其中氧化硅含量约占68%，氧化铝含量占16%，通过碱溶出可获得硅、铝酸根离子，其可代替化学试剂偏铝酸钠与硅酸钠，能够作为合成分子筛的原料。目前，我们利用高硅尾渣为原料，成功采用固相熔融—水热合成法制备了4A分子筛、13X分子筛[1-2]；正在开展碱液浸出—水热合成13X分子筛、NaY分子筛、Al-MCM-41分子筛和ZSM-5分子筛的研究工作，成果显著。刘璇[3]同样利用高硅的金尾矿成功合成了4A分子筛。
(1)襄平。即今辽阳，唐朝时曾短暂作为安东都护府治所。
(2)盖牟。《旧唐书·高丽传》：“(贞观十九年)夏四月，李勣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获生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我军之渡辽也，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勣尽虏之，其人并请随军自效。”盖牟城系高句丽西境一重镇。综合文献可知，盖牟城位于安东都护府东北方向至新城的交通要道上，文献还记载李勣渡辽水而击之，可知该城应位于今辽阳东北至抚顺高尔山山城之间且濒临辽河之地。根据其地理方位，结合考古调查材料，一般认为盖牟城应为今沈阳陈相屯塔山山城。孙进己则认为，应为沈阳棋盘山水库上游的石台子山城[32]。总之，盖牟城地望当在今辽阳东北至抚顺高尔山山城之间，且濒临辽河之地。
(3)新城。新城系高句丽在辽东地区又一座军政重镇，位于高句丽西部地区的中心位置，为高句丽西部褥萨驻节之地，其地位可谓仅次于作为辽东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辽东城，高句丽灭亡后曾长期作为唐代安东都护府治所。新城不仅位于“新城道”的咽喉地带，是扼守辽东进入朝鲜半岛王畿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高句丽抵御中原王朝征讨的战略桥头堡。《旧唐书·高丽传》载李勣言：“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一般认为，新城即今抚顺市区、浑河右岸的高尔山山城。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抚顺市博物馆联合对高尔山山城进行多次发掘，不仅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高句丽、唐代文物，特别是序列较为完整的高句丽陶器群，还发现了多座建筑遗址[33]。
(4)渤海长岭府。营州道自辽东进入松花江流域必要翻越吉林哈达岭。“哈达岭山脉是从吉林省西南伸向辽宁省东北的一座山脉，其南称纳噜窝集，北为库勒纳窝集，合称为长岭，现在也有长岭子的地名，与这一长岭有关。”[34]李建才提出的桦甸苏密城说为渤海长岭府故址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所认可[35]。
由此可知，营州道自今朝阳起始，越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至辽阳，转而向东北，溯浑河而上，经今沈阳、抚顺、梅河口等地，直达桦甸苏密城。再由苏密城而东北过敦化，沿牡丹江向北，由镜泊湖左岸经过北湖头而抵达渤海上京城。2015年10月26日，时任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及其研究生王俊铮、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黑龙、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刁丽伟共同对牡丹江市宁安镜泊湖北湖头西岸菱角崴子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处遗址位于宁安市林业有害生物渤海林木种子园十四号监测点附近，由牡师院刁丽伟率领团队所发现，尚未被文物部门普查。这处遗址内涵丰富，其发现是对渤海营州道镜泊湖段的重要补充。调查收获首次发表于王禹浪、王俊铮执笔的《牡丹江、延边地区渤海国历史遗迹考察纪行》一文[36]。该路段无险可守，契丹当年行军正可绕过险要的南湖头，躲避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重唇河山城的防守，继而直捣上京。
区内典型矿床的地球物理特征与区域特征一致。大东山、高山、宝山岩体等主要岩体表现为重力低、低磁性和高阻特征；不同时代的地层表现为重力高、无磁和中高阻特征，其磁场较上述岩体高约50nT、电阻率较前者低一个数量级以上；区域性构造表现为重力和磁场梯度带异常特征；区域矿产表现为近EW和NE向布格重力和磁场梯度带异常特征，受上述两个方向的构造和岩体控制。
鸭渌朝贡道详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是文云：“登州东北海行，达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堧，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自鸭绿江口舟行百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这条道路始自山东半岛登州港，北渡渤海海峡，抵达今旅顺、大连一带，沿辽东半岛左翼黄海沿岸至鸭绿江口，溯江而上经丸都至神州，再转陆路经显州抵渤海上京。可见，这是一条海陆、水陆联运的路线。《道里记》所载沿途地名，兹予以略考：
