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以来的中美经贸关系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经贸关系论文,中国入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新的势头，中美经贸关系也更加迅速地发展。到2003年，中国已经上升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在上升，但美国对华出口同样迅速增长，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实际上，按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2000年为162亿美元，2004年为347亿美元，增长了114.2％。2001年至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179.9亿美元，占从1980年到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480.3亿美元的37.5％。（注：参见周世俭：《布什第二任期内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几大问题》，《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
表1 2001—2004年中美贸易
（中方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
出口
总额
平衡
2001
262
542.8
804.8
280.8
2002
272
696.9
971.9
427.3
2003
338.6 924.7
1263.3 586.1
2004
446.7 1249.4 1696.2 802.7
表2 2001—2004年中美贸易
（美方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
出口
总额
平衡
2001
1022.8 192.4
1214.6 -830.4
2002
1251.7 220.5
1472.2 -1031.2
2003
1523.8 284.2
1808
-1239.6
2004
1967
347
2314
-1620
一、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归功于以下因素。
首先，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短期衰退以后也迅速回升。2000年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显现，第三季度GDP出现0.5％的负增长。2001年经济继续下滑，“911”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直接的物资和财产损失超过600亿美元，间接损失难以数计。2001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2％。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大多数产业普遍衰退，个人消费增长趋缓，失业率上升，布什政府采取了一整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并较快受到成效，经济衰退在11月份结束，随即开始增长，2001年第四季度经济恢复增长，该季度增长2.7％，2002年继续缓慢增长，全年增长率为2.4％。2003年虽然石油价格上涨，但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全年实际增长3.1％。2004年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注：参见王荣军：《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1—227页。）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导致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第二，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发展双边的经贸关系是互利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调整，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中国的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密集的资本、高科技和服务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商品也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服务贸易的巨大潜力则尚待开发。全球化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将国际分工推向更高的层次，使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资本追逐利润的特点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美国，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导致美国生产低挡日用消费品的厂商让出该市场，或者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和地方，在那里生产这些消费品，然后再返销回美国。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国一方面以自有资源生产并大量出口制成品，另一方面大量承接从海外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并主要以海外市场为生产目标。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一半以上是日常生活用品。2003年美国超市的“巨无霸”沃尔玛公司一家在中国的采购就达150亿美元。 这种资源重新合理配置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加速器。（注：参见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6期。）当然，这也不是说，中美两国的贸易只有互补性，没有竞争性，但总的说来，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中国入世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作用甚大。一方面，年度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待遇）的干扰不再存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政治障碍基本消除；另一方面，中国在入世后认真履行入世承诺，降低农产品、化肥、化工产品、通讯产品、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非关税壁垒，加大国内市场开放的力度，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倍增，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的地位更加提高，从而大大促使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入世之前，平均进口关税已从最高点的1982年的55％降低到2001年的15％。降低幅度为3/4。2003年中国平均进口税率是11.5％，制成品平均进口税率是10.3％。虽然这个税率仍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政府对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涉及对外贸易与货物出入境管理、国内分销与零售、投资和融资、服务贸易、生产准入等各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全面审查，凡与世贸组织规范相抵触的，或取消，或修改。2002年第一批取消了789项行政审批项目，2003年3月又取消了406项审批项目，另将82项行政审批项目改变了管理方式，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注：参见贾怀勤：《中美两国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平衡影响之辨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4期，第5页。）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仅2002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4771家，较上年同期增加33.4％，合同外资金额698.5亿美元，增长37.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36.4亿美元，增长22.4％。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近400家在中国开设了企业。（注：李雨时：《我国对外贸易一年来回顾与前瞻》。）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2002年6月的调查，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公司中80％的公司相信，中国入世对他们的企业有“积极”或“非常积极”的影响，27％的公司由于中国降低关税和改善透明度在头半年已经感觉到了预期的影响，11％预计在头一年可以感觉到，26％的企业认为可以在1—2年内感觉到。总共88％的企业预期在四年内可以感觉到。64％的公司已经在中国盈利，26％的公司预期可以在三年内盈利，4％的公司认为可以在4—5年内盈利。（注：AmCham-China：WTO Implementation Report.Fall 2002，p.2，5.）美国贸易代表12月11日向国会作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步”，“虽然要做的事还很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上改进指导货物与服务贸易的法律与规则的框架，这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教育运动。（注：“USTR Reports to Congress on China' s WTO Compliance”，Washington File，December 13，2002，p.2.）中国美国商会2004年的白皮书《美国企业在中国》指出，在接受调查的1600家会员公司中，3/4是盈利的，有些甚至盈利颇丰。并指出，“中国目前恪守其世贸组织义务，同去年相比有显著的进步。一些领域正越来越受竞争力的左右，而非政府许可。”（注：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04）》，第11页。）
