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
任英华，雷发林，谭朵朵
(湖南大学 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采用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实证研究了2000-2014年42个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有效提升低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但对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家表现出负向作用。因此，生产技术水平落后的产业或地区应积极融入全球化生产加工，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较高的产业或地区应依靠自身科研技术实力自主研发创新。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广义面板分位模型
信息技术与全球物流系统的持续发展为跨国生产协作提供了技术基础，全球化生产加工网络向着纵深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与再构。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持续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优势，从全球化生产中获得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引进大量外资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但另一方面，如何在参与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有效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向高端价值链环节突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生产加工活动无法向高技术水平环节突破，那么发展中国家就会被固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因此，研究参与全球化生产加工能否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文献综述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但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复杂度提升有促进作用。Gereffi和Lee认为融入全球化生产加工体系是中国近年来出口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1]。刘维林等证明了中国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获取大量国外中间投入，同时验证了国外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2]。章韬等发现供给侧嵌入位置与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国的人均收入递增[3]。杨玉华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指数，发现两种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均能提高我国国内技术复杂度水平[4]。李惠娟等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有效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5]。
相反的是，部分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生产加工网络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反而不利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为了防止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优势地位和利益产生威胁，处于价值链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会使用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的方式维护其优势地位。陈晓华等研究发现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在中国加入全球分散化生产体系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先负后正的V型特征[6]。王磊等认为虽然中国的出口产业技术水平已经有很大提升，但低端锁定仍然是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后面临的主要困境[7]。
以上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可能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而忽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反作用有关。事实上，当一国加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后，如果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所提升，本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显性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全球价值链嵌入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因此，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进而使得在构造回归模型时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现有文献大多针对某个特定国家，或使用某个国际组织的平均处理效应作为研究主体，较少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缺乏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国家异质性影响研究和全面分析。
为全面地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在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的基础上，采用广义面板分位模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处于不同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国家的异质性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验证了所构建的回归分析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更加准确全面地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第二，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处于不同出口复杂度水平的国家的异质性影响，可为不同国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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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
本文参照Hausmann的成本发现模型框架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理[8]。假设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部门的产出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以及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企业在规划全新的项目时，有两种可行的选择：继续现有的项目或模仿行业中其他优势企业进行生产。假定高生产技术水平对应高生产率，在资本与劳动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模仿行业内优势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高于企业自身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企业会选择模仿其他企业进行新的项目，否则企业就会继续现有项目。
其菜系在我国餐饮市场的流行度被业界公开认为位居早期形成的四大菜系，稍后形成的八大菜系，以及如今已定格的十大菜系之首，已毋容置疑。如今海内外经营川菜的饭店是遍地开花，其经典菜肴也多被其它菜系的各大饭店借鉴使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上，还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结构和价值链治理有关。高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对应于高模仿效率，因此价值链嵌入水平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不同国家的嵌入结构与价值链治理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从价值链嵌入结构来看，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集中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服务嵌入，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则更多集中于各种实体商品的生产加工，相对于货物进出口，服务嵌入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工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9]。从价值链治理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会选择阻碍发展中国家进行企业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除此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研发投入有限，科研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不仅无法有效吸收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的技术溢出效益，反而会抑制研发投入，加工生产活动也会被限制在低技术水平环节，陷入低端锁定。
三 广义面板分位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基础模型与内生性检验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构建面板模型如下：
complexityit=α +β participationit+Xit+ε it
母亲睡着了是不能把她闹醒的，阿里自小就知道这个理。比方母亲吃过中饭就要睡一下，这时候的阿里绝对不能过去吵闹。比方母亲看电视时，会靠着沙发打个盹，阿里也是不可以惊动她的。
(1)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complexityit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participationit表示全球价值链嵌入，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ε it为随机误差项。大多数研究认为国家经济状况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同样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10]。为了避免人均GDP等经济状况衡量指标加入模型中引发内生性问题，本文没有将这些变量加入到控制变量内。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Xit包括基础设施(infra)、劳动力总量(labor)、贸易开放度(open)与研发投入(rd)。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检验对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进行验证。考虑到信息技术与全球物流系统的持续发展是全球化生产加工体系快速发展的技术基础，但两者对国家本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变化的影响并不直接，所以本文采用信息技术(inform)，物流发展指数(logistics)作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工具变量。
