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完整的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完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呢？在我国历史学界、历史教育界以及更广的社会界域中，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历史观是真理论历史观。此种历史观亦称历史真理论，[1]P386其特点是将真理论作为指导人们认识历史的理论武器，以追求真理作为历史认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根本目标，进而将“为真理而斗争”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真理论历史观视客观历史现象为历史认识的对象，因历史现象是以过去时态存在的，无法直接感知，认识主体便借助史料中介去“再现”和认识它。谁的认识与历史事实相符，谁就获得了真知，掌握了真理。符合论是支撑真理论历史观（历史真理论）的核心观点。有的研究者总结性地写道：“怎样的历史认识才能称之为真理呢？通常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就是‘真’或‘真理’，这也就是一般认识论中的‘真’或‘真理’的符合论解释。”[2]P47真理论历史观属于正确历史观的范畴。
但是，如果把历史观局限在真理论的界域中，仅用真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客观历史现象，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从本质上说，真理问题是心理学所说的“知”的问题，求真是围绕是/不是这一命题，对历史现象作事实判断。事实判断亦即求真虽然重要，但它只是历史认识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除此这外，还有“意”和“情”的问题。因此，一些价值论研究者指出，历史悠久的真理论历史观并非是完整的历史观，有其局限性。历史问题也是价值问题，可以把价值论的观点和方法引入历史观。[1]P386有的美学研究者则认为，历史真实既有史学意义也有美学意义，“追求真实亦即追求美”，美学理论和方法也可以引入历史观。[3]在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创新性）思维的双重作用下，构建完整历史观这一重要问题被提出来了。
对历史观结构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说，当历史现象被认识主体纳入视野成为其认识对象后，认识主体一般是从三个维度分三个领域与认识客体发生关联并相互作用的。
第一是事实领域。在此领域中，认识主体围绕是/不是这一命题，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现象进行事实判断，回答是或不是，以及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达到“求真”的目的。不过，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逼近客观历史真实，人的认识无法达到与历史事实完全一致的境地。
第二是价值领域。在此领域中，认识主体围绕应该/不应该这一命题，对认识客体进行价值判断，明白应该或不应该，以及为什么应该这一核心问题，求善、趋善、善善。
第三是审美领域。在此领域中，认识主体围绕美/不美这一命题进行审美判断，确认客观认识对象美或不美，以及美在何处、为什么美这一核心问题，赏美、爱美、美美。
通常情况下，事实判断在前，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在后，但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之间，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先后关系。
事实判断的积累和升华，使人逐步树立起真理论历史观（历史真理论）；价值判断的积累和升华，使人逐渐树立起价值论历史观（历史价值论）；审美判断的积累和升华，使人逐渐树立起审美论历史观（历史审美观）。真理论历史观、价值论历史观和审美论历史观经过反复整合与不断融贯，完整的历史观就形成了。完整的历史观是真善美统一的历史观。按系统论观点，完整历史观是一个系统（整体），真理论历史观、价值论历史观、审美论历史观则是构成这一系统的三大要素（部分）。
完整历史观的结构如下表所示。
历史人物历史观剖析
下表呈现的完整历史观及其构成是理论推导的收获，更是对众多历史人物历史观特征的归纳。概言之，这是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一点心得。
事实证明，历史上一些历史认识深刻、历史修养深厚、史学功底扎实的人的历史观是完整或比较完整的。下面让我们对孔子、司马迁、梁启超和毛泽东的历史观试作分析。
首先看孔子的历史观。
《春秋》和《论语》为后人研究孔子的历史观留下宝贵资料。通读《论语》，很容易发现，孔子是把“周礼”作为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问题）来研究的。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他作出了如下一些论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4]P65-235将这些言论加以分类，可以看出孔子实际上是围绕三个命题对周礼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个命题是进行是/不是的事实判断，提出并回答以下一类问题：周礼是不是存在？周礼是不是由夏礼和殷礼“损益”而来？周礼是不是以“仁”为核心？周礼是不是提倡“和为贵”？第二个命题是进行应该/不应该的价值判断，提出并回答了以下一类问题：应该不应该推行周礼？应该不应该遵从周礼？应该不应该学习周礼？应该不应该以周礼为行为规范？第三个命题围绕美/不美进行审美判断，提出并回答了如下一个重要回答：以和为贵、“郁郁乎文哉”的周礼美不美？由此可知，孔子的历史观是求真求善求美相统一的完整的历史观。
其次看司马迁的历史观。
不少学者称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的“鼻祖”，通过《史记》可以了解太史公的历史观。限于篇幅，本文以小见大，仅通过《屈原列传》[5]P2484-2503来探窥司马迁历史观的结构。为给屈原立传，在占有、辨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司马迁对屈原生平事迹中的重大历史事实作出了判断，回答了如下一些关键问题：青年时代的屈原是不是活跃在楚国政坛和外交战线上？他是不是先为楚怀王所疏远，后又被楚顷襄王“放流”？他是不是因“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是不是怀石投汨罗而死？对这些问题，司马迁作出了明确的判断。此求真也。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发表了相当多的议论，提出并回答了如下一类问题：屈原应该不应该洁其志、廉其行？应该不应该“竭忠尽智以事君”？应该不应该众人皆醉他独醒，出污泥而不染？应该不应该投汨罗而死？“寓论断于序事”是《史记》的写作特点，除几处集中论析评价外，可以说整个《屈原列传》都是司马迁对屈原其人其作品的价值判断。此求善也。扬雄在《法言》中说司马迁“爱奇”。司马迁偏爱奇人奇才屈原。他坦然承认，读《离骚》等篇悲屈原之志，“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正是这样的审美情趣和浓烈情感，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描绘和刻画了一个感天动地可与项羽比肩的悲情人物形象。此求美也。总而言之，透过《屈原列传》，我们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的完整性。
