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人学与现代公共关系的交融和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关系论文,中华论文,人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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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应用管理科学与人文关系哲理，其核心是揭示现代政治、经济大潮中，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即现代人所构成的和谐、积极、开发的人群关系，以及由人群关系所生发的组织行为的心状。因此，只有理顺了作为组织形式出现的人的关系，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才能获得基本的保证。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便是对人的研究、开发与运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说过：“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中华人学的人文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思想伦理基础，成为推动中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与重要因素。传统人学中具有生命活力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心状，一直支配着历代哲人的价值取向，也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公关文化观念和公关文化战略的发展。
一
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是以研究人、完善人、使用人为主的人文文化。这种文化思想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天人可以合一，万物可以合体，人的因素第一，只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一切问题都好解决。翻阅中华历史，可以看到，诸子百家讲人学，或仁爱，或性善，或性恶。《孙子兵法》讲战争取胜的道、天、地、将、法，道列首位，道即德，即义，即人心同。汉唐君主讲治国，立人治为本，这种思想一直延伸到现代。开展现代公关，同样需要认识人，即作为组织的自身成分与服务对象社会公众，注意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发展人的创造力，解决好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这是创造中国现代公关科学的立学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人道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这种“重整体”的人学思想，习惯于从关系中体察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强调整体利益，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代思想家尽管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但都是在弘扬整体思想，这与现代公关强调整体效应创造组织的强大凝聚力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文化从人学出发派生引发出影响几千年的“仁和”思想。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孟子说：“仁者人也。”这是中国文化最早对人所作的定义，也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人的最深层意义。“仁”学拆开就是“二人”意思，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立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古代中国，这类“二人”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等等，构成了中国人际关系最基本的形式。到了现代，这种模式可以被扩充理解为：社群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等等，但这种深层的结构模式并未改变。
孔子在《论语》中把“仁”规定为“爱人”，而“爱人”的实质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种意义上的“仁”，包含了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公关思想，利己利人是公共关系的最终目的，不能利己亦无法利人，一味利人而不顾己也不可能，此其一；其二，仁的二人对应思想，是公共关系最基本的模式，公共关系一定在双方或双方以上的对应关系中进行；其三，仁的兼爱思想也是公关行为的基本准则，在传播自己的同时理解对方，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树立自身；其四，公共关系活动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互为目的，互为利益，并有益于人类社会；其五，公共关系活动也是在情感和道德上的互相汲取和沟通。
人和是仁学思想的发展，“和”为贵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实质，也是传统公关的深层意识。它要求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必须实现“仁”，依照“和”，在传播自己和确立自己时，一定得照顾别人，尊重别人，然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接受、认同和理解。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对此最深刻的揭示。
由此可以看出，以“仁”为深层结构，以“和”为基本准则构成了传统中国公关文化的基本特征。它从根本上符合现代公共关系的理论，也符合社会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律。一切的文化行为都以满足和实现人类欲求为目的，而公共关系活动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二
中国历来号称礼义之邦。“礼”是儒家伦理学说价值观念的核心。“礼”经过长期发展，内化为修己之道，外化为治国之道。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就讲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在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致力于人际关系的统一和谐，进而序化社会。“礼”这一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传统交际文化的主导。
建立社会交往的有序化一直是各国思想家们关注的社会理想目标之一。西方思想家着力于通过法律建立一种法制化的交际关系，而中国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则倾向于通过伦理的礼法建立礼制化的交往关系，在儒家思想家那里，礼被认定为国家建立和谐交往秩序的社会基本手段，是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治理国家的道德方法。孔子就曾说过，治民可以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来达到。德是实践理性，礼是交往规划。在中国，礼是作为古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国家政治中的。不单单因为政治秩序有赖于政治化的礼制，就是社会公共秩序与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也都仰赖于礼的制度。
礼与仪的区别亦是儒家交往理论中的重要观点。礼是交往的内在精神，仪是交往的仪式形式。《礼记·乐记》将仪视为“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的动作，是“礼之文”。而礼则是“所以治中”（孔子语）的内在指导原则。汉儒董仲舒把礼与仪看成是质与文的关系，认为“质文两者，然后其礼成”，要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在两者不能兼备的情况下，“宁有质而无文”。不拘泥于表面化的礼仪，而更注重礼的内在精神，是儒家交往理论的一大特点。
儒家“礼”的交往理论的现代公关意义表现在：首先，儒家在交往问题上所采取的人的本体论立场是积极的，从人的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人的交往，即礼貌和礼仪都涉及到现代人的文明水平问题。同时，礼貌、礼仪还是现代人的社会化的一项内容。其次，儒家虽然反对礼的形式主义，但在礼仪上却流于繁文缛节，这是我们应当革除的。不过，儒家通过交往而唤起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则是一个富有现代意义的思想。亲情是缓解所有人际间冲突的要素，可以成为现代交往本体论意义上的心理学基础。在交往中讲究亲情是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它根源于人类普遍的善良情感和人类心理上的人情味与关怀。在交往中和与我共生的人分享亲情，无疑是一种高尚优雅的交往感情。
中国传统交际理论，把真、善、美作为行为的基本规范，这与现代公共关系力求建立和谐的新型人际交往关系和交往秩序是相同的，也是现代公共关系强调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可供借鉴的精神源泉。
三
中华人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即“中庸之道”。所谓中庸，程颐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集注·中庸》）意思是说，不偏于一方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朱熹注释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同上）可见，中庸就是指不偏于事物内部矛盾的任何一方，取其中道，把事情做得适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执两用中”。
儒家“中庸”的原则即“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庸》第十章），即善于与人协调，又决不无原则地迁就别人；调和于“两端”之间，不偏不倚，成为一种内坚与外柔完美地揉合于一体的“强”。这对现代公关人际交往具有指导借鉴意义。一定社会组织对社会公众所进行的公关活动，归根结蒂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来实现的。即使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公关活动亦是如此。因此，作为组织的公关人员，其态度和行为要合乎一定的准则，“过”与“不及”都失之偏颇。这个准则就是要适度，表现为热情而不轻浮，沉着而不寡断，谨慎而不怯儒，老实而不愚味，大方而不粗俗，幽默而不油滑，谦逊而不拘谨，忍让而不软弱，机警而不多疑，自信而不固执，灵活而不失立场，坦率而不失原则。只有自尊、尊重人的人，才能被人尊重。只有彼此尊重，才能建立起友好的人际交往关系。
《中庸》强调“人信”。“诚”是人信的核心。《中庸》所讲的“诚”主要是指真实无妄之谓，认为人们一旦有了这个“诚”，就可以“不勉而中”，“从容中道”，即不勉强做作，自然而然地合乎道；而且，还可以助天地万物发育生长，与天地并立而三，“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诚”即实事求是。“公关之父”艾维·李指出，公众应被告知。这就要求组织的公关工作者不仅要向公众报喜，亦要把缺点和错误等忧报告给公众。这种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和行为，一定会博得公众的理解、谅解和合作。所以，公关人际交往中的诚至关重要。公关人员平时应注意加强这方面的修养，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方法，明察事理，养成真诚、实事求是而不是巧言令色的工作作风。“诚”的知行合一、信誉至上的精神与现代公关所提倡的建立信誉感与美誉度，加强相互的信任与合作是一致的。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以人学为中心，着重研究和解决的是对人的认识、开掘、使用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它经过历史的优胜劣汰，建立了适应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与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处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上，建立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化思想体系。它曾对东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合理地筛选和借鉴中华文化的精华，并在吸收西方行为科学理论的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加以继承、改造和创新、发展，将非常有益于现代中国公关文化战略的构筑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