第四，从2001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大体稳定，没有冷战结束后一再出现的大起大落，尤其是“911”后， 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使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了好的大背景。布什总统2001年10月到上海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02年2月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胡锦涛副主席2002年4月底5月初访问美国，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访问布什家乡克劳福德牧场，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切尼副总统2004年4月访问中国。 至于两国商务官员的互访则更加频繁。所有这些访问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关系。比如在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访美前夕，10月21日，中美两国的13家知名企业在纽约举行5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涉及化工、电信、能源等领域，合同金额47亿美元。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访美前，中美两国于11月12日在华盛顿和底特律签署了三个大宗采购合同，中国购买新型波音737民航飞机、 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发动机，通用汽车公司产生的卡迪拉克、别克及其他名牌轿车，总共金额达60亿美元。不久，中国又与美国签署了农产品采购合同，金额达24亿美元。
第五，布什政府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在2000年国会辩论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PNTR）时，布什虽然正在竞选当中，但他超越党派界线，公开呼吁国会议员支持对华PNTR，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常贸易伙伴。布什当政后，美国政府宣布恢复美国贸易发展署1989年以后暂停的官方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有利于扩大中美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环保技术等方面的合作。7月31 日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外经贸部在北京签署了《中美贸易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化了多项援华协议，包括神华液化煤项目、上海空气监测项目、山东空气监测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石油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系统等项目利用美国贸易发展署资助的协议。（注：《人民日报》，2001年7月31日。）同时，中国政府也在“911”以后与美国加大经济方面的合作力度，减轻“911”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2001年10月， 中国四家航空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定单合同，这是在美国的航空和旅游业遭到沉重打击后波音公司接到的第一个大定单。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过去存在的老问题仍然存在，并且继续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这几年中的主要问题有：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
二、关于贸易逆差问题
根据美方的统计，从1991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贸易逆差国，从2000年以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美国原先有一种期望，以为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对华逆差会缩小，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虽然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迅速，但中国对美出口增长更快，根据美方统计，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240亿美元，2004年的逆差为162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0％多。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对日贸易逆差752亿美元的两倍还多。因此美国有一些人， 尤其是国会中有一些人就试图把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这种观点的集大成者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月11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 这项由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项目主任罗伯特·斯科特署名的报告名为《美中贸易，1989～2003——在全国和各州对就业和各个行业的影响》。报告指出，中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长，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导致美国不但在劳动密集型而且在高科技领域丢失就业岗位，美国各州、各行各业都未能幸免。报告指出，在1989年到2003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20倍，从62亿美元到1240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丢失了150万个就业岗位。在中国2001年入世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一倍多，美国把就业岗位丢失给中国的速度也就比先前快了一倍。中国输美的高档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这些高科技产品增长的速度远比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快。因此在人们原先以为不会受中国低工资竞争影响的半导体工业现在也受到了贸易赤字的影响。在汽车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中国的份额也在增大。报告还逐个行业、逐州地考察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影响。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在公布这一报告时称，“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开始评估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一报告是对我们发展这种理解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注：“Study Criticizes Impact of China Trade Deficit on U.S.Economy”，Washington File，January 12，2005，pp.7～9；“U.S.-China Trade，1989—2003.Impact on Jobs and Industries，Nationally and State by State”，http//usinfo.state.gov.）
