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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之后的第三次重大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是振兴中华、指导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灯塔，而且具有重大、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邓小平理论在很多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毛泽东思想都有新发展。这里我们只想从总体上简要地概括一下它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变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固然是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然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确有很多严重的弊病。由于斯大林长期严密捂住盖子，搞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所以只有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可能揭开盖子，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先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各社会主义国家涌现了多种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潮，但是都未能指引改革取得成功，最终导致了苏联东欧政局的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
究其原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在于渗透了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遗毒。苏联东欧诸国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逐步排除封建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流毒，因此无法有效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实力，以致被西方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为物质后盾的和平演变的飓风摧毁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正是总结了本国以往胜利与挫折以及苏联东欧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正在努力清除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余毒，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
比之苏联东欧诸国，邓小平理论正由于逐步清除了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能够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第三次飞跃。总的看来，邓小平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二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一度忽视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急于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1921年后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后来的领导人又长期忽视国情特点，教条主义严重，老是急于过渡。当今我们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苏联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从世界观、方法论和立足点来看，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从西欧发达国家情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过一个较短过渡时期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并且很快会发展到高级阶段。这个设想本身缺少实践检验，带有推理性。后来苏联领导人把它教条式地照搬到欠发达的苏联，过早地结束过渡时期，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发达社会主义，1939年又提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国比旧俄国更不发达，曾经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时间。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3]，“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4]这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
第三，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资本主义以蒸汽化取代了封建主义的手工劳动。他预言社会主义将在生产力上达到自动化。列宁于1920年提出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他非常赞赏“蒸气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说法。苏联在实现电气化和发展科技方面曾经一度领先。后来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否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带头掀起新科技革命。当代西方电子化、光子化、生物工程化的逐步实现改变了世界面貌，向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苏联东欧因体制改革不力、追赶不上新科技革命，最后改变了改革方向而发生剧变。有鉴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首要本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点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抓住机遇，大力追赶新科技革命。邓小平强调：“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5]“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6]这是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第四，社会主义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公有制。马克思只提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原则。列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界定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后来苏联领导人把全民所有固定为国家所有，又急于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集体所有制。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制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探索股份制、国有民营等公有制新形式，允许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有一定发展，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五，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马克思设想可以取消货币，劳动者用计算劳动时间的劳动证券去领取个人生活必需品。这一点后来苏联没有机械照搬，而是采用货币工资和劳动日记工分的形式实现按劳分配。但是在劳动者的分配中平均主义倾向严重，这是反映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者的意识，而党政领导干部却享有很多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残余。平均主义和特权主义阻碍了按劳分配原则的真正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逐步消除平均主义和特权主义。邓小平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8]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他在分配原则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和灵活应用。
第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货币的“三无”社会，整个社会和生产劳动将“按照统一的总计划”来进行。列宁后来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后来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但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有限度地保留商品生产。苏联东欧改革了几十年，由于教条主义积习深重，一直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科技和生产发展缓慢。我国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发展显示出活力与生机。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全新的观念。近十多年来我国正在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和科学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活力的奥秘所在。
第七，马列主义创始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国，各级领导人应该由普选产生，其权力要有任期，要有制约和监督。后来苏联领导人实际上实行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封建主义君主制的色彩，使社会主义民主难以充分显示出优越性。苏联东欧在几十年的改革中，一直难以改掉政治体制的这些重大弊病。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决定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要实行集体领导，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9]他还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0]因此他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1]。这是在民主政治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第八，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政关系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内战外战的特定条件下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后来苏联领导人由于受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更是强化了以党代政的体制。我们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邓小平多次讲到“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2]只要在改革中真正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九，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十月革命后苏俄经历了从共产党领导的两党、三党合作到共产党一党独掌政权的变化，只有共产党一党执政。后来苏联领导人受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把这种一党制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消灭了剥削阶级只能存在共产党一个党。东欧有四个国家（即波、捷、德、保）除领导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外，曾经存在几个民主政党参与执政，但是在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不大。中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邓小平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3]，这种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是在政党制度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第十，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党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行动的群众性，就需要广泛的党内民主。为保证党内民主，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一直主张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要实行年会制。后来苏联领导人破坏党内民主和党代会年会制，把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以至犯了重大错误而又长期难以改正。我们党于1956年举行八大时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曾经规定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都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发展。”[14]只要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按照这样的方向进行改革，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十一，社会主义要扬弃并创造出更高于资本主义的、更加丰富多彩的新文化。后来苏联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深，教条主义积习重，加上长期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由领导人垄断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以至对自然科学的解释权和裁判权，对科学和艺术横加干预，阻碍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限制了科学上不同观点和学派、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发展，挫伤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取世界文化精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进科学和艺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十二，以往为解决国家统一和国际争端时常引起武力冲突，爆发战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应该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依据并发展了和平共处原则，形成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即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地区较长时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用和平办法实现祖国统一。推而广之，用这种办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15]。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一球两制”，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平协作、和平竞争与和平竞赛，这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逐步发展。这是在解决两种制度的予盾这个根本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以上这些方面的新发展，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都有可供借鉴之处。这是“中国特色论”在理论方面的世界意义。
