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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前几年谈论“东亚奇迹”，还是现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东亚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而要深刻地认识它的今天，我们又不能不回过头去看看它的昨天。当我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做这番探索时，我发现我不仅找不到类似A·J·P·泰勒（Taylor ）探讨欧洲国际关系的《争霸欧洲》那样的名著，而且连一本最新的概览性著作都找不到。1931年，美国出版的马士和宓亨利（H.B.Morse & H.F.MacNair ）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1955年出版的宓亨利和Donald F.Lach 合著的 《现代远东国际关系》仍然是英语世界中最好的参考书。相比汗牛充栋的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著作，东亚国际关系实在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难道东亚国际关系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吗？难道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引发国际关系巨大变化的重大事件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1937年～1945年的中日战争以及随后扩大成为的太平洋战争，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60年代～7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是不仅改变东亚地区格局，而且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国际事件。多少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旅美学者赵穗生教授所著《争雄东亚：从古老的中国世界秩序到冷战后地区多极体制》一书的面市改变了英语学术界对这一课题有意无意的疏忽。
赵穗生认为，学术界对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忽略主要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源于欧洲，这就决定了在此经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欧洲中心倾向。因此，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被吸纳到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东亚的战争与和平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然地被置于全球的大国角逐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近20年来，东亚经济奇迹和发展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从而多少转移对大国间战略互动模式的研究。在作者看来，随着东亚日益成为全球权力角逐的新兴中心，现在应该是把东亚整合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的时候了。作者的这一看法很有远见，而他的学术研究更有价值。
在《争雄东亚》一书中，作者采取了“以论带史”的研究法，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大国争雄为个案，对20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主要事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在理论上，作为政治学者的赵教授探讨了新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的异同。他认为，在一系列诸如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其对国家的影响、国际合作的困难等关键问题上，两者无甚差别，但在解释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上，经典现实主义注重的是人的本性，而新现实主义强调的则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在他看来，新现实主义是解释东亚国际关系的比较适用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权力的配置仍然是民族国家最关心的现实。在这里，权力表现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东亚的权力角逐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展开的。
在历史部分，作者紧紧扣住争雄东亚这一线索，从19世纪后期中国的衰落讲起，逐一考察了东亚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成为东亚的头号强国，欧美殖民大国为了约束日本而建立华盛顿多边体系，日本为独占东亚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苏联进入东北亚，美国称雄太平洋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使东亚成为冷战两极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随着中苏分裂、日本复兴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70年代美中苏战略三角的互动。柏林墙的坍塌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权力角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对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作者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和分析。在他看来，东亚的权力角逐由传统的军事较量扩大到经济、文化等新的领域。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东亚国家在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经济安全、环境保障和文化的完整。安全的内涵扩大了。尽管作者认识到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对共同环境的关注和文化上的交流可能会降低对军事力量的依赖，但仍不能排除东亚国家动用武力来保护国家疆域的可能性。如何解决东亚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军费开支也在不断增长的难题呢？通过对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1967年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两个区域组织的个案研究，赵博士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东亚区域主义（regionalism ）可能是避免东亚权力角逐失控的一种机制，它正在促使东亚国家通过这些区域组织来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东亚的区域主义比起欧洲和北美的区域一体化相去甚远，但仍然证明了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一样构成了塑造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因素。
东亚地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则是军备的快速增长。虽然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对抗的结束排除了引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但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问题却使东亚各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武装自己。随着地区强国军事的现代化，东亚正在走向一种捉摸不定的区域多极体制（regional multipolarity），在这种体制中，区域（当地的）强国的崛起和世界（外来的）强国的收缩交合在一起。这种新格局的前景如何？一些欧洲人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东亚正在重蹈19世纪欧洲的覆辙，“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一些东亚的领导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亚洲的智慧和时代的进步可以使东亚避免欧洲人的错误。作为政治学者，赵穗生不无谨慎地评论说，“没有超级大国或地区强国领导的稳定的同盟关系，区域多极体制中的均势将会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结构中固有的迅速转换同盟关系的弱点将会使区域多极体制处于不稳定和危险之中。如何控制这一变化不定的联盟关系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政治领导人，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学者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争雄东亚》虽然是赵穗生教授为美国大学生写的概览性著作，但是，对于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却又不容易接触到大量外国专题著作的国内学者来说，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它所综合和引用的五百多种研究文献为学者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作者虽然引用了一些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不够充分，特别是对国内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注意不够，如陶文钊教授的两本书：《中美关系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这一忽视也造成了一些常识性错误，如把清朝的理藩院看做是朝贡体制的管理者（实际上是礼部），把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规定误以为是1899年海约翰在门户开放照会中提出的。作者把“美国与东亚争雄”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可能是为了适合在美国的教学需要，但从全书的整体来看，显得多余而又唐突。
《争雄东亚：从古老的中国世界秩序到冷战后地区多极体制》（Suisheng Zhao,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Chinese World Order to Post-Cold War Reogional Multipolarity）赵穗生著，1997年圣马丁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