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现状、挑战与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1.1 中国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其内涵十分丰富，已扩展到人口、环境、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责任感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和谐的世界。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贡献。谋求人与自然（天）的协调是人类长期的愿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调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况就在他的《天论》中提出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精辟言论[1]。 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协调和谐。公元六世纪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著的我国农业经典名著《齐民要术》中也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相协调、“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对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1.2 新中国的农业成就
（1）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粮食和农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只有1035kg，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10kg。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 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 %的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6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多，年均递增3.1%。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400kg左右（含豆类、薯类），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2）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农业步入了高产、优质、 高效的新阶段
1952至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 高出同期人口增长率0.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79年～1984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60.7%，其中粮食、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生产能力分别提高24.4%、33.6%、64%、和67%。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1980年至1992年，全世界平均农业生产增长指数为127.6%，而中国为188.3%，中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速度在世界范围是最高的。由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8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90年代，农业步入了高产、优质、高效的新阶段[5]。
（3）科技进步已成为在农业生产要素组合中最活跃的因素
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事业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科技进步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已提高到35%。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为各种资源潜能的发掘和释放拓展了可能性空间。在我国单纯依靠增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来实现农业总量增长的时代已基本结束，利用技术创新及其相应的要素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农业增长的重要源泉。
（4）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
农业现代化变迁，也是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的过程。4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得到了明显的合理化调整。1952年至1995年的43年间，结构变化值达56.94%。 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演进，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结构效应，拓展了农业内部的开发空间，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1.3 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素质提高
（1）人口总量得到控制，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持续大幅度下降
我国自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率和增长率持续大幅度下降，累计少生了3亿多人。 对世界人口膨胀起到强有力的扼制作用，使世界50亿人口日向后推迟2年到来。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国的生育水平已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实现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转变所花费的时间是最短的。这不仅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2）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迅速，全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
中国城乡已基本形成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网络，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迅速。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70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4‰以下，儿童计划免疫覆盖率以乡镇为单位达到85%。全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中国1996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8%，初中入学率达到82.4%，成人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的比重由1990年的22.27%下降到1996 年的16.48%。中国已建立起包括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 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1996年，中国高校已达到2170所（其中普通高校1032所、成人高校1138所），在校本专科生达到567.5万人，比1990年的372.9万人增长了52.2%。
1.4 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拉开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中国经济状况开始改变。随着外贸与外汇体制的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与机构的建立、经济特区和其它开发区的建立，中国成功地以强有力的供给对改革所创造的市场刺激作出响应。开放使得中国利用了外资、技术和市场所提供的机会。宏观经济数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中国的人均GDP （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1996年间实际年均增长率达8.0%，人均收入每10 年就翻了一番，这一速度比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快[7]。
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质量逐步提高；资源和要素加快流向高生产率部门和行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区域经济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不断增长；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日益改善；科技教育蓬勃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口和环境状况改善，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12亿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换来了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并以此奠定了跨入21世纪的物质技术基础[4]。
2 独特的国情与严峻的挑战
2.1 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量多，1997年中国人口总量已达1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今后30年～40年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并逐渐达到三大人口高峰：总人口高峰，约16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高峰，约10亿人口；老年人口高峰，约3亿人口。 其解决难度之大，经济压力之重，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世界罕见。
（1）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受限
