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健康与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一个更为健康、受过更高教育的个体所具有的生产率水平也更高。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宏观领域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在微观领域分析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健康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忽视。
早在1961年，Schultz就提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健康的个体具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和经济安全感，健康是构成个体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健康不佳会造成能力贫困和相对剥夺。提高穷人的健康和寿命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其他减轻贫困的发展目标的手段。正如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所阐述的：健康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减贫目标的手段。
国外已有文献对健康的考察，有些侧重于特定疾病如HIV/AIDS的蔓延或缓解对经济的弊利分析(Arndt and Lewis,2000; Bell,Devarajan and Gersbach,2003)，有些关注早期儿童营养对后期个体收入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测度(Nicola,Postlewaite and Silverman,2004)。而更多研究成果是有关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确认以及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度问题(Pritchett and Summers,1996; Bloom,Canning and Sevilla 2004; Bhargava,et al.,2001；Gallup and Sachs,2000)。
从宏观角度，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考虑稀缺资源在不同领域包括健康投资方面的配置，从促进经济增长层面来考虑健康投资的作用，这方面的文献尚属少见。如Van Zon和Muysken(2001)探讨了健康和教育两部门人力资本积累函数的区别：健康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减，而教育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增；健康能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因而在健康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之间存在着资源使用的权衡取舍，教育不直接影响效用。Agenor(2008)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虑健康和以基础设施、教育等为代表的其他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他们模型中，健康一方面直接影响消费，进入效用函数，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生产率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且健康的形成完全依赖政府公共支出的分配，不涉及私人决策问题。
国内对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都是在经验层面探讨健康的影响因素或采用因素分解测度健康不平等指标及不平等现状(封进、李珍珍，2009；解垩，2009；刘靖，2008)。国内少数学者也从理论上对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6)曾在一个扩展的技术内生化的Solow模型的基础上，将健康和教育以C-D生产函数方式合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两个部门之间分配使用，一部分进入生产函数，另一部分与现有技术水平一起决定了技术的增长率。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且不考虑经济的稳态均衡和转移动态。
余长林(2006)针对杨建芳等人的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修改了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的积累方式，但同样没有考虑两类不同人力资本在规模报酬和资源投入上的不同特点。王第海、龚六堂和李宏毅(2008)在扩展的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中讨论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识到了不仅消费能为消费者带来效用，好的健康也能提高个人的效用，因而健康能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另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具有两种效应：一是健康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总产出水平，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二是维持更高的健康人力资本需要更高的健康投资，在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这将挤占物质资本投资，因而健康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该文对健康特性的分析比较全面，但是没有考虑把健康-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更为宽泛的人力资本概念。
结合前人的理论基础，本文的模型构建试图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在包含健康和教育的更为宽泛的人力资本界定基础上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考虑健康和教育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和互补关系，并且由于健康和教育两类人力资本的不同特点，在Van Zon和Muysken(2001)模型基础上做出改进，构建健康和教育两类不同人力资本的积累函数；(3)充分考虑健康直接影响效用和通过影响有效劳动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特点，而且，考虑现实生活中，政府公共健康支出和私人健康投入同样有助于健康的提高和改善，对Agenor(2008)模型中健康生产函数做出修正；(4)对广义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转移动态分析。
本文的分析试图明确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从理论上确认健康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和贫困减弱的角度，提出有关合理的政府公共健康支出的政策建议。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模型的静态均衡分析；第四部分为模型的转移动态分析和仿真实验；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具有不变人口和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户，家庭户生产和消费单一产品。该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而且，私人投资既可用于产品的生产，也可用于健康投资。个体将有效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投入生产，另一部分投入教育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政府的公共支出具有公共品性质，可被用于生产产品和形成健康。政府通过税收方式为其支出进行融资。
(一)生产
产出y的生产，需要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
和公共部门的投资G以及“有效”劳动。“有效”劳动定义为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结合。劳动力的质量体现在家庭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H上，为简化起见，不考虑家庭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的差异。在不变人口的假设条件下，人口增长率为零，可将家庭总人口标量化为1。因此，整个家庭户的有效劳动为H，且劳动者只将其部分有效劳动时间用于产品的生产。假定生产技术是C-D型，则生产函数为：