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尤其引起美国制造商的关注。2003年5月， 美国制造业协会公布了《对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的调查报告，其中说，根据协会最新的民调，75％受访的美国制造业人士认为，美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成为出口大国是对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注：参见牛向东：《国家利益使然——美国迫人民币升值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分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2期，第27页。）
关于贸易逆差问题，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进行过多次会商。近年来，在两国官员的会晤中，中方一再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结构性、转移性、互补性的。美中贸易逆差不是引起美国失业的原因，对美国产业也不构成威胁。在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指出，美对华出口连续三年增长，增长幅度超过美国对任何外国的出口增长。美国2002年出口整体下降4.9％。但对华出口增长15％；2003年头9个月，美国出口整体上升2％，对华出口则上升18.5％。（注：《新华月报》，2004年第1期，第39页。）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双方对逆差的统计存在巨大分歧。2002年的逆差，美国的统计数额是中国的2.4倍。按中国的统计，中国是第五逆差国。产生这种分歧有多种原因。美方统计出口时使用离岸价，没有包括装卸、搬运和保险费，统计进口时使用到岸价。香港转口是重要原因。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研究，香港的转口加价幅度在25％左右，而根据别的研究，加价幅度更大。美国把香港的加价计入中国出口价造成了夸大中国出口。美方对逆差的统计没有计入服务贸易。美国在商品贸易存在逆差，但在服务贸易却一直是顺差，而且在迅速增长。2001年服务贸易顺差增长了11％，达到53亿美元。（注：陈宝森等：《中美贸易逆差研究》，第42～45页，商务部网站，2004年1月13日。）
关于中美贸易迅速增长的原因，中国学者指出，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和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已成为夕阳产业，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旺销完全是市场力量驱动的。其次，美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在中国加工制造，或者在中国大量采购，这是美国企业为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采取的市场行为。加工贸易在对美出口中占的比重很大。2002年为66.9％。而三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到全部对美出口的48％左右。中国的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加工贸易以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为主，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大了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流量。第三，逆差很大程度上是转移了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原有贸易逆差的结果。如果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则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与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相抵后，总体对美贸易差额的变化不大。从1990到2002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3％增加到11％，而日本、台湾和韩国的份额却从27％下降到17％，可见亚洲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变化不大。第四，中国电子产品生产规模大、出口量大，但中国在电子工业的国际垂直分工中处于下游，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高，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如CPU、 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中国基本不能自主生产，或产量很低，中国事实上只是组装加工中心。而且中国高技术出口占世界高技术出口的比重小，仅为1.8％，远低于韩国的4.1％，新加坡的7.7％，的水平。第五，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妨碍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一直严格管制，包括核反应堆、卫星、集成电路和程控交换机、先进机床等都由于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阻挠而未能成功。以2002年为例，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8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9％， 而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仅为41亿美元，占同类进口总额的4.9％。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表明， 由于对华实施高科技管制政策，美国每年要丧失35亿到135亿美元的贸易机会。（注：陈宝森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研究》，第45—58页；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第52页。）2001年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组成的技术出口审查委员会极力阻止美国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向中国转让两项光电子技术。2002年2月， 美国审计总署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出口限制：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要求政府对华实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2003年，国务院再次指责波音和休斯公司向中国提供可能用于制造洲际导弹的卫星和火箭技术，两公司被罚款600万美元。（注：李方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效果评判与前景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第56页。）美国公司对政府的这种政策也非常不满。中国美国商会在其白皮书中抱怨说，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最严厉的”，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双重用途的技术“只会使美国公司将市场拱手让给其外国竞争对手”。他们建议，为了保持美国高科技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政府应该取消无效或基本无效的出口管制措施，根据目前中国高科技产业能从国外买到的竞争性产品和技术情况以及未来预测情况，评估现行出口管制政策及程序的效果。（注：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02年版，第15页；王勇：《2002年中美经贸关系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美国对华技术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受伤害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在未来15年中，中国电信业、计算机和半导体市场年均增长率有可能达到20％～40％，（注：李方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效果评判与前景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第56页。）这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如果美国政府一味限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必然损害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严重损害美国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布什政府对贸易逆差的看法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同。