据统计，1952年～1995年间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3.8倍，但这一增量中的将近45%被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用于提高原有人口生活水准的只占55%，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明显滞后的主要原因。同期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增长达30.6倍，但人均积累额仅增长14倍。我国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及绝对值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却明显偏小。这种“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状态，将持久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6]。
（2）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大，就业压力增大
每年多达1400多万的劳动适龄人口涌向劳动市场，就业压力大。在农村，人口膨胀直接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其总量高达1.5亿～2.0亿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及相对发达地区， 形成民工潮，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此外，城市就业也面临沉重压力，虽多方疏解，失业率仍呈上升趋势。
2.2 食物安全问题
我国粮食供给一直保持比较偏紧的状况。由于人口对耕地的持久压力和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巨大压力，使得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在我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显得日益突出。我国农业面临严峻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
（1）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我国主要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耕地、草地、林地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40%、13.3%。非耕地资源开发尚比较困难，短期内难以形成充分的生产能力。近20年来，中国耕地平均每年减少25万公顷，而人口却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增加。这种分数效应使得我国人地关系的严峻形势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缓和。
农用水资源的形势更为严峻，人均占有年径流量2474m[3]，为世界平均的25%。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相当一部分机井设施因地下水水位下降、水资源枯竭而废弃；许多水库也无法正常发挥效益；另一方面淡水资源时空分布也很不平衡，与耕地资源的匹配不佳，更加剧了灌溉水资源缺乏的矛盾，我国灌溉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50%，在灌溉总面积中，有大约1亿亩耕地缺乏水资源而不能进行灌溉。
（2）农业生态恶化
1996年全国遭受“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1000万公顷，每年因此损失粮食达120亿公斤；全国有2.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鱼虾基本灭绝，各海区水质恶化；全国每年新增沙化土地面积156万公顷，还有15.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在沙漠化的边缘。土地退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全国耕地中缺磷面积占59.1%，缺钾面积占22.9%；我国原有近4亿公顷草原和草山草坡， 但已经有0.87亿公顷草原严重退化、沙化、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
（3）粮食生产地域差异明显，粮食供需品种不平衡
从全国来看，小麦紧缺，大米，玉米，大豆，薯类有一定富裕。近几年水稻连年减产，稻谷在粮食总产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42.4%下降到1994年的39.5%。我国有60%以上的人口是以大米为主食，所以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虽然玉米现在还有一定量的出口，但今后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对饲料粮的需求越来越多，玉米生产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4）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特别是农田防护堤坝的防护标准较低，排灌设施配套差。据统计，从1980年～1995年十六年间平均年成灾面积为2268万公顷，如果按通常以减产3%计算，则平均每年减产2494.5 万吨，约为当年粮食产量的4.2%～9.0%，这也是我国未来粮食需求压力的一个因素。
解放后，我国农业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农业本身却因为长期的“工农剪刀差”在质量上发展滞后，形成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农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保障，我国将无力面对挑战，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
2.3 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
（1）自然资源短缺
我国人均资源量少。人均水资源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耕地为30%，森林仅4%，草地约32%， 许多矿产资源也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自然资源一方面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其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布局还不相匹配，此外，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自然资源的缺口日益增大。
（2）生态破坏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积达454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4.26%，优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截至1996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 占到国土面积27.3%，且仍在扩展。草地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1／3。我国全国森林面积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3%～4%。用材林面积缩小，森林质量下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森林资源的供需矛盾将会十分突出。由于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且利用效率低，北方地区严重缺水，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我国生物多样性居北半球第一位。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大面积破坏和退化，我国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
（3）环境保护面临挑战
我国正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生产工艺落后以及粗放的生产与经营方式，我国的环境质量仍在继续恶化，局部地区非常严重：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还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如果对此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很有可能在环境问题上重蹈50年代人口政策失误的覆辙，进而严重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4 消除贫困，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逐渐拉大，原本就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由于其减轻程度低于全国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改善程度的平均水平而显得日益突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各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据粗略估计， 全国农村没有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了1997年的5千万人。
贫困问题常常是与生态问题紧密相连。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往往是历史上长期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使得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资源生产力严重下降，从而导致贫困。而贫困又迫使人们进一步扩大资源的开发，无节制生育人口以加大土地劳动量的投入，使得本来已很突出的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形成生态上、经济上的双重恶性循环。我国扶贫实践中，各种扶贫资金的使用，主要是注重经济援助，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服务体系投入的资金较少。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贫困乡镇中社会服务体系改善的程度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就使贫困人口这一社会中的脆弱人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缺乏起码社会保障的境地。这种局面的转变，需要国家增加对乡村社会服务体系的投资，特别是国家应对贫困人口中妇女和儿童提供起码的社会救助；拿出足够的资金，实施基础教育和卫生专项计划，帮助贫困儿童完成义务教育，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在扶贫实践中，除了要对贫困地区尽可能多的注入扶贫资金外，还需要对贫困地区实行科技投入，对贫困人口进行智力开发，改变贫困地区文化落后、贫困人口素质和水平低下的状况。贫困地区由于各方面条件差，始终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贫困地区需要依靠国家的帮助，引进和培养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科技的管理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在贫困地区推广先进的技术，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11]。