(1)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乌湖海。上述诸岛均系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天然岛链。大谢岛、龟歆岛为今大连东南部长海县所在之长山群岛南北二岛，末岛为今庙岛，乌湖岛为今隍城岛。乌湖海即今隍城岛所在之渤海海峡[37]。
(2)马石山。马石山因位于马石津附近而得名。一般认为，晋代称旅顺口为马石津，则马石山为今旅顺口附近之黄金山。但有学者提出晋代马石津最早位于于家村老船坞。“到了唐朝以后，随着海运的发展和船只加大，已可以经得住风浪急流了，从山东登州来辽东的航船也随之逐渐移至马石山(今老铁山)之东，在都里镇(旅顺口)登陆。”[38]笔者考证旅顺牧羊城为汉代沓氏县故址，其附近之于家老船坞港系沓氏县港口“沓津”[39]。如此，晋代马石津前身若为汉代沓津，则马石山应系于家老船坞附近的老铁山。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做诉讼中的证人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明代吕得胜编选的《小儿语》中就认为“当面证人，惹事最大”，劝诫人们“是与不是，由他说吧”，从小即养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当下我们正在进行法治社会建设，证人的地位今非昔比，被告人有被告人的权利，证人也有证人的义务，将证人作为犯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可为何不少人还是不愿出庭作证呢？这大概就得从其他方面找原因了。
金上京会宁府位于今哈尔滨阿城区南、阿什河左岸的白城子，是大金帝国第一座都城，亦是“金源文化”发源地。金上京规模浩大，是同时期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会。从上京城的建设过程来看，女真人在建国初期即迅速开始了封建化进程，城市建造融入了契丹文化与汉文化[45]。以金上京为核心的“金源内地”经济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创了东北亚地区新的繁荣的城市文明。以金上京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和交通网络也迅速形成，向外辐射有数条水陆联运的交通大动脉，其中最重要的当为“金上京—蒲峪路—火鲁火疃谋克”一线。
结合《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等历史文献，据笔者对史料进行爬梳和统计，自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至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勿吉朝贡中原王朝共计29次，其中朝贡北魏22次，朝贡东魏6次，朝贡北齐1次。勿吉朝贡中原王朝的路线，见于《魏书·勿吉传》的记载：“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文中地名虽无法尽知，但“太鲁水”“太沵河”为今洮儿河，“速末水”为今松花江，“难河”为嫩江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由此可知，这条朝贡道自和龙(今辽宁朝阳)启程，沿辽河大平原西部进入洮儿河流域，转而向东北进入松花江流域的勿吉国。该地距魏都洛阳五千里。
1988年，哈尔滨市阿城区巨源乡、金上京附近小城子村村民在村西推土建房时发现了一座男女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棺盖正中置一阳文篆书“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事齐国王”银质铭牌。遂知该墓系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丰富的丝织品遗物使该墓葬号称“北方马王堆”。齐国王墓出土丝织物主要是服饰，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46]。齐国王墓丝织品遗物为研究宋金时期服饰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亦是我国金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齐国王墓的发现了生动再现金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盛况，是这一时期丝路发展最重要的实物见证。
由此可见，校企合作培养的人才也令企业受益,学校不仅成为企业稳定的人力资源供应商,人才质量也在校企合作层次不断加深的基础上稳步提高。
(6)泊汋口。西南距鸭绿江口三十里。《旧唐书·薛万彻传》载唐军“入鸭渌水百余里，至泊汋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宝藏王下》载：“泊汋城因山设险，阻鸭渌水以为固。”王绵厚、李健才推断泊汋城应该是丹东虎山山城与叆河尖平地城相结合的形式[41]。虎山山城扼守叆河河口，即泊汋口，是为泊汋城。
解法4 直接求出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从而直接得出两者的面积比.此种方法没有用到问题1的结论，并且需要设出边长，虽然计算过程较复杂，但是解题思路直接明了.