在2004年2月17 日公布的《2005年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中国入世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从中国的进口的增长快，2003年与2002相比，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28％，而从中国进口增长了27％。从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是从太平洋地区进口转移的结果，中国现在是亚洲制造商出口产品的最后组装地。美国从太平洋地区的进口在90年代中期在美国进口中的比例达到最高峰，现在的比例其实比那时还有所下降。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注：“200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17，2004”，Washington File，February 18，2005，p.4.）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沃尔夫认为，中美贸易逆差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不是问题，但从双边贸易的角度看是一个问题，因为2004年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1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贸易盈余总共是320亿美元，不到3％；经济学家不认为是个大问题，但政治家认为是大问题。他们总是可以借此大做文章。（注：采访沃尔夫，2005年3月29日。）
三、反倾销问题
与贸易逆差问题密切相连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次数较前大大增加。2002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8％，但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却占美国反倾销案件的20％。（注：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第49页。）2000年至2004年6月底美国对华反倾销达38起，平均每年10.9起。（注：参见周世俭：《未来四年中美贸易步入多事之秋》，《国际商报》，2004年11月24日。）而此前从1990年到1999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54起，年均5.4起。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彩电、合成蓝靛、对虾、刹车零件、纺织品、浓缩苹果汁、罐装蘑菇、熨衣板、聚乙烯包装袋、木制卧室家具等进行反倾销案裁定或调查。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以中国国内的销售价格作为支持价格，而以第三国相似产品的成本或出售价格作为基础来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格，由于中国产品生产成本与第三国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容易高估相似产品的价格，导致倾销行为的成立，也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难以取胜。比如美国在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以印度同行业的生产成本作为判定依据，然后裁定对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近年来，美国的反倾销和特保措施使中国一系列的行业受到损失。尤其是化学工业、农业、商业饮食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注：课题组：《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纺织业外部政策环境变化及影响》，《国际贸易》，2004年第1期，第21页。）而首当其冲的是纺织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贸易国，是影响世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重要力量。我国纺织工业纤维消费量占全球的1/4左右，棉纱、化纤、丝绸、服装等的出口额占世界第一位。多年来，纺织品为中国的外贸顺差作出了巨大贡献。2000到2004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为3414亿美元，进口747亿美元，顺差2667亿美元，年均533亿美元。2003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为788亿美元，2004年更达到951亿美元。（注：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第23页。）纺织品和服装也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品市场，产品消费量占全球的20％，仅服装一类每年市场销售额就达到100亿美元左右。而在美国的服装消费中约有仅60％为进口。美国的纺织业与其制造业的平均水平相比，效益差、收入低，是典型的衰退部门。1950年，该部门的GDP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9.8％，2000年下降到3.2％，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根据劳工部门的统计资料，自1997年到2003年上半年，共有290多家纺织厂倒闭，20万工人失去工作，约占纺织业就业人员总数的30％。而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每小时美元计算工资，墨西哥为2.23，中国为0.62，以单件服装的成本计算，墨西哥为2.17美元，韩国为2.98，泰国为2.79，而中国为1.6美元。（注：宫占奎、李红年：《美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贸易保护及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9期，第56页；朱启荣、张旭青、 张海森：《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原因分析与思考》，《国际经贸探索》，2004年第3期，第71页。）因此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的增长是很自然的。
2005年1月实行了长达40多年的纺织品配额全部取消， 这对中国纺织品的发展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2002年增长15.6％，2003年增长27.6％，2004年增长20.6％。（注：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第23页。）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4年2月9日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有能力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制造任何式样、任何质地的纺织品和服装，中国已经准备好成为美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居于支配地位的供货商，这种状况将导致美国国外供货基地的意义重大的改变。为了规避从一个国家进口的风险，报告建议美国进口商与中国以外的低成本国家，尤其是印度拓展贸易关系，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可能成为一些商品的主要供货国。报告也指出，由于地理位置的近便，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仍将是短线产品的主要供货国，中美洲自由贸易区也可能促进这一地区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注：“China Expects to Become Dominant Textile，Apparel Supplier”，Washington File，February 11，2005，p.5.）
报告的建议有些是远水不解近渴。美方实际已经采取的措施是以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限制中国纺织品。2002年9月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ATMI）就以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激增、扰乱其国内市场为由，向美国政府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等五种纺织品重新设置配额限制。其实这五种纺织品美国本土并不生产，根本谈不上对美国同类产品的市场扰乱和产业受损。2003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已制订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有关法律程序性文件，表示对上述五种纺织品进口重新设限进入审核与操作期。11月美国商务部所属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罩、袍服三个类别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设定7.5％的增长限额。2004年10月CITA又裁定对中国的袜子实施过渡期纺织品保障措施限制。稍后，又受理了对中国产棉制裤子的设限申请。此外美国六家纺织业组织和一家劳工组织还递交了对中国产的衬衫、内衣、床单、长丝巾、棉纱、人造纤维裤子、毛制裤子等的设限申请。