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挑战美元：失去的机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元论文,美元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07-0021-13
一、引言
众所周知，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但如果将其经济潜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或权力，至今还存在困难或能力不足。欧盟根据对外政策，放弃了一些政治和经济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欧盟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欧元，是值得关注的。货币在本质上既是社会、政治工具，也是经济工具。欧盟用欧元创造了一个有潜力、有能量的工具，来形成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同时也加强了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自主权。欧元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是相互联系的。然而本文的研究重点仅局限在欧元的外部角色方面，其内部角色仅在与对外角色相关时才会被触及。更精确地说，我们应该探讨欧元是否能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即欧元不仅在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还要在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中被使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欧元是否能挑战美元的当前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欧元的国际身份，早在10年前欧元创立之初就被提上了国际议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元的全球角色的质疑日渐增多，欧元受到了进一步关注。然而，当美元的国际地位备受审查时，欧盟与其货币还没有承担起任何积极主动的角色。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欧盟在全球货币和金融管理中缺乏行动性，而且显示了作为美元的替代品，欧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中缺乏信任度。
二、为什么欧元要成为国际货币？
欧元为什么要成为更加国际化的货币？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答案。相应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其他人中间，很明显存在分歧。本文并没有企图评判这场辩论孰对孰错，而是首先假定欧元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能(下文会详细论述)，然后笔者将论证：为什么一个更国际化的货币角色，对全球政治经济、对欧盟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强调至少以下五点：
第一，提高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使用，将有助于缓解国际货币金融的不平衡、不均衡。这与美元作为当前国际储备货币，其极度不稳定状态是相关的。美元的不稳定性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另外，美国经济的当前形势，诸如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和财政预算赤字等问题，对美元延续其国际地位造成了困难。这也让我们首次目睹了存在着欧元可以替代美元的机会。与美元在几十年前的不稳定性相比，当前是一个根本全新的形势。
第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规模，而且与其国际实力及国际经济中的政治统治力紧密相关。美国的全球主导性和霸权都依赖于其货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提高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使用，可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第三，具有国际地位的欧元，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加强欧盟的国际影响力。欧盟不仅可以通过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而且可以凭借更强大的欧洲货币与金融自主权，提升其全球管理角色，增强其国际关系地位。这就亟需欧元的国际地位更加强大，以及对美元的更少依赖。
第四，如果欧元对欧洲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进程没有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欧元的国际地位提升是难以实现的。如果没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政治决策框架，如果没有一个更强大的机构代表，在国际组织中与其他国际经济政策制定组织(如IMF，G8，G20)相联系，那么欧元的国际化角色是难以想象的。当前的欧盟，不仅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而且在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上，经常会出现多种声音。①同理，欧元更强大的国际地位，将会对欧洲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内的稳定也许是欧元国际化的先决条件，然而后者更可能对金融市场和公债等有重要影响。当金融市场的跨境业务及欧洲规模已经彻底发展起来，而政府公债仍然断断续续地沿着国界线流通，其速度表明了市场操作者或基金持有者，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评估国家公债的质量。没有普遍的欧洲公债，欧元的国际化到底能到什么程度是令人疑惑的。
第五，加强欧元的国际地位，似乎是某些欧盟成员国的政治目标。例如，法国将欧元角色的提升视为工具，用以平衡美元及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同意这个目标。加强欧元的国际职能，看起来被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赞成，但对欧洲央行(ECB)是有些勉强的。政府和社会、经济的其他参与者，根据它们在欧洲的目标和利益，在这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加强欧元的国际化，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欧洲内部，都远不是政治中立的。
三、欧元的故事——价值效应和区域动力学