(7)丸都县城、神州、显州。丸都为高句丽故都，今吉林省集安，不予赘述。神州系西京鸭渌府首州，为其西京治所所在。西京鸭渌府城址虽至今不甚明确，但基本可以认定为今吉林省临江城区。显州即中京显德府，为今延边和龙西古城。
1.3.2 临床严重性评分 治疗前后严格按照Wang等[9]的临床严重程度评分系统对每一位入组患儿进行临床严重程度（CS）评分，采用0-3分制进行评分， 即⑴呼吸：0分：＜30次/min，1分：31-45次/min，2 分：46-60 次/min，3 分：＞60 次/min；⑵喘息：0分：无，1分：呼吸终末或听诊器可闻及，2分：整个呼吸相或不用听诊器可闻及，3分：呼吸全程不用听诊器可闻及；⑶三凹征：0分：无，1分：仅见于肋间，2分：锁骨上可见，3分：伴严重鼻翼扇动；⑷一般情况：0分：正常，3分：厌食、烦躁、嗜睡。CS评分为各项总和，其中0-4分为轻度，5～8分为中度，9-12分为重度。
“陡崖古城”位于溯结雅河而上15公里处，10余米高的陡岸之上。古城距结雅河500米，扼守河道要冲。古城平面呈梯形，东部临河，其余三面被城垣环绕。
渤海通过营州道和朝贡道，全面系统地吸收和引入了盛唐文明，使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与唐朝“疆里虽重海，书车本一家”的局面，唐朝对渤海的影响可谓全面、深刻。渤海派遣遣唐使积极学习盛唐典章制度和儒学礼仪，使渤海政治制度得到了根本性的革新。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体系上形成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的庞大而合理的多层级建制。在政治和教育制度上设六部，尊儒学，治礼仪，循法制，重教化，办学校，用汉字，习唐诗，使渤海官民的文化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渤海国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古代筑城文明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将牡丹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推向了都市文明的高峰，也真正开创了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城镇化和城镇一体化进程。在都城建设上，渤海积极学习唐朝筑城理念和技术，参照唐代长安城宫城、皇城、外城相套(上京城表现为宫城、内城、外城)，宫城居中，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设东西两市，宫殿分前朝后寝、外朝三大殿制度等[42]。宫室建筑也修建得富丽堂皇，突出表现在琉璃瓦的广泛使用。平原筑城自此开始取代山地筑城，成为东北亚民族最重要的筑城形式，反映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和稳定政治局面的出现。
在其他文化及佛教传播方面，渤海都城遗址内出土的三彩釉陶、琉璃瓦、汉字文字瓦、铜镜、佛像等遗物及宁安三陵坟、敦化贞孝公主墓葬壁画、墓志等等，均融入了大量盛唐文化元素，带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气息。特别是佛教在渤海的广泛流行，显然也与唐朝推崇佛教密切相关。目前已在上京、中京、东京故址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南部发现了多座渤海时期佛寺遗址，出土了铜佛、鎏金铜佛、砖佛等遗物。上京城南兴隆寺内的大石佛和石灯幢是目前所见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准最高的渤海国佛教遗物，三陵坟二号墓壁画也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近年来，对俄罗斯克拉斯基诺盐州故城佛寺遗址的发掘取得了成果[43]。上述佛教遗存的发掘反映了渤海国的京城与一般的州城中佛教艺术的繁盛局面。
1.1 材料与试剂 树舌灵芝采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鹰山，经佳木斯大学生药学教研室王丽红教授鉴定为树舌灵芝(Ganoderma applanatum)。试验所用葡萄糖、浓硫酸、苯酚、乙醇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六、辽代鹰路与丝绸之路
鹰路是辽代由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通往五国部的交通路线。鹰者，即深受辽代皇室贵族喜爱的海东青。因辽朝须经此交通路线至盛产海东青之五国部而得名。五国部即辽代生女真中较大的五个部落，其分布区域自依兰，顺松花江而下，东至今鄂霍次克海一带，归“黄龙府都部署司”管辖。其地山高林密，地形险峻，山林中有鹰名海东青，体骄健而性猛悍，能搏击天鹅、大雁，是契丹皇室最喜爱之猎禽。辽朝皇帝、贵族喜猎天鹅，其羽华丽，可作装饰品。然天鹅飞翔高远，非弓箭和一般鹰隼所及，非海东青不能捕捉。朝廷为追求这种珍禽，专门开辟了这条历史上有名的鹰路。
