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门巴族、珞巴族研究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珞巴族论文,门巴族论文,我国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8）06－0027－06
门巴族和珞巴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两个少数民族，其族称从藏文记载的历史看已有一千多年。门巴族居住的地域称为“门隅”，珞巴族居住的地域称为“珞渝”。门隅和珞渝毗邻，门隅在西、珞渝在东，都位于我国西藏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从遥远的古代起，门巴族和珞巴族就繁衍生息于此，开发、缔造、建设和保卫着祖国西南边疆这块辽阔而美丽的疆土。
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都是世代生活于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大量的神话传说、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记载了他们交往联系的悠久历史，揭示出他们之间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密切联系。由于藏族同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关系紧密，许多藏文史籍和文献资料对门巴族和珞巴族以及藏门珞之间的关系有着详略不同的记载，如《红史》、《德乌教史》、《贤者喜宴》、《门隅教史》以及《唐蕃会盟碑》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这些早期的历史文献主要记载了藏门珞在远古、吐蕃时期及其以后的交往情况。17世纪中叶以后的藏文档案资料，则重点记载了西藏历代地方政权在门、珞地区推行封建农奴制、行使管辖权的史实。
汉文历史文献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的记载较晚，主要见诸于清代。主要有《卫藏图识》、《西藏志·卫藏通志》、《清实录》以及清末民初的《西南野人山归流记》、驻藏大臣的奏牍如《联豫驻藏奏稿》、《赵尔丰川边奏牍》等。这些文献对门隅、珞渝和察隅的民情风俗以及清末治边等都有记述。
尽管藏汉文献对门巴族和珞巴族有所记载，但由于门隅和珞渝地处边陲，高山大川重重阻隔，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长期以来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情况外界鲜为人知。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在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社会文化考察以及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的历史关系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系统、全面的社会调查
我国学者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系统调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只有零星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十分关心，为了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对西藏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也逐步展开。最初参与调查工作的，主要是部队和地方的干部。他们在边防工作、群众工作和民主改革中，结合进行了民族调查。当时调查留下的资料，成为后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
1973年，中央民族学院莫俊卿、索文清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杜耀西、胡德平四位同志到西藏错那县和米林县，对居住在那里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分别进行了调研，于1974年编写了《西藏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和《西藏米林县南伊公社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并打印成册内部交流。报告对两地的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社会历史和解放后的变化分别作了较为系统而概略的记录。这是解放后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门巴族和珞巴族地区进行的首次较为全面的社会调查。
1976年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派出民族学家，深入墨脱、米林、隆子、错那和察隅等地，对我国实际控制区内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进行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系统、全面调查。这一批民族学工作者（主要有姚兆麟、吴从众、李坚尚、张江华、刘芳贤、陈景源、欧阳觉亚、张济川、王晓义等）在喜马拉雅东部山区的崇山峻岭和密林深处艰难跋涉，深入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居住的村寨，经过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调研成果。他们将调研成果分别编印为《西藏墨脱县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西藏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西藏米林县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关于我国珞巴族的若干资料》、《僜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还编译了《西藏门隅地区的若干资料》（以上均为内部铅印本），后作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出版，即《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7年和1989年出版。2005年，这些材料又收入了新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78卷和第79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西藏僜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经过修订后编入了《民族学资料丛编·僜人社会历史调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这几个调查报告资料十分丰富，成为我国门巴族和珞巴族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料。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合作，在察隅县拍摄了名为《僜人》的科学纪录片。198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杨毓骧先生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从独龙江前往西藏察瓦龙和察隅县调查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与文化，所著《滇藏高原纪程》详细记录其艰难的考察历程，并编印了调研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调查研究·专刊第3集：杨毓骧·滇藏高原考察报告》）。