（注：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第23页。）中美两国在纺织品问题上的硬仗在所难免。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特殊保护措施还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其他中国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还包括那些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有部分国家不需要象美国那样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 而可以直接对中国的纺织品采取特殊保护措施。那样，情况就更为严重。这是中国纺织品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重新设限的决定违背了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与世界纺织品服装的贸易自由化的大势背道而驰。中美纺织品贸易的迅速发展，是两国业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美国进口商、分销商和消费者自主选择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双赢的现实选择。对中国纺织品的重新设限不仅打击了中国业界，而且损害了美国业界和消费者的利益。
2004年3月上旬， 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决议对由联邦政府出资的外包项目实行限制，一些州议会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对于美国国内出现的这种新保护主义的倾向，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深不以为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4年3月12日在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他理解由于全球化和经济创新的加速，美国的一些就业岗位转移到了国外。从2001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失去了100万个蓝领工人的岗位，近年来又出现了白领工人的岗位向印度和中国外包的现象。但美国从“全面和强健地”参与全球化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在对外贸易中设置障碍可能暂时缓解就业市场的紧张状态，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其结果是“我们的生活水准会停滞不前，甚至可能下降”。而如果别的国家进行报复，那美国肯定要丢失就业岗位。要创造就业岗位只有扩大生产，并以新的就业岗位来替代旧的就业岗位。（注：“Protection Does Little to Create Jobs，Greenspan Says”，Washington File，March 12，2004，pp.12—15.）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2004年6月出席太平洋经济盆地理事会第37 届国际大会时也曾说，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注：参见王立：《中美博奕市场经济地位》，《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8期，第41页。）
面对美国和国际上对我国出口的种种限制，中国方面既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通过外交手段据理力争，也要从我国产业的发展方面打开思路。要避免我国出口企业压价竞争，鼓励国内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进行企业重组和跨国并购，与国际纺织跨国公司和全球采购集团建立战略联盟，形成一批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一线、具有自己的名牌产品的国际性企业集团。目前，我国纺织行业出口以中低档产品为主，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较低，我国出口服装价格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1/4，英国的1/3。而中低档产品则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这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出口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但同时造成大量的出口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容易招致贸易争端。我国纺织品应该走出低价竞争的怪圈，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优化产品结构，实行市场多元化。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从1994年起实行人民币与美元连锁的汇率制度。在美元于2002年贬值前，在强势美元的带动下，人民币也随之升值。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外的普遍预料是中国会使人民币贬值，但中国从稳定大局出发，做出决定人民币不贬值，顶住了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风波，对亚洲各邻国度过危机做出了贡献，受到各国普遍赞扬。2002年美元开始贬值。美国一些出口商、劳工组织和国会议员开始指责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认为中国通过这种固定汇率制故意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使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变得便宜，而使美国输入中国的货物变得昂贵，从而削弱了美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大了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的物质财富不正常地向中国转移”，并导致美国丢失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在2003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诸多委员会举行了十余次各种听证会，出席作证的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美国制造商协会、纺织行业协会、美国商会等工商界组织和各大工会组织的代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集团美国制造商协会牵头、80多家机构联合组成的“健全美元联盟”召集会议，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6月25日，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ATMI）向美国参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听证会提交了题为《外币的人为操纵对美国纺织业的影响》的证词，声称“中国将其货币贬值40％，然后其他亚洲竞争对手的货币也贬值40％，最终导致美国制造业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对美国纺织业而言，亚洲货币贬值的效应不亚于一次‘浩劫’”。（注：王宵鸣、苗迎春：《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7期，第76页。）
2003年9月美国国内压人民币升值的浪潮达到高峰。9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专程为人民币汇率问题访问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他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温家宝总理接见了美国客人。温总理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他说，中国实行的是以生产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他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周小川还向媒体充分阐述了关于贸易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他指出，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赢余，经常项目应该有一个大体平衡；也不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国际贸易理论和世贸组织精神从不强调双边贸易，而是强调多边贸易平衡。现在中国的经常项目总量上是平衡的，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结构方面和财政赤字问题。他同时指出，人民币汇率是参照美元还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来制订，是有讨论余地的。他还表示，中国有很多改革要完成，汇率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在实现汇率浮动之前，贸易开放包括服务贸易开放要比较充分，资本项目管制要得到消除，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基本做好。（注：《新华月报》，2003年第10期，第89～91、158页。）