自1999年欧元成立以来，欧元的国际地位就被广泛讨论，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量化角色在几年中有所提升。如此发展的一个原因是，欧元接管了一些前国家货币的职能，特别是德国马克。部分观察者对欧元在国际经济中的潜能作了乐观预测，②而另一些人抱有谨慎或悲观态度。③乐观论点被更多的官方文件认可，例如，欧盟委员会的报告。[5]但是欧洲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则持更中立的观点。
关于欧元的潜能问题，现在就作最后结论还不成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最近的发展表明，欧元最初的国际化发展，看似走到了尽头，至少失去了活力，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欧元在2003年以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欧元对美元的升值问题所模糊了。如果我们排除价值效应，那么，在那个时点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是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④同样，我们可以注意到，从政治角度看，欧元的发展，似乎没有刺激欧洲方面的任何方式的政治行动。欧盟委员会也注意到，由于欧元缺乏国际战略和国际政治代表，其国际地位受到了限制。[5]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定义和衡量一个货币的国际地位，欧元也是这样。无论从概念上还是统计上，都很难描述不同国际货币的角色全貌。本文将不会对这些问题进一步论述。⑤但有几点还是必须说明的。
根据当前的货币分析，每种货币有三种不同职能：(1)交换媒介；(2)价值尺度；(3)价值储藏。进一步说，这三种职能存在于国家层面(包括中央银行)和私人层面(公司、银行、基金、投资公司等)。这三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地看任何一个。它们可以，但是不需要重叠。在原则上，同一个参与者可能会选，举例来说，一种货币作为储蓄(即价值储藏)，另一种货币作为支付(即交换媒介或价值尺度)，而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可能会用不同的货币作同一用途。同样地，我们可以注意到，欧元的国际地位在这三种职能上有些微不同。⑥这些论点已经被前面所引用的文章讨论得很广泛了，笔者就不作进一步研究了。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重点讨论，欧元在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角色——一个经常使用的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在一些相对好的实证材料上找到，例如，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刊物等。⑦值得注意的是，价值效应和组合效应，以及它们对于配置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举例来说，虽然被欧洲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所注意，但是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被低估了。
为了明确其重要性，笔者首先引用一段欧洲央行最近的关于欧元国际地位的报告：
欧元的份额(在央行的外汇储备中)从2006年12月到2007年12月，以当前的汇率计算，增长了大约1.5％。但是校正汇率波动，欧元的份额实际下降了大约1.5％。[8](P9)
同一篇报告还提到：
欧元在国际储备的份额，从1999年的18％，逐步增长到2003年的25％。自此，欧元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徘徊在24％～25％之间，在2007年达到26.5％……这些增长完全来源于正价值效应。欧元份额的逐步增长，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自1999年欧元设立以来，逐步提高欧元的份额，从18％增长到2007年的29％；在工业化国家中，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与总趋势相关的逐步增长，直至2003年初。从那以后，欧元的份额在工业化国家中稍微减少直到2004年初，然后平稳地保持在约20％的水平上。
这些趋势，部分是由价值效应驱动的，特别是汇率变动对欧元面值的储备金的影响。可是如果用固定汇率来度量货币在国际储备的份额，这个总趋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直至2005年中期，发展中国家才提高了它们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欧元面值资产的持有量。从那以后，它们略微减少了欧元面值的相对头寸。工业化国家所持有储备金中欧元的固定汇率份额，表明这些国家在提高了欧元面值资产头寸的一段时间后，在2003年第1季度和2004年第1季度，开始减少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欧元面值资产。[8](P60-1)⑧
这些观察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了阐明这个讨论，我们参照图1，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来表明美元对欧元的汇率、欧元在央行的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以当前价格衡量)，以及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
图1 国际储备中的欧元份额和美元对欧元的汇率
资料来源：Calculated from COFER figures，September 2009.
第一，我们可以注意到，如前文所指出的，欧元从10年前它建立之初，就逐渐增强了其国际地位，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⑨第二，很明显，这10年的前半期是欧元角色显著增强的时期。大致从1999年到2003年，欧元份额显著增加，而且其发展并不是来自价值效应。在此期间，欧元的国际化角色增强是否先于欧元的汇率发展，即欧元升值，是需要论证的。欧元的份额在2003年达到了顶峰，之后保持稳定。因此，第三点就是，在2003年以后，欧元的国际地位的温和增长，可以被“解释”为欧元对美元的升值。相应的，如果用当前汇率度量，欧元份额在2007年或2008年是低于2002年或2003年(如图2所示)的。最后，即第四点，就是现在用统计数据评估金融危机对欧元国际份额的可能影响，还为时过早。最近欧洲央行的报告，出版于2009年7月，[9]指出金融危机对国际储备还没有什么特别影响。不同货币的份额，随着时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因为金融动荡而改变。
图2 以固定汇率和当前汇率度量的国际储备中的欧元份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2009年报告表10。[9]