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赴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地区调查前后，西藏民族学院也多次组织力量分别于1979年、1986年、1992年、1993年、2006年和2008年到西藏墨脱、米林、隆子、错那、察隅等地全面考察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和文化，获取了丰富的文字、录音、图片、影像和实物资料，参加调研的人员主要有于乃昌、顾祖成、唐忠、琼华、仁增措姆、张力凤、赵胜启、陈立明等。由于乃昌先生整理了内部资料集《门巴族民间文学资料》、《珞巴族民间文学资料》（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编，1979年），出版了《《西藏民间故事·门巴族珞巴族专辑》（第五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2000年，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组织调研了人口在10万以下的我国22个少数民族，编印了调查报告集，其中西藏门巴族珞巴族调研报告由西藏社会科学院索朗曲杰执笔完成（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编：《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2001年）。2003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又组织力量再次赴墨脱考察，其后出版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考察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同年，云南大学与西藏大学等高校合作，组织力量赴西藏米林县和错那县调查了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村社情况，出版了吕昭义、红梅主编的《门巴族·西藏错那县贡日乡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龚锐、晋美主编的《珞巴族·西藏米林县琼林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单位联合组织的考察队多次对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的科学考察。墨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区域，又是我国门巴族和珞巴族生活的重要聚居地。科考队对墨脱的地质地貌、生态环境、气候物产、动植物资源以及人文状况等进行了综合考察，这对于门巴族、珞巴族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多次艰苦卓绝的系统调查，不仅全面了解掌握了门、珞、僜（人）的社会情况，而且当时调查搜集、拍摄录制的文字、录音、影像和实物，已经成为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二、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社会文化以及西藏世居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
（一）门巴族研究
1、历史与社会形态研究
对门巴族的历史和民主改革前的社会形态研究，学界取得了丰富成果。
门巴族是1964年认定的少数民族。介绍门巴族的文章较早见诸于报刊的是1964年11月18日的《西藏日报》。是日，该报登载了题为“欢乐的山谷——记勒布山区门巴族的变化”的报道。1978年以后，介绍和研究门巴族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其作者大多为直接参与调查的民族学工作者。如早期的文章有：张江华、吴从众《墨脱县的门巴族》（《地理知识》1978年第7期）、顾祖成《勤劳勇敢的门巴族》（《西藏日报》1979年11月12日）、《珞巴族的历史发展》（《西藏日报》1980年1月7日）、索文清《‘世界屋脊’上的门巴族》（《人民日报》1982年3月8日）等。早期的成果大多属于介绍性文章，为人们了解门巴族的基本情况有一定帮助。
1982年以后，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性文章和论著。其代表性论文有：吴从众《祖国大家庭里的门巴族》（《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张江华《民主改革前墨脱门巴族的农奴制》（《民族学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索文清《西藏错那县门巴族概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吴从众《解放前门巴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研究》1986年第1、2期）和《西藏墨脱县门巴族的历史沿革》（《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等。
在藏族与门巴族和珞巴族这几个西藏高原世居民族关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张江华《门、藏历史关系刍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陈立明《略论门巴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论藏门两族的文学艺术交流》（《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1期）、《论门珞文化交流》（《民族学研究》第11辑，民族出版社，1995年）、《〈仓央嘉措情歌〉与门巴族藏族的文学交流》（《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等文章以及陈立明《藏门珞民族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和苏发祥主编《西藏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研究论著。
这一时期，出版了多部介绍和研究门巴族的著作，主要有张江华等：《西藏门巴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江华：《门巴族》，民族出版社，1997年，该书于2004年再版。《门巴族简史》编写组：《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江华等：《门巴族封建农奴社会》，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于乃昌等：《门巴族文化大观》（关东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上述论文和著作，对门巴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和民族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填补了我国门巴族研究的空白，拓展了我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内涵。
2、宗教与民俗研究
在门巴族宗教研究方面，专题研究的文章不多，主要见于论文集和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其中有张江华《门巴族的本教》（宋恩常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门巴族简史》、《门巴族封建农奴社会》以及《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著作中，关于门巴族宗教信仰的内容占有很大分量。此外，姚兴奇《门巴族的神灵崇拜》（《西藏日报》1990年12月22日）、陈立明《从“房脊神”看门巴族的生殖崇拜》（《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刘志群《西藏门巴族生殖崇拜及其祭祀活动》（《民族艺术》，1995年第1期）、陈立明《门巴族生殖崇拜文化探析》（《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和《藏传佛教在门隅的传播和影响》（《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等文章，对门巴族的宗教及其信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与门巴族宗教研究相比较，门巴族民俗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主要有群佩《勒布木碗》（《人民日报》1982年2月8日）、于乃昌《门巴族妇女与小牛皮——谈西藏错那县勒布区门巴族妇女服饰》（《民族文化》，1984年第3期）、《门巴族歌谣中的马文化情结》（《西藏民俗》2000年第1期）、陈乃文《门巴族的婚姻与家庭》（《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顾祖成《门巴女子的披皮》（《民族》，1989年第6期）、陈立明《试论门巴族的家庭与婚姻》（《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关于门巴族丧葬的考察与思考》（《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门巴族的节日与礼俗》（《西藏民俗》1994年第4期）、《门巴族的传统科技》（《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期）、《门巴族的传统体育与游戏》（《体育文史》1995年第1期）、姚兴奇《门巴族狩猎文化中的禁忌》（《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措姆《门巴族婚俗》（《雪域文化》，1993年第1期）、刘庆慧等《门巴族婚俗文化特征及其与藏族婚俗的关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刘志群：《门巴族生殖崇拜及其祭祀习俗》（《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等论文和介绍性文章。
