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综述
冯伟波1，周 源1，周 羽2
(1.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要： 以技术转移效率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当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的进展，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各个模式进行分类及评价；在现有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可能影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因素，并梳理不同影响因素与转移模式之间存在的关联，为指导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最后指出价值网络扩散会是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开放式创新；价值网络；综述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国家实验室一般以大型科研平台为标志，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和完备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因而目前与国家实验室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系统的讨论。
技术转移(非国际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Zhao等[1]在1992年对技术和技术转移在各个领域的涵义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学研究。并指出在管理学领域，技术转移的角色一般作为企业活动的载具，为技术转移参与者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并带给其合作企业以回报。在定义上指有关于“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的转移，且应与单纯的设备流转区分开来。技术转移的研究对于管理学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政府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来说，技术转移活动由于其天生的对社会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成为政府调控与规制的重点，体现出同等重要的实践意义。
几乎是同期地，国家实验室向工业界的技术转移从80年代起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而随着美国政府对于技术创新战略的加强重视和一些列技术转移法案的颁布，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也成为了科技公共创新平台向私营企业进行技术转移中的重要关注点。
为了识别未来有关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研究空白和可能的热点，同时为我国国家实验室相关课题的展开做好先行铺垫，本文梳理了60余篇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的文献，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各个模式进行了分类及评价，梳理总结了其影响要素，并归纳了不同模式的影响要素变迁，以作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参考。
1技术转移模式与影响要素研究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转移研究更关注于同一国家内的不同领域、实验室和政府、产业之间的互动，而与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研究不同。Bozeman[2-3]分别在2000年和2015年于Research Policy 上撰文对以大学和政府所属的实验室为主体的技术转移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著名的依赖效率模型。在模型中，他将技术转移分为了5个要素，分别是：转移主体、转移媒介、转移物、转移受体和需求环境。同时，因各个要素的影响效果和考察角度不同，Bozeman将已有文献中评判技术转移效率的标准归纳为7个不同的类，分别是：“走出门”原则、市场影响标准、经济发展标准、政治回报考量、科技人才资本建设效果、机会成本影响和社会价值改变。这些要素分类以及关于技术转移的评价指标形成了本文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文献综述的分析框架。
未来，VR将呈现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除了视觉之外，虚拟现实设备能让我们鼻子的嗅觉和触觉更接近真实的体验。此外，5G时代的到来，虚拟现实硬件价格不断下降，眩晕感技术瓶颈的缓解等利好因素，为VR技术应用的大众化普及做好了准备。
2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的分类
(3)商业衍生。在有关国家实验室的讨论中，商业衍生多数情况下是以国家实验室的商业孵化行为出现的。无论是依托实验室的某项关键技术而诞生的产业还是实验室人员出走成立的初创公司，在这些行为中都包含了技术转移的过程。商业衍生模式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是以大型研究机构/群落(包含大型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科技产业园(S&T Park)，里面通常包含了和研究机构/实验室有紧密联系的企业。这两种形式相互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例如，科技产业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从国家实验室孵化出来的企业。
随着对国家实验室研究的阶段不同，对技术转移模式关注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以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看，技术转移的模式可以由转移过程中所包含的创新的开放程度以及技术转移主体与市场联系的紧密度来划分，分别为创新维和实践维。这两个维度将技术转移模式划分为4个象限，如图1所描述。在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早期，技术转移模式相对封闭，按照实验室距离商业行为的远近分为技术授权和商业衍生两种。随着政府对技术转移干预的增强以及不同领域间研发上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技术转移行为也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在这一阶段，国家实验室的技术开始采用合作研发的模式，以及未来潜在地，利用包含多方面参与者、更加开放和靠近市场的价值网络来进行转移。
图 1技术转移的模式分类
利用技术授权作为衡量技术转移常用方式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2003年，Rubenstein对美国农业部面向社会的专利授权进行了统计，并细分至不同子领域。他论证了农业部的专利授权活动并非时单纯利益导向的，并且研究使用了“社会价值”作为评价技术转移的标准，指出专利授权活动对于不同的社会价值影响不一[12]。此外，由于技术授权的普适性，在世界其他国家内类似的研究中也被一直使用，以日本为例，尽管没有类似于美国的庞大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其区域公共技术中心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Fukugawa[13]在2009年通过专利计量的方式分析了影响日本区域公共技术中心进行专利授权活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了科研人员的人数以及实验室对授权的鼓励机制，指出在技术转移的不同阶段，相应影响授权活动的因素也不同。
