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进程中的生活观转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5-0031-34
在社会生活中，信息化正在由专业术语演变为大众用语；在观念世界里，人们对生活的看法也在经历着由科技进步而激发的大震荡。此时，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的生活观是否会因信息化而产生历史性的转型？
一、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质及其对生活观的转型要求
1.现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生活空间变化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当代科学哲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此时，科学技术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具有独立地位，又部分地依赖于支持它的社会。科学技术史表明，有些概念框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概念框架）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会引起科技与社会的巨大变革。现代信息技术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的概念框架，它将对社会进行剧烈的冲击，并推动人类生活观的转型。
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质，是由其独特的技术特性所决定的。首先，现代信息技术几乎对任何信息都能进行数字化处理，因而具有成本低、易传输、高保真、有利于再创造等优势；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形成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从而打破传统的时空观，把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再次，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极大的容量，因而可以产生巨大的存储能力和极快的处理功能，当其在网络中运作时则会成为一种革命性工具；最后，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很高的带宽（bandwidth）， 从而为信息洪流提供必要的快速通道。
作为人类信息器官的扩展，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同步前进，并不断发生着革命性突破。一般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是信息通讯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飞跃；而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则是由印刷机所导致的，也就是由机械技术应用于信息通讯领域而形成的。……而今，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结合、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所发生的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将远比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要巨大而深远得多。”（金吾伦：《信息高速公路与文化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1）。）其中， 生活空间的变化是诸多影响中的显要之处。
现代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生活空间变化，包括物质环境、人际环境、消费资料等多方面，较为集中和典型的则是沟通方式的变化。语言，作为信息交流的第一载体，始终是人类沟通的基本形式，也是决定生活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文字的出现，虽冲淡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概念，使得跨时空沟通成为可能，但却存在着异步沟通的“时滞”障碍。因此，由印刷技术所引发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并没有动摇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生活空间。由计算机通信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互联网络的出现，则基本上消除了跨时空沟通的障碍，使人类沟通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也使人类生活空间大大地扩展了。
2.信息化对生活观转型的客观要求
人的生存形式是在一定生活空间中呈现出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生活方式是生活活动主体依据自身的需要而对社会提供给他的生活条件加以利用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利用’正是主体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对生活资源加以选择、组合、配置的过程与结果。”（王雅林：《繁难的超越——市场经济与生活方式建构》，2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这就是说，在相同的生活空间内，人们会因其生活资源的不同配置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样式，而决定这种生活样式的深层因素则是其生活观。
另一方面，尽管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千差万别的生活形式，但同一时代的人总会因其更多的“同质性”而区别于另一时代的生活形式，而这也是其生活观所决定的。换言之，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观，时代的变化也包括生活观的转型。由于生活是主体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因此人的生活观要历史地受到物质生产和社会形态的制约，并在总体上与人类科技进步保持同步演进。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由于生产能力较低，人们必须用绝大部分时间从事食物的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维持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即使是感情味颇浓的家庭生活，也“基本上是柴米油盐的经济工作。夫妇间先得把这些基本事务打发开了，才有讲求兴趣相投的资格”。（费孝通：《生育制度》，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生产力的不发展必然造成人的不发展，因此农业文明中人类生活观的典型形态是物质型的。进入工业文明，人类已摆脱了对大自然的直接依赖，推动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准的重要杠杆已转为对能源的开采和利用。此时，先进的生活方式总是与高能量型的生活工具和生活资料相对应的，人类生活观的典型形态也实现了一个由物质型向能量型的跃进。正在到来的信息文明，将使人类社会的基础性资源由能量转到信息，从而为高信息型生活方式竖起“现代化”的旗帜，并将促使人类生活观向信息型快步迁移。
社会发展表明，人类生活观的基本形态从根本上说要受到一定的生活空间，尤其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正是由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中不同的生活空间和主导技术，才导致人类生活观走了一条以物质需求为基础，不断向高能量、高信息发展的“大轨迹”。从另一方面看，人类生活观也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内在基础，正是人们不断演进的新生活观，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涌流不止的活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对于高信息生活方式的主观要求会由于“示范效应”而几乎自动地产生并膨胀，并最终演进为与信息文明相协调的生活观。
二、生活观转型中的工具建设