除文章外，在一些综合性著作中有大量介绍门巴族民俗与宗教的内容。如于乃昌：《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1999年充实内容后再版。于乃昌等：《门巴族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冀文正：《门巴族风情录》，成都时代出版社，2002年。陈立明：《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门巴族珞巴族文化之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陈立明等：《西藏民俗文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赵胜启：《灵异的墨脱》，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赵胜启：《门隅恋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立明：《门巴族风俗志》（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
3、文学艺术研究
门巴族文学既有民间文学也有作家文学，而以民间文学为主。在门巴族文学艺术的介绍和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于乃昌《门巴族情歌》（《西藏文艺》1980年第1期）、《门巴族民间文学概况》（《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门巴族古典情歌八十首》（《西藏文艺》1980年第1期）、琼华《门巴族民歌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吕昭义等《色目村门巴族魔女神话传说初探》（《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3期）、《门巴族色目村的“魔女”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等。专辑和著作主要有：于乃昌整理：《门巴族民间文学资料》，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1979年。于乃昌：《门巴族文学作品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于乃昌主编：《西藏民间故事·门巴族珞巴族专辑》（第五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冀文正：《西藏民间故事》（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坚尚等编：《珞巴族、门巴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在门巴族的作家文学研究中焦点集中在《仓央嘉措情歌》及其作者的研究上，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
对于仓央嘉措的族属、卒年以及《情歌》的内涵等，学界多有争议与分歧。关于仓央嘉措的族属，目前仍没有一致意见。在《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一书中，“藏族篇”将仓央嘉措作为藏族诗人作了介绍，而在“门巴族篇”中，又作为门巴族的诗人作了重点评介。在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人出现两种族属之划分，可见学界的分歧。关于仓央嘉措的卒年，一般认为仓央嘉措1706圆寂于解送内地途中的青海湖畔，但《仓央嘉措秘传》则将其卒年大为延后，声称仓央嘉措1746年圆寂于内蒙古的阿拉善，这一说法伴有民间传说和宗教胜迹做佐证。还有仓央嘉措圆寂于山西五台山之说。对于仓央嘉措的卒年至今仍无一致意见。对于仓央嘉措诗歌的内涵学界多认为“情歌说”，但亦有“宗教诗”和“政治－历史抒情诗”的声音。关于“谐体”民歌的源流与演变，学术界亦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谐体”民歌是由藏族的“鲁玛谐”体民歌演变发展而来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谐体’格律是从‘鲁体’格律中派生出来的”。亦有人认为，藏族地区现在流行的“谐体”民歌是在仓央嘉措之后才出现在西藏地区，并广为流行，形成了所谓西藏的‘谐体’民歌。
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有：于乃昌《门巴族民间情歌与仓央嘉措》（《西藏文艺》1980年第1期）、《仓央嘉措生平疏议》（《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恰白·次丹平措著、曹晓燕译《谈谈与〈仓央嘉措情歌〉有关的几个历史事实》（《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4期）、陈立明《近年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综述—兼谈仓央嘉措的族属及其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2期）、蓝国华《仓央嘉措写作情歌真伪辨》（《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关于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的六个问题》（《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第2期）等。黄颢等编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汇集了仓央嘉措情歌的多种藏文版本和译本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
在门巴族艺术研究方面的文章有：拉巴卓玛《错那县门巴族歌舞简介》（《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3期）、于乃昌《神灵感应中的人体文化——论门巴族的宗教舞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门巴族民间戏剧的审美启示》（《民族艺术》1993年第1期）、王希华《门巴戏和藏戏艺术特点比较初探》（中国西藏新闻网，2005年2月13日）、陈立明《门巴族民间戏剧考察——兼谈藏戏与门巴戏的异与同》（《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等。在《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有大量关于门巴戏介绍和研究的内容（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西藏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此外，在门巴族的语言研究方面，有孙宏开等的《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和张济川的《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等。
4、当代社会发展与其他研究
在研究门巴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学界对门巴族当代社会发展给予了关注，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刘志群《错那门巴族：文化艺术的调查及其对外开放和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第4期）、朱玉福《抓住门巴、珞巴族发展新契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西藏门巴族珞巴族社会经济迎来发展黄金时期》（《西藏发展论坛》2007年第6期）、《论大力扶持西藏门巴族珞巴族发展的意义》（《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门巴、珞巴教育事业发展探讨》（《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西藏门巴族、珞巴族特色经济发展探讨》（《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期）、《人口较少民族特色经济初探——以西藏门巴、珞巴族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第2期）等。
