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进展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进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近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与进步。国际关系学界对重大国际 问题和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方面更加深入，研究方法更趋科学化，专门 研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可观的增长。
一、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国际 关系现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努力使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重大的国际问 题或突发国际事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性。2003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词夺理的伊拉克战争、迷雾重重的朝鲜核危机、前 途未卜的巴以和平问题、着实堪忧的印巴安全冲突令人眼花缭乱，各国围绕重大国际问 题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博弈。错综缠绕的国际现实，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大量 的研究素材。综而观之，一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对国际格局的研究。
国际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各主要大国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反 映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构状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外 部要素，特定国际格局下的各国，尤其是影响巨大的主要国家，总是从国际格局的大背 景出发来制定和执行对自己最有利的安全战略。因此，对国际格局的研究就具有重大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性质和主 要特点的讨论一直相当热烈。众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对国际格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 了颇为令人信服的见解和论证。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仅仅从1994年到2002年就发表了 关于国际格局(或世界格局)问题的学术论文近160篇(注：本数字来源于“中国期刊网” 。下文中出现的统计数字，倘若没有特别注明出处，皆来自笔者通过该网检索所获得的 数字。)。
2003年3月，美国无视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顾国际社会强大的反战呼声， 绕过联合国，以空前强硬的单边主义作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打着“彻底销毁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暴政之下解放出来”的幌子，实质 上是美国着手实施其中东改造计划、塑造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大战略步骤。 这次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再一次引起了学界对于当前国际格局的性质和特点的热烈 讨论和学术争鸣。归纳起来，主流观点依然对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前景保持了审慎的乐观 ，但更加强调单极化力量和多极化力量之间、服务于单极图谋的单边主义和致力于多极 的多边主义之间的激烈较量。与国际格局讨论紧密相关，学界关于世界主要矛盾的论说 也介入其中。伊拉克战争强化了部分学者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在于“谋求霸权”和“反 对霸权”的认识。
2.对联合国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各国对联合国体制在国际事务的地位和作用寄予厚望，但超级大国对联 合国“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损毁了联合国体制(尤其是联合国安理 会)的权威，联合国体制的国际效能及其未来走向成为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1994年至 今，国内学者对联合国研究的论文数量达750多篇。2002—2003年(截止2003年8月)，也 有80多篇有关联合国的研究论文发表。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既从理论上对联合国改 革的必要性、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论证，也对各国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了深刻透彻 的剖析，并提出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应有的和可能的策略选择。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地位 与作用及联合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学者们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和研究精力，产 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的冲击和影响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关注。自冷战结束 十多年来，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既经历了海湾战争中的“辉煌”，亦遭受 了科索沃战争的窘迫，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联合国再一次被尴尬地抛开。从总体上看 ，伊拉克战争严重地冲击了联合国及其国际安全体制的权威。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作 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机制，联合国已经失去了效用，联合国面对新问题的陈旧解决方式已 经成为“无法容忍的”累赘，解决国家间的重大争端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能力，联合国 宪章和公约已经成为拒绝变化的僵死的条约。[1]然而，事实是，联合国的广泛参与性 、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确立了其无法超越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国际合法性，保证了它在国 际事务中、在未来国际冲突的解决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伊拉克战后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重建工作离不开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就是对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的 最佳诠释。
3.对反恐战争与美国霸权、大国关系的研究。
“9·11”事件以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意愿急剧提升，对内加紧国土安全战略 的制订实施，对外不惜打破美俄(苏)艰难取得的战略平衡机制，退出反导条约(ABM)， 加快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研究，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在反恐问题上，美 国利用“9·11”事件所获得的道义优势和大国合作，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得以顺利推 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更加崇尚带有浓厚的“新帝国”色彩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地 重复“邪恶轴心”说，在关键地区不惜一战，甚至大有将武力解决模式固定化的倾向。 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利用反恐的名义，大搞战争打击扩大化和扩散化的后果，实质上是 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重大实践。美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蛮横的单边主义作风引起了 广泛的不安，催生了大国关系的新调整和新组合。从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大国关系调整看 ，一方面，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就硬权力，还是软权力而言，美国 都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与1914年的不列颠不同，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经 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2](P340-343)没有一个潜在大国或大国组合能 够并且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聚敛足够的力量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德、法、俄、中等 大国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依然是强大而执着的。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国际博弈也提示 ，在国际格局的单极化与多极化较量过程中，以霸权、控制为核心的单边主义和以民主 、和平为要旨的多边主义的矛盾是单极力量与多极力量的直接碰撞，是当前各主要力量 争夺对世界事务和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的矛盾斗争的焦点。当然，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大国 关系的新调整有助于阻止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但不会导致传统均势式集团政治的死灰 复燃。各大国的首要目标在于将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限制在国际法和联合国体制内，它 们都在极力地避免与之直接对抗，因此，这种“软制衡”不大可能导致传统均势政治式 的“硬制衡”。这些重大的国际关系实践使国际关系学界加强了对反恐与美国的全球新 战略、反恐与大国关系、美国霸权与国际格局走势的研究，发表了大量颇有见地的论文 和专著。仅2002—2003年，学者们就发表了3000多篇关于美国的学术论文。
另一个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关于大国关系的热点论题是“中日关系”。学者们就 中国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和“中日接近”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并引起了 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4.对地区热点的跟踪。