从辽上京通往生女真和五国部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西路，从辽上京经长春州，东行渡江到宁江州，沿今第一松花江直到黑龙江下游五国部之地；二是南路，从辽上京沿西辽河、东辽河东行，经信州(今吉林省怀德县泰家屯古城)、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城)，北行沿今第一松花江直到黑龙江下游五国部之地。辽上京至长春州的路线即辽上京至春捺钵之地的路线、长春州地望向来争议颇大，有白城四家子古城、前郭尔罗斯塔虎城等诸说，大体不出今吉林省西部洮儿河—嫩江流域一带。王绵厚考证辽上京至春捺钵之地路线，自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发，沿乌尔吉木伦河东行至阿鲁科尔沁旗，再北上扎鲁特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双城子古城，再东北行至洮安县，经白城四家子古城、前郭塔虎城，自嫩江下游入松花江[22]300-301。长春州、宁江州是辽朝在女真居地西部建立的军事重镇，而黄龙府则是在生女真南部建立的军事重镇，用以控制和管辖生女真和五国部。因此，长春州、宁江州、黄龙府均是辽上京至五国部这条万里“鹰路”上重要的交通结点、地理枢纽和军政重镇，换而言之，真正意义上的鹰路起点当为上述诸城。若以五国部隶属关系论，则以黄龙府为原起。① 亦有学者提出宁江州应为鹰路起点，原因在于：“首先，宁江州处于辽与生女真的边界之上，有榷场存在，属于交通枢纽。其次，宁江州先后隶属于黄龙府都部属和东北路统军司，这与五国部及鹰路的管理变化相契合。再者，宁江州处于辽都城上京、春捺钵地点长春州的直线上，而且毗邻第二松花江，可由水路经第一松花江到达五国部。”(吴树国：《辽代鹰路起点考辨》，《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上述两条鹰路路线，为金、元、明所沿用，成为由东北腹地通向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滨海地区的重要水、陆城站的基础。鹰路是辽朝官员和五国部贡使往来的重要交通线，也是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与南部地区汉人、契丹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44]。辽朝政府一方面向五国部征收貂皮、名马、海东青等各种地方特产；另一方面，又把汉人、契丹人制造的各种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带到了五国部地区。辽朝政府征索海东青给五国部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骚扰，激起了五国部人民的反抗斗争，但另一方面，此举对于加强辽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至金代，这条交通线继续得以发展，并为元代的水达达路所辖军民万户府、站赤和狗站，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明清虾夷锦丝绸之路、黑貂之路等奠定了基础，可视作辽代鹰路交通的延续。故而，辽代鹰路对后世松花江、黑龙江的水陆交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金代“燕京—金上京—蒲峪路—火鲁火疃谋克”与丝绸之路
相较于契丹族崛起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松漠之间”，女真则发迹于东北亚腹地的“白山黑水”。因此，女真族在复兴渤海城市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拓展，使东北地区腹地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继而完善和延伸了原有的交通网络体系。
《金史·太宗本纪》载金天会二年(1124)春正月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金太宗时期“京师”为金上京，“南京”则是今北京。这说明今北京至金上京之间继承了辽代交通城站，设置了新的驿路。北宋末年使臣许亢宗出使金朝，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自河北“雄州”白沟拒马河起，经燕京、滦州、锦州、沈州、黄龙府，终至金上京的旅程，凡39程，勾勒出一条贯通东北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这条交通线路也为历代所沿用，至金代终得以完全固定化和制度化。
(3)都里镇。即今旅顺。旅顺口黄金山下原有唐鸿胪井刻石。该刻石系公元713年，唐朝中央政府遣鸿胪卿崔
远赴中国东北册封渤海国前身“靺鞨国”首领大祚荣、归途中经旅顺黄金山时所留下的刻石题铭。鸿胪井刻石系一块天然巨石，其上共计刻有29个汉字，其全文为：“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块刻石是唐王朝册封渤海国政权唯一的实物证据，更是中央王朝管辖东北地区的历史见证。1905年被日本驻旅顺海军司令中将富冈定恭等人用军舰盗运往日本[40]。
(5)乌骨江。乌骨江因地近乌骨城而得名。乌骨城是高句丽五部褥萨驻地之一，也是自辽东进入朝鲜半岛王畿地区的“平壤道”中心城邑。今凤城市凤凰山山城是辽东地区乃至整个鸭绿江右岸规模最大的山城，为高句丽乌骨城故址。山城周围被叆河和叆河支流环绕，遂知“乌骨江”实为叆河下游河段。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旧唐书·靺鞨传》又载：“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两则文献记载了唐朝对黑水靺鞨的册封和管辖。关于勃利州地望，刘晓东等考证渤海渤州地望，认为渤海上京之地原为黑水靺鞨活动范围，今牡丹江近郊南城子古城附近有博力甸子、博力哈达、勒勒河之类等地名，当系“勃利”一音之转[17]。这一位置作为唐朝初涉渤海与黑水靺鞨事务的羁縻建置的地点是科学合理的。