贫困意味着落后，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消除贫困，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经济发展水平又不高，中国的贫困问题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3 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3.1 《中国21 世纪议程》：全球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计划和对策。 1994年3月， 中国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一《中国21世纪议程》。《议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
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
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3.2 从战略到行动——实施中的《中国21世纪议程》
自1994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确定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政府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同时，全民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各部门、各地方都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目标，制定了适应各自情况和需求的议程、行动计划、优先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经融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
（1）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法规的建立和健全
到1997年，中国已颁布了6部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管理法律、30多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行政法规、30多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364项各类国家环境标准、600多项地方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法规，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框架。同时，加强和健全了执法和监督机构建设，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四级环境和资源保护管理机构体系，开展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执法大检查。
（2）行业部门制定规划，具体推进
行业部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相继推出了有关计划，推动《中国21世纪议程》的具体实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用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1997年底，贫困人口已降至5000万人。
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4年～1996年累计总投入12.9亿美元，其中中方投入9.6亿美元，占总投入的74.4%； 国际投入3.3亿美元，占总投入的25.6%。起到了技术引导和示范作用。 1996年10月召开了第二次高级国际圆桌会议，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
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建立技术进步机制。1996年初，中国颁布了《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各工业部门结合技术改造，强制淘汰了一大批高能耗的设备和产品，强化节能管理，使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1990年的5.3 吨标准煤下降到1995年的3.94吨标准煤，累计节约和少用3.58亿吨标准煤，平均年节能率为5.8%。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率由1990年的29.3 %提高到1995年的43%；在各行业和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试点，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实施污染物全过程控制。
《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中国水利21世纪议程》、《中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纲要》等提出了林业和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与对策，强化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
《中国环境保护21 世纪议程》、 《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及国家今后5 年～15年的环境保护目标。《“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推出了国家重点治理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即“三河三湖”）和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即“两区”）污染的具体措施和工程项目计划。
《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提出了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改善海洋污染状况，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框架。
（3）地方21世纪议程实施进展
中国幅员辽阔，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结合各地的情况和条件，制定相应的实施行动计划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各省、地、市在积极推进和实施21世纪议程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结合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许多成功且有特色的经验，探索出了适合当地情况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到1996年底，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成立了地方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设立了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能源基地山西省制定了《山西21世纪议程》，人口大省四川省制定了《四川21世纪议程》，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贵州省制定了《向贫困挑战——贵州省贯彻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还有一些省市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有机地融入这些计划和规划之中加以实施。河北省实施了环京津、依渤海，发展经济、治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江西省山江湖工程，是极其典型的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走上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北京市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开展“北京市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行动方案的研究”项目。
中国部分城市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辽宁省本溪市制定了《本溪21世纪议程》，河南省南阳市制定了《南阳21世纪议程》；武汉市、沈阳市被纳入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全球《可持续城市》规划项目。
国家科技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我国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县、市和乡镇，以及大城市的社区，作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通过政府的组织推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针对当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特点，通过科技引导，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政策、管理、机制和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等进行综合实验，促进实验区逐步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经验，提供示范。1997年已建立国家级实验区26个、省级42个，遍及全国22个省区。
中国可持续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正在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来稿日期：19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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