下面是重新整理的上文论点的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参考外汇储备多元化的不同类型策略，作为比较容易的入手点。图曼和王(Truman and Wong)将多元化的策略细分为三种，主要区别是不同的应对方法，针对国际储备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变化：(1)被动外汇储备多元化；(2)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3)稳定外汇储备多元化或投资组合的再平衡。[12]
被动多元化，意味着对外汇储备组合的变动缺乏一个策略：如果外汇储备中的某(些)货币价值变动了，假使没有任何行动，投资组合中不同货币的份额也会根据价值变动。
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意味着以下的市场策略：购买升值(或预期升值)的货币，出售贬值的货币。因此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可能会加强一种货币的向上或向下运动。
稳定外汇储备多元化或投资组合的再平衡，是指相反的策略：购买贬值(或预期贬值)的货币，出售升值货币。因此稳定外汇储备多元化策略，可以平衡货币的汇率运动，稳定外汇储备中货币份额的价值。
图曼和王在关于国际储备中美元份额的分析中，认为在金融管理中积极多元化策略的重要性是有限的，[12]而最近林(Lim)用了1999-2005年的数据，指出在美元与欧元关系中，稳定外汇储备多元化是占主导地位的。[13]欧洲央行提出了外汇储备“显著的稳定性”和被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可能优势。[7](P45)
关于三种多元化形式的各自角色，现在就用实证数据作出最后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比较明显的是，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重要性相当有限，而被动策略和稳定策略，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重要作用。⑩然而，除此之外，这两种形式，都是不利于质疑美元的国际地位、促进欧元作为替代储备货币增长的。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欧元逐步超越美元的进程中，欧元慢慢地追赶上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应该会观察到，即使以固定汇率度量(即校正汇率波动)，这也是一个中央银行(或其他国际货币买卖者)逐渐获得更多欧元、更少美元的过程。特别是当欧元持续升值(自2002年至2008年初，这是一个趋势)，以固定汇率度量(即校正汇率波动)，央行应该获取更多的欧元。根据图曼和王定义的术语，这是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策略。[12]但是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发生。在相关市场中，参与者获得更少的欧元，即使这些更少的欧元价值更多的美元。根据图曼和王定义的术语，这是投资组合的再平衡策略。[12]
我们可以根据欧洲央行所讨论的货币储备组合的交易目标与投资组合目标来阐述这一论点。以当前汇率度量的央行储备中不同货币份额的相对变化，显著高于以固定汇率度量的相对变化。这点表明，从一方面看，汇率的变动“解释”了不同货币的相对份额变化的大部分原因，从另一方面看，可以解释关于货币储备组合的选择，交易动机比投资组合动机更重要。(11)
通过强调欧元角色增强的本质是价值效应的反映(欧元汇率的升值)，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论点的讨论，但不表明这个过程是没有意义的。一揽子货币储备的价值(或购买力)是真正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调查欧元是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那么以当前汇率度量的欧元份额是一个相当逊色的(不能说误导的)指标。这似乎也是欧洲央行的观点。(12)欧盟委员会的刊物表明以当前汇率度量是较为肤浅的分析方法。(13)
本文下面将回到如何解释价值和组合效应的角色及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上。但是，我们首先对度量的另一个问题，欧元国际化应用的区域规模，做几点说明。然后用一些这个方面的评论来结束本节讨论。
直到现在，讨论的重点都还放在全球发展蓝图上。但是，欧洲央行强调的是，欧元的国际化是“以强大的制度化和区域化模式为特点的”。[7](P74)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欧元的国际化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与欧盟间的密切联系：无论是地理上的邻居关系，还是政治或制度的联系(例如，欧盟成员国并不是欧元区或候选国)。欧洲央行关于这点是这样总结的：“其中一个(驱动欧元国际化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地理、经济、金融和制度邻近欧元区域。”[8](P9)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货币和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距离和国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为什么邻近性却如此重要呢？通过讨论欧元的区域化而不是欧元的国际化，我们可以对这一点得出结论。(14)虽然欧元在全球范围始终从属于美元，但是区域内的主导货币角色正在逐渐增强。这种角色的增强可能是以制度驱动，而不是以市场驱动为特点的，(15)虽然欧元在全球范围中更适度的发展，可能是市场驱动，而不是制度驱动。
四、从理论中学到了什么？
国际经济学形成了很多理论，来辨别一个国家货币获得国际化货币地位的主导因素。(16)因此秦和弗兰克(Chinn and Frankel)总结了下面几种主要因素：(1)国民经济的相对规模(依据产出和贸易)；(2)国家金融市场的组织形式(例如，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3)货币价值的信任程度；(4)网络外部性现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1](P56-59)帕帕欧努和珀兹(Papaioannou and Ports)所建议的主导因素与秦和弗兰克(Chinn and Frankel)大体相似，但更明确地认为重点是以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实力，以及包括政治稳定性和地缘政治力量的政治层面。[11](P19-20)这些因素通常呈现一种相对大的惯性：它们的改变需要较长时间。
在推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很难令人质疑。(17)问题是这些经济要素考虑的是否全面。这些要素本质上表现出事物的状态——即国际货币一旦被确立所包含的特点——而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货币与国家间的开放式转变和竞争过程。它们试图描述一幅静态而不是动态的画面。