美国业界和国会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9月5日，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等提出一项法案，其中说，人民币的“人为低估”在美国“从2001年3月以来丢失260万个制造业岗位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法案要求布什政府与中国进行谈判，确保“中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来确定货币价值的系统”。在这一法案成为法律后，将进行180天的观察，除非布什总统可以证实，中国不再操控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额外征收27.5％的关税。（注：“Senate Bill Presses Market-Based Value for China' s Yuan”，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0，2003，pp.3～5.）当然要通过这样一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利伯曼、格拉汉等8人又在9月9日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法案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精神和文字，操控人民币汇率以赢得贸易和竞争方面的优势”，表示支持财政部长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以导致以市场来确定人民币价值，并要求中国继续以遵守入世承诺的方式行动。在众议院也提出了类似决议案，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由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而政府不加干预。（注：“Proposed Resolution Calls for Market-Based Valuation of Yuan”，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1，2003，pp.8～9.）在国会的敦促下，布什政府此后不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10月贸易代表佐利克、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11月贸易副代表辛纳访华，人民币汇率都是主要议题之一。在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时，他在多个场合，包括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都提到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陪同温总理访问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也在各种场合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阐释。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一些试图在大选中与布什一争高下的民主党候选人和一些利益集团也在就业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纷纷表态，表示要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持续不减。国会也继续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进行猛烈攻击。3月25日，斯诺出席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他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使人民币朝着可浮动的汇率发展，包括加速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以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以及采取重大措施支撑其银行系统。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外交方式继续与中国交涉，并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援。（注：“Treasury Chief Snow Reports Progress on China Exchange Rate”，Washington File，March 26，2004，pp.11～12.）4月，美国劳联—产联和制造商协会提出请愿，要求政府对中国的“劳工权利”和“劳工标准”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起301调查，布什政府认为接受请愿就是倒退到经济孤立主义， 拒绝了请愿。斯诺在4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 对于全球贸易体系、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中国走向浮动汇率是最有利的，中国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在为此目的采取积极措施；布什政府一直就此积极与中国接触，并产生了实际效果。结果之一是设立了美中技术性合作项目，它将促使人民币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浮动。（注：“Snow Encouraged by Chinese Moves Toward Flexible Exchange Rate”，Washington File，April 29，2004，p.9.）9月9日，这些行业协会再次提出同样请愿， 并威胁要对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0％的关税。请愿再次遭到布什政府拒绝。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的米尔斯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批驳了他们的要求，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40％的关税的要求是一种“冒险”，这等于“在美国的周围筑起高墙，从而伤害美国的出口，消灭就业岗位，危害美国经济”。声明强调，在美国的参与下，中国正在积极工作使其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为浮动汇率机制进行准备；中国对美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深感兴趣，而要做到这一点，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不可或缺的要求。同日，财政部部长助理尼科尔斯在声明中指出，布什政府在敦促中国尽快实现人民币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了取得结果，美国“将会尽可能咄咄逼人地行事”。（注：“Administration Will Not Investigate China Currency Policy”，“Treasury Cites Progress On China Currency Exchange Rate Issue”，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0，2004，pp.8～13.）2004年9月底，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第十六届中美经济联委会上与美国同行又着重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重申，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领域的自由化和开放，并承诺进一步推进改革，积极稳妥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推进，并介绍了中国为创造条件而采取的措施。（注：《新华月报》，2004年第11期，第72页。）
