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处理周边外交问题最为复杂的困难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升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友好的、稳定的周边环境，周边外交历来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为之努力奋斗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既决定于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世界战略和周边外交思想有关。研究他们的周边外交思想，探研其对于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发展与贡献，不仅对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周边外交的实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周边环境具有双重特征，有利的方面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告别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进入了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关系体系；不利的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残余势力在亚洲依然存在，美苏冷战不断升级，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决定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其周边外交的内容和特征亦由这一总外交战略决定。
60年代，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时代。由于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驻兵南韩、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介入侵略越南战争，从东南一线威胁中国安全；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中苏分裂，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从北线威胁中国安全；其他敌视中国的各种势力乘机而起，围攻中国。中国的周边环境日益恶化，毛泽东判断：“帝修反正在进行反华大合唱”，决定了以“两条线”（即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为主要特征的周边外交新政策。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苏冷战呈现苏攻美守的趋势，世界出现多极化的趋向，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出现重大转机。毛泽东根据新情况和中国安全和政治经济需要，决定了以“一条线”（反苏联合战线）的外交战略为主要特征的周边外交新战略。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实施周边外交的实践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世界局势和周边环境，实施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基本战略估量之上，较多地体现了革命和斗争的特色。
坚持对外交涉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周边国家，也曾经是中国的盟国，但即使在中国实现对苏“一边倒”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同样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决不让步。在建国前夕中苏领导人的数次高层接触中，中共方面始终未对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表示态度，双方对于中国长春铁路和东北部分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也发生矛盾和摩擦。（注：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研究之一（1948-1949年）”，“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北京，199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经过艰苦的谈判，与苏方签署新的条约，规定立时或在确定的期限内收回中国在《雅尔塔密约》及上述条约中所丧失的除外蒙古主权以外的重大权益，彻底清除了外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不平等特权。1958年，当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时，毛泽东认为这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当即予以拒绝，并向苏方强烈表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60年代初期，当苏联策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并以突然撤回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为手段逼迫中国屈服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而当中苏发生边境冲突，苏联扬言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威吓讹诈时，中共领导人更不为所动，通过政府声明“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中共领导人的坚定态度，迫使苏方重新回到谈判的立场上来。（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144-145页。）
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打破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阴谋。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也是中国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的最大障碍。对于美国侵略中国周边邻国的行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将邻国人民的反帝事业看作是中国自己的事业。1950年，毛泽东毅然发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并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有利的”。（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中国的周边安全，而且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影响。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中，毛泽东也将这种支持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258页。）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1970年4月美国悍然武力入侵柬埔寨时，毛泽东发表庄严声明，强调“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注：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论述“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注：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实践，也对周边国家人民的反美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团结。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朝鲜、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领导人时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其主要论点有：所有东方国家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东方国家应该成为好朋友；国家不论大小应该完全平等，大国不能象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弟子，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国与国的合作应是平等互利的，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国与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东方国家应该共同努力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中国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等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77、177-196、208-213、301-305、334页。）这些重要的论点深为周边各国领导人所赞同，在推进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建国初期，有些周边邻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承认我国，毛泽东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认为“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并主动表示“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257页。）
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争取与日本恢复邦交和发展关系。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而又在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邻国，也是长期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国家。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60年代又将此理论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处在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日本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另一方面仍将日本划入“中间地带”。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美国也对日本实行压迫，指责美国“排斥日本民族，奴役日本人民”，主张中日两国“需要互相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关系底下办事。”（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据此，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周边环境的现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经历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交往”再到邦交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使中日两国走上友好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输出”革命，尊重周边国家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国际曾将“输出革命”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中推行，影响深远。新中国建立后，周边个别国家十分担忧中国会向外“输出”革命。毛泽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向邻国领导人承诺“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1954年缅甸领导人曾当面要求毛泽东对该国政府的反对派做做工作，毛泽东婉转拒绝了其要求，并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国只能以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对象解决问题。”缅甸领导人十分感动，并以大哥哥与小弟弟来比喻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毛泽东立即更正说：“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时生的兄弟。”（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96页。）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思想和立场对于中国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互谅互让，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与周边邻国间历史遗留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间存在着华侨的双重国籍和悬而未决的边界等问题，能否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且也直接影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周边环境的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处理这些遗留问题，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关于华侨的国籍问题，毛泽东在与邻国领导人谈话中十分体谅邻国的实际感受，一再指出：华侨问题应该适当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利用华侨捣乱”，强调“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指示取消我们在国外华侨中的共产党，“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对于华侨的国籍问题，主张“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231页。）据此，中国与周边邻国妥善解决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双重国籍问题。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第一代领导人也本着同样的精神，互让互谅，与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如中尼边界的划定就采取了照顾双方民族感情的做法，对于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毛泽东向尼泊尔首相提议：“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在上面立个界桩”，并建议将珠峰更名为“中尼友谊峰”，使两国边界问题顺利解决。（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397页。）尼泊尔国王称颂“（边界）条约的签订是我们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的另一里程碑。”（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263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成为后继者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渐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渗透到外交领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情况更为严重，使上述外交思想的执行受到很大的干扰。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两条线”的外交战略，四面出击，不利于构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苏划线”，区分国际事务中的敌友是非，将很多本来可以交结的朋友推到敌人方面；过度宣扬世界革命，甚至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的经验扩大为普遍真理，引起国际共运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中国公开报道周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做法，也引起这些国家的猜疑和反对，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等等。