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上首先进入新社会形态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形态论文,现象论文,新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社会形态，几乎都是首先在旧社会形态相对落后国家中取得突破的。何以产生这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旧势力的阻力没有旧社会形态充分完善的国家的阻力那样大，新生力量易于发展、壮大，以致最终战胜旧势力，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本文试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其三者整合作用几个方面揭示这一历史现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除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准确推断其过渡的具体情况外，其余社会形态的突破都首先发生在旧社会形态相对落后国家。
首先是关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对这个问题，历史学界对于西欧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其上古下限的看法迄今没有多少异议。但对东方国家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界定却有诸多争鸣。不过无论对其封建化的时间如何界定，中国早于奴隶制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进入封建社会一千年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都是首先发生在旧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的国家。封建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西欧早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早于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东方（如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首先在像俄、中这样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都是不庸置疑的事实。
何以出现这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原因自然得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前进的具体进程取决于新旧社会形态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力与阻力的斗争，特别是取决于它们合力斗争的矛盾运动过程。新社会形态易于在旧社会形态不太发达完善的国家里首先诞生，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旧势力的阻力没有旧社会形态发展充分完善的国家的阻力那样大，新生力量易于发展、壮大，以致于最终能够聚集力量跟旧势力决一雌雄，最先取得胜利。
在旧社会形态发展充分完善的国家，旧的生产方式发展完善，经济结构比较坚固，自我调整机能强，能够比较有效地扼杀限制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有较强的生存能力。而在旧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经济结构不够坚固，自我调整能力差，新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冲破旧社会形态的束缚而萌生和发展。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生产关系都是如此。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例，西欧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庄园经济，一直停留在领主制经济阶段，没有过渡到比较成熟的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主要是在庄园内部结合起来，在家庭范围内结合起来的数量很少。慢慢地，工业便成为具有专门熟练技巧的部门，一般农家难以兼营；这样，庄园内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便可供交换，手工业于是开始和农业分离开来。专业化的和手工业农奴为了摆脱封建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便逃离封建庄园，到封建城堡、主教驻地、寺院附近及交通方便的渡口、港口、要道等地来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些地方由此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发达的城市。在新城市大量涌现的同时，罗马帝国时期的旧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也开始复兴，手工业生产日益发达，且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特别是这些城市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另外，西欧封建主到13～14世纪时，由于急需大量货币购买高级奢侈品，便开始实行货币地租，到15世纪时，这种形式已经在西欧国家普遍推行，逼使广大农民面向市场，先将劳动产品兑换成货币，才能缴纳地租；产品也就具有越来越多的商品性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封建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便通过收取大量赎金的办法给农民以人身自由。这些做法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分化。
城市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促使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生产者不断分化，一部分作坊主生产规模一步步扩大，而帮工和学徒则逐渐沦为领取薪金的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一部分商人开始将商业资本转变为生产资本，通过供给农民资金、原料、收购产品等方式成为包买商，购买了农民的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这样萌芽了。而不少西欧国家，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封建君主由于与大贵族、大封建主矛盾十分尖锐，便不得不去市民阶级中寻求支持，从而半推半就地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新成立的公司，鼓励航海和殖民活动。这不但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而且促使了一系列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商品倾销市场的地理大发现。这一切，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持久动力。
伴随着经济上的进展，政治上的保护，西欧的资本主义得到飞速发展，并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
而在封建制度比较成熟的中国，由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都比较成熟，小农经济发展充分，根基稳固，生存力强，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情况与西欧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地主制经济中，生产结构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男耕女织”是其形象写照），以小农业为基础，以手工业为补充。这种以小农经济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只要有一定的市场条件，是可以逐渐发展到商品经济并进而萌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的（这也曾是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是，由于这种生产结构有利于农户小家庭男女老幼的分工和协作，经济效益高于雇工经营和个体手工业者，这就使得农民家庭手工业难以与农业真正分离，结果自然也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即使是一部分手工业者专为交换、专为市场而生产，却又难以有广阔的市场支持。这是因为我国较早过渡到地主经济，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城市与农村都是为封建生产方式服务的、起不同作用的堡垒。城市是政治中心、防御中心、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故而我国的城市市场虽然十分发达，但却往往是达官贵人、城居地主购买消费品的单向流动，农村产品流向城市后，城市的手工业品却很难流向农村，这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难以产生真正的商品交换。同时，中国又有众多小市场，作为农村家庭小工业者出售产品的专有市场，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的补充，专业手工业产品是很难与成本低廉的家庭小手工业产品竞争的。同样阻碍了全国市场的形成。另外，中国又不是一个航海国家，加之明清时期封建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使得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几乎完全没有海外市场的支持。没有强大的市场启动和刺激，自然产生不出大规模的商品经济，难以形成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不管怎样，小手工业者在发生分化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握有较多货币资本的手工业者，一些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积聚了相当多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如果转化为生产资本，就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但是，在地主经济结构里，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地租收入稳定可靠，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高利贷者往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广置田产，而地主也经商放债。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经营结构和分配结构，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萌芽，难以壮大。