蒲裕路地处金上京会宁府与火鲁火疃谋克之间，其三者大致呈南北一线。金上京所在的阿什河与松花江左岸支流通肯河注入松花江河口，相距甚近，两大支流与松花江主河道几乎形成了天然的大十字路口。这条交通大动脉自金上京出发，沿阿什河流域，越过松花江进入通肯河流域，继而到达乌裕尔河流域上游的蒲裕路。这一交通沿线不乏具有坐标意义的重要城邑。如位于蒲峪路古城北部的黑河北安市南山湾古城，位于北安市胜利乡民生四屯西侧的漫土岗上，地近乌裕尔河与闹龙河交汇处。古城附近曾出土金代“曷苏昆山谋克之印”，官印两侧的边款刻有“系蒲与猛安下”及“曷苏昆山谋克之印”等文字，背面右侧还嵌刻“大定十年七月”(1170年)、左侧刻有“少府监造”等字样[49]。可知该城应系蒲裕路下辖曷苏昆山谋克城之所在。该印系黑河地区目前所见唯一一方明确表明行政建置名称的古代官印。位于黑河市西沟古城亦是一座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军政重镇。西沟古城位于黑河市爱辉区西岗镇西沟达斡尔民族村南16公里，民间称老羌城或老枪城，有大小之分。该城历经数次考古调查，再结合出土金代“经略使司之印”，可将其定为金代古城。西沟古城所在之公别拉河流域正处在以克东县、黑河北安市为中心的乌裕尔河流域及嫩江流域上游至俄罗斯结雅—布列亚平原的过渡交界区域和交通要道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老羌城显然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50]。
值得注意的是，与黑河地区隔黑龙江相对、以结雅河口为中心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地区，分布着多座中世纪大型女真筑城。兹举要者若干如下[51]：
鸭渌朝贡道贯穿了渤海五京中的三京，足见其意义之重大。从交通角度来说，这条路线距离短，又有水运舟楫之利，成为渤海与唐朝政治、文化、经贸往来的主要路线，突出表现于唐遣鸿胪卿崔訢册封大祚荣及渤海派遣大批遣唐使均是走鸭渌朝贡道。
格罗杰科沃古城位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沿黑龙江而下25公里处，因其上游9公里处的格罗杰科沃村而得名。古城坐落于高于水面5—7米处的河岸台地。筑城周长约3公里。该城内不仅发现了女真时期遗物，还发现了靺鞨、达斡尔等不同历史时期遗存，表明该城始建于靺鞨时期，女真、达斡尔先后沿用。
帽子山古城是黑龙江中游最大的一座古城，位于阿穆尔州波亚尔科沃村沿黑龙江而上4公里处，与中国逊克隔江相望。古城距黑龙江河道1.5公里。帽子山古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在中世纪早期，在帽子山及其周围分布有靺鞨村落。帽子山发现了5—8世纪的靺鞨文化遗物。女真沿用了古城，使其进入繁荣时期。在房址里发现北宋“元丰”“崇宁”时期铜钱。古城内发现大量房址，其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火炕的应用。女真时期城内居住着官吏和平民，手工业发达，是黑龙江中游女真人重要的行政与军事中心。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要做好调整工作，同时还要从创新管理运行机制上入手，满足高职院校的发展需求。只有遵循相关的发展原则，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才能完善管理制度，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所以在实际中就要做好各个环节的完善工作，提高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在结雅河与黑龙江汇流形成的以结雅河口为中心水路大“丁”字路口，中俄两国分布密集的古代城邑，特别是俄罗斯阿穆尔州地区黑龙江、结雅河沿岸形成了规模很大的城邑与要塞堡集群。该地区亦是俄罗斯境内除滨海边疆区南部之外，又一片密集的中世纪古城群。
最终，朱易自由滑得分112.78分，总分167.69分，以超出第二名选手高达35分的优势，获得全美新晋选手女子单人滑冠军！
这说明这一地区作为自金上京、蒲峪路至外兴安岭南麓火鲁火疃谋克的这一交通大动脉“地理枢纽”的重要地位，是黑龙江流域民族交错、融合与交往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沟通了黑龙江左右两岸，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与结雅河、谢列姆贾河流域的族群往来和文化传播。
在俄罗斯阿穆尔州阿尔哈拉区黑龙江左岸支流阿尔哈拉河右岸，蘑菇村上游48公里、距阿尔哈拉河注入黑龙江口上游97公里处，有一处极为重要的女真大字岩画题词。据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主任А.П.扎比亚科与Р.А.科贝佐夫考证，认为文字字素系女真大字。根据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译文，这一岩画题词由一名叫申忒鄰的人所留，把题词崖体旁的河流称作“塔里安朵”。题词落款为“金太宗天会五年十月十九日”，即公元1127年，也就是发明女真大字9年之后[52]。岩画地点距离阿尔哈拉河与黑龙江汇合口近百公里，岩画所在之阿尔哈拉河河段在金代称“塔里安朵”。同时，该题词的出现，表明金代该地区存在某行政机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发现为黑龙江流域中游，特别是黑龙江左岸的金代史实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材料。
八、元明“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奴儿干都司及丝绸之路
元代建立后，东北全境统归辽阳行省管辖，其下设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大宁路、东宁路、开元路(后析出水达达路)、征东元帅府等行政建制予以管辖。特别是在辽代鹰路、金代站铺的基础上，沿松花江、黑龙江水道设置了通往黑龙江口、库页岛、北海道地区的“海西东水路城站”。
为了便于对自元大都至黑龙江口交通大动脉和征东元帅府的管辖，在黑龙江流域设置了数座军民万户府。元代曾在东北北部边疆水达达女真聚居区设置了若干军民万户府，《元史·地理志》记载：“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谭其骧曾做过辨析，认为该处“合兰府水达达路”应为“女真水达达路”之误[53]。事实上，水达达路除了统辖上述桃温等五大军民万户府，见诸于《元文类》《元史》《析津志》等文献的军民万户府名称还有吾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失宝赤万户府、塔海万户府等。程尼娜综合前人研究，将元代东北北部诸军民万户府地望制表[54]，兹引用附录如下：
