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90年代的乡村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声音论文,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进入90年代，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中国文学在80年代的那种轰动喧腾的热闹景象成了昨日黄花。在金钱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夹击下90年代文学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存在，而其中尤以乡村小说为甚，其独有的品格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当然，把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作为一个群落放在一起来谈未免冒险，因为虽然它们都写中国的乡村和农民，但其中却有着大异其趣的创作宗旨与创作风格，艺术成就也良莠不齐。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苦涩、艰难，甚至连最起码的温饱也达不到（如曹乃谦的“温家窑”系列），往往有着畸形的关系和丑陋的人性（周大新《走出密林》），但也有着温馨、美好、其乐融融的一面（如迟子健的《亲亲土豆》，赵德发的《通腿儿》，孙宇的《乡村情感》）。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即使在现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仍是复杂多样的。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然而这样的分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不存在某种共同的可言说性和相似性。在我们看来，无论反映现在还是审视过去，90年代乡村小说都蕴含着一种使文学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东西。对这种生机和活力的阐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学脉搏，为文学未来的发展寻找更为坚实有力的依托。
一
如果说90年代是一个价值崩溃、人文精神失落、生活日趋平面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坛充斥着大大小小消解精神生存的世俗文本，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批判立场被排斥和喜剧化，那么90年代的乡村小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无论回溯过去还是描写现在，乡村小说都以一种充满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乡间社会，弘扬人性，追寻人生的真正意义与存在价值，以一种击浊扬清的英雄主义情怀对抗着甚嚣尘上、躲避崇高的世俗文化大潮。在它们的作品里，贯穿着的是对普通农民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而这正是80年代匡时济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这首先体现在它们对近百年来以中国农民贫困、匮乏的生存现状与愚昧、扭曲的精神状态的昭示和批判上。从《丰乳肥臀》到《九月寓言》，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苦难意象。这除了二十世纪太多的血腥杀戮、欺骗奴役使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难以无视这种残酷的历史现实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从思想深处反对那种把苦难看作人类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观念，在他们的眼中，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些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些人的幸福抵消，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现实中的苦难，任何以历史的名义将苦难合理化的作法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他们展示了中国现代的农民，怎样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境中，在争权夺利、血流成河的仇恨中，像《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一样苦苦挣扎。而1949年以后又怎样在极左政治的笼罩下牺牲着生命的尊严。如《马桥词典》中的盐早，就因为父亲的“汉奸”帽子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受尽歧视和屈辱，最终成了一个不是哑巴的哑巴。另一方面作家也写出了这种苦难生活对农民心灵的压抑和扭曲，如阎连科“瑶沟系列”中的青年农民，怎样为改变命运而不择手段。然而他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让瑶沟小村的人不再被人无休无止的欺侮，起码每年的返销粮不比外村少，浇地时不被外村强行截断水源。就是参军，也不过是为了能提干，因为只有提干了，才能“渡过那条苦水河”、“整个人生才能翻个个”。这些愿望是那样地卑微，然而在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和严酷的户籍制度，以及极左政治的多重束缚压制下，农民，尤其其中不甘沉沦的年青人，是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遇的，他们只能为最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却又最终逃不出命运的捉弄。90年代乡村小说也描写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然而生活条件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就一定能带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原来的轨道上，人们的文化素质并没有跟着相应的提高，那么金钱很可能会成为丑恶的帮凶，加倍毁灭着人性中的美和善。《走过乡村》（谭文峰）就深刻地写出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在金钱面前丧失了起码的良知。就因为倪土改的几个小工厂使全村农民大部分成了工人，享受到了富裕起来的滋味，而面对他强暴少女倪豆豆的丑行，村干部们、村民，甚至倪豆豆的家人，就丧失了起码的道义感，对倪豆豆的上告百般阻挠、迫害。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现实。
90年代乡村小说，尤其“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是继承了80年代“改革文学”关注现实、探索人生的传统的。它们把文学从形式的桎梏和个人琐碎欲望的无节制渲染拉回到时代生活的激流中，拉回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另一方面，它们，尤其以描写“过去”为主的乡村小说则继承了“寻根文学”的传统，把文学的目光从农民生活的表层伸向民族文化的深处。兴起于1985年的“寻根文学”是乡村小说的一次突破性发展，他们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2期。 ）他们的努力把新时期文学的求索系统推向“文化”这一更广大、更为深远的视野，从而为新时期文学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同样，90年代的乡村小说也往往不满足于题材本身的限制，在描写农村生活的同时，常常把表现对象放到更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上去审视，表现出对穿越个别人的生活，直抵民族和人类生存本身的强烈愿望。例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借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概念和视角，通过对马桥人生活中普普通通的150个词汇的清查， 发现了村民们的愚昧顽劣，也感触到他们在生活重压下的顽强、坚韧、幽默和旷达，更认识到数千年来支配以马桥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并不是什么语言，而恰恰是那些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种对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学和人类学思考无疑大大加深了作品的厚重感。