除了企业自身生产技术水平之外，企业模仿行业内其他优势企业的效率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通常，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越高，模仿效率自然更高。而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企业获取技术与知识溢出，实现自身技术进步，因此也对应于更高的模仿效率。相对于企业的预期生产率，行业的平均预期生产率的影响因素除了企业的研发强度，资本深化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三个因素之外，行业中企业数量、行业内部的价值链嵌入结构与价值链治理等因素同样会对整个行业的预期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
(二)广义面板分位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处于不同出口复杂度水平的国家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Powell提出的广义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广义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在协变量存在的情况下可以计算被解释变量关于处理变量的有条件分位数回归，同时计算被解释变量关于其他控制变量的无条件分位，其基本形式如下[11]：
(2)
进入山大王菌庄的厅堂，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阵阵茶香，展柜里分门别类陈列着一罐罐菌类干货、药草，以及各式各样的泡酒，很多连云南人都是第一次见识到。
(3)
当年暑假过后，汤甲真回到湖大，组织关系也秘密转到学校，由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季平与他单线联系，开始从事地下活动。
综上所述，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可以在工具变量存在的情况下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的有条件分位回归，同时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对其他控制变量的无条件分位回归，满足内生性与异质性要求。
上式中，
是一个关于其他控制变量X i 的函数，τ 代表分位点,
是一个关于工具变量Z 与控制变量X 的函数，V 是随机变量。由于δ (b ,τ )并不等于真正的处理效应β (d ,τ )，因此使用b 代表政策变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d 进行区分。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图1给出了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和普通面板分位模型系数估计的置信区间，对比发现：
PRODYp=RCAcpYc
(4)
(5)
其中，c代表国家，p代表产品，Yc为c国的人均GDP，Spc为c国p产品出口占c国总出口的比重。RCAcp表示c国p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p产品的出口复杂度PRODYp即为以所有生产p产品国家的人均GDP为权重的显性比较优势累加。以所有产品占国家总出口比重为权重进行求和，即可得到国家的出口复杂度。传统的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都是以各国分类产品的总量作为基础，没有考虑国内附加值中外国进口商品的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缺陷[12]。因此本文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标RCAcp采取了王直等提出的新比较优势指标，其将一国的出口值分解为16个组成部分，剔除了中间商品对贸易统计的影响[13]。
2.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
上式中，Y 代表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d 代表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令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X 为其他控制变量，U d 是随机误差项，服从U (0,1)分布。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d 与其他控制变量X 的目的是为了计算Y 关于d 的有条件分位数回归，同时实现Y 关于X 的无条件分位回归，以便更加灵活地研究不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异质性影响。为了简化说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本文只考虑Y 关于d 的无条件分位函数是线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分位点条件分布的系数估计如下：
由于出口产品加工中需要使用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因此总出口中包含有部分国外价值。除此之外，因对外贸易商品严格按照海关产品代码进行分类，缺少必要的信息对最终产品与中间品进行区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Wang等提出了一个生产活动分解框架，根据内嵌于各种商品的生产要素是否跨越边境来区分生产加工活动是否属于全球价值链生产，构建了前向、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两个指数来描述全球价值链嵌入[14]。本文中全球价值链嵌入依据Wang 等提出的前向价值链嵌入度的定义进行计算，具体公式表示为：
3.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6)
其中，Va′表示出口总增加值，V_GVC_S为简单GVC活动增加值，代表总增加值中只跨境一次的增加值，V_GVC_C为复杂GVC活动增加值，代表跨境两次以上的增加值。
贸易开放度(open)参考张雨等的做法，使用贸易渗透率指标进行衡量[9]。研发投入(rd)采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来衡量，基础设施(infra)采用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来衡量，劳动力(labor)采用劳动力总数来衡量,工具变量信息技术(inform)使用移动蜂窝订阅用户数量进行衡量，物流发展指数(logistics)使用空运乘客总数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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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技术复杂度(complexity)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IOD数据库共包括2000-2014年43个国家(地区)的数据，由于中国台湾省的部分数据缺失，故删除该地区数据，现有样本630个，在保证平稳性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不同变量指标间数量级相差过大，本文对部分数值较大的指标进行取对数或标准化处理，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
在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根据Levin, Lin & Chu(LLC)、Fisher-ADF和Fisher-PP这三种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所有变量均平稳。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形式，表2给出了随机效应、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与标准差，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表现显著。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P值显著小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2 模型选择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程度上显著；数值下方括号内数值表示t 统计值。
(二)内生性检验
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信息技术与物流发展两个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模型中所有变量皆显著。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P值为0.0418，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中因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引发了内生性问题。具体来看，由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participation)的系数为负，而固定效应系数为正值，说明加入工具变量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正向的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的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变量(open)的系数为正，同样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符号相反。相比之下，贸易开放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更符合现实情况。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participation)与贸易开放度变量(open)的系数发生了变化，说明工具变量的加入改变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内在影响机制，Hausman检验的结果同样证明了内生性的存在，因此，只有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内生性考虑在内，才能全面准确地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程度上显著；数值下方括号内数值表示t 统计值。
(三)广义面板分位模型估计
本文采用Powell提出的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处于不同出口复杂度水平下的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见表4)，并将估计结果与普通面板分位模型回归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普通面板分位模型中，所有分位点的系数都为正，而在广义面板分位模型中，高分位点的系数出现了负值。这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为正，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系数变为负值相对应，这同样说明加入工具变量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
虚拟化资源池分为服务器虚拟化和桌面虚拟化平台,服务器虚拟化平台采用超融合架构,根据海曙区气象业务发展需要,部署4台超融合一体机,通过2个万兆光口与万兆交换机连接,实现双链路聚合的存储通信,组建超融合虚拟化平台,用于数据收集处理存储、数据服务、电子档案管理、监控等业务系统。本次部署分布式存储资源总容量为60T,通过2副本方式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可满足未来2～3 a的数据量需求。超融合平台具备横向扩展的云计算特性,未来提升平台计算和存储,仅需新增x86服务器接入即可。
表4 广义面板分位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程度上显著。此处仅列了出口技术复杂度(complexity)变量的分位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因篇幅所限略。
图1 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和普通面板分位模型系数估计的置信区间比较
