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精神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精神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教育、道德、风尚和科学、文化等”。精神文明是一切社会形态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它和物质文明一起共同支撑了整个社会，并成为体现社会本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精神文明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同时，精神文明又能对社会存在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因此，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特别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力图使精神文明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现实社会服务。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更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一生为建设良好的精神文明而尽心竭力，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精神文明的优劣是关乎民族兴亡的大事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理说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它们的优劣都与民族的兴亡息息相关。但前期鲁迅从当时的客观现实着眼，从特有的思想家的高度出发，更看重的是思想革命和精神文明建设。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在这里，鲁迅并未谈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低下给民族兴亡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就饱受了落后挨打的教训，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反，却强调了精神文明对民族兴亡的重要意义，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否则，中国人就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就要“失了世界”。
鲁迅把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否，与中国人能否在世界上站住脚联系了起来。可以说，这种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也是独具只眼的。鲁迅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没有看到物质文明的重要性，而是看到了精神文明独自存在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说，不管物质文明如何，仅是精神文明的优劣就可决定民族的兴衰。
鲁迅的这种观点是和他早期的“首在立人”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鲁迅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首先要做的就是“立人”，就是通过“尊个性”和“张精神”等方法来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从而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雄厉无能，屹然独见于天下”。否则，“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中国等不到一世就会“槁丧”、衰亡。鲁迅在这里所讲的“立人”和“尊个性”、“张精神”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鲁迅这种精神文明优劣决定民族、国家兴衰的观点虽然显得有些偏颇，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危言耸听，而是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趣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鲁迅文章发表七八十年后仍然持类似的观点。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44页。）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更清楚地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54页。）邓小平在这里同样强调了精神文明的决定性意义，即精神文明建设不抓好，会破坏物质文明建设，会使整个经济变质，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国家不衰亡是不可能的。当然，鲁迅和邓小平都是不反对物质文明的，他们的以上论述是针对那些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和苦心劝戒。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
鲁迅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1907年之前，鲁迅是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他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明确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他说：“救之奈何？曰小儿见群儿之将夺其食也，则攫而自吞之，师是可耳。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鲁迅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要像小儿维护自己的食物那样，先把食物自己吞掉，即充分使用自己的资源，“结合大群起而兴业”。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已经使用，这就杜绝了列强的“要索”，我们的国家也因此会强盛起来。鲁迅此时的想法虽然显得有些幼稚（帝国主义国家岂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发展实业），但他的爱国之心已显露无遗，他的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思想也得以体现出来。
在1907年撰写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救国的主张，而对实业救国的思想则有所修正。他说：“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最眩人者，固莫前举二事，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在这时，鲁迅已经认为“兴业振兵”之说不能救国，是“未得其真谛”，是丢了根本，抓住了枝叶。那么，什么是救国的根本呢？鲁迅认为是科学。他根据法国救亡的例子指出：“夫法之有今日也，宁有他因耶？特以科学之长，胜他国耳。”因此，鲁迅得出结论：“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角度考察，在1907年以前，鲁迅显然是更偏重于物质文明的，他所提出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他所选择的从事医学的职业就是明证。但与此同时，鲁迅已开始重视人的精神。他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就与许寿裳讨论过“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1906年他更因看到麻木的中国人围观同胞被杀头的幻灯片而决心弃医就文。从鲁迅发表的文章来看，《科学史教篇》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他继续提出科学救国的主张，侧重点还放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上。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不可偏废精神文明的观点。鲁迅明确提出：“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在这里，鲁迅把“科学”和“精神”当成了两种互相依存的对立物。科学，当它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时，它应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当它作为一种生产力，作为运用于“兴业振兵”的结果时，又应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鲁迅在这里把科学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显然更偏重于它的物质文明属性方面。因此，鲁迅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即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社会如果只重物质文明，不重精神文明，“破灭亦随之”。人们如果只重科学，不重文学，“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鲁迅后来由于看到中国民众还普遍处于愚昧麻木状态的现实，就逐渐偏重于精神文明，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注：《集外集·渡河与引路》。），并公开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激烈主张，但从根本上讲，他并不是否定物质文明，而是否定物质主义的偏颇。