复次看梁启超的历史观。
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第一章《中国之旧史》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中国旧史学：“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象，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而耗民智之具也。”他进一步指出，此乃“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力，以应今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6]P280-282在写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范围》中，梁启超强调指出：“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之叙述者也。……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6]P776从梁启超的反面和正面论述中，可知其历史观是追求情感、理智、意志统一亦即真善美统一的完整历史观。
最后看看毛泽东的历史观。
一般说来，通过一个人的历史论述或著述，最容易了解其历史观。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通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我们也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历史观的完整性。“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捷报传来，身处北平香山的毛泽东写下这首名篇。[7]P88从诗中可知，当渡江战役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入毛泽东视野，成为其认识对象后，他首先是进行了事实判断：人民解放军是不是成功渡江？人民解放军是不是顺利占领了南京？南京是不是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石头城的今天是不是胜过往昔？与此同时，他还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人民解放军应该不应该发动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应该不应该占领南京？应该不应该追击“穷寇”？应该不应该为沽名钓誉而学楚霸王项羽？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对渡江战役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进行了审美判断，确认这是人民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的“得意之作”。[8]彼一时此一时，不难想见，在毛泽东挥笔创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他一定会认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是更辉煌的“得意之作”。总之，从这首仅仅56个字的七律中，我们可以去了解毛泽东的历史观。
综上所述可知，仅就结构而论，孔子、司马迁、梁启超和毛泽东的历史观都具有完整性的特征。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是历史认识的结晶。诚然，圣贤与精英总是少数，并非所有的人都与孔子、司马迁、梁启超和毛泽东一样，有如此完整的历史观。但广义地说，芸芸众生、平民百姓也有其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而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中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潜存着求真求善求美的因素，在认识历史现象时，这三个因素都可能发挥作用。比如，一位历史知识不很多的少年，随父母来到赵州桥。一般来说，他会思考或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类如赵州桥是不是修建于隋朝？它是李春还是张果老修建的？它是不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第二类如应该不应该修赵州桥？应该将它修成平桥还是拱桥？应该不应该精心保护赵州桥？从大老远来看一座桥值不值得？第三类问题主要是赵州桥美不美？从哪一个角度为它拍照最好？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表明他在对赵州桥这一历史文物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值和审美判断，他正在形成中的历史观念里已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因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历史学习的加强和历史认识的深入，因子发育成熟，完整的历史观便可能树立起来。
构建完整的历史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作出如下论断：正确的历史观应是完整的历史观，应是真善美统一的历史观。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完整的历史观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树立真理论历史观（历史真理论）。
真理奠定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实事求是为通向真理的必由路径，也可以说是唯一路径。对此古今学者多有论述。近日，路新生在《真实：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价值和意义》一文对此又有专门论述，其见解相当精彩，现摘录几句与同行共享：“‘真实’与历史学骨肉相连。”“‘真实’……其于历史学尤要如命脉。人们在说到‘历史’这两个字时，潜意识中即以‘真实’为根底，离开了真实，历史变成虚假丑恶的欺骗，失去了人们对它的期待与信赖，历史学也就死亡了。因此，史家必须把求真实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将弄虚作假作为最丑恶的恶习予以鞭挞和唾弃。”“在我国历史上，为求历史之真而甘洒一腔热血的史学家为数不少。历史上的良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已成为后世史家高山仰止的楷模。”[3]