除松嫩平原沿松花江经三江平原至黑龙江下游这一传统交通线路，元代文献《析津志》还记载了自肇州转而向东北，经今齐齐哈尔地区至失宝赤万户府这一重要线路。今本《析津志》系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将相关内容辑佚而成。是书《天下站名》记载了自元大都向四方辐射的交通驿站及路线、区间里程。该文献记载，洋州“至北分三路：一路正北肇州转东北至吉答。一路北行转东至唆吉。”依谭图“辽阳行省图”，吉答位于齐齐哈尔市以西、龙江县以东的嫩江右岸一带[55]。至吉答后，“至此分二路：一路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吉答至失宝赤一线，依次经过牙刺站、捻站、苦怜站、奴迷站、失怜站、和伦站、海里站、果母鲁站、阿余站。其路线即沿着嫩江上溯至今嫩江县，转而向东北进入公别拉河流域，最终到达黑河地区。《元文类》卷四一引《经世大典》“鹰房捕猎”条云：“国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昔宝赤”即“失宝赤”，为管鹰人的万户府。《〈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证：“按自辽、金以来，黑龙江下游是出产‘海东青’的地区。失宝赤万户府在吉答以东十站处。从这些情况看，这条驿站线应在松花江以北，约自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东北行而东，与另一条沿松花江至奴儿干的驿路相平行，一北一南。清代黑龙江驿站中有一路经齐齐哈尔东北行达瑷珲城，其‘活鲁儿驿’即元代‘和伦站’，其‘枯母黑驿’即元代‘果母鲁站’，‘厄育勒驿’当即元代的‘阿余站’。失宝赤万户(府)在阿余站下，应位于现在黑龙江右侧逊河上流之东，约当现在的霍尔莫津地方，霍尔莫津可能是失(昔)宝赤的音讹。”[56]将失宝赤万户府定位在黑河爱辉一带是较为令人信服的。
明代对东北地区的管辖是短暂的。明朝建立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为收复东北、肃清盘踞在辽东的残元势力纳哈出，派都指挥使叶旺、龙虎将军马云率军横渡渤海海峡，在今旅顺黄金山下的狮子口① 因旅途平顺，狮子口遂改称旅顺口。 登陆，直取金州，并设“辽东都司”于得利瀛城(今大连瓦房店得利寺山城)，后迁辽阳，并设“定辽都指挥使司”，简称“定辽都司”。洪武八年(1375)，改定辽都司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或“辽东镇”。永乐九年(1411)，在特林地方正式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如此，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一南一北统辖东北全境。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在东北地区共设有384卫、24所，东控建州女真和朝鲜，西控蒙古三卫，北控海西、野人等女真诸部，南控海路。明代卫所大部分位于嫩江中下游、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沿岸。相比之下，黑龙江中游和上游卫所则寥若晨星。
明廷对东北亚极边地区丝织品的输送主要通过水路运抵奴儿干、苦兀、奇集等黑龙江下游地区。水路运输的船只均来自吉林船厂。明廷先后三次派遣辽东都指挥使司刘清前往吉林船厂督办船务。船厂遗址位于吉林市丰满区阿什哈达村附近。在松花江沿江崖壁上至今仍留有当年凿刻的石刻题铭。第一处摩崖石刻刻于永乐十九年(1421)，全文竖排三列，是文云：“甲辰丁卯癸丑，骠骑将军辽东都司指挥使刘□□大明永乐拾玖年次辛丑，正月吉□□”。此处漫漶不清之“刘□”当是刘清。第二处摩崖石刻刻于宣德七年(1432)，全文七列：“钦委造船总兵骠骑将军辽东都司指挥使刘清，永乐十八年领军至此，洪熙元年领兵至此，宣德七年领兵至此。本处设立龙王庙宇。永乐十八年创立，宣德七年重建□宣德七年二月三十日□□”。明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宦官亦失哈“九巡北海”。亦失哈系海西女真人，朝鲜汉文典籍亦称“亦大人”“亦时哥”。在明永乐九年(1411)至宣德八年(1433)的20余年中，率船队自船厂顺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九巡奴儿干地方，修建并重修了永宁寺，树立了碑刻。亦失哈对黑龙江下游的巡视和管辖，赏赐当地民族“丝绸诸物”，使汉文明在东北亚极边地区广为播撒，与当地原住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腰围、体重指数增加会增加胆固醇升高的危险,OR值分别为1.16和3.43即OR﹥1,P﹤0.01。体重指数增加会降低高密度脂蛋白的危险,OR值为1.58即OR﹥1,P﹤0.05。体重指数增加会增加甘油三酯升高的危险,OR值为3.94即OR﹥1,P﹤0.05。
这条沿江的文化大走廊又进一步完善为“水陆并用、水狗联运”[57]的“海西东水陆城站”。“海西东水陆城站”真正始于元代“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所谓“海西”，有学者指出，大体指元代岭北行省以东、日本海以西，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57]。元代在辽金鹰路、站铺基础上建制了该机构，进一步强化对这条古老交通线路的管理，将驿站建设直达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的“征东元帅府”。明代则特设奴儿干都司，正式建立了“海西东水陆城站”这一交通大动脉。这条贯穿东北亚南北的交通要道南接辽西走廊，明代丝织品由开原“丝关”出塞，经“海西东水陆城站”至满泾站，渡鞑靼海峡，进入“苦兀”(又称“苦夷”，即今库页岛)北部，南下纵贯全岛，从苦兀最南端白主渡过宗谷海峡到达北海道地区。明廷将丝织品输入上述地区，与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山旦人展开贸易。山旦人即赫哲、费雅喀等土著居民及其前身。这种贸易进一步拓展至北海道虾夷人，因此，这种贡赏交易的载体又被称为“虾夷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海道“虾夷锦文化”。