按照1988年美国的贸易法，美国商务部需要一年两次向国会就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是否通过故意操纵汇率来赢得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损害美国贸易作出报告。在2004年12月3日财政部向国会提出的报告说，在2004 年上半年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没有国家在操纵汇率。讲到中国，报告说，中国正在强化它关于让人民币向着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发展的承诺，并正在为此奠定适当的基础。（注：“United States Finds No Currency Manipulation by Trading Partners”，Washington File，December 7，2004，p.5.）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摩根·斯坦利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向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并没有基于货币贬值而竞争。我的估计是：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可能给中国出口价格带来很大影响。例如，如果将人民币升值20％……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价格将只会上升4％，这几乎不足以导致需求转向美国制造的产品。”在2005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罗奇又一次表示，人民币贬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西方国家不应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罗迪在国会作证时也说：如果“中国使其人民币浮动，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人民币贬值而不是升值。因此，我们劝告中国人让他们的货币浮动时应该非常谨慎。它具有潜在的危险……将使货币朝着与我们的利益相反的方向运动。”（注：陈宝森等：《中美贸易逆差研究》，59页；《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2月4～10日。）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其汇率制度长期目标必定是浮动汇率。中国也确认了这一长远目标。但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一种倾向是在中国还没有为浮动汇率作好准备的情况下迫使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因此概括起来可以说，一方面，布什政府不希望看到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妨碍两国的经贸关系，和整个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同时，美国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并且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民币汇率问题仍将是两国长期关注的问题，美国还会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中国来说，汇率长期不调整不是好事。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对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影响全局的问题。中国方面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五、关于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多的专利，在许多行业，技术是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美国政府和公司最关注的问题。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发表的报告，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创造了大约5351亿美元的产值，占GDP的5.24％左右，总体版权产业产值估计为7912亿美元，约占GDP的7.75％。（注：王宵鸣、苗迎春：《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7期，第77页。）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走过的道路是艰难的，取得的进展是巨大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中国已经承诺履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因此在该领域的谈判总体上已经结束，中国知识产权的法规已基本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中美两国之间曾于1992年1月签署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1995年2月和1996年6月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从那时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的力度，从1996年到2003年查处了用于生产非法光盘的生产线182条， 而且这些生产线没有一条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同一时期，海关查处的盗版光盘3亿多张。 可见大量光盘是从海外留入中国市场的，盗版侵权的源头在境外，中国也是受害者。
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一再发起337条款调查。2003年，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受理的13起有关美国专利的案件中，涉及中国当事人的有9起；2004年前9个月，在23起“337调查”中涉及中国的有10起。可见问题之尖锐。（注：“337条款”最初见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337条款”业由此得名。最后一次修正后的“337条款”规定，如果任何进口的行为存在对美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行为，并且对美国产业可能造成抑制或垄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应美国国内产业的申请进行调查。“337 条款”的制裁方式分为两种：针对列明公司的不公平进口产品的有限排除令，和针对特定类别的所有不公平进口产品的普遍排除令。见《中国商报》，2004年10月15日。）美方认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分散，各政府机构存在责任不明和职责重叠的现象，例如，国家专利局负责专利保护，外经贸部负责国际合作和协调，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检测产品的技术规格，海关总署负责查处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出口，而美国公司寻求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要找国家工商局和质量监督局。另外，美方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不够表示不满。（注：课题组：《新因素——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期展望》，《国际贸易》，2001年第4期，第6～7页。）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表的《白皮书》，美国公司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中感到最不满意的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2001年的《白皮书》中说：“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使中外知识产权拥有者继续深受其害。侵权现象在以下领域中尤为严重：伪造商标产品、侵犯版权、软件盗版、互联网域名盗用。”报告肯定中国政府对侵权行为的查处，但认为“处罚力度不够”，因此“威慑力小甚至毫无威慑力”。报告还指出，在中国“专利申请过程严重拖拉”。（注：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01年，第53～55页。）在2002年的报告中又指出，虽然中国根据世贸易组织有关规定修改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对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案件给予刑事处罚，但执法状况不佳，处罚力度太小，以至违反知识产权的状况仍然普遍存在。（注：AmCham-China：WTO Implementation Report，Fall 2002，pp.14～15.）2004年的报告中更是指出，“中国猖獗的侵权活动，继续影响着许多产品和技术，涉及行业包括媒体和娱乐。制药、信息技术、消费品、电器设备、汽车零件和许多其他行业。虽然中国已为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了一个基本健全的法律、监管框架，但缺乏一个有效的执法体系。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市场形势是在恶化，而不是在改进。”这是在整个报告中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最严厉的批评。（注：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04年》，第29、57～63页。报告中在讲到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时，认为有的已达到要求，如关税、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等；有的已基本履行承诺，如标准等；有的是有喜有忧，如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一项是中国美国商会最不满意的。）2003年3月28日美国贸易副代表帮办弗立曼在对参议院外委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报告中说，“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确实在法规的框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改善。