60年代末，中国的周边环境曾一度恶化，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科学分析了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变化，判断虽然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和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外交上变“一条线”战略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自主战略，并对周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在周边国家中全方位地开展外交活动，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化解各种消极因素，取得了重大成就，使中国在周边地区已没有公开的敌对国家，基本形成了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其周边外交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和平和发展的特色。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为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显示出全方位、不结盟、非对抗性的新特点。邓小平不断强调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我们就反对，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势力，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将国家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能成为任何外国的附庸，不会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这些基本观点使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更加明确和清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新的政治经济秩序。邓小平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妄图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强加于别国的行径，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他的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旧秩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和制度，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该国人民自己选择。据此，中国积极改善70年代曾接近苏联或与其结盟而与中国处于交恶或冷淡状态的一些周边国家，使中国与越南、老挝、蒙古的国家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后，又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新建立的中亚5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没有因为苏联东欧的剧变而发生动荡。
立足和平与发展，全面发展和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全面调整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除发展中美、中苏关系外，邓小平将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作为“中国的长期国策”，提议“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注：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铃木的谈话”，《人民日报》1982年8月29日。）从而奠定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方向，两国的经济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关系虽然经历了“教科书”、“光华寮”、“钓鱼岛”等问题的争议，但发展势头并未由此而减弱。中国不仅保持和发展与朝鲜、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而且还改善了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印和中韩关系，至80年代末，中国在周边地区已没有一个公开的敌对国家。
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和国际争端。邓小平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邓小平强调：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用类似中国采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的方法解决，“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据此，中国较为妥贴地处理了与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国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分化和粉碎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冷战终结，新旧格局交替，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国际形势出现动态性、多元性、复合性、经济性、过渡性等新特点。1989年6月，中国政府平息北京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对华“制裁”，中国外交面临建国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并以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努力发展壮大自己作为处理国际问题和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坚决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打破和分化了他们的联合制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周边环境不仅没有由此而恶化，反而在曲折中有所发展，并为第三代领导人全面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邓小平的周边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指南。江泽民明确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注：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第三代领导外交实录》第11页。）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外交上坚持80年代的既定轨道，将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扩展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周边外交被放置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多地表现出着眼于未来和全球外交的特色。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筑国际与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秩序的新安全观。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充当政治上的“世界领袖”、军事上的“绝对霸主”和经济上的“全球巨人”，他们提出和推行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以捍卫“人权”和西方价值观念为借口，以武力或政治经济制裁等方式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其设定的轨道，从而给世界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武器，旗帜鲜明地主张反对旧安全观，提倡新安全观。江泽民提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并具体构画了新安全观的基本轮廓：“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注：江泽民：“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中国在实施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与各种形式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旧模式，倡议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在亚洲地区和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和为害程度要远远小于在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
实施“伙伴”外交，构筑中国与周边大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关系框架。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旧世纪相交的时代，与周边大国建立各种形式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成为第三代领导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创造了一种新国家关系模式，即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江泽民提出：这种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成为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注：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每日电讯》1994年9月4日。）中俄关系发展的新模式必将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由于美国广泛参与亚洲事务，仍然是中国周边外交所面对的重要对象和难点所在。美国在对华制裁失败后，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接触并行的政策，双方关系围绕着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入世”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西藏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风波迭起，起伏曲折。江泽民提出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江泽民与克林顿多次会晤，并实现了互访，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虽依然存在障碍，但基本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90年代，江泽民提出以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任、长期稳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中日间虽也存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等分歧和磨擦，但发展基本正常。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双方决定将今后的中日关系定位于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印度是亚洲又一区域性大国。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在80年代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与印度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两个有关边界安宁的文件，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开展高层互访，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和友好关系。9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频率和阵容，国家、政府、人大、政协首脑，齐头并进，频频出访，与周边国家开展高层互访，加强互相沟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仅2000年一年，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4位领导人就先后访问了蒙古、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斯里兰卡、吉尔吉斯坦等13个周边国家，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日本、柬埔寨、越南、朝鲜、泰国、巴基斯坦、文莱等12国领导人则访问中国。（注：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年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83页。）在频繁的高层接触中，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机制，如中俄间已建立了经常的畅通的高层对话机制，睦邻友好的、和平的边界安全机制，发展迅速的、方式多样的经济合作机制等。这些联系机制将对疏解互相间的突发事件，沟通可能出现的认识分歧，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矛盾和冲突，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与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发展和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9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合作活动的力度。除了在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不结盟运动外，中国先后参加了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等，今年还在海南岛设立永久性的非官方的“亚洲论坛”，并成功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些会议和组织的活动都成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重要场所。近年来，江泽民每年都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不仅努力促进该组织保持生命力，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在会议期间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外交活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曾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变化幅度之大，在世界各国外交史上是少有的。从总体上说，这种演变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于不断变化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应对，也反映了他们的周边外交思想在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中重要的财富。
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共存，既有呈上升趋势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等优势定位，又有综合国力落后于世界强国、西方敌对势力视中国为“未来威胁”、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阴谋、中国和周边国家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领土和历史争端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沉重压力。21世纪的中国周边外交，应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既有的优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构造更加和平、友好、稳定的周边环境，实现亚洲的和平和繁荣，并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也使中国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列，成为国际大家庭中更为重要和起更大作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也必定能在继承中创新、实践中发展，变得更加全面、丰富。
标签：和平与发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