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19世纪物质文明的进步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说：“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在这里，鲁迅对物质文明进步的描述没有使用一个贬词，而是十分客观地进行叙述，且略含褒扬之意。由此看出，鲁迅对物质文明本身是没有任何反感的，但他对把物质“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的物质主义却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鲁迅认为，物质主义是偏颇的，是十分有害的。他说：“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在物质主义思想的浸润下，“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作为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清醒地看到了对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物质主义的巨大危害，准确地把握住了物质主义失之偏颇的要害，因此，他要“掊物质而张灵明”。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贯穿了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过去的文化都是偏至的。他说：“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在鲁迅的眼里，物质主义是偏至的，非物质主义也是偏至的。非物质主义“兴起于抗俗”，是为了“匡纠流俗”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偏至的文明。鲁迅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实际上也是针对现实中的物质主义的。他说：“夫中国有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因此，鲁迅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以救正其偏颇，以拯救祖国的沉沦。
其实，鲁迅是不喜欢这种偏颇的，他之所以往往提出显得有些偏颇的主张，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矫往事而生偏至”。在鲁迅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他坚决反对“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所以，他既提倡物质文明，也提倡精神文明，“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 不惟奈端已也， 也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aelo）； 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 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 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也。”（注：《坟·科学史教篇》。）可见，在鲁迅眼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相依存的，不应执于一端，有所偏废。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精神文明既要有所继承，更要有所改造、借鉴和创新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精神文明也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因此，精神文明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同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也会孕育产生不同的精神文明。但由于人类有共通性和传承性，所以，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之间又有共同和继承的一面。
对精神文明的这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创新的特性，鲁迅是理解得十分准确而深刻的。早在1907年，他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鲁迅在这里倡导“深邃”的精神，而掊击“肤浅凡庸”的物质。但他所提倡的精神并不是单纯的传统精神，也不是完全外来的精神，而是得到了世界思潮之“神明”和保留了“固有之血脉”的新的精神，按鲁迅的话说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复古”就是继承。“取今”就是借鉴西方文明，“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只有坚持继承、借鉴，才能“别立新宗”，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文明。
但是，要创立一种新的精神文明，还必须先破除旧的精神文明。拿鲁迅的话说就是“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就是要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正因为如此，鲁迅在1927年以前对中国旧有的精神文明是基本持否定态度的。
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在鲁迅看来，中国的精神文明实在是“一无所有”，有的某些“小巧的玩艺儿”恰恰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有害的东西。
鲁迅的这种观点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中同样表述得十分明白。他说：“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哪里。”但他接着又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因此，鲁迅认为：“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鲁迅主张：“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鲁迅对中国旧有的精神文明（国粹）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批判。鲁迅竭力展示和批判的东西，比如妄自尊大、中庸保守、愚昧麻木、奴性十足、自私卑怯、精神胜利法等等，都是中国旧有精神文明中的糟粕，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对中国旧有精神文明的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是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的。
鲁迅批评、否定中国旧有的精神文明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了20年代末期。在1929年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他仍然认为：“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这里，鲁迅对旧有精神文明不再是全面、彻底地否定，而是进行客观的估价，认为中国文化确“有些落后”，但行文语言显然比过去的彻底否定要平和得多了。
到了1934年，鲁迅的观点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极力称赞了“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讲出了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最优秀的部分。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应该继承的东西，也是我们不能失掉的“固有之血脉”。
鲁迅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一方面，他强调了继承，强调“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注：《坟·文化偏至论》。），强调精神文明必须保留“固有之血脉”。鲁迅在这里讲出了精神文明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如果一个民族放弃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那么这个民族就必然会失去本民族固有的特点，进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精神文明的继承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
另一方面，鲁迅又强调在继承传统的精神文明时必须要有批判的意识。因为传统的精神文明中存在着不少糟粕，存在着不少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旧东西。这些糟粕和旧东西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人们身上，使人们无法顺利前进，使许多文明古国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了新兴国家的后面，有的甚至亡国灭种了。
鉴于这种情况，鲁迅加强了对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批判，而批判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种精神文明是否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他在《忽然想到》中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可见，鲁迅的批判是有选择的，他不是批判中国的所有国粹，而是批判那些阻碍中国发展前途的东西。鲁迅这种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才是正确对待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态度。