主要的挑战是缺少有效的执法。要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中国必须在这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政治意愿”。（注：“Statement by Deputy Assistant U.S.Trade Representative Charles Freeman to U，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March 18，2003”，Washington File，March 20，2003，pp.9～11.）在2004年5月3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报告中，中国被列入了置于306条款下的监察名单，这意味着，如果到2005年上半年监察表明中国回避执行先前与美国达成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贸易代表可以直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注：“U.S.Release 2004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Washington File，May 4，2004，p.2.）
200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中国代表团赴美， 出席升格后的第一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吴仪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作出承诺，对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作出具体改进；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工作；批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字公约；建立中美知识产权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执法问题；出台关于刑事责任标准的司法解释，内容覆盖起诉、定罪和量刑三个方面。（注：赵烨：《八协议为中美贸易减压》，《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年第6期。）中国政府已决定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9月用一年时间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
世界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美国也不例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即便美国现在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国内的侵权行为也还相当严重。（注：一位美国经济界人士告诉作者，美国国内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大约1/3是盗版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标准，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立法，采用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规范做法保护知识产权。诚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但中国政府是在努力这样做的，而且成效也是明显的。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一味施压或者以制裁相威胁是无事于补的。
六、平等协商 共图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中尽管存在着种种贸易争端，但争端涉案金额对于每年1600多亿的两国贸易来说，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从本质上说，两国的经贸关系是互利的，所以这种关系仍然能在克服摩擦中继续发展。而且在近期关于制造业外包和离岸化政策的争论中，美国舆论普遍支持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认为这种转移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美国转移的产业往往是低技术、创新度低、附加值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部分。高效益、技术知识密集型、创新速度快的制造业部门仍然保持不断增长，很少外移。通过制造业的外移，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发展中国家低价格的好处，节省开支，保持低通货膨胀，省下来的钱又可以去购买别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就业机会的创造。所以外包和离岸化不过是“有利于美国发展的一种国际贸易新形式”。（注：参见李志能：《美国企业在中国持久性战略转移——美国服务业国际转移北京分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8期，第33页。）
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人均GDP来说，还处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工业化进程仅仅处于中期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力，尤其对于资本品的持续扩大的需求将为美国等在资本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提供巨大的商机和利益。如果美国能够放宽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就将能从对华出口和投资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也有利于中美两国贸易的平衡和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而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限制和打击不仅将使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将殃及在华投资的众多美国企业。
中国正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许多改革需要实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规范市场，改革金融系统，使人民币向着浮动汇率发展，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的需要。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将会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而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对中国施加压力，或压力的大小。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时期，往往会遭遇较多的国际经济摩擦。在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总体说来，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争端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也应当以一种平常心来冷静地对待。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向布什总统提出了处理中美经贸争端的五项原则：互利共赢，把发展放在首位，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的作用，平等协商，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些得到美方的赞同。双方并同意将中美商贸联委会升格，由吴仪副总理任中方主席，由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任美方主席。在2004年4 月21日举行的中美第15届商贸联委会也是第一次升格后的联委会上，双方都作出了一些让步，达成多项共识，签署了八项协议。中方除保证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外，还承诺向外国公司放开物资销售系统；同意不在2004年6月1日实行无线局域网（WAPI）加密标准；承诺实行“技术中立”的政策，允许国内电信供应商自行决定接受哪一种型号的第三代移动电话标准；取消2004年1 月发布的禁止进口美国化妆品的禁令；不扩大对国内邮政业务的垄断。美国方面同意放宽高科技出口到中国的限制。（注：赵烨：《八协议为中美贸易摩擦减压》，《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4月26日。）这次会议为通过协商解决分歧树立了一个范例。毫无疑问，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在克服障碍中蓬勃地发展，并继续为中美关系提供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