一个更动态的画面，需要更明确地考虑政治和其他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对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的影响，(18)也需要对潜在的相关国际货币形势的政治与经济矛盾给予更多的关注：例如一个国家货币在国家与国际地位间的(缺乏)相容性；(19)发钞国的金融体系所具有重要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增长和改革的长期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20)以及一方面，汇率和货币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增长和结构改变之间的关系，(21)这些所有要素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但是，建立一个涉及国际货币发展的通用的系统理论分析的机制，已经超越了本文的目标。一方面，我们没有很多历史案例来探讨一个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货币所经历的兴衰变迁过程，所以通用化很难实现。另一方面，面对欧元国际化的过程，我们应该从上面简要总结的理论线索获得启示——上文已经对各个关键论点都作了补充，但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因此笔者建议强调以下几点：(1)更具体的关于货币理论和分析的制度化方法；(2)过程而不是事物的状态；(3)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角色；(4)概念与解释的角色；(5)上文所提到的某些经济因素之间的可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稳定、金融与增长的关系。(22)
制度经济学家，例如，凯恩斯(Keynes)和波兰尼(Polanyi)，已经指出了货币的社会性和组织性。凯恩斯认为，货币是一个“联结当前和未来的精妙仪器”，[20]而波兰尼则认为货币是依附于劳动力和土地的一种虚拟商品。[21]我们也会认为货币是一种公共品——这点是强调货币的非商品性和组织性。政治学家鲁杰(Ruggie)和黑莱纳(Helleiner)等人，强调国际货币体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22][23]维德迈尔(Widmaier)建议用一个结构主义者、制度主义者的方法来分析国际货币问题。[24][25]到底哪些论点可以指导我们理解国际货币的本质呢？
在这里，以下几个论点应该被强调：第一，很明显的是，国际货币通常是国家货币在国际上的发行。换句话说，是国家的国际货币，而不是国际的国际货币。(23)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国际货币通常由它的发行国支持。第二，国际货币是国家的，就涉及一个潜在的矛盾，发行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优势地位与全球(或其他国家)经济组织之间的需要存在矛盾，例如流动性和稳定性。第三，国际货币问题，已经无可避免地延伸到关键的政治层面——它涉及利益、参与者和战略，并联系着其他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政治问题——无论功能上还是政治上。因此不仅是市场竞争(流动性、稳定性、经济规模等)，而且政治利益、战略和身份都可能会形成和影响不同货币的角色和地位。市场竞争产生的因素与更政治性或社会性的影响因素肯定会相互影响。市场竞争和货币竞争不可能在政治和制度真空的环境下展开。它们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形成，而且被影响。
为了将事情简单化，笔者将辨别两种不同的货币国际化模式。(24)一种模式是基于竞争和市场选择，另一种模式是基于制度和政治安排。这两种模式可以合并，也可以相互增强。然而区分这两种模式还是很重要的。
市场模式，意味着市场操作者在选择国际货币时，不需要国家或中央银行的看得见的手。这就需要一个竞争原则。在竞争选择中，流动性(例如，交易的动机)和平稳性(例如，套期保值的动机)就可能成为决定因素。但是流动性和平稳性的结合并不那么容易。流动性的大量供给意味着较低的平稳性，而较高的平稳性意味着较紧的流动性。在新古典课本中，市场这类问题可以被需求和供给修复，但是考虑到上文所强调的货币非商品性的特点，很难合理地根据这类模型处理货币问题。货币应该被看做虚拟商品或公共产品。
一个可以引起真正争论的问题是，选择原则还是竞争原则影响着货币，哪一种更可能成为稀缺货币(即发钞国享有国际收支顺差)？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补偿，(25)这就可能在国际经济中出现通货紧缩。以稀缺性为基础的选择是无法传导出丰富的流动性供给——特别是国际货币的流动性供给，不仅仅关系到发钞国与他国之间的交易，而且关系着非发钞国的交易和投资组合的动机(即第三国之间的交易)。
一个市场选择导致通货紧缩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西欧，由于德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很大，德国马克，并没有被德国货币和政治当局的有形的手所支持，而是被市场参与者选为国际货币。这导致了欧洲的“非德国”地区的巨大的通货紧缩，这同样也是政治反应的一个例子：通过设立共同货币，将德国的货币政策欧洲化。
一个制度化或政治化的模式，意味着在创造流动性、赤字融资、固定汇率及平衡国内和国际的需求与优先事项方面，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规章制度有共同的愿景和协议。这些不同要素可能会以几种方式共存。制度化方案的先决条件至少需要以下几点：(1)充分的经济实力，为国际经济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和支付手段，这一点包含了上文所提到的竞争性选择。一个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货币是不可能具有国际货币功能的。(2)存在一个政治结构，用于管理货币决策和政策，为货币政策的行动提供便利。(3)存在着关于政策、优先事项和经济协议的共同愿景。
在1944年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被看做一个制度化解决不对称性问题、美国霸权及植入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式愿景的范例。[22]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平衡经济力量，协调目标冲突、政治经济利益分歧及协商性妥协的结果。(26)再者，选择一个强大的国家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与一系列制度化机制相联系的，有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职能实现，以及部分弥补欧洲与美国的不对称性问题。直到1958年，美元稀缺的通货紧缩效应，都是由欧洲支付联盟、美国接受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等补偿的。
这里不需要进一步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简单地注意到，几十年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国内需要与部分国际经济组织的需求之间的妥协定义了一个框架。当美国的(国内及国际)优势地位无法再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需要相调和，这个妥协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变成以国内的国际货币为基础，不再是一个国际的国际货币，大量的美元赤字提供了不仅仅是充足的流动性，还增加了不稳定性。