(1)技术授权。技术授权作为技术转移最典型也是最直观的模式，是在90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实验室面向工业界技术转移时的常用角度。技术授权一般来说以有限的几种形式存在，包括专利授权或转让、版权特许等方式。Bozeman于1994年对政府所属实验室早期技术转移效率进行了评估。在这份研究中，他以问卷的形式考察了实验室通过专利授权进行技术转移的情况。在问卷中，各实验室负责人被要求从“专利是否被授权给了企业使用”和“专利是否已产生了一定的商业效益”两个方面评价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成效[11]。值得注意的时，在早期的研究中，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专利授权数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规则性：相当一部分实验室几乎没有对工业界的专利授权，而某些实验室则有数量庞大的授权记录。
进入2000年以后，由公有科研领域发展出来的商业衍生的规模开始有所扩大。作为公有领域国家实验室的一种，NASA下属实验室同样是积极推行技术的商业衍生。其模式也与美国能源部其他国家实验室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有关NASA生命科学领域的技术成果在市场和经济上的价值衍生的研究表明：NASA在商业衍生上更倾向于主动识别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然后通内部的财政刺激或公开发布等手段应用到商业上[16]。
(2)合作研发。国家实验室作为公有领域科研的核心机构，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工业界实验室对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可以算是科研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这种模式下，技术本身就会产生大量转移。以美国为例，1980年颁布的Stevenson-Wydler技术创新法案和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特别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设计了实施方案，名为“合作研发条约”(CRADA)。从此合作研发成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桥梁之一，而有关于此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2003年Adams等[14]通过对220家和国家实验室有CRADA协议的工业界实验室的统计，论证了类似于CRADA的合作研发协议对于国家实验室和企业二者进行成功的技术转移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企业从中的收益可能会更大。2001年Jaffe等[15]在对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研发趋势的调查中，同时分析了实验室的专利申请情况和实验室参与CRADA的数量。研究发现，随着合作研发相对于专利授权越来越为公有科研机构所青睐，国家实验室在技术转移上的成效要比早期显得更为成功。
学术界有关技术转移模式的讨论多见于国际间技术转移的形式的研究中[4-5]。有关国内的技术转移模式分析，梅元红等[6]曾以清华大学为例对高校技术转移的模式进行过一定的调研和探讨。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技术转移的模式与高校相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细节上又有显著区别。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在2017年出版的关于2015财年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报告中提到，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典型载体/媒介包括专利授权和特许、合作研发条约(CRADA)[7]。此外，大量存在于报告中的案例和分析以及相当数量文献也表明，商业孵化(Spin-off/Incubation)和科技产业园(S&T park)也是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形式之一[8-10]。
我们不妨用下面一个结构图再来简要说明，从《数轴》到《平面直角坐标系》要让学生初步明白“数(或数对)”与“点”的对应，即初步形成“数”与“形”的结合思想，这个思想是沟通函数中“数”与“形”结合的桥梁(如图).缺失了这座“桥梁”，等同于缺失了“数形结合”的纽带，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地去强调“数形结合”思想，总是隔靴搔痒，不解其意.
不过就像我之前所说，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还有Artico皮革包裹的仿形座椅、色彩丰富的氛围灯、内置多种模式的畅心醒神功能以及座椅按摩功能，让旅途中的我得到彻底的放松。望着车头上的立标，我不禁想到，论豪华与舒适，梅赛德斯-奔驰似乎从未输给过谁。
1）扫描矢量化陕西省民政厅提供的1998年乡级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附图，获取全省乡级行政区域界线、界址点、界桩点和三交点等原始界线矢量数据，并对矢量数据进行坐标转换，即1954年北京坐标系、1956黄海高程系转换至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基准。
(4)价值网络。开放式创新自从2003年被Chesbrough首次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的热点[17]。尽管开放式创新最开始是为以企业为视角的创新活动提出，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作为类比，其创新(包括技术转移)活动也同样正经历一个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的过程。实验室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从相对孤立的技术授权到后来的以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实验室的合作研发为主。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自然的引申或倾向便是讨论更为开放的、包含了更多不同知识领域的技术转移模式，即“价值网络”模式。在企业的视角下，价值网络包含了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一系列参与者[18]。类似的，现代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作为价值扩散的一种方式，其过程中包含了参与管理的大学、政府机构、其他同级别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企业乃至具体的商业成果实现后的使用者，且这些主体通常不止一个。因此，技术在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包含有不同主体参与的网络的特征。作为少数例子之一，2017年Keller等[19]从网络合作的角度检查了和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有合约的私营企业的数据，证实了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
3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影响要素