二、对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
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极大的打击。不仅世界社会主义的阵地大大缩小了，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也垮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有的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有的队伍大大缩小，或者改变指导思想与名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许多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派别和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大国身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新起点。它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坚定世界各国众多人士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使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鲜艳红旗仍然在中华大地飘扬，社会主义还大有希望，前程似锦；使他们坚定地相信：不发达国家只要共产党决策正确，党风端正，是完全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确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为世界人民，尤其是为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树立了榜样，使他们看到：发展中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可以加快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加快增强综合国力，可以加快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弊端，从而吸引、促进他们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如何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经验。凡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他们就会结合本国情况灵活借鉴；凡是中国遇到的挫折和教训，他们也会认真吸取，不致重蹈覆辙。
第四，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实力，扩大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像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如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必然会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国防、外交和文化的实力，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发展力。
第五，在政治上、思想和道义上给予世界社会主义以支持和援助。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偏重于从物质上、财力上和军备上支援世界革命，这种带有“输出革命”色彩的做法既不利于各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又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身建设。今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全力搞好本国的建设，为各国树立良好的样板，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义上发挥作用。这样，从长远来看是更有实效的。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还会给予第三世界国家以力所能及的实际帮助。
第六，拓宽世界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以往，各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只有苏联模式一种。这样既阻碍了各国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具体运用马列主义，因而很难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又助长了对苏联的依赖和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如果各国革命和建设都走一条路，势必狭路相逢，越走越窄。如果各国都走自己的路，就会通行无阻，越走越宽。最终将是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各自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经验、物质实力和精神支柱，将极大地鼓舞、推动、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可以预期，21世纪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将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纪，将是世界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世纪。
三、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我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后，正好迎来了世界局势和主题的大变化。在世界局势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对外关系方针作了重大调整。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使世界各国的社会革命具有长期性、渐进性和不平衡性。各国人民将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社会之路。1982年邓小平就提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的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6]1986年又讲到：“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7]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8]。又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19]。我们实行的是以经济科技贸易的互利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的环球外交。我国对外关系的目标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最佳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还要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主张裁减军备，促进核武器的销毁。1985年按照邓小平的倡议，我国主动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裁减一百万。我国政府曾经多次表明：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决不搞核扩散，决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并且建议所有核国家都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我国还尽力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而努力。
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警惕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反对少数强国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0]我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永远不搞扩张，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我国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应当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以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邓小平讲到可以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用“共同开发”解决南沙群岛争端问题时说道：“世界上这样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1]中国作为政治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四，中国早在1955年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2]近十多年，我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决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选择，不输出革命，不搞意识形态的论战，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协调发展。
第五，我国特别重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关世界领土争端等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可以通过谈判协商、争取双方互相让步，求得和平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搁置起来，搞共同开发，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和友谊。[23]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展的重大深远意义还在于为我国真正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树立良好榜样，并且为使东亚成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地区，为振兴亚洲、迎接“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到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北关系的改善，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反复讲到：“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社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24]中国从1992年起已经被正式批准接纳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观察员国，又同77国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之点在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以往在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国际秩序是由大国或大国集团依靠军事实力控制的。当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改弦更张，弃旧图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真正做到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各国都有一票平等的表决权，各种国际分歧和争端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和全球协调发展。
总的看来，邓小平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表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将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重大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页。
[2] [3] [4] [5] [6] [7] [8] [11] [12] [13]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252、225、275、279、372、155、176、160、177、68、191、57、162、383、87—88、96、87、56页。
[9] [10] [14]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347、348、32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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