不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明清之际还是有了零星萌芽，如果能像西欧那样得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保护和支持，会有相当发展的。可惜，我国地主经济发达，很早便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不需要像西欧那样到市民阶级中去寻求支持（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西欧式的市民阶级），从而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相反，却起了阻碍和限制作用。一方面，国家多次调整土地关系，采取了垦荒政策、赈恤政策、招抚政策、蠲免政策等诸多措施，实行重农政策，扶持、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却把工商业者称为“贱民”，甚至把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对手工业实行派买，收取过重的税赋，严重损害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明代的矿业也由封建政府所垄断，禁止私人开采；到清代虽有松弛，亦不提倡。正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迥异，不但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比西欧晚了约两个世纪，而且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期，历经300多年，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仍是微不足道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没有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特点，但从已有的实践看，也是易于在落后国家建立。
二
政治上，旧的社会形态发展充分完善的国家，由于旧的经济基础稳固，从而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设施健全有力；由于统治阶级统治时间长，从而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因而政治实力强大，它们或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或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控能力，或二者兼有。而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基础不巩固，政治也往往落后，不可能有强大的政治实力。
罗马帝国高度繁荣的奴隶制，培育了罗马帝国强大的政治实力。其一，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使它能有效地对内镇压，对外保卫国家及进行侵略。其二，它前期实行的共和政体也有利于奴隶主政权的自我调控，有利于统治机构、统治政策的自我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内部矛盾。后来屋大维建立独裁政权后，它还有两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的时期，仍能经受长达两个世纪危机的震撼，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才灭亡，而东罗马帝国仍存在。
同是奴隶社会，但远没有罗马发达的印度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统一了印度的广大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帝国；但它的基础不稳固，统治机器不健全，只维持了40多年便瓦解了。公元一世纪初，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同样也没有维持多少时间便开始分裂了。
对封建社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东方的中国比之于西欧，政治上是强盛得多。中国一般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庞大的军队、健全的官僚机构；直到17世纪，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西欧的封建国家，不但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落后于东方的中国，而且政治上也是十分软弱的。它们大都存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封建割据，王权始终受到强大的封建主、封建贵族的挑战，受到强大的罗马教廷势力的挑战，英法直至15世纪中叶百年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其它国家，如意大利、德意志等仍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至于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这种特征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既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又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不但经济落后，而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20世纪初时，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政治实力上远逊于发达国家。至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更低的各类国家，政治实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三
旧社会形态发展充分完善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里，占着钦定的统治地位，深深地积淀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并能形成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顽固地维护旧社会形态的生存。而在旧社会形态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基础不够雄厚，政治上也不够强大，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也不够成熟，新的思想文化容易突破旧的束缚而得到发展。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无不如此。
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为例，西欧由于封建社会不够成熟，大约13世纪资本主义因素便开始萌芽，与此相适应，西欧掀起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很快形成了从哲学到文学艺术渗透于意识形态的每一个角落的庞大思想理论体系，摧毁了封建思想的反攻倒算，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来，又经过资产阶级众多思想家的一系列解释、综合及通俗化，逐渐渗透积淀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的思想意识之中，直到今天，仍然顽固地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服务。
而封建社会极为成熟完善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较西欧晚了两个世纪，因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萌芽较晚。直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魏源那里才有零星萌芽。黄宗羲认为言私是正当的，为了实现“天下之大公”，使“兆人万姓”都得遂其自私自利，就必须反对封建君主，因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1〕；此外， 他还明确提出工商“盖皆本也”〔2〕。王夫之针对程朱理学“去人欲， 存天理”的谬论，认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自见（自注：饮食，货：男妇，色）”“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3〕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就明确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应“不讳私”，“无耻言利”，甚至说富殖德，富又殖寿；但实际上他仍认为商品经济是“末”。魏源此时已能把商人的利益与国计、民生并提。可见在这些人的思想里，还是有工商业利益的影子。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明确论证过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有很浓重的封建色彩。因而，从整体上讲，他们仍然属于古代的思想家之列。
对比一下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界与日本思想界的情况，会有力地印证我们的观点。日本当时是一个跟中国社会相似，但却远没有中国的封建社会成熟的国家。二者的资本主义都得到一定发展，又同时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入侵，在文化传统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也都是封建儒学。然而，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方面，两国的思想界态度却有极大的差别。日本人明确提出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掀起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大力宣传引进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乃至政治学说，很快便摧垮了封建思想的反抗，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虽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但思想变革的情况却与日本迥然有异。一是这时中国的顽固派思想理论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反动思想的封建说教受到极度推崇。二是这时中国的改良派思想家远没有日本改良思想家思想彻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逊于日本的思想家。19世纪80至90年代宣扬改革的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等人，虽然都认为中国要变，但又都认为“变革”时应分清“本”、“末”，不能变“本”，仍然没有跳出儒家华夷之辩的立场。洋务派和康有为等维新派虽然对“变”的含义理解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几乎都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利益。到了20世纪初，中国竟还有不少人公开提倡要尊孔复古，可见中国封建思想之顽固、意识形态变革之艰难。
当然，旧社会形态发展充分完善国家的实力不是在其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单独表现的；而是在它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以一个有机整体限制和扼杀新社会形态的萌芽因素的。
注释：
〔1〕明夷待访录，原君
〔2〕明夷待访录，财计
〔3〕读四书之全说，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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