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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诗三百”的最早出处①。
作为《诗经》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在相关学术著作和通行教科书中，“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诗经》的篇数，再由此而生发，被认为是《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一种称谓。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普遍以此作为研究《诗经》学相关问题的出发点，没有人对此发生过怀疑。然而我们发现，这一学术史上的定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
今本《诗经》，不包括有目无辞的所谓“笙诗”，共有305篇。《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②《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③《汉书·儒林传》载：“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惟数谏劝者免。王式为昌邑王师，系狱当死，治狱使者责问其何以无谏书，王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由是免死④。可见最迟到汉代，《诗经》共有305篇之数为当时社会的共识。
在西汉时，或称《诗经》的篇数为“三百篇”。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有代表性的叙述⑤。司马迁称《诗经》305篇的篇数为三百篇，是举其成数。郑玄注《论语·为政》，解释“三百”一语时引“孔曰：‘篇之大数’”。邢昺疏：“案今《毛诗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内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数。”近人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毛诗概论》第一章《毛诗解题》据此说：“《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再则曰‘诵《诗》三百’，盖仅举其成数而言之耳。”⑥时贤持论多类此，不一一列举。
近代以来，学者以孔子屡称“诗三百”，加之汉代文献中有“三百篇”一语，遂以为“诗三百”或“三百篇”乃《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一种称谓。向熹所编《诗经辞典》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汉以后成为儒家经典，才称《诗经》”⑦。《诗经辞典》的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洪湛侯《诗经学史》引《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一段话，并将其标点为：“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⑧该书又说：“墨子认为《三百篇》不但皆可歌，而且皆可舞，与音乐、舞蹈的结合十分密切。”⑨在上引文中，《三百篇》被径直标为书名，这是当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典型表达。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等通行教科书，持说与此相类⑩。凡此可证，认为“诗三百”是《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一种称谓乃当今学术界的共识。
“诗三百”是否确指《诗经》的篇数，牵涉到《诗经》学史上争讼不已之诸多公案，如《诗经》的成书年代、《诗经》的成书过程、孔子是否曾有删“诗”之举及删诗的内容性质和程度等。洪湛侯《诗经学史》赞成“删诗”说。该书引宋人叶适的话：“《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然则诗不因孔子而后删矣。”(11)戴维《诗经研究史》认为孔子未曾删诗，又说古代虽曾有删诗之事，但删诗工作为周太师所作。该书在讨论《诗经》成书过程及孔子是否曾删诗时说：“当时古诗之数，像司马迁说的三千篇，殆不为过，周太师整理配乐，颁行于世，这种整理当然会包括‘去其重’这一工作，如果有初步定本的话，其数大约三百多篇，否则《论语》中说‘《诗》三百’，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就不可解了。”(12)
上述论争的双方都将孔子所称“诗三百”作为自己的重要论据，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他们观点迥异，但在对“诗三百”一语的理解方面却都共同采用传统的说法。这说明以“诗三百”为根据解释孔子时代的《诗经》篇数是学界普遍公认的学术前提。然而仔细考察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以“诗三百”为《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一种称谓，乃一种误解，以为孔子之前《诗经》已约三百篇之数的论断也大可怀疑。我们首先看一下“诗三百”一语在先秦文献中出现时的具体含义。据现存文献，孔子一共三次提到“诗三百”。两次是在《论语》中，一次在《礼记》中。在《论语》中，孔子除在前引《为政》篇提到“诗三百”外，还在《子路》篇中提及此语。在《子路》篇中，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引文系采用杨伯峻《论语译注》的标点(13)。杨伯峻在该书中两次皆未将“诗三百”标点为书名，是正确的。但该书认为“诗三百”一语系指《诗经》的“三百篇”之数，又将“诗”标点为书名，可见其仍持传统观点。细味孔子话语的原文，可知其核心在于“虽多，亦奚以为”，论述的出发点在“虽多”二字上。意谓诵诗虽多，不能致用，则毫无意义。《礼记·礼器》记载孔子论及“诗”与“礼”的关系说：“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14)引语中所提及的“一献”是一种规格较低的礼仪。《仪礼·士冠礼》：“乃礼宾以壹献之礼。”郑注：“壹献者，主人献宾而已。即燕无亚献者。献、酢、酬，宾主人各两爵而礼成。《特牲》、《少牢馈食》之礼献尸，此其类也。士礼一献，卿大夫三献。”(15)《左传·昭公元年》载：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16)
上引《左传》中的赵孟即晋国执政大夫赵武。按当时的礼制当享用三献之礼，郑国国君因有求于晋国，所以宴享赵武时特备子男所用的五献之礼以表尊崇，而赵武本人却要求用一献之礼，以示自谦。这一情节所述礼的等级规模可以与诸礼书相互参证。“大飨”是规格极高的宴飨礼仪。《周礼·大师》：“大飨亦如之。”贾疏：“此大飨谓诸侯来朝。即《大行人》上公三飨、侯伯再飨、子男一飨之类。其在庙行飨之时，作乐与大祭祀同，亦如上大祭祀师瞽登歌，下管播乐器令奏，皆同，故云亦如之。”(17)“大旅”是一种祭祀天地四望的重要祭礼。《周礼·典瑞》：“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贾疏：“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庙，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18)“飨帝”指的是郊祭之礼，这是周人以祖先配飨于昊天上帝的最为重大的礼典。较“大旅”为正式而隆重。《周礼·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贾疏：“上帝，五帝也，国有故而祭，故称旅也。”(19)可见“大旅”虽然也祭天，但它不是一种常规祭典。故孔子说它“不足以飨帝”。前述礼仪等级在性质及意义方面的区分，在《礼器》中讲得非常清楚。即：“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七献神。大飨其王事与？”“祀帝于郊，敬之至也。”贾疏：一献，“谓祭群小祀也”。三献，“谓祭社稷五祀”。五献，“谓祭四望山川也”。七献，“谓祭先公”(20)。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古注对前引孔子语的相关解释。对“诵诗三百”一语，郑玄注：“诵诗三百，喻习多言而不学礼也。大旅，祭五帝也。飨帝，祭天。谓若诵《诗》者，不可以强言礼。”孔颖达《正义》的疏解说：“‘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者，假令习诵此《诗》，虽至三百篇之多，若不学礼，此诵诗之人，不足堪为一献之祭。言一献祭群小祀，不学礼则不能行也。”郑玄指出“诵诗三百”的核心是“喻习多言”，从而可以使我们理解“诗三百”一语时不再拘泥于《诗经》的具体篇数。但他将“诵诗”与“学礼”对立起来，没有能够给“诗三百”一语的正确解释提供一个完整的逻辑前提，所以才有孔颖达的错误疏解。而将“诵诗”和“学礼”对立起来不符合先秦礼乐制度，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也不相符合。