在地区问题上，东北亚的朝鲜半岛问题，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中东的以巴关系和 能源政治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的热点研究论题。近年来，由于研究资料的丰富和研究力量 的增强，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有了很大的进展。譬如朝鲜核危机，自2002年底再次恶 化以来，中国学者一直都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跟踪研究，就该问题的成因、前景和可能的 解决方式等展开透彻的分析。又比如对印巴关系的探讨，随着印度日益崛起和强大，加 之巴基斯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面临种种困难，学界的印巴关系研究愈加蓬勃， 仅仅从1998年(印巴核竞赛公开化)到2003年学界就发表了近400篇相关论文。再者，关 于中东和平问题的讨论，由于巴以之间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导致 美国极力推动的“和平路线图”名存实亡。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学术发展
1.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及其“中国化”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益重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工作，开始大 量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现实主义、经典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 主义、建构主义理论迅速进入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次大辩论”的影响愈加扩展，加之国际关系学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日益显要，学 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阐释力度与日俱增。在引进的同时，消化、吸收、改造 和运用的能力也日臻完善。比如，近年来，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大幅度提升，关于中国如何顺利融入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研究蓬勃兴起，部 分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如复旦大学的苏长和博士主 持的“中国与国际制度”项目)。一体化理论与地区主义研究水平已经超越了主要以欧 洲一体化为分析对象的传统，更加重视一体化与地区主义理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尤其 出现了利用该理论分析中国的亚太政策的努力。中国学者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 政策意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化”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 [3]具有强烈政策色彩的国家主权的研究也有了新成果，主要体现在原复旦大学俞正梁 教授提出并做出系统论证的“主权层次论”。对全球化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国 际关系学界的重要热门议题。据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2002—2003年全国 各种杂志共发表各种以全球化为论说对象的论文1800多篇。原南开大学蔡拓教授主持的 当代全球问题研究所对全球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世界经济与 政治》、《欧洲研究》、《美国研究》等杂志已经成为引介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最新理论 进展、推动西方理论“中国化”、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的公认的、最重要的学术平 台和前沿阵地。
2.对建设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学派”的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就有学者提出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理论。到了90年代，关于“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从目 前的进展来看，学者们在致力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普 遍的共识(即便不太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开始 出现带有一点学派、流派色彩的作品，有些甚至称得上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虽然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4]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离建立“中国学派”的目 标还相距甚远。此外，学界对国际关系实践的理论化也做得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的外 交实践中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初步探索了关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崛起大国如何在国 际上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及对大国关 系的引导结合起来的问题。然而，学界在理论上的抽象却很不够，还相当缺乏体现“中 国视角”的理论创建和贡献。总之，随着国际政治实践的发展变迁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显 著增加，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中国风格”或曰“中国学派”问题 ，作为一个极具迫切性的问题提上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事日程，愈益引起学者们的 重视，并取得了相当具体的、有见地、有说服力、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果。比如，有学者 主张推动建立“比较国际关系学”学科，以经过中国“亲和型”文化改造的摩根索政治 现实主义六原则为建立“中国学派”的基础，以“性善论”、“国家利好论”、“道德 政治论”、“和谐论”、“秩序论”和“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等为学理基底，通 过“对话(即塑造自我阶段)”、“比较(即表达自我阶段)”和“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 阶段)”等阶段，“以柔性的姿态结合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实 现超越东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中庸之道。”[5]
3.学术进展。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出版了大 量颇具影响甚或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译著、专著和教材。
首先，在西方经典著作的引进上不仅力度空前、数量庞大、质量上乘，而且在形式上 也突破了传统的惟翻译模式，大胆采用影印的方式直接引进。其中影响最大的译著包括 ：(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东方编译所译丛”。该译丛最近推出了建构主义、全 球政治经济学、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和欧洲研究的最新核心著作——亚历山大· 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2003)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2003)，戴维·卡莱欧的《欧洲的未来》(2 003)。这些著作皆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进展。(2)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国 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在第二批出版的译著中，该译丛更多地照顾到了国际关系学 研究的多元化特点和要求，涵盖了从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文献到新安全论、女性主义理论 、多边主义理论、认同和文化回归理论等内容的多本权威著作。(3)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该译丛已经出版的有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最新修订的第三版(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和影响极大的 国际关系理论学理辩论文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罗伯特·基欧汉著)。(4)世界知 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该系列计划将E.H.卡尔的《20年危机》、H.布尔 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等一大批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已经出版的有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著名的基础读物和教科书《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詹姆斯·多 尔蒂等著)。
除了译著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创造性地推出了“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 书”，包括《国际关系经典选读》、《冲突与合作：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 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和《全球议程：问 题和视角》等一批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影响卓著的理论和实证著作，使之得以与中国国 际关系学研习者和国际关系关注者见面。