其中1-σ测度健康对效用的相对贡献份额，θ＞0为跨期效用替代弹性，且σ(1-θ)＜1以确保瞬时效用函数具有凹函数性质。
家庭户的问题是，使得效用函数的现值最大化，也即：
(5)式表明，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在均衡时，增加一单位消费所带来的效应增量和把该单位资源不用于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所致的效用损失应该是相等的，也即在最优时，消费增量的边际收益(MU)和边际成本(以机会成本度量的效用损失)相等。同理，等式(5)和(6)表明，在最优时，个体在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边际时间价值应该是相等的，私人资本在不同部门(生产部门和健康部门)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也应该是相等的。
由(6)式和(9)式得：
命题5：在总体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健康对广义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大于教育。
图5 u随γ的变动趋势图
假如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和私人对于健康的维护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则可令κ=ξ=0.5。在Mulligan和Sala-i-Martin(1992)一文中，生产函数中只包含人力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类生产要素，因而两类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各占50%。但在本文中，存在三类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私人资本和公共投资。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私人资本应当比公共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更大，因而取α=0.5，β=0.35，则
。可见，且v[*]和β的取值满足稳态均衡存在时
的前提要求。而且，在外生税率τ给定的情况下，将上述参数值代入(25)式，即可得出稳态时的ω和χ值。
命题6：稳态均衡时，个体从理性角度出发，会将私人资本的大部分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小部分投入到健康积累过程中。因而，在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和私人健康投入具有相同意义的情况下，应加强政府公共健康支出对于健康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对于收入微薄的贫困地区，当个体健康投入不足时，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更显重要(同命题4)。
由上述分析可见，一旦γ取值确定，
的取值也随之既定。比如，若取
。因而，政府应该从最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和激励人力资本的形成结构。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总量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的分配，应该服从能最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则。由此，本文在(1/5，1/3)的γ取值范围内选取了三组代表性的γ值，由此计算出相应的值，并在给定相同初始产值的情况下，刻画经济总量随时间的增长状况(见图6)。由此可得命题7：
命题7：在健康对总体人力资本存量贡献份额更大的情况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图6中对应的三条曲线位置会向上平移，同命题3)。对于既定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投入教育人力资本积累时间更多的经济体，在未来10-15年后呈现出更快的经济发展势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会越来越显著。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教育和健康两类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所致。尽管健康是其他人力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但如果只有健康的体魄，而没有教育性人力资本与之相辅，难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能。当然，个体也不可能将全部时间都投入教育中，如此则生产难以维系。由图6显见，的合理取值应在0.2左右，这就与Lucas(1988)和Denison(1961)中对u*的估计大相径庭(他们分别为0.82和0.72)。
图6 γ随时间的增长路径
这种差异不难理解，在Lucas(1988)的文章中，生产函数由人力资本和私人资本构成，两类生产要素贡献份额各占50%，且人力资本仅包含教育，其积累函数仅仅取决于个体有效劳动时间的配置，与私人资本无关，因而有效劳动时间投入到生产中的比例较高。而在本文中，生产函数由人力资本、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三类生产要素构成，各生产要素对总产出的贡献份额分别为50%、35%和15%。不仅人力资本相较于私人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份额更大，且人力资本由教育和健康两类构成。教育人力资本的形成取决于个体劳动时间的分配，而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则取决于私人和公共投资，两类人力资本还必须形成互补性。这就使得压缩对总产出贡献份额较小的私人资本的形成(减少有效劳动时间分配到总产出中的份额)，去积累对总产出贡献份额较大的人力资本，从长远看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五、结论
在对传统模型中人力资本仅包含教育人力资本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最终产品、健康和教育的三部门模型来分析健康和教育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和互补关系，健康与教育两类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特点，它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健康、教育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模型的静态均衡与转移动态分析以及仿真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人力资本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范畴，其中教育和健康是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以C-D形式构建了包含教育和健康的总量人力资本定义后，本文发现，健康对总体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大于教育。这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政策层面上重视教育而轻视健康的错误观念，而且还提出了政府要重视人力资本结构的要求。
其次，健康与教育的不完全替代与互补关系，要求政府必须在公共投入和激励机制上进行协调。一方面要加大对于公共健康支出的投入(健康对于总量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份额更大)，同时也要激励个体对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与健康的互补性要求，当γ较小时也较小)。而且，还必须注意到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的平衡。一个比较注意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体，在未来10年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在未来50年后，其经济总量约为不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体的两倍(见图6)。
最后，从贫困减弱和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于私人健康投入不足的地区，政府应通过公共健康支出的增加来补足。这样，通过改善落后地区发展起点上的公平，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总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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