1.生活工具对生活观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生产力与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一般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看来，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活工具应该是生活观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人类生活观的历史形态在本质上是与其所占有的生活工具相对应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项划时代的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生活工具质的飞跃，并将其转化为生活观的演进。18世纪的蒸汽机技术使工业生活用具取代了手工业生活用具的主导地位，并使人类生活观步入工业文明；19世纪的电气技术使生活工具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类生活观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将以提高生活工具的信息含量为杠杆，使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转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工具对生活观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任何生活观的存续，都需要与之相应的生活工具做基础；任何一次生活观转型，都需要更先进的生活工具做支撑。因此，工业文明型生活观向信息文明型生活观的演进，是以人类生活工具的信息化为前提的，而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不断提高，则机制性地制约着生活观演进的幅度和时限。
2.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及其对生活观转型的物质支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关键性的科学技术则是推进生活观转型的第一动力。因此，在人类生活观向信息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加强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特点的“工具建设”，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高信息含量生活工具的设计与使用。
生活观的演进，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生活观转型的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要与信息资源相匹配才能发挥其效能，而信息资源则是一种前途无限的新型资源形式。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形式，以“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为代表，它将成为信息社会的“中枢神经”。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可以支持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全过程，并与国际互联网络一起改变人们的交流、工作和生活，成为生活观转型的支撑系统。
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除物化为巨型工具信息高速公路外，还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工具不断增加信息含量，这是“工具建设”的最终体现。生活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人类生活过程的特征，生活观的演进也是从生活工具的进步开始的，当代生活工具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其信息化程度上。因此，随着人类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提高，其生活观的转型就会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作为后发国家中的大国，及时认识并抓好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江泽民同志不久前指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
三、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建设
1.生活观转型的制度需求
信息技术的嵌入，对人类既存的生活观是一种冲击，这是社会生活步入新天地的必要的震荡。面对新的生活空间，“破”是必要的，但“立”也是必须的。当生活观开始向信息文明演进的时候，信息技术也在形成着自己的“游戏规则”。
目前，人们在谈论信息高速公路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上的公路的确也需要一定的空中交通管制”。（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68页，海南出版社，1996。）在信息化进程中，生活观的转型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活动的有序化。所谓信息活动的有序化，实质上就是信息生活新制度的生成和创立过程，即信息行为习惯、信息伦理以及信息法规制度的确立过程。没有这些社会要素，信息活动将出现“无序”，其对生活观转型的作用也会因此而缺少价值。因此，人类生活观的转型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制度需求。”
2.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随着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的加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关于信息活动有序化的制度需求。相比之下，“制度变化的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122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因此，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后发社会，应该主动负起“制度供给”的责任，将信息活动有序化作为推进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的重要一环。为此，洞察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做好信息化进程和生活观转型中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进行关于信息问题的理论研究。目前，理论界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既不是物质的属性，也不是意识的属性；更不是介于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第三态’”。（胡继武：《信息科学与信息产业》3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如果是这样，那么信息哲学应如何建构？这类理论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因为信息文明中的制度创新不能也不会以传统理论为基石，而生活观的演进也不应是沙滩上的欲望。
其次，是合理而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的形成。这是非正式约束中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确立一些起标准化作用的惯例。尼尔森和温特尔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工具理性）固定下来成为习惯。熊彼特认为，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在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这类合理而良好的信息行为习惯相当重要，它包含着信息伦理以至法规制度的胚芽，是生活观演进的社会路标。
第三，是信息伦理的确立。巴格认为，在当今伦理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世界中，找一种简单的、每一个人都赞同的标准的道德规范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做这种努力是无用的，对具有不同哲学世界观的人来讲，同意相同的标准——尽管出于不同的理由——还是有可能的。他指出，以前的技术被取代了，但基本的行为准则并不会因此而过时，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依然可以运用于目前的技术革命。可以预期，被人类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合理的伦理准则，其内核应该得以保留，改变的只是它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具体形式及其为生活观转型所给定的历史空间。
第四，是信息法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一个国家的信息能力是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而信息法规制度的完善则是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表征。信息法规制度既反映信息活动的内在要求，又代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是信息化发展较为成熟的产物。因此，既不能操之过急，又必须早做准备，这样，就可使生活观转型具有必要的社会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