本文采用Hausmann提出的方法计算不同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普通面板分位模型和广义面板分位模型的估计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点。普通面板分位模型结果显示，即使不同国家间生产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全球价值链嵌入都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提升更明显，发展中国家会陷入相对的抑制作用，这与张雨的研究结论一致[9]。广义面板分位模型的结果同样表现出异质性影响，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表现出与普通面板分位模型完全不同的影响。广义面板分位的模型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发达国家表现出负向影响，而对低出口复杂度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工具变量的加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普通面板分位模型的系数分布在[3.11, 6.96]区间内，而广义面板分位模型的系数分布在[-16.73, 285.64]区间内，系数的均值远大于普通面板分位模型，系数的方差也更大。这说明广义面板分位模型加入的工具变量改变了不同分位点的系数分布，扩大了不同分位点间系数的差距，使整个分布波动更为剧烈。
熊庆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1893年生于云南弥勒，1969年去世。曾留学比利时、法国，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数学方面极有建树，同时专注于人才教育，主张“科学救国”，主持创办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
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广义面板分位模型中[0,20]低分位点的系数分布在[16.20, 285.64]区间内，数值远大于其他分位点且波动幅度较大，说明出口技术复杂度偏低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生产能有效提升国家生产技术水平。在[25, 65]区间内分位点的系数分布在[28, 76]区间内，变化幅度相对小，说明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到一定水平后，强烈的促进作用将会消失，表现为相对平稳的促进作用。而在[75, 95]分位点区间内系数为负值，说明当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能取得竞争优势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变为负向抑制。在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影响。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采用广义面板分位模型研究了2000-2014年42个国家(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促进低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但对高出口复杂度的国家表现出负向的抑制作用。以上实证结果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参与全球化生产、制订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主要结合中国当前生产技术水平的现状，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提升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不同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产业与地区发展政策。广义面板分位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处于不同出口复杂度水平的国家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国家应根据自身生产技术水平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一启示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的产业研究与地区发展。中国产业间发展不均衡，某些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仍有很多落后产业、新兴产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区域发展较快，在经济、科研、制度等各领域都已初步具备一定优势，而西部各省份发展相对落后，各产业技术水平不高。因此，针对生产技术水平落后的产业或地区，政府及各部门应积极推进本地产业融入全球化生产加工，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同时鼓励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或地区依靠自身科研技术实力自主研发创新。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其进展快，恶性程度较高，预后较差，死亡率较高[1]。肿瘤转移是人类恶性肿瘤疾病中致死性因素之一[2]，探讨肿瘤转移的机制对于开发相关治疗策略、降低转移相关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 200 核苷酸单位（nucleotide）的功能性 RNA 分子，参与包括 HCC 在内的多种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且与许多肿瘤的发展与转移密切相关[3-5]。
图2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动态变化趋势图
第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提升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图2对比了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与韩国四个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数值上看，不同国家之间出口复杂度的差距正不断拉大。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由2000年的-1.58提升到2014年的0.34，但与世界其他发达经济相比依然有一定差距。结合广义面板分位的结果来看，中国仍未进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高分位区域，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依然能从世界各国获得知识与技术溢出，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提升我国技术水平。
第三，构建基于国内市场和全球化生产网络有效对接的价值创造网络，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与产业。传统的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虽然给我国带来了全球化发展的巨大红利，但是一味依赖于出口导向对于长远发展不利，在近期动荡不安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扩大内需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快速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应积极倡导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释放国内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通过市场机制将资源转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倡导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
第四，建设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扩大我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是由西方各国主导完成的，反映的是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突破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制约，避免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水平链条上。因此，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5.由于国家对无形资产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的规定不够清晰明确，企业通过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来平滑企业利润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手段，既能够保障账面价值的稳定增长，赢得投资者满意，又能够带来一定的利润增长。因此可得出结论，盈余比前一年下降的企业更愿意将研发支出资本化。
[参 考 文 献]
[1] Gereffi G, Lee J. Why the World Suddenly Cares About Global Supply Chains[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1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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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REN Ying-hua, LEI Fa-lin, TAN Duo-duo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foreign trade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World Input-Output Table (WIOD) to construct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index and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 The generalized panel quantile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2 countries(regions) from 2000 to 2014.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level of countries with low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complexity, but for high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complexity countries, it has negative effects. So industries or regions with low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hen improve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At the same time, to improve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scientific strength industries or regions with high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should focus on their ow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Key words :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generalized panel quantile model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63( 2019) 04— 0083— 07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新时代产业升级的统计监测研究”(18BTJ044)
[作者简介] 任英华(1975—)，女，浙江东阳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风险管理与金融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