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笔者不是在寻找相似处，或吸取真切的教训，而是用上文所提到的影响要素来讨论欧元国际化的问题。
五、欧洲经济、货币管理与欧元国际化
在上面的讨论中，笔者甄别了两种不同的货币国际化模式：基于市场选择的模式和基于制度的模式。笔者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基于制度的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基于市场选择的模式会导致通货紧缩。如果我们甄别欧元国际化的当前模式，可能会争论欧元的国际化本质上是通过市场选择模式，至少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化是这样。(27)
如果我们观察构建欧元国际化的政治和制度机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1)欧洲央行明确地倾向国际化货币的市场选择。在这方面，没有政策或公开宣布的优先事项，而且希望对于可能的欧元国际化，既不促进也不阻碍。(28)这种态度可能反映的基本思想是，欧元国际化发展是市场参与者的决定，是由欧洲央行的行长提出的。[7](P7)这种想法是不是反映了国际经济的基本现实，是不是代表潜在的理想愿景，或者在某些程度上同时反映二者(理想与现实)，可能需要探讨。在实践中，欧洲央行的观点意味着，欧元的发展轨迹不仅掌握在市场参与者手中，而且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其他参与者，包括其他的有更加积极或反对态度的央行，以及各种形式的投资基金。(29)
(2)与此类似，欧盟也没有关于欧元的国际化策略。因此帕都施奥帕(Padoa-Schioppa)作为有经验的内部人，(30)在2004年，认为欧盟是一个“不情愿的全球演员”，而且指出“这是有些自相矛盾的，欧洲这些国家本身鼓吹着要将角色最小化，却在过程中特别安排了一个协议，关于谁可以代表欧元区的发言和行动。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比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还要多。”[30](P177)5年后，欧盟委员会，在它关于欧元10年后的状态报告中，公开为欧元区的消极态度感到惋惜：“因此欧元区必须建立一个与欧元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策略。在成功的第一个10年之后，欧元区……应该发展一个清晰的、围绕着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的策略。”[5](P11)鉴于它的重要性，本来期望报告的其他部分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分析，可是欧盟委员会似乎仅仅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仅在少于一页的报告前言中提到。关于这个策略的初始步骤、参与者、目标、工具、与其他政策或事务相联系等问题能够并且将会是什么样？而且在前言和引言之后，报告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指出了如此重要的一点，却后来忘记了？这是因为如何发展一个国际化策略，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有些模糊的，特别是当欧洲央行对欧元的国际化使用处于中立立场时，是拒绝策略这个想法的。
(3)欧元区在国际金融与货币领域，还没有一个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共同外部代表，这个事实，同样被欧盟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所提出，并表示遗憾。[5](P6,11)欧元区在国际货币与金融问题上，出现了多种声音，将导致共同政策和策略发展的复杂化，而且在国际货币与金融问题上，也阻碍了欧元区实施“与其货币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31)
强调通过市场选择欧元的国际使用，而缺乏欧元策略及缺少欧元区外部代表——这三个要素都指向了同一方向：在管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事务上，欧元是一个被动的装置。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个要素都来自同一个基本原则：欧元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由其他或共同中央银行，而是由在某些程度上共享利益的不同独立国家组合来发行和支持的。但是这个问题也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独立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和体制化，倾向于对货币体系的防御性适应，而不是对全球金融与货币的优先事项的积极运用。欧盟委员会的评估报告，间接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最小认知。[5]在另一方面，这个报告的胆怯与谨慎也显示出，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32)
现在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些为欧元国际化提供框架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机制。
自从引进欧元、促进欧元的国际化使用，一方面欧元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发展(比如依据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但是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重要限制，约束了欧元国际化的普及。
很多观察者注意到，欧元区经济政策的形成特点是，货币政策的中央化，其他经济政策的地方化，特别是财政政策。欧盟的共同预算是非常适度的，不允许融资赤字。共同预算不得不持平。因此，举例来说，欧元区不同成员国仅有一周的补偿转让机制；当有强大的外部需求(例如来自美国或亚洲)相抗衡时，缺乏补偿机制对欧元区的凝聚力并不会造成问题；但是当单位劳动成本的各自发展、欧元汇率的较高或升值等一些复杂形势共同出现时，这种机制的缺乏势必形成问题。(33)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共同预算导致赤字融资的缺乏。赤字融资，能够激励欧洲国家联合发行“国库”债券(即非公司债券)，为预算赤字融资。这就相应地扩大了欧元的国际化：联合发行债券，可以促进一个大而流动的市场，为外国投资者设立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单一市场项目就引进了“同一货币，同一债券”的口号，作为“同一市场，同一货币”的后续，欧元区公债市场却始终存在国家分割。因为欧洲央行不允许购买成员国的债券，所以无法推动国家债券的融资。最后，我们也可能注意到，欧元区作为整体的经常项目相对平衡，也是无法促进欧元的国际化使用的。(34)