我们注意到，在近年对门巴族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运用生态学、人口学等理论研究门巴族社会，如吕昭义《色目村门巴族的生态文明与和谐社区构建》（《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5辑，2007年）、周云水《论西藏勒布门巴族文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思考》（《西藏发展论坛》2008年第1期）、马宁《门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西藏研究》2008年第3期）、王春蕊等《中国门巴族未来人口预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西北人口》2007年第1期）等。还有的学者运用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门巴族的血型、基因等，拓宽了门巴族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如张洪波等《西藏门巴族人群HLA－A、B和DRB1基因座多态性》（《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5年第3期）、袁东亚等《门巴族ABO血型系统基因频率的检测与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3期）、汪宪平等《西藏门巴族肤纹参数研究》（《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二）珞巴族研究
1、历史与社会形态研究
珞巴族是1965年认定的少数民族。解放后较早见诸报刊的是1963年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是日，该报登载了名为“党接珞巴下山来”的报道，作者为王光寿。
在珞巴族历史和社会形态研究方面代表性论文有：顾祖成《从博嘎尔民间传说看珞巴族的起源和社会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姚兆麟《试论博嘎尔部落的私有制发展与氏族制度的衰落》（《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李坚尚《论珞巴族社会发展的若干特点》（《民族学与现代化》1986年第3期）、《试论珞巴族的部落组织》（《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藏珞贸易的民族学考察》（《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陈立明《珞藏文化交流初探》（《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近代我国门巴族、珞巴族的反侵略斗争》（《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龚锐等《珞巴族——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今日民族》2006年第11期）等。代表性著作有：《珞巴族简史》编写组：《珞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坚尚等：《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于乃昌等：《珞巴族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王玉平：《珞巴族》，民族出版社，1997年。姚兆麟：《西藏民族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此外，我国学者还翻译了部分外文资料。主要有：［英］海门道夫著，吴泽霖译：《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80年。［印］雷格胡维尔·辛哈著，伍昆明等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84年。［印］沙钦·罗伊著，李坚尚等译：《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宗教与民俗研究
在珞巴族宗教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李坚尚等《珞巴族的原始宗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1985年）、于乃昌《痴迷的信仰与痴迷的艺术——珞巴族的原始宗教与文化》（《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林继富《珞巴族灶神论析》（《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2期）、刘志群《珞巴族原始文化》（《民族艺术》1997年第1、2期）、李坚尚等《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珞巴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子文《南伊珞巴族大女巫的杀鸡看肝占卜仪式》（《中国民族博览》2000年第4期）等。其中，由李坚尚、刘芳贤先生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珞巴族卷》资料最为翔实，是珞巴族宗教文化调查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在珞巴族民俗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姚兆麟《珞巴族的婚姻家庭》（《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陈立明《珞巴族婚姻家庭述论》（《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珞巴族的丧葬与禁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珞巴族传统居住习俗及其变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于乃昌《珞巴族饮食文化》（《中国西藏》1998年第2期）、张力凤《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婚恋习俗》（《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集中介绍珞巴族风俗习惯的著作有冀文正先生的《珞巴族风情录》（成都时代出版社，2002年）、陈立明的《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门巴族珞巴族文化之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和《珞巴族风俗志》（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民族出版社，2006年）。此外，杨辉麟《西藏东南角》（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金辉《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李坚尚《喜马拉雅寻觅》（山东画报社，1999年）和赵胜启《古朴的珞乡》（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亦对珞巴族的民俗和文学等有集中的介绍。
3、文学艺术研究
珞巴族的文学艺术富有浓郁的原始文化特色。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有：于乃昌《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与审美构成》（《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原始思维与珞巴族文学审美特性的生成》（《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斯金金巴巴娜达蒙”论析珞巴族古史歌研究之一》（《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珞巴族三大史诗》（《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从珞巴族神话谈神话的产生》（《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拉巴卓玛《米林珞巴族舞蹈概况》（《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张力凤《从民间文学现象比较看西藏墨脱地区民族文化的渗透与融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集中反映珞巴族文学的专辑有：于乃昌：《西藏民间故事·门巴族珞巴族专辑》（第五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冀文正：《西藏民间故事》（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坚尚等：《珞巴族、门巴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而于乃昌先生主持完成的《珞巴族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珞巴族文学的专著。