对历史认识来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史料。正确的态度应是广泛搜集，充分占有，认真辨析，仔细考订，采其信，存其疑，缺其失，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在这方面司马迁为后人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写《屈原列传》时，为追求真实，司马迁深入钻研了屈原的作品《离骚》《天问》等，并在传中引用了《怀沙》。从作者不详的《渔父》中，司马迁获得了重要信息。为判断屈原与楚辞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他研究了宋玉、唐勒、景差等的辞赋。为了解屈原活动的历史背景，他借助《战国策》等史料，弄清了楚、秦、齐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其作品（首先是《吊屈原赋》）便成为司马迁精读的第二手资料。此外，太史公还利用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放失旧闻”、“旧俗风谣”等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更可贵的是，流放中的司马迁曾到长沙进行实地考察，“观屈原所自沈渊”。司马迁与贾谊之孙贾嘉“通书”，应该说这与他研究屈原也有一定关系。正是在占有、考订、斟酌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司马迁写出了堪称“实录”的《屈原列传》。其实，不仅《屈原列传》是“实录”，整个《史记》都可以“实录”评价之，故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解释说，实录，言其录事实。所以，当代史学研究者强调指出：“就对史料的态度而言，在司马迁那里，追求真实是第一要义。”[9]P66
在追求真实这个重要问题上，古今中外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工作者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近年，我国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不时出现教师杜撰史料（俗称“人造史料”），有意虚构历史情景和历史人物的现象。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和方法，已突破了真理论历史观的底线，不利于学生认识历史，不利于培养学生真理论历史观（历史真理论）。笔者对此持批评的态度。
第二，将价值论引入历史观，树立价值论历史观（历史价值论）。
历史认识是客观历史见诸于主观的产物，主观意识（包括价值观）必然要介入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过程之中，因而任何历史认识（包括历史著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从上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中[10]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史学家对此已有所认识，无论是孔子还是司马迁，都相当自觉地把处于朦胧状态的价值论的观点、范畴和方法引入了历史研究，追求真与善的统一。而在西方，自英国学者休谟（1711-1776）明确提出“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是”与“应该”没有关系，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来。此即西方哲学史学上的“休谟问题”或“休谟法则”。经过长期研究，人们发现这种观点不能成立，“是”与“应该”紧密联系，事实与价值统一于人的实践中，“‘求真’与‘趋善’两个尺度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求真’是基石，只有通过‘求真’，才能实现‘趋善’；‘趋善’是关键，它保证‘求真’具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11]P110如今，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观点已成为中外学界的共识。
既然事实与价值是统一的，很自然地人们便提出了把价值引入历史观的问题。李德顺认为，应把价值作为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引入历史观。他指出，应该“实现历史观中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进而构建价值与真理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还强调：“把价值作为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引入历史观后，则意味着进入一种完整意义的‘实践历史观’，其中不仅包括‘历史真理论’或‘真理论的历史观’，更包括‘历史价值论’或‘价值论的历史观’方向。”“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统一应该成为阐述历史观的一个总体性的科学原则和方法。”[1]P380-388何兆武也认为，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其特点之一也许恰好就在于它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观贯穿始终。[12]张耕华则说：“在历史学中，事实认定的背后仍然带有价值倾向，乃至偏见。”[2]P57
将价值观引入历史观，树立价值论历史观与真理论历史观相统一的历史观，是当代历史观发展的趋势。但这里所说的“引入”，绝非仅仅引入一些概念或名词那么简单。“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是一个双向建构过程：一方面要使价值观向历史观的高度提升，另一方向也要使历史观向价值观的高度提升。通过这种双向的建构、更新和融汇，才能奠定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广泛基础。”[1]P381这就是说，要实现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融汇”需要作很多工作。
万丈高楼平地起。对于一般人（包括中学生）来说，引入价值观的理论和方法，第一步应是引入价值判断。[13]价值判断应与事实判断结合，一般是在对历史现象作事实判断的同时或稍后，即进行价值判断，确认其是否有价值、主要有什么价值。如面对《史记·屈原列传》，首先解决这是/不是司马迁的作品等事实问题，接着便判断该传的价值，如研究屈原时应该/不应该认真读它，等等。第二步可引入价值标准，并根据标准对历史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同一历史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有价值，有的说它没有价值，有的说它价值大，有的说它价值小，之所以如此，与价值标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重视价值标准的引入。将价值观引入历史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初始阶段，常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这是正常的。坚持下去，不时琢磨，便可从“拼接”走向“融汇”。
