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达尔主政匈牙利改革的教训谈起——兼论中共十四大的划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牙利论文,达尔论文,中共论文,教训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东欧六国剧变原因何在？简单地用东欧各国党照搬苏联模式、屈从于苏联指挥棒来解释，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更深层的原因上探究，在于战后基本上按照苏联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50年代中后期先后步入改革以后，始终难以走出对于计划与市场传统认识的理论误区：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终至改革失败。对比东欧各国，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伟大历史任务、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宏伟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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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到1990年，东欧匈牙利等六个共产党主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倒台易帜。对何以会发生这种突然剧变的深刻原因，人们都在从不同角度思考着。有一种看法是：东欧各国的根本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本国国情，照搬了苏联模式，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而中国所以能屹立不动，是因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领导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邓小平领导下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似乎又不完全。因为简单地说东欧各国党照搬了苏联模式，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也还曾借鉴过匈牙利等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所以，并非是东欧各国没有考虑走自己的路，也并非完全是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这说明，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我们探讨。
（一）
谈起社会主义应走符合各国情况的自己的路，这个思想在东欧各国党内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领导人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重新出山主政的卡达尔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卡达尔主政伊始，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在卡达尔主持下通过决议，开宗明义地强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罪恶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划清界限”。同时指出：“政府必须吸收有关国家机关和优秀的经济专家来尽快地制定适应新形势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在各方面都以本国经济的特点和独立的条件为依据。”
鉴于当时国内外的紧张形势，党内思想也还有待逐步统一。匈党在1957年开始迈出了幅度较小的改革步子。即：1.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范围；实行企业利润分红制；授予少数企业进行自主的外贸活动权。2.提高职工工资，进行工资改革。3.允许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用各种优惠鼓励私人小手工业的发展。4.在农业政策方面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基于合同制的国家自由收购制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条件有所松动，为匈牙利的改革提供了机遇。1962年卡达尔在匈党八大上表示：“必须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领导制度”，“我们想扩大直接生产管理的领导者的职权范围、自主权和责任感”，“要使中央的领导和监督更有成效”。会后，匈党中央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分析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旧体制的弊端，研究和制定改革的基本原则，并组织试点。经过一段工作以后，1965年11月，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指导原则的决议。在分析了原有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决议指出：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决议提出的初步设想主要是：逐步缩小和取消给企业下达计划的做法和指令性的经营管理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自己制定计划，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行决定工资；在价格制度方面，缩小固定官价范围，广泛实行价格限额和自由价格；通过货币汇率以及中央管理外汇和批准进出口权等手段来提高外贸的效率；在内贸中，允许各种企业和商店之间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竞争；农业企业要实行企业（合作社）的独立经营；地方议会的经济决定权也将相应扩大。
1966年5月匈党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关于新经济体制的特点，决议指出，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中央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据此，决议决定：
1.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民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利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2.国家仍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各项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体。一方面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由中央一级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和主要比例，并集中种种手段保证比现在更有效地实现这些指标和比例；另一方面则在社会主义经济总体中保障给市场机制以更广泛的活动余地，即给供求价格以相互直接的影响，给卖者与买者之间真正的商品关系以广阔的活动余地。这样，就让大部分的经济决定权转到了企业。当然，作为计划经济，意味着市场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由中央管理和调节的市场；同时市场过程对计划也有反作用，它有助于形成计划、监督计划，还可以改变计划。
3.为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可以取消经济管理中“指令性计划下达”，让企业经营单位自主地制定计划。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把利润作为中心，并运用价格、利润、税收、工资、资金、利率等形式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活动服务。
总之，国家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要以经济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以代替先前单一的行政干预的做法。
嗣后，农业改革于当年先行，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于是，1968年全面改革方案出台。它涉及到计划经济体系的革新、调节手段的运用和组织制度的调整三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心则是改革中央的计划领导。
对于经济改革的实质，卡达尔有过简明概述：“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工厂自主经营以及劳动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营。”60-70年代，匈牙利国民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后，成就尤为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66-1980年的15年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6.6%。1978年匈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中占第25-30位之间。在此期间，尽管曾有过曲折，但总的来说一直到80年代初，匈牙利改革的基本思路没有大的变化。
（二）
卡达尔领导匈牙利的改革，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外部的阻力和压力，也有内部的阻力和压力。因此，也曾出现过曲折。
从6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一种意见认为，“对旧经济体制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本身的批评”，“经济体制的改发展就意味着货币、价格和信贷关系的发展，与有计划的发展相对抗”；有些人认为，“触及经济结构就等于触犯了社会主义”。而当时占主导的看法是：匈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经济，即在中央计划管理下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正当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匈当时改革计划的内容同捷克相当近似，因此70年代初，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
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1972年春起，匈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文章，把经济改革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把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民族模式说成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甚至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的传统模式中去。
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按踵而来的是，1973年秋爆发的世界能源危机，使匈牙利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
1980年7月，波兰发生罢工。匈领导人担心会在匈引起连锁反应，决定把安抚群众情绪摆在重要地位，不惜继续借外债来对付困境。所借外债，不是用来改变落后的生产结构，而是一部分用来提高居民现代化消费水平；另一部分用于补贴那些生产结构落后、耗资大的企业。
1984年4月，匈党中央再次通过《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继续强调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加强中央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企业自主性和首创精神，扩大有控制的市场作用”。此时，这种坚持1968年的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和小心谨慎的做法，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继续前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因为，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当时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而结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原有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并会导致部分工人失业等风险。卡达尔等领导人终究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下此决心，竟致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去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80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致使国民经济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倒台的原因。