关于“诗”与“礼”及“礼”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有扼要的论述：“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理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21)先秦时期，“礼”、“乐”二者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2)同时，“诗”与“乐”也具有浑言则同，析言则异的关系。“诗”为“礼的有机组成部分，诵诗亦为学礼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不能《诗》，于礼缪”和孔子在《论语》中所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以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相对照，可以知道孔子从来不将“诗”与“礼”对立起来。相反，他所一贯强调的是“诗”与“礼”、“诗”与“乐”的表里关系。
学者指出，礼不只是具体的礼节仪式，还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定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23)。孔子《礼器》中所言及的礼，指的是礼的一种狭义形态，即祭礼。在前引《仲尼燕居》中所言及的“诗”、“乐”、“德”是对礼的普遍要求。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礼的“缪”、“素”和“虚”。在古代“礼”的操作过程中，“诗”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礼有不同的等级和性质。在祭礼中，“牺牲玉帛”等相关物质要求及特定仪节乃至礼的精神，共同构成礼所具有的复杂内容。“诵诗”虽然是学礼、行礼的重要内容，但仅仅有它，远不能满足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礼的全部要求。
如此，前引孔子语中“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这句话的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即是说，“诗”虽然是“礼”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仅诵诗，即使诵读再多，对于礼的操作来说也是不够的，甚至连最低级的一献之礼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而从一献、三献、五献到飨帝所需的最高级的七献之礼，各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极为复杂，所以不能对“礼”轻发议论。人们在叙述先秦时期“礼“的多样和复杂时，还常常引用《礼记·礼器》如下一段话。《礼器》引述孔子的相关言论后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24)意思是说“礼”的样式和内容繁多，但其归结是一致的。除“三百”一语的用法外，这段话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全句在表达方式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除《论语》以外，“诗三百”连用还出现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25)孙诒让《间诂》：
谓舞人歌诗以节舞。《左·襄十六年传》云：“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是舞有歌诗也。墨子意谓不丧则又习乐。明其旷日废业也。《毛诗·郑风·子衿传》云：“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与此意同。
作为礼乐文化综合艺术的一般称谓，先秦时期的“诗”可以用来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歌”、“诗”甚至“舞”等各种艺术门类，而《诗经》只是一种有关“诗”的文学文本。《墨子》这里所说的“诗”不能解为《诗经》，“诵”、“歌”、“弦”、“舞”、“三百”也非三百篇之数，仅言其大肆习乐而已。
我们发现，先秦文献中“三百”一语往往并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种修辞手法。这一语言现象不止出现在“诗三百”这一语言组合中。《论语·宪问》：“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26)何晏《集解》：“孔曰：‘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齿，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夺之，使至疏食，而没齿无怨言，以其当理也。’”引文中管仲所夺的是“邑三百”，而《集解》释为“三百家”即“户三百”，其不合理是显见的。“骈”训“骈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闻其骈胁”。孔颖达《正义》：“胁训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27)“骈邑”一词的语言结构与“骈胁”相同，故所谓“骈邑”即骈连在一起的邑。“骈邑三百”即连成一片的若干邑。《集解》增字解经，不足为训。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三百”一语的误读。
先秦文献中使用“三百”一语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左传·僖二十八年》所记晋军攻入曹国后晋文公与魏犨君臣的事迹：
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
爇僖负羁氏。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28)
晋文公攻打曹国的表面理由是“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所谓“乘轩者三百人”，杜预注解释为“言其无德居位者多”，而非实指其乘轩者的人数。而魏犨为显示身体无恙而“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若据字面理解，尤令人匪夷所思。关于此二句，杜预注：“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励也。”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跃以疾生名，故以距跃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过也。曲踊以曲为言，则谓向上跳而折复下，故以曲踊为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伤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为六百跳也。杜言“百”犹“励”，亦不知励何所谓，盖复训励为勉，言每跳皆勉力为之。”受重伤者固“不可为六百跳”，即使常人如此也不可能。故前人将这里的“三百”作“勉力”解，这是惟一可通的解释。这是表达“三百”在先秦时期意义的典型语料。