尽管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所遵循的模式有着清晰的划分，影响技术转移行为的可能因素却是多种多样的。刘泽政等[20]在对地方高校的讨论中将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分为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方面分别展开描述。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由于其使命和技术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上与大学相比应有所区别[2]。影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因素也应按照依赖效率模型的5个要素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通过对1980年以来有关技术转移的文献梳理，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影响因素集，里面包含了学术界对于国家实验室(或类似的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
(1)内部文化。内部文化同时包含了实验室和受转移企业的科研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对于技术转移的态度，这些涵义通常会在实验室或企业内部的制度上体现出来。在通过商业衍生进行技术转移上，Markusen等[8]的研究表明国家实验室内部的科研文化对于实验室人员进行初创的积极性的影响通常是巨大的。Mowery等[21]对从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衍生出来的3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同样印证了实验室内部文化，特别是体制上对于初创企业的扶持程度、对于技术转移过程的规制以及相应的财政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是左右了商业衍生的积极性。2015年Geisler等[22]则验证了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对于技术的成功商业应用有着共同的影响。
摘 要：职业教育在日本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日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及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前后，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形成了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职业教育也处在发展关键期，认真分析日本职业教育体系中产学结合的经验，对于职业教育中建构合理科学的校企合作模式有着深刻的实际意义。
为保证糯玉米的外观和品质能够保持本品种固有特性而不受串粉影响，种植时必须与其他玉米品种隔离。隔离方法有两种：一是空间隔离，要求与其他玉米品种保持100-300m以上的空间距离；二是时间隔离，要求与其他玉米品种花期错开15d以上。
(2)科技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实验室的典型优势之一，其充足的科技人才资源是进行成功技术转移的重要保证。对人才资源的考量包含了科技人才的数量和人才素质水平。Fukugawa等[13]对日本区域公共技术中心的研究以及Mowery等[21]对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的研究都证明了技术转移活动显著依赖于实验室的科技人才资源。
(3)技术角色。技术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实验室或工业界实验室的科研倾向——在这里指实验室会更加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例如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大型实验室)或是更偏向特定领域的实际应用(例如美国国防部、农业部下属的实验室)。Rahm等[23]、Jaffe等[15]分别以问卷和专利计量的方式分析了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角色，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专注应用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在技术转移中的表现更为优秀。有趣的是，Bozeman和Saavedra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在合作研发模式中，若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实验室所扮演的技术角色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一方从事基础研究而另一方专注应用)，则会明显促进合作研发产生的技术转移成效[24-25]。
(6)项目数量。项目数量即国家实验室参与到的技术转移相关项目(包括合作研发)的数量。Adams等[14]对美国国家实验室参与CRADA的情况考察证明了合作研发项目数量确实是技术转移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4)行政冗余。行政冗余通常表现为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时所受到的来自内部行政上的阻力。在实验室开始技术转移的早期，对于具体转移过程的不熟悉以及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官僚作风普遍存在。为特别考察实验室行政冗余的状况，Bozeman等[26]以多个指标(例如实验室雇佣新人员和购买新设备的平均时间)量化了官僚程度，发现相对于私有领域(工业界)实验室，联邦政府所有的实验室确实在制度上更加官僚一些，并以此证实：精简高效的制度确实会显著提高技术转移的成功率。
(5)组织规模。国家实验室的组织规模即为一般意义上的实验室“大小”。可以由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数额或总雇员数量来衡量[11](注意在这里应和科技人才资源中的科研人员数量区分开来)。
2015年张兰花从连队住进了团部的楼房，她不仅拥有了农用汽车、小汽车，还在库尔勒市购置了一套100余平米的楼房。“农忙时节种地住团部、节假日住城市，冬闲时节到内地旅游观光，观赏名山大川。”张兰花说，“这些年来，是团场这片热土滋养了我，给了我那么多的惊喜、感动和荣誉，我将一辈子报答团场，以一名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和帮助更多的职工群众一起致富奔小康”。
在线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利用各种复杂精致的策略把学习者与其同伴和教师社会性地连接在一起。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之处在于，在线教育中的教师更多以参与者角色出现，即在线教育是“去教师为中心”与“去集体化”的教学过程。教师必须定位好自己，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如幽默的形象、游戏化教学设计以及个性化管理和及时回答学生留言等，随时关注学生问题是判断学习发生的重要依据。教师只有不断调整适应在线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优势。
商业衍生的行为贯穿于国家实验室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随着实验室各个阶段的使命和行政环境不同而有所起伏。在公有科研领域兴起技术转移的早期(20世纪80—90年代)，受里根时期政策的影响，美国国家实验室会更多地选择合作研发(CRADA)[14-15]，商业衍生得到实验室内部的支持相对有限。Markusen等[8]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通过访谈的方式调查了由Los Alamos和Sandia两家大型国家实验室衍生出来的33家初创企业，以考量它们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两家实验室更倾向于和大型企业签订CRADA进行技术转移。相比之下，技术通过初创企业而转移到私有领域的数量较少。