90年代乡村小说还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寻根文学”文化寻根的发展和超越。他们大部分不再像“寻根文学”那样在穷乡僻壤、蛮荒异域和一些怪异的民间人物身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而是将反思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中国大地，在普普通通的乡民身上探寻民族的内在痼疾与活力。陈忠实的《白鹿原》就以他对占据中国几千年社会与思想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它影响之下的中原文化规范的深刻体察与把握，展示了中国人世代相传承、可以说渗透在民族心灵深处的精神特质，例如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乡村地主、宗法社会的族长形象，他信守仁义、勤劳严正，耕读传家，禀承了儒家教义的全部精华；同时他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和封建等级观念全力维护着乡间的既有秩序，可以说，他就是中国社会所倚重、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的生活秩序和伦理原则的化身，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的文化意识与人生追求。这种反思无疑更深刻也更准确地触摸到了民族文化的脉搏，从而也将乡村小说的文化寻根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莫言的《丰乳肥臀》则在批判的意义上完成了对自己和80年代“寻根文学”的超越。和充满阳刚之气的“我爷爷”“我奶奶”相比，上官金童实在窝囊得不成样子。他恋乳成僻，拒绝长大，任何人都可以欺侮和辱骂。正是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婴儿”，彻底击碎了80年代刻意营造出来的“阳刚之气”，揭示了我们民族国民灵魂内在的虚怯与残疾。
二
面对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处境，90年代乡村小说以真正的文学崇奉者的精神默默前行，在困境中构筑着新的文学大厦。刘醒龙、关仁山、何申等人采取的是紧跟社会大潮、全方位观照当前社会现实的方式，力图重返中心。土地承包、进城打工、乡镇企业、贪污腐败等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均在他们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他们以现实主义的魄力和勇气，直接深入到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广大农村，全方位地展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发展走向，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化的浪潮中的盲目、困惑、痛苦和蜕变。无论《分享艰难》、《村长》，还是《太极地》、《早春》，作家们关注的正是改革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国家和全社会亟待解决中的问题。而且他们在揭示矛盾冲突时，往往表现出社会进程中蕴含的生机和希望，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虽然深陷困境，但从乡镇干部到普通农民，都有一种“分享艰难”、同舟共济的思想，因此困难和问题最终都得以化解，而这一切，正是老百姓所希望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正因如此，这批乡村小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这不能不称之为一种奇迹。
刘震云、陈忠实等人则在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中发展起一种可贵的民间化立场和个人化风格。所谓民间化立场，是与此前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集体话语相对比而言的。90年代的这批作家却在从“中心”退居“边缘”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主流价值观念的疏离和对私人经验的强调，这使他们得以建立真正的民间化立场。作家不企望进入中心，自然无须遵守“中心”的话语秩序，也不用靠“中心”的认同来证明自我的存在，这使得他们的文学目光得以从中心转向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深处，在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的表现中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并把我们以往由于意识形态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人物、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写中国农村从民国初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文革时期的历史演革，就完全摆脱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理论束缚，从普通村民的角度，审视马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认为这一幕幕的“历史”，不过是一场场争权夺利的闹剧，每次遭殃的不过是一些无辜的村民。这种对乡村历史的认识，无疑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原有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叛和颠覆。同时也表明，作家关注历史的目光已从外在的社会历史转向其中的个人命运，以微观的个体悲欢替代了宏观的历史叙事，从而也就更具有了发人深省的力量。而中国“最后一个地主”白嘉轩和“关中大儒”朱先生（《白鹿原》）等被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所忽视的文学形象的出现，也正是文学转向民间化立场才可能有的收获。
边缘化及其对“民间化”立场的促成还带来了创作主体的解放和创作心态的自由，因为在边缘处写作、在边缘处叙事对于作家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以及随心所欲地营构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都十分有益。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在90年代出现了一种真正的艺术多元化景观，尤其《白鹿原》等作品，几乎每一篇在思想内容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而且都不乏艺术创新的巨大魅力。《白鹿原》厚重的史诗风格、《九月寓言》散文式的空灵，《丰乳肥臀》狂奔的想象力和奇特的意象、《马桥词典》以乡间普通词汇巧妙切入中国乡村生存状态与文化积淀的独特形式，都给90年代的文坛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它们每一篇都卓尔不群，相映成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可以称得上是90年代文学的典范。而这正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解放的体现，因为审美的个性化反映的正是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把90年代中国文学的边缘化理解成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特殊机遇。
三