孔子所言“诗三百”既与《诗经》有关，在关于“三百”的语料中又以《诗经》为最早，我们就来看《诗经》中的有关例证。《诗·曹风·候人》中有“三百赤芾”一语。《候人》篇说：“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芾”是一种古人的衣饰，着于腰下膝上(后人以其穿着位置将它称为“蔽膝”)，“赤芾”是红色或彩绘的“芾”，是具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29)。候人是送往迎来的小官，而着此高级衣饰，故被讥刺为“不称其服”。就本文而言，值得注意的是“赤芾”每人每次只能穿着一件，诗称“三百赤芾”者，盖言其衣饰之盛而非实指穿着有“赤芾”三百件之多。《魏风·伐檀》中“三百”语三见，即：“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囷兮？”“廛”，《毛传》：“一夫之居曰廛。”“亿”，《毛传》：“万万曰亿。”郑笺：“十万曰亿。三百亿，禾秉之数。”按郑说是。《逸周书·世俘解》“武王俘商旧玉亿有八万”，即言武王一共缴获商人的旧宝玉十八万枚(30)。又高亨先生以为“亿”可解为“庾”，粮谷堆在场上为庾(31)。“囷”，《毛传》：“圆者为囷。”孔子颖达《正义》：“《月令》‘修囷仓’，方者为仓，故圆者为囷。《考工记·匠人》注云‘囷，圆仓’，是也。”结合前人解说，从该篇诗歌的内容来看，“三百”也者，皆言“不稼不穑”者获取之多，非实指其数。《小雅·无羊》中有“三百维群”一语：“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郑笺：“尔，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复古之牧法，汲汲于其数，故歌此诗以解之也。谁谓女无羊？今乃三百头为一群。谁谓女无牛？今乃犉者九十头。言其多矣。”郑玄解此诗意为“言其多矣”，甚得诗旨，然以“三百头为一群”则系明显误解。按“三百维群”即“三百其群”。“三百”群乃极言其畜牧之盛。以三百为一群实乃误解。《无羊》有“三十维物”一语。《毛传》释为“异毛色者三十”，非言同一毛色者有三十头牲畜。《周颂·噫嘻》有“十千维耦”，即以万耦为耕，非言以万人为一耦也。郑笺误释之根源即在于以“三百”为实指，不明其为虚数之故。
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三百”与古人有关“数”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清代学者汪中《释三九》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解说。汪中说：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九为之节，《九章》、《九命》之属是也。此制度之实数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32)
“虚数不可执”，即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不可拘泥于数字的表面，是解读相关古代文献的关键理论之一，这和孟子所言“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33)是一个道理。
对于“三百”作为先秦时期极言其多的“虚数”性质，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三百”，由“三”与“百”构成。“三”既往往言多，“百”之为数更是如此。《诗经》中“百”字皆用为言其多。诸如“百夫之特”、“人百其身”(《秦风·黄鸟》)，“以洽百礼”、“百礼既至”(《小雅·宾之初筵》)，“其始播百谷”(《豳风·七月》)，“凡百君子”(《小雅·雨无正》)，“逢此百忧”(《王风·兔爰》)，“播厥百谷”(《小雅·甫田》、《周颂·噫嘻》、《周颂·载芟》)，“百堵皆作”(《小雅·鸿雁》)，“百川沸腾”(《小雅·十月之交》)，凡数十见，莫不作此解。就“三百”一语在先秦文献中出现时意义的统计和分析表明，它是王国维所言的“成语”，而“成语”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来解说。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若但合其中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诗》、《书》中语此类者颇多”，“知古代已有成语，则读古书者可无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之失矣。”(34)
如是，《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语的正解当为：“‘诗’有很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就是‘思无邪’”。
注释：
①(26)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第2510页。
②⑤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936页，第3300页。此语又见《报任安书》，文字略有异同。参见《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5页。
③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08页，第3610页。
⑥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1983年版。
⑦参见向熹编《诗经辞典》“诗经”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⑧⑨(11)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页，第39页，第11页。
⑩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2)戴维：《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
(14)(20)(21)(22)(2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442页，第1442页，第1614页，第1529页，第1435页。
(15)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953页
(16)(27)(28)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021页，第1815页，第1824页。
(17)(18)(19)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796页，第778页，第777页。
(23)李学勤：《古代的礼制和宗法》，见王力等著《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25)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75页。
(29)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34页。
(30)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31)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32)汪中：《述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3)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735页。
(34)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观堂集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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