创立欧洲共同债券、国家公债的欧洲化和欧洲经常项目赤字的发展，都是促进欧元国际化使用的有力措施。盈余国家需要合适的工具来投资它们的储备金，从而增加欧元而不是美元作为中央银行的储备。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被欧盟当前的经济政策体系所鼓励。换句话说，没有合适的配备来提供足够的欧元的流动性到国际社会。流动性的供给不足，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元不稳定的时期，对欧元的需求增长，似乎只是转化成欧元汇率的升值，而不是欧元供给的增加。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上文所讨论的当前欧元国际化角色的一些重要特征：以当前汇率衡量的国际份额，在最初的迅速增长之后，正在适度增长，但是以固定汇率衡量的话，它已经开始下降了。如何通过上面论述的观点解释这些趋势呢？
入手点是美元的不稳定性，来自美国经济的国内发展及全球经济中其他经济体的对抗与竞争。美元的不稳定性，导致市场参与者寻找美元的替代品。在这点上，美元的替代品的确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在当前时刻能够成为重要替代。也许在遥远的未来，中国的人民币可能成为替代候选之一；或者从长远角度我们可以想象，来自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种特别提款权。市场参与者也许会选择，例如黄金和石油作为投资目标。但是最终，考虑到欧元区的规模和相对实力，市场参与者必将欧元作为美元的主要替代品。可是盈余国家的央行外汇储备并没有被欧元装满。
笔者先前引用了林(Lim)的观点[13]。这些结论都指出，稳定(或被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策略，作为动态配置的策略，在管理国际外汇储备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策略没有激发欧元的国际化潜能。我们可以用微观经济术语(35)解释稳定(或被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策略，但也可以，至少是试验性地指向货币政策和市场程序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及政治框架。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暗示了作为外汇储备欧元其有限的可获得性。这里再加上美元的不稳定性和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外在需求，以及欧元的有限可获得性，共同作用导致了欧元的升值，而不是以固定汇率衡量的欧元份额的增长。
因此，我们所见证的欧元国际化的形成，仅仅是美元不稳定性的被动结果。在这方面，欧元区仅仅是被动服从，而不是主动形成金融与货币事务的全球化策略。
在这个问题引发的众多结果中，我们可能简单注意到，不同的欧元区成员国被这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所影响。由于一系列要素(包括国民生产专业化、市场结构、单位劳动力成本趋势)的不同，欧元升值的影响在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传递。
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差异化影响无法被共同预算所抵消。
六、结束语
欧元的国际地位，从创立之初，在10年中显著增强。今天的欧元成为第二大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对欧元国际化的动态和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却揭示了对国际化的一些限制。欧元国际地位的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欧元的最初几年(直至2002/2003年)，而后续的发展本质上由于价值效应(欧元相对于美元的高汇率)或对欧元区邻国的限制；再者是欧盟为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框架，不利于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进一步发展。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及作为美元对手的潜能受到了限制。
从中期或长期来看，这些限制被调整或移除，不会受到先前经验的阻碍。关于欧元国际规模发展的政治议程表、机制和框架在本质上可以被改变，例如，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动荡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真正地引起了一个反思：一个关于全球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欧盟角色和在全球经济管理的欧盟货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反思。虽然对货币危机的本质及它的不同规模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一些论点范围，但是，这点还是值得特别强调的。
第一，相对于之前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当前的危机，起源于全球资本系统的中心，即美国。美国危机的后续扩散是不规则的——在速度方面，特别是在严重性方面。
第二，此次危机的发展，是与民族及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功能模式的结构转变相联系的。这个近几年被称为金融化(例如，伊普斯坦(Epstein)的研究[33])的趋势，似乎至关重要了。在美国也在欧洲及其他经济体的一些国家，从英国开始，产出逻辑已经被金融逻辑所替代了。
一些国家的国内金融化已经与日益发展的收入不平衡相关联了，其中第一位而且是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在另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已经开始追求集约型增长，而不是容易获利的金融投机，同时每年的大量外贸盈余也带来了美元储备的巨大积累。
第三，此次危机与全球化形式的变革相联系，这个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危机开始发展的。在上个10年，美国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中的最终消费者，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为相应的赤字融资。亚洲的盈余和美国的赤字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特里芬难题(the Triffin Dilemma)就揭示了国际贸易不平衡和全球货币储备的供给的矛盾。(36)根据当前的全球金融与货币危机，我们可以认为，以主要的国际不平衡、显著的增长差异化过程、金融化及日益加大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全球化模式，也同样证明了其自身的不稳定性。特里芬难题是永远无法“解开”的。