如前所述，90年代乡村小说以其炽热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其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民族文化的深邃思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在许多方面将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90年代的喧嚣世俗。应该说，只有它们才真正代表了90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90年代乡村小说是没有缺陷的。事实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的局限已严重制约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现在，是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与新写实、新状态、新市民等反映当代生活的城市文学相比，90年代乡村小说除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外，大部分的目光都放在了过去的历史变迁中，而急剧变动的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固然算不上是缺点，但也反映出作家们对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把握乏力。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批90年代乡村小说高掣的仍然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大旗，而这个立足于西欧启蒙运动、以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为命题的思想潮流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的那些通过“理性化”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并促成人的主体的自由、幸福的信念正遭到后现代思想家们深刻的质疑。更为重要的，中国“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 期。）。曾经作为这种现代化目标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启蒙主义已部分地丧失了其先锋地位，面对90年代市场化和资本化这一全新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无论中国的思想家还是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如何超越它的原有目标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诊断和批判”（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还尚待时日。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为数不少的作家采取的一种盲目排斥现状、全盘“向后转”的态度。他们要么逃离城市，魂归山野，在纯朴的乡民身上寻找人性的复归，要么把昔日的故乡或“梦幻”构筑为“永远的绿洲”，以安置他们无所归依的灵魂。而城市和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则成了他们共同排斥的对象。如以“瑶沟系列”等作品批判乡间社会的愚昧、专制、不公而著称的高产作家阎连科，一涉及到当代现实，就笔力滞涩起来，不多的几篇也一味地将人物的现实困境归结为金钱的腐蚀和城市的堕落，如《黑乌鸦》、《老屋》、《黄金洞》……，而他恰恰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类，那些汗漫不羁、任性“横活”的“东京九流人物”恰恰是生活在城市里，只不过是古代的城市罢了，这不能不暴露出作者思想深处的巨大矛盾。另一个典型代表张炜，在他的近年创作中，不断出现“回归”“野地”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城市是一片被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注：《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将从最能代表他这种思想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发现这种观念的内在矛盾和荒谬。按作者的意图，这部小说展示的是农村生活的“真正欢乐”，然而形象往往大于思想，作品的形象世界不会完全等同于作家的主观倾向，它们往往会突破作家思想的狭隘束缚，以生活的内在逻辑展示其本来面目。和作者的愿望相反，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苦难和血腥，尽管作者也的确写出了农村中欢乐、恬美的一面，如年青人田间、地头、夜晚的欢快嬉戏，那种“劳动与爱”的欢乐，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种欢乐的短暂、表面化和浅层次。因为一旦真的涉及到人生大事，如婚姻、如生活道路，几乎没有一个年青人有自由选择的权，他们往往受人摆布，不由自主。假如真如作者所说“女人的命运如何可衡量出一个时代是否是一个尊重人的时代，一个温和宽厚的时代”，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女人像牲畜一样被毒打和虐待。就这样，作品以乡村生活本身的苦难真相无情地击碎了作家的一厢情愿，构成了他乌托邦梦想的一个绝妙反讽。
“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是不回避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批小说也的确写出了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写出了农民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解释和反映的肤浅与简单化。他们写改革的艰难，但这种艰难往往仅止于一些表层的现象和问题，因而解决起来也十分容易。有的即使触及到当下最尖锐的农村基层问题，但却常常把一个个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加以简单化，喜剧化，给予这些悲剧一个圆满的解决，或在结尾透露出无限的希望，而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则根本未进入他们的故事中。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故事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因而也不能真正写出农村改革的艰难和危机。如王祥夫的《早春》写投壁县的农民同政府产生了“种子矛盾”，官僚作风使这一矛盾激化，最后县委采取了改错补救措施，农民也做了宽容让步，矛盾立马得以化解。何申小说《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德林整日忙于工作，忽略了家庭，夫妇关系破裂，乡里的工作又受到上级和竞争对手的牵制，因而十分苦恼，但最后在农民和手下的理解支持下又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即使处于“艰难”时期的西河镇（《分享艰难》），也不过随着领导之间权力之争的淡化、政府各部门之矛盾的调解，自然灾害的补救，民心的渐渐稳定，使一触即发的经济政治危机得以解决，而且所有的人，从领导干部、乡镇企业家到农民，都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思想，因而艰难得以分享，困难得以战胜。这种对社会现状的意识形态化的描写显然不可能真正逼近和探寻到社会和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像洪塔山（《分享艰难》）这种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他们所谓的“有本事”就在于他们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钻空子、吹牛拍马、拉人下水、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等各种可怕的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手段去弄钱，他们的得势正暴露出我们当前体制与文化上的巨大弊端，对此，作家不但不去批判和反省，反倒认为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就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不能不暴露出作家思想观念上的内在偏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场全面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作家们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和认知准备，他们不能从当代生活中充分意识到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从这种历史出发去寻找新的表达，而是匆匆地将当下尚未完结，难以预测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稳定统一的意义系统中去，而他们所依据的这个意义系统往往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回声罢了，这不能不暴露出作家们对历史发展认识的肤浅。
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要想真正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还应该拥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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