九、清代“贡貂赏乌绫”“黄金之路”与丝绸之路
清代在明代山旦贸易基础上正式建立了“贡貂赏乌绫”制度。这种制度即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地赫哲、费雅喀、雅尔哈、奇楞、恰喀拉、库野、鄂伦春、乌德盖、吉利雅克等世居民族向宁古塔、三姓副都统上贡貂皮，两地副都统代表清朝向当地民族赏赐“乌绫”。当地官吏负责接收朝贡和赏赐。19世纪初，日本学者间宫林藏考察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后撰写《东鞑纪行》一书，对晚清黑龙江流域有关“贡貂赏乌绫”制度，“满洲行署”及诸夷“进贡仪式”给予了记载[58]12。文中的“满珲河”即混同江，亦即黑龙江。“满洲行署”坐落于黑龙江江畔开阔之地。间宫林藏对“进贡仪式”也进行了记载[58]13-14。是文出现的“喀喇达”“噶珊达”均是噶珊制度的反映。清代噶珊制度是取代明代卫所制度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地方军政制度，设“喀喇达”即姓长、“噶珊达”即乡长对当地族众予以管理。“贡貂赏乌绫”正是噶珊制度下一种重要的政治统辖与民族互动的表现形式。“贡貂赏乌绫”制度重建了元明以来以“虾夷锦”为特色的东北亚丝绸之路。同时，“贡貂”的制度化则可视作汉魏以来以“挹娄貂”为标志的“黑貂之路”[59]的延续和复兴。
在东北腹地至黑龙江中上游这一地理区域内，自室韦朝贡道以来形成的交通廊道也在近代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随着沙俄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建立了以阿尔巴津堡(雅克萨)为中心的殖民据点，并与清朝发生了军事冲突。为抗击沙俄入侵，清朝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派驻军队于黑龙江城(瑷珲)，沿嫩江上游左岸、大兴安岭东麓建立了传送军报、供应物资的驿道。以墨尔根为头站，向北驿路设“二站”“三站”等驿站，以此类推，直至雅克萨对岸的额木尔河口，全长1 400多里，设25站。1877年，漠河发现金矿，日本、俄罗斯等国淘金者纷纷来此挖掘金矿。1887年，经李鸿章推荐，时任吉林将军代理长春厅通判的李金镛奉旨调往黑龙江担任漠河金矿督办，筹建金矿。李金镛重新开拓并改进了这条通往雅克萨的运输军需物资的交通大驿道，增设驿站至33个。这条从墨尔根至漠河的千里古驿道，遂被称为“黄金之路”。
丝与貂的互动与共生，“黄金之路”闪耀的熠熠光彩，共同勾勒出东北极边之地后中世纪时代文明互动、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乃至于近代革新传统、工业化转型的历史图景。
十、结语
东北亚丝绸之路自肃慎以来至今，凡四千余年不绝如缕。事实上，在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两条较为稳定的交通廊道，一条自山东半岛北部横渡渤海海峡，登陆辽南后沿辽东半岛千山山脉西麓的近海平原进入辽河大平原；另一条则为多条辽西古廊道，随着傍海道的开发，其逐渐取代了穿越医巫闾山传统道路，朝阳地区始终为辽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原王朝管控东北边疆的前沿军政重镇。上述两条路线于辽河平原汇合后继而向北进入松嫩大平原。松嫩平原广阔平坦，自此又长期存在两条分列并行、方向相反的交通孔道。一条大体沿松花江水道顺流而下转而向东北，经三江平原直入黑龙江。这条线路水陆联运，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最适宜人群移动，因此，成为东北亚腹地丝路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线路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无论“亦失哈九巡北海”、“海西东水陆城站”还是清廷“贡貂赏乌绫”等，均是利用此路线。另一条则是位于松嫩平原西部，经洮儿河流域进入嫩江流域和乌裕尔河流域，一路北上至黑龙江中游和上游，室韦朝贡道、勿吉朝贡道均循此道；显然，自松花江水道经通肯河而上与朝贡道汇合亦是一条重要线路，“金上京—蒲裕路—火鲁火疃谋克”即是如此，其后元代肇州至失宝赤军民万户府、晚清“黄金之路”亦如是。除此之外，在东北地区东部尚有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自松花江上游翻越哈达岭、牡丹岭进入牡丹江流域，继而与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下游沟通。这条线路即渤海营州道。这显然取决于渤海国先后以图们江、牡丹江流域为统治中心的地理区位选择。但纵观东北亚古代历史，穿行于松嫩平原腹地的交通路线始终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战国以后，中原王朝开始在东北地区建立有效管辖，来自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耕作文化、典章制度、政治理念、行政体系、城市文化、儒家思想、宗教信仰、丝织品文化、手工业科技、诗词歌赋、思想艺术等文化元素源源不断被输送至东北亚腹地乃至于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极边地区。