类似地，当前的金融风暴不需要产生一种新的体制管理形式。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可行性制度，始终是高度不确定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37)
从本文推行的更有限的观点来看，有可能会添加若干意见。
在金融危机的早期(即2008年9月)，美国的弱点还没有清晰地暴露，但是相对于最初可期望的，美国系统的脆弱性逐步显现得不太明确。因此，举例来说，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货币危机，即使美元始终脆弱、不稳定，也没有暴露全球美元主导地位的有限性，此次危机只是提醒我们缺乏一个对美国实力(货币及其他)的可信任替代，及用以影响和形成全球货币管理的欧洲计划的本质弱点。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货币主权是令人质疑的，但是这种挑战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例如，中国及其他一些石油出口国。同样地，我们可以注意到，在2009年7月出版的欧洲央行关于欧元国际地位的报告[9]中，并没有指出金融危机对欧元和美元各自国际地位的显著影响。而且，欧洲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是有些漂浮不定的；欧洲当局无法对此次危机发起协调一致的措施。
从长远看，美国的全球角色，在货币及其他方面，始终是不稳定的，而且对全球(无)秩序的长期体制改变的期权投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这些活动势必保持投机性的事实应该正视。
但是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在当前金融风暴中，指出欧盟和它的货币在(长期？)转折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合适的。面对当前的国际不平衡，例如美元的进一步弱势，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部分国家面对内需不足和去杠杆化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出口导向型策略，欧盟的准备是很糟糕的。
欧盟对于这些挑战的糟糕准备，是由于它的制度和政治机制无力：在广义的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缺乏合适的合作机制；在金融管理方面缺乏足够的措施；对欧元缺乏适当的国际化策略；缺乏一个普遍的进攻型的经济政治策略。
全球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瓦解和对欧洲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潮的加强，可能会调整政治议程和欧元国际化规模的机制和框架。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欧盟委员会对于欧元国际化策略的相对谨慎的分析，我们应该注意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也需要适当注意，里斯本条约(the Lisbon Treaty)本质上维持了当前欧盟的关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性和制度性框架，这个就像上文探讨的那样，对于促进欧盟在全球货币事务的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是不足的。(38)
笔者由衷感谢在Sakarya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romso，University of the Agean，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8月中国黄山，《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与安徽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国际论坛”)和Warwick University演讲时，很多朋友和同事对于本文初稿提出的评论。其中，来自Dr.Nicolae Iordan-Constantinescu(University of Banking and Finance，Bucharest)和我的同事Poul Thois Madsen(Aalborg University)的建议值得特别提出——笔者选择性地接受了部分建议。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欧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基本上只有在国际贸易领域声音一致。
②参看秦和弗兰克(Chinn and Frankel)的最新案例。[1]
③例如科恩(Cohen)和波森(Posen)的研究。[2][3][4]
④关于这个领域近期发展的广泛调查，可以参考盖莱特和伍德瑞泽(Galati and Wooldridge)的论文[6]以及欧洲央行关于欧元国际角色的年报，如欧洲央行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报告。[7][8][9]
⑤可以参考盖莱特和伍德瑞泽(Galati and Wooldridge)以及伍德瑞泽(Wooldridge)的研究，[6][10]作为有用的讨论。
⑥参看盖莱特和伍德瑞泽(Galati and Wooldridge)及帕帕欧努和珀兹(Papaioannou and Ports)的研究[6][11]。但是根据本文的重点，这些不同趋势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⑦但是这些数字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缺陷：不是所有国家都提供它们的外汇储备组合。例如，中国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⑧这些观察与欧洲央行的其他报告以及盖莱特和伍德瑞泽(Galati and Wooldridge)[6]给出的论点相似。
⑨例如欧洲委员会2008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5]
⑩例如，欧洲央行可以在“正常”情况下(即如果欧元的汇率如果足够高)偏向被动多元化策略，而一个过低的汇率偏向积极外汇储备多元化的策略。
(11)参见欧洲央行2008年报告。[8](P63-64)
(12)很明显，欧洲央行认为储备金组合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值效应，而欧洲委员会在这方面更谨慎。
(13)或者就像欧洲议会2008年所提到的，与欧洲委员会交流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成立10年(EMU@10)的问题上，欧洲议会后悔没有更详细、更精确地分析欧元的国际化角色。[14]
(14)这一现象引出了很多本文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区域货币概念的准确含义，区域货币与全球货币的关系或共存，区域货币是否是全球货币的中间过程，等等。
(15)笔者将在本文稍后讨论其中的区别。
(16)秦和弗兰克(Chinn and Frankel)[1](P56-59)、帕帕欧努和珀兹(Papaioannou and Ports)[11]提供了相关这个专题的有用总结。