鲁迅这种批判继承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有指导意义的。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坚持正义、富于创造，等等，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必须要有批判的眼光，决不能不加选择地全盘接收。近年来，有些人就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幌子，贩卖封建主义的东西。比如，有的人以研究《易经》和古籍为名，出版宣扬封建迷信的书刊；有的地方大建寺庙佛像，引来众多的信徒；有的文化、电视作品甚至宣扬封建专制、封建独裁等等封建思想意识。这种把糟粕当成优秀文化传统来继承、宣扬的做法，对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有害的，也是同鲁迅的观点和态度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些“国粹”不仅不能推动中国前进，相反却拉着人们走回头路，阻碍中国的前途。因此，我们今天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坚持鲁迅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
但仅仅继承传统是不够的。鲁迅还主张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提出了“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注：《坟·文化偏至论》。）的主张。后期，他又积极倡导著名的“拿来主义”。鲁迅一生都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但他的“拿来主义”并不是不加选择的全盘拿来，而是要“挑选”要“权衡校量，去其偏颇”，要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几种方式。鲁迅的这种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也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要像鲁迅那样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包括一切健康有益的思想、道德、风尚等等。闭关自守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其次，我们在吸收外国文明时一定有所辨别，有所选择，决不能盲目地全部引进。近年来，有的人在学习外国时就没有坚持鲁迅的有所“挑选”的态度，他们没有学到人家的好的东西，比如西方人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科学态度，相反却学到了不少的糟粕，比如“金钱至上”、“个人主义”、“性开放”等等。这种学习态度是有害的，也违背鲁迅“拿来主义”的主张。
精神文明要继承，要借鉴，还要有创新和发展。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想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鲁迅在这里阐明了继承、创新、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怀古是可以的，但必须“思理朗然，如鉴明镜”，就是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仅仅怀古（继承）是不够的，还必须“时时上征”，即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光明之长途”，做到“新者日新”。精神文明的内涵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精神文明。不同社会也有不同的精神文明。从这一角度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应该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该在一切过去时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最重要的是集体主义。它是一种一切从集体出发，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种基本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显著标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这种新的健康的东西，我们应予以大力的宣扬，使之“新者日新”，日益巩固、发展。
四、鲁迅改造国民性观点的现实意义
鲁迅精神文明观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改造国民性观点。国民性实际上涉及精神文明中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尚问题。鲁迅在1925年3 月3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公开提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确实，鲁迅看到了我国国民的劣根性及其危害，并且，一生都在为改造国民性而努力。鲁迅当年用了大量笔墨来抨击国民的种种弱点，批判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几十年过去了，国民的某些弱点和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今天仍然大量存在，从这一角度讲，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看客现象”有增无减。众所周知，鲁迅是最讨厌那些无聊、麻木的看客的，曾不断地对这种看客现象给予无情的抨击。他在《呐喊·自序》中激愤地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甚至预言：“群众，——甚至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七十多年后，中国的看客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继续增多和变坏的趋势。中国人不但喜欢围观，而且在围观中往往显得冷漠和麻木。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和消息：当有无辜者被打时，围观者上百人，无一人上前制止，人们不是冷漠地看热闹，就是在一旁瞎鼓动，似乎流血越多就越开心。当有人落水呼救时，无数人围在岸边看热闹，就是没有人肯挺身而出，甚至还有人讨价还价，索要救命钱。小偷在列车上行窃，众乘客眼睁睁地看着，就是无人敢出来制止。很多人的心变冷了，变麻木了，似乎只要不牵涉到自己，就一切都无所谓了。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扭转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次，封建迷信的沉渣再次泛起。在封建时代，由于科学不发达，由于人们愚昧无知，封建迷信在中国一直很盛行。封建迷信的盛行，严重地麻醉了人们的精神，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鲁迅充分看到了封建迷信的巨大危害性，早在“五四”时期就对各种相信鬼神之说予以有力的揭示和抨击。他认为这种封建迷信盛行的现象“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因而他大声疾呼：不要相信“孔圣人”、“张天师”，而应相信“鬼话的对头的科学”（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在鲁迅等思想先驱的不断呼吁下，“五四”以后我国国民的科学意识有所抬头，封建迷信有所收敛。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开展扫除封建迷信的活动，开展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致使封建迷信活动基本绝迹。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有的人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再加上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精神文明，致使封建迷信的沉渣再次泛起。许多繁华城镇的大小书摊上，摆满了各种宣扬封建迷信的书刊；街边道旁，算命先生随处可见。在偏僻的乡村人们更可以看到：巫医仙婆，门庭若市；风水先生，大有市场，祭鬼道场，也时有所见。一时间，寺庙道观不断新建，宗教信徒迅速增多，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对这种现象，很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瞒和骗的现象十分严重。鲁迅历来反对说假话，历来反对瞒和骗的行为，并对瞒和骗的文艺进行了猛烈的评击。他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瞒和骗的弱点不仅没得到根治，某些方面还变得更加普遍、更加突出。某些中国人的瞒和骗，不仅仅是怯弱、懒惰本性的表现，更是日益巧滑地谋取私利。比如，我们的某些单位，报喜不报忧，上骗领导，下瞒群众，工作不努力，全靠弄虚作假过日子。还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是靠奋斗求发展，而是靠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赚大钱。这种种瞒和骗现象的流行，危害国家民族，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们心灵。正像鲁迅当年所说，面对这种瞒和骗，如果“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实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中国人，应当警醒了！
鲁迅关于精神文明的论述是深刻而全面的，他对种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批判至今富有儆醒意义。认真研究和学习鲁迅的精神文明观，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很有帮助的。鲁迅逝矣，鲁迅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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