第三，将审美论引入历史观，树立审美论历史观（历史审美论）。
美学家说，美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发现。人类历史也充满了美（包括社会美、艺术美等），等待我们去发现。无意识地发现，收获不会太多，应有意识地发现。不过，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了。真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历史观虽然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历史美，但它们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此。要成为自觉的历史美的发现者和欣赏者，应将审美论引入历史观，树立审美论历史观（历史审美论）。
将审美论引入历史观也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需作多方面努力。不过，如果我们抓住情感、形象和想象这三个要点，多姿多彩无穷无尽的历史美便会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
从本质上说，美的问题是情感问题。美感实质上是客观事物与审美主体相互作用所引起的主体的以愉悦为基本特征的情感反映。没有情感就没美感。审美论历史观要求人们在感知、体验历史时，投入情感，倾注感情。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正是因为倾注了强烈的情感，爱奇的司马迁才发现了屈原人格之美、心灵之美、作品之美，塑造出典型的悲情文人的丰满形象。
美是客观真实的形象化表现，没有形象就没有美。历史教科书上介绍说，屈原是《离骚》的作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判断是正确的，但因缺乏形象，难给人以美感。有的研究者认为，历史学就是史学家为史实而构造图像。史实是点，图像是史学家描绘出的曲线。点是事实在空间坐标系中的定位，史学家以自己思想扫描这些点的曲线。此话很有道理。依据《渔父》提供的真实信息，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呤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通过司马迁的刻画，屈原形象跃然简（纸）上，读者感受了孤独凄凉之美。真理论历史观强调抽象思维，审美论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比较特殊。它的特征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同等程度的被关注，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结合运用。”[14]P175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科学也是艺术。
历史形象是逝去的形象，历史美从总体上说是想象中的美，没有想象也就没有历史美。真理论历史观讲究真实，审美论历史观容许并鼓励有依据的想象。这种想象过去一般称为“再造想象”，现在也有学者称其为“遥情想象”，并认为“《史记》主干实，枝叶虚，只有细节的虚构，是合理的‘遥情想象’”。[9]P11
当情感、形象、想象合理地引入历史观，渗入历史认识之后，历史认识者的审美论历史观就大体成型了。
第四，在历史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构建真善美统一的历史观。
完整的历史观是真善美统一的历史观，是融真理论历史观（历史真理论）、价值论历史观（历史价值论）和审美论历史观（历史审美论）于一体的历史观。既然如此，那么，在构建历史观时，就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尤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明确真是善和美的基础与前提，没有真，也就没有善和美。我们应将“求真”凸现为完整历史观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宋代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处理求真，求善和求美的关系。钱钟书说，比之善善恶恶，“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15]P251推而广之，比之美美丑丑，信信疑疑也“更为先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完整的历史观中，“真”是主体，“善”和“美”是双翼。不应把三者看成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二是在处理真与善、真与美、善与美的关系时，要把握住“度”。比如，“真蕴含美”，“美体现真”，[16]P205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矛盾的。处理二者关系，关键是要适度。在求真与求美之间，实际有一个真实与想象乃至虚构的关系问题。如凡事都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想象（虚构）就失去了空间，要发现和描述历史之美就难了，而过度地想象或无条件限制地虚构，必然失去真实，失去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历史。
完整的历史观是在历史认识活动中逐步树立起来的，离开了历史认识活动，完整的历史观的形成无从谈起。但这里所说的历史认识活动是广义的，并非仅指上历史课、读历史书、做历史研究。在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时，历史认识活动总是与人相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与认识现实、认识未来的活动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这就是说，完整的历史观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完整的历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1]P386
正确的历史观是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科学”指的是历史观的“精度”与“深度”；“完整”指的是历史观的“广度”与“厚度”。科学与完整都是正确历史观的应有之义。以往，我们十分关注历史观的科学性，却很少论及乃至忽略了历史观的完整性。有鉴于此，特撰此文专门探讨历史观的完整性问题。不当之处，请同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