(17)甚至一些规划或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尽管下文会有少数评论，笔者在本文对这些问题不作进一步探讨。
(18)这个论点同样被帕帕欧努和珀兹(Papaioannou and Ports)提及，虽然不是用一个系统方法。[11]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决定因素的最近两份研究，由黑莱纳(Helleiner)[15]和波森(Posen)[4]来完成。
(19)美元的国内角色和国际角色之间的偶尔冲突至少为这个论点作了例证。笔者在稍后讨论欧元国际角色的联系上，会回到这个问题。[14]
(20)如果一个功能完备的金融系统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么金融驱动的经济体制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和就业是通过注重短期利益和投机获利完成的。近期一些关于金融驱动型增长和金融化的研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例如，帕雷(Palley)、斯道克翰玛(Stockhammer)和陶珀斯克(Toporowski)的研究。[16][17][18]
(21)货币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稳定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例如，消费品价格通胀和资产价格通胀的矛盾关系；其次，虽然过度的不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是明显不兼容的，但是还是很难建立某种一般性的联系，例如，通胀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我们无法宣称货币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宣称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平衡的。参考布恩欧和伊斯特雷(Bruno and Easterly)的调查。[19]
(22)波森(Posen)强调了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地缘战略与地缘政治的角色。[4]本文分析是与地缘政治的方法完全兼容的，只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23)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和英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国际货币计划，即班克(Bancor)。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被美国所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另一种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可是数量有限。但中国近期正在提倡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和使用——可能为了稳定其储备金价值。特别提款权的角色增强，可能会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同成员国投票权的玄机和重要性。
(24)同样的模式分类为艾尔特斯和拜尔(Arestis and Bain)所支持。[26]
(25)例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流或对赤字国创造信用等方法。
(26)参看迪瑟寇(De Cecco)、艾肯拜瑞(Ikenberry)、鲁杰(Ruggie)的研究。[22][27][28]
(27)正如前文所略述的，制度化模式在区域内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本文将不再对此论点作一步阐述。
(28)欧洲央行2009年年报提到：“从政治角度看，欧元系统对其货币的国际使用采取中立。它不把欧元的国际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而且对欧元区的非居民对欧元的使用，保持既不培养也不阻碍的态度。”[29]
(29)我们当然认为中央银行、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具有市场参与者的特点。可是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并不属于教科书上的完全竞争市场。
(30)直至2005年，帕都施奥帕(Padoa-Schioppa)都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31)参考欧洲委员会2008年报告[5](P11,23,248-249,282)。也可以参考麦克纳玛瑞和缪尼尔(McNamara and Meunier)的论文[31]和毕尼斯玛驰(Bini Smaghi)的论文。[32]
(32)在这方面，大家也许会推测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政治和制度结构可能会造成影响。笔者将会在结论部分简短的回顾这一论点。
(33)欧盟内的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德国保持了低内需、高出口的经济模式，导致了对其他成员国的大量贸易盈余——就是这一问题的例证。而且近几年的发展(诸如，德国单位劳动成本的相对缓慢增长，欧元的升值)更加恶化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
(34)我们可以再添加一点：欧盟对外赤字的发展，可以缓解当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美国赤字和亚洲盈余)。
(35)参考林(Lim)、图曼和王(Truman and Wong)的研究，[12][13]以及相关参考文献。
(36)一个国家(即美国)如何在国际收支上保持大量赤字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提供者持有可信度，而且这个非常赤字向全球经济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
(37)国际生态不平衡和气候危机，很明显加剧了不确定性。
(38)这还需补充一点：里斯本条约(the Lisbon Treaty)可以通过正式形式加强欧元团体的力量。从长远来看，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欧元团体可以发展得更强更积极。但是目前远不是这个情况。
标签：国际储备论文; 外汇论文; 欧央行论文; 外汇储备论文; 货币国际化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流动性论文; 美元欧元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汇率欧元论文; 欧元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市场策略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欧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