其次，中国学者也推出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和国际问题实证分析的著作， 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具体说，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国内学者们既重视对国际关系考察的历史—哲理思考( 如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和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对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阐释赋予新的视角(如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也对于特定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的成见或误解(比如对 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和纠偏(如吴征宇：《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 论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关于地区主义理论的系统梳理和一体化理论的再 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如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放手学院出版社 ，2002；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对 国际组织的研究亦日益勃兴，令人关注(如蒲俜：《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当代世 界出版社，2002；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2)。在恐怖主义的缘起及反恐怖主义研究方面也汇集了更多知名学者的努力， 王逸舟主编的近作就主要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历史背景以及在 国际社会环境中的发展过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的反响(王逸舟主编：《 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随着国际政治经 济向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国内学者既继续重视对全球化的研究(如王逸舟主编： 《全球化与新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也逐渐有意识地摆脱过去主要(甚至纯 粹)着眼于体系层次(国际政治视角和国际经济视角)展开研究的视角局限，开始重视从 国内视角(国内机构视角和国内社会视角)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国外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议程看，最新理论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 、国家间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内与国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6]国内的学者 开始着手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整合研究力量和方向，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王春法： 《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此外，国际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还体现在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巨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垄断研究上， 着重揭示巨型跨国公司的实质特点以及对它们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理论 研究(李琮：《当代国际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在地区和国别研究方面。美国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美国的“新 罗马帝国”倾向及其新的国际战略取向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张西明：《新美利坚帝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对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的角色研究也有了新成 果(如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欧洲制宪研究 、俄罗斯研究、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日本研究、南亚安全研究以及中东和平研究等 也都有了进一步的成果。
在中国外交方面，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 系统分析有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大有助于中国外交战略设计和政策选择的科学性(陈 岳：《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对于中国在多边外交机制和多 边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更显成熟的理论思考(王逸舟主编：《磨 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对美 国霸权与中国安全的战略性和策略性思索也更趋理性、务实和成熟(阎学通：《美国霸 权与中国安全》，2000)。
再次，在国际关系学教材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组织编写的“21世纪国际政治学系列教材”因其“系统的理论性、强烈的现实性和前瞻 的学术性”而引人注目。其中，《国际政治学概论》(宋新宁，陈岳)和《国际政治经济 学概论》(宋新宁，陈岳)已三次重印，发行数万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列教材”也 有较大的影响。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的“国际关系系列教材”(英语)也完 成了首批《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理论名著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 2)等四本教材的编写。这套教材将有助于推动国内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的教学。此外，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教材建设上也正力求有所进展和突破，他们在近年来颇为时兴和 流行的经济外交等研究领域的教材化建设方面已有比较出色的成果(张学斌：《经济外 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三、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批评与建议
诚如上述，中国国际关系学近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发展。但同时，恰如中国社 会科学院王逸舟研究员指出的那样，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 问题和缺失，许多方面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4]他具体提出了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中国视角欠缺，多学科的融合激励和相互启发不够，学术批评遮遮掩掩、聊胜于 无，理论视野过于局限等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展望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应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力求取得突破：
第一，加紧培育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中国风格，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 。
王逸舟先生认为，在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做 得不够，过去虽有理论研究，但研究理论的理论，尤其是研究中国视角的理论非常欠缺 。”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美国话语”几乎主 宰了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如此，在美国之外，也还有“英国学派”、“欧洲大陆学派” (如法兰克福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流派(其中“英国 学派”堪称“准主流”的流派)。但是，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的影响是很小的， 原因就在于几乎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都把重点放在形势动向和政策性、对策性研 究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情调风格”，研究根基尚不坚 实，缺乏原创性、科学性和独立性，远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实际上， 中国悠远的文化传统给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 的学术营养。因此，必须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创造自己的研究话语，推动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的建设，尤其要推动“ 研究理论的理论”。
第二，开阔理论研究视野，提倡真正的学术批评。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介绍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时，名为“西方”，实际上差不多都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或假说。这种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美国中心”现象非常值得警惕和反思，来自美国和美国学者的影 响太大，几乎占据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而对欧洲、亚洲(如日本)等地区的理论关注和借 鉴不足。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状看，重在 学理而不带人身攻击的学术批评少之又少，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魅力 和动力，学界必须着力尽快解决。
第三，加强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科学化。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著名的福特基金 会曾邀请美国学者撰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科学方法。[7]这无疑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良好的 改进建议。阎先生的近作《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可以看作是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科学化的“重要起步”。当然，推动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并不排斥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的“历史—哲理”思考，二者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需 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哲理”思考，必须更加注意“理论化”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也认为，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约和凝固 作用，那么国际关系史家通过故事般的具体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 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 他们的注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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