卡达尔的改革何以未能走出原有体制的怪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阚思静研究员在其撰著的《卡达尔与匈牙利》一书中认为，主要是缺乏全局性结构改革的战略原则和全面的发展规划。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处于一种矛盾和混乱状态：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忽视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这样一来，反而强化了5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87年7月在《改革的教训》一文中说，匈经济现在的结局是一种混乱的折衷局面：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又不按计划行事。如果匈牙利从过去20年吸取了什么有关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像多瑙河一样宽。
应该说，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是很值得我们思索参考的。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使卡达尔等匈党领导人陷于此种矛盾境地而迈不开步呢？卡达尔既然在50年代后期就敢于在国内起步改革，并在1968年全面推开，说明他还是有相当胆略的。他曾经公开表示过：“如果莫斯科下雨，匈牙利不必打伞。”至于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卡达尔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这与由战后雅尔塔体制形成的“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基本格局有关。这种出自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不能简单地用屈从指挥棒来解释。何况他并未因此而使改革停步。可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因，即主观认识的原因：
其一，是囿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
其二，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中央的计划管理为主。
其三，是对匈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1973年3月，匈党十一大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的目标和任务。
这样，就始终未能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中走出来。由于企业自主权实际上仍停留在口头上并未真正实现，致使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未能从困境中得到振兴。而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目标的提出，更使匈党在严重困境中的现实经济生活面前将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三）
卡达尔主政匈牙利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也是战后基本上按苏联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在50年代中后期先后步入改革以后都碰到的共同的难点，即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因为，这里要改变的不只是历史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还要触及这个资源配置方式所承载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这些社会政治功能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长期以来成为人们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一部分，而且至今仍然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它既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又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以至政治生活的广泛问题。而能否正确解决好这个问题，恰是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前进还是停滞、后退以致夭折的关键。
我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正是从这个问题上突破的。由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渐次扩大的改革，实质上是引入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长期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同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只有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最终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确定我国对原有计划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无疑在理论上是一次重大突破。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中共十三大在上述决定的基础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的目标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同时大胆地肯定了实践中出现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范畴、手段和经济现象。如：在企业改革方面，肯定了承包、租赁、股份制、有偿转让等形式；在市场改革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成份方面，强调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太多，而是很不够，应该鼓励它们发展，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分配方面，肯定了债权利息、股份分红、经营者风险收入、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并且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价值标准。这表明向着市场趋向的改革将对原有的体制、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风险。实践也正是如此。
当中共十三大这一战略性全套措施付诸实施时，很快就发生了价格闯关受挫。这就是1988年夏季的抢购风潮和通货膨胀。不久，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外的这一系列突发事件，使不少人对改革产生疑虑和困惑，担心市场趋向的改革会滑向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深化改革，而是要划清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主张对改革开放的每项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国内政治风波过后不久，就有人对十三大关于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提法，提出质疑，报刊上不再使用，正式文件也代之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接着在内部和公开报刊舆论中，批评市场趋向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方向。指责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见《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认为，主张“市场经济趋向”，“这种理论上的失误造成了工作上的失误，并被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见《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2期）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能否在这个节骨眼上取得突破，已成为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上，邓小平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睿智，坚持顶住了这股思潮，并对党内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糊涂观念，给予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还在动乱尚未平息之际，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此后不久，针对有人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提出诘难，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判，指出，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现在有不同意见，暂时可以不提。就在不少人意欲回到加强中央计划调控的气氛下，1990年12月和1991年初春，邓小平先后与几位中央领导人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同时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等观点后。北京的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作出了强烈反应，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僵滞”的提法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问题，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诘问：“为什么不能问姓资姓社？”批评持续了半年，直到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停止了公开批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他一语道破人们困惑和担心的症结所在，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观点，等等。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谈话，包含着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包含着世界社会主义兴衰的历史经验；包含着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亚洲新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是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晶。它使以邓小平命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认识并接受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明确规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还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任务。这就使全党彻底地从苏联传统模式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并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获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对比匈牙利等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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