在珞巴族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孙宏开等的《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和欧阳觉亚的《珞巴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
4、当代社会发展与其他研究
当代珞巴族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云水《当代西藏米林珞巴族社会变迁的人类学考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龚锐等《当代珞巴族社会文化变迁调查——以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珞巴村5户村民为个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王春蕊等《对少数民族生育率变动下的生育文化研究——以珞巴族为例》（《黑河学刊》2006年第6期）、朱玉福《西藏门巴、珞巴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探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运用自然科学手段与方法研究珞巴族基因、血型、视力、肤纹等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康龙丽等《西藏珞巴族HLA－DRB1基因多态性》（《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2期）、《西藏珞巴族HLA－A，－B基因多态性研究》（《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5年第2期）、《珞巴族ABO血型系统遗传多态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年第4期）、《西藏珞巴族15个STR位点遗传多态性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6年第4期）。张家平等《中国珞巴族健康人群心电图普查报告》（《西藏医药杂志》2002年第1期）、《珞巴族中小学生视力调查分析》（《实用预防医学》2002年第4期）。汪宪平等《西藏珞巴族的肤纹参数和聚类分析》（《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1期）。
三、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虽然我国学界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成果，但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研究门巴族和珞巴族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至今没有形成一支研究队伍。正如李坚尚先生在《珞巴族研究概述》中所述：我国研究珞巴族的人不足10人，都是兼职人员，且年龄偏高，后继乏人。而据笔者统计，如果不含零星发表介绍性文章的人，我国研究门巴、珞巴、僜人、夏尔巴人的学者总计还不到10人，几乎没有一位是专职的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
二是学界重视不够，经费投入不足。事实上，由于门巴族和珞巴族生活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保留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的门隅和珞渝地处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与印度和不丹等国接壤，由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至今门巴族和珞巴族生活的绝大部分地域仍为印度所非法占领。因此，深入研究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历史文化，揭示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之间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用事实证明广大门隅、珞渝以及下察隅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不仅是我国学术界研究西藏民族关系学科发展的需要，对维护祖国统一、构建和谐西藏、巩固祖国边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是在研究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发现，在介绍和研究门巴族珞巴族的文章中，一些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国实际控制区内的门巴族和珞巴族人口视为整个民族的人口，这是很不恰当的，会对我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众所周知，“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我国历代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非法占领的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是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世居之地，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因此，我们对门巴族珞巴族的介绍和研究一定要注意表述的严谨性，所使用的数据应说明是我国实际控制区内的人口和资料而非整个民族的资料。此外，在一些文章尤其是游记探险类作品中，有的行文不严肃，对民族风俗习惯不尊重，存在猎奇倾向。还有的作者调研工作做得不够，需要更加严谨扎实的学风。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知道，门巴族和珞巴族生活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喜马拉雅山区，要想深入门隅和珞渝进行社会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脊从北坡进入南坡，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越激流、跨深涧、斗蛇虫，其路途之险，为世所罕见，我国门巴族珞巴族重要聚居地的墨脱至今仍是我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直至目前，我国仅有为数很少的民族学家和科考工作者深入其境进行调查和考察。可以说，交通的艰险与阻隔，资料的缺乏，投入的不足，加之印度扩张主义势力对我国门隅和珞渝绝大部分地域的非法占领，我国民族学工作者无法进入门隅和珞渝腹心地区考察，是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少的直接原因，也是影响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社会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需要国家加大对西藏边境民族研究的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还要重视培养具有严谨学风和吃苦与奉献精神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改变目前后继乏人的状况。
以上回顾会有资料搜集不全和叙述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收稿日期］20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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