东北亚丝绸之路这一复杂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东北古代文明演进与社会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往与碰撞、经贸互通与共生，特别是在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管控与统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变迁，东北亚丝绸之路则被赋予了更多现实内涵，其所带动的当代区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国东北第二次振兴、俄罗斯远东开发、蒙古国“草原之路”对外发展理念，以及俄罗斯积极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而作为东北亚心脏地带的黑龙江流域与俄罗斯远东，“其优势的地缘性决定了其既可以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体的试验场，同时也能够充当东北亚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交汇融通的战略节点。”[60]可见当代东北亚丝绸之路对东北亚区域政治交往与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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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utlin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Northeast Asia
Wang Yulang1 Wang Tianzi1,2 Wang Junzheng2
(1. Неihе Univеrsitу, Неihе 164300, Сhinа; 2. Рераrtmеnt оf Rеligоn аnd Нistоrу, Аmur Stаtе Univеrsitу, Вlаgоvеshсhеnsk 117027, Russiа)
Abstract: The Silk Road in Northeast Asia originates from the study of “Ainu Brocade” and Shandan trade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 silk road in Northeast Asia originally starts with Sushen which connects the silk road of Liaodong and Puyo Nаtiоn in Наn Dуnаstу, Wuji tributе rоutе, Shiwеi tributе rоutе, Неishui Моhе tributе rоutе, Yingzhоu rоutе аnd tributе rоutе оf Воhаi Nаtiоn, еаglе rоutе in Liао Dуnаstу, Yеnсhing Рuуu rоutе tо Нuоluhuоtuаn Моukе in Jin Dуnаstу, “Наiхidоng nаvigаtiоn tеrminаl” in Yuаn аnd Мing Dуnаstiеs аnd Nurgаn Rеgiоnаl Мilitаrу Соmmissiоn, “tributе mink rеwаrd dаmаsk silk sуstеm” аnd “Тhе Gоldеn Rоаd” in Qing Dуnаstу, running thrоughоut the entire historical perio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arming culture, anci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tical idea, administrative system, urban culture, Соnfuсiаnism, rеligiоus fаith, сulturе оf silk fаbriсs, tесhnоlоgу оf hаndiсrаft industrу, vеrsеs, thоught, аrt аnd оthеr сulturаl еlеmеnts аrе ехроrtеd tо nоrthеаst hintеrlаnd еvеn tо thе dоwnstrеаm оf Неilоngjiаng rivеr аnd Sаkhаlin islаnd аnd оthеr rеmоtе аrеаs соntinuоuslу.
Key words: thе silk rоаd; Nоrthеаst Аsiа; trаffiс rоutе; tributаrу trаdе; сulturаl trаnsmission
中图分类号： D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19)10-0010-11
收稿日期： 2019-09-11
作者简介： 王禹浪(1956—)，男，黑龙江方正人，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东北流域史研究；王天姿(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王俊铮(1990—)，男，陕西宝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地和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4-9499.2019.10.003
[责任编辑：师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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