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在思考什么？——读刘国光教授新著《中国经济走向》的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著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家论文,中国论文,感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个问题：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需要高速增长，但增长质量更显重要，而质量提高依赖于增长方式转变，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了50年的发展，这50年的发展，可以分成前30年（1949—1979）和后20年（1979—1999）两个大的阶段。计划经济阶段的30年（从1953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实际计划经济不到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大约为6.8%，在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排序中，这个速度不算低。改革、开放释放了体制效率后，为加速增长作出了新的贡献，结果，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20年（1979年以来）的年均速度接近9.8%，比前30年高差不多3个百分点。应当说，这是比较典型的高速增长时期。尽管中国由于存在人口和劳动力多、市场、未开发产业和技术扩展空间大等特殊国情，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的增长还将保持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今后的十年平均速度应会逐步有所降低，这主要是由于靠高资源耗费换来的高增长将会使中国付出表现为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的昂贵代价。这样，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得不迅速从“数量型”经“数量—质量型”最终向“质量型”转变。不得不调整增长政策的导向，使增长的主题转到优化结构、改进效率和提高质量上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转变增长方式。
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国光先生在《中国经济走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只注明书页）一书中突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在先生看来，“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跨世纪发展规划的一个关键问题”（第75页）。他在阐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意义时谈到，“我们在考虑中长期经济速度的较佳选择时，切忌重犯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第81页）。速度比发达国家快一点是必要的，但“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第82页）。因为没有效益和质量的高速增长，不仅会导致大起大落，推动高通货膨胀，使“我国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而且“今后国际经济实力的竞争，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水平、质量效率效益、人均消费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较量”（第85—86页）。那么，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国光教授认为，对于这个全局性问题，“要从方方面面来采取有效的方针措施，并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贯穿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规模经济的推进，新项目建设与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处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等等。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加强宏观经济与企业自身管理，把提高管理工作水平同经济机制的改革结合起来”（第86页）。也就是实现从“体制”和“发展”两方面来看的“双重模式转换”（第75页）。基于这一考虑， 国光教授注意到， “转变增长方式的重点在国有企业”（第87页）；在投资方向的选择方面，要扭转不断强化新建扩建等具有外延性质的重复建设的格局，注重技术改造；在产业的安排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在要素组合上，要注意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三者的合理搭配；等等。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长过程，“不能要求过急，一刀切”（第87页）。
回过头来看，国光教授在90年代中期明确论述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前后就作了潜心探索，其探索的成果概括在他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一书之中。先生对“发展战略”或“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十年如一日的探索，表明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
第二个问题：随着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范围缩小，政府如何有效地驾驭经济？
应当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模式的转变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市场调节范围的不断扩大，因此，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取向”。这也是国光教授近20多年关于改革理论的基本主张。然而，越是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就越是要求政府逐步从直接经营领域中退出来。这里必然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不需要政府？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如何有效地驾驭经济？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不久，学界对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以韩国“政府主导”模式失败为例，对政府的干预能力和作用表示怀疑，让市场自由放任的思想似有回潮之势。对这种思想的回潮，国光教授的基本看法是，亚洲危机特别是东南亚危机的产生，并不能证明政府可以退出市场经济发展的舞台，相反，对结构调整、制度转换、自由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后发经济而言，不仅需要比发达国家那样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而且应该“多出一块”政府作用。因此，他在东南亚危机爆发不久便指出：“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执行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实施者。（第49页）。
这里，有两点需要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一，在一般后发经济的发展中，政府不只是象发达经济一样承担“宏观调控”（主要是总量平衡）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对“赶超”作出贡献的职能，这个“赶超”包括推动市场发育、扶持企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加速增长等，这“多出一块的职能”决定着政府要发挥“多出一块的作用”。第二，中国既面临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需要加速发展的任务，又面临以体制转换为基本目标的改革的任务，政府既要承担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加速发展的职能，又要承担组织改革开放的职能，这样看来，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既要比发达的美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宽一些，又要比后发的东南亚各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宽一些。这就是说，在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现代市场经济对政府充当一般角色的要求，而且不能忽视特殊经济背景下政府充当特殊角色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政府行为效率的高低，还取决于宏观政策指导有效性的高低。如何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走向》一书不仅强调要确定正确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而且注重政策操作技能对稳定增长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对“软着陆”、“买方市场”、“适度从紧”、“稳中求进”和“微调”的论述。在国光先生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劳动力较多、资源稀缺程度较高、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存在一定程度的软化、发展水平相对不平衡的大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不仅需要从长期角度谨慎处理好反失业和反通货膨胀、刺激供给和控制需求、加快发展和提高效益、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短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等方面的关系，而且需要注意提高短、中期政策操作的效果。从该书第二篇“宏观经济形势跟踪”所含16篇论文（第95—217页）来看， 先生比较强调中期政策操作坚持“适度从紧”的意义，其目的是不仅是为了避免因发生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带来的经济的强周期波动，实现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目标，而且是想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留下政策选择空间。不过，国光教授并没有将“适度从紧”凝固化、教条化，而是强调在具体年份里要“有紧有松”、“松紧适度”，注意调控力度、灵活微调。
这些思想，对于近两年政府的政策操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设想，如果政府不是在1993—1994年紧缩经济的基础上于1995—1996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指导，如果没有199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让“适度从紧”政策保持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并在随后的两年多里始终不渝地坚持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操作上的灵活性和弹性（如采用减息、发债、扩大赤字等方式），中国就很难在东亚、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爆发的一连串金融危机中站稳脚根，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调控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这种调控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应当注意灵活性和弹性，应当更多地采取微调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不要”、“如何”参与微观经济活动？
严格说来，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不仅表现在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在形成市场竞争基础上提高微观效率，在转换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提高宏观调控效果，而且表现在微观基础的再造，表现在政府和企业的重新分工。对于后者，《走向》一书作了富有启发的探索。在这里，我不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重点、难点、路径和前途等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的角度，来评述《走向》一书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仅仅就政府“要不要”、“如何”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方面作一点分析。
对这个问题，《走向》一书的观点引入深思。在该书中，先生不仅注意到“国有企业目前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分量太大，而国内民间资金又太少”（448页），“长期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经营的领域过广， 实际上国家管不了也没有必要管那么多行业”，而且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总的思想是：“今后国家只要掌握战略产业部门、经济命脉部位即可，那些不该由国家管的企业，应逐步实行非国有化；”具体途径是：“适当收缩国有经济范围”，“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要求，通过产权转让和流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来，转让给各种类型的民有或民营企业去经营，国有资产运营范围收缩集中于自然垄断性部门、公益性部门和国家经济命脉部位，如邮电、电讯、铁路、港口、武器制造、航天、银行和高科技术产业等等。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企业，实行破产一批、出售一批、兼并一批”（449页）。如果政府从部分微观经济领域退出来， 不仅可以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政府继续管理大量的国有企业，银行将钱投到国有企业后亏损越多，财政补亏压力越大，全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就会越低。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光教授对政府“要不要”和“如何”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但是应当有选择，其主要领域是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和垄断性物品的生产，对于竞争性生产领域，政府可以逐步退出来。因此，政府今后的投资生产行为主要是在公共物品领域中，政府财政成为公共财政，除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外，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