(7)企业能力。企业能力关系到技术转移受体在吸收和消化被转移技术时的能力，通常与该企业的规模、整体科研水平、在当前行业深耕的程度以及参与技术转移的经验有关。Hertzfeld[16]在NASA生命科学研发的衍生产品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特别是之前有过相关合作的企业，从NASA的技术转移项目中获益更多。
(8)地理因素。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实验室接触实际商业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从高校的案例类比来看，技术转移的主体如果毗邻高科技企业集中的区域，那么其在技术转移上的表现会更好[27]。国家实验室尽管相对于高校在技术转移上的机制有所不同，其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是类似的(事实上国家实验室在地理上相对更加隔绝)；特别是在商业孵化上，技术转移的成效受限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Markusen等[8]在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9)政策法规。在促进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行政手段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国在20世80—90年代颁布的一整套技术转移相关的法案。1980年的Bayh-dole法案和Stevenson-Wydler技术转移法案为国家实验室将原本属于联邦政府的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打开了大门，随后1987年颁布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TTA)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相关参与人员的资金上的鼓励，并对合作研发(CRADA)设定了具体的实施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法律颁布实际上伴随着美国从“自由市场”理念到逐渐重视政府支持的重要性这一转变过程。特别是里根政府时期，其政策的制定逐渐体现了“合作技术范式”的兴起[11]。这一导向使得美国大学和政府所属实验室技术转移更倾向于使用合作研发(CRADA)的模式[23]。
在实际的研究中，Rahm等[23]、Jaffe等[15]都从不同侧面观察到了这段时期政策变革给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活动带来的冲击。更具体的文献是2011年Link等[28]对Sandia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自1970—2009年的专利申请数据的跟踪研究，然后以时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上述3个法案对于国家实验室专利申请活动的影响。最终表明联邦技术转移法案由于规定了适当的财政刺激机制，对于国家实验室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更大。
4分析与讨论
根据之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不同的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由于相关联的要素不同，可识别出的影响技术转移成效的因素的组合也各不相同。对于现有的实证研究，表2整理出了各个技术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所对应的文献参考。在此视角下，有一部分影响因素在各个模式下是共有的，例如受转移企业的能力，同时会影响国家实验室进行商业衍生和合作研发的活动，而对于技术授权则暂时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其关联，一个自然的解释是：技术授权更多时候关心的是技术从国家实验室流转出去，对应于依赖效率模型中的“走出门”标准，而商业衍生和合作研发则明显地取决于受转移企业能否消化技术。此外，某些特定的因素还会只依赖于特定的技术转移模式，以地理因素为例，其对商业衍生的影响可以由商业衍生行为对地域的敏感性来解释，而技术授权和合作研发则并不明显依赖双方的地理距离。
表 2实证研究中不同技术转移模式下可能影响因素
5结论
当前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这一课题更是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我国科研人员应该借鉴现有的文献，通过实证对我国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有效模式及影响要素进行深入探索，并与国际经验和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文献做出理论贡献。
另外，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尽管还缺乏数据验证，但价值网络作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新模式已经广泛受到关注。随着开放式创新范式成为主流，国家实验室通过价值网络进行技术转移将会是未来潜在研究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仍然缺乏充足的文献来描述价值网络模式下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考虑到价值网络模式的复杂性，相对于合作研发、技术授权与转让以至于商业衍生行为并非是完全孤立的，影响其他三种模式的因素也都可能出现在这种模式中，同时也是未来可以深入探讨的方向。此外，上述结论会对国内未来的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ZHAO L, REISMAN A. Toward meta research on technology transfer[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992, 39(1): 13-21.
[2]BOZEMAN B.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public policy: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4/5): 627-655.
[3]BOZEMAN B，RIMES H，YOUTIE J. The evolving state-of-the-art in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revisiting the contingent effectiveness model[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1): 34-49.
[4]DAVIDSON W H, MCFETRIDGE D G. Ke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5, 16(2): 5-21.
[5]蔡声霞, 高红梅. 发展中国家国际技术转移模式的分类及评价[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25(9): 152-155.
[6]梅元红, 孟宪飞. 高校技术转移模式探析：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的调研与思考[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6(24):1-5.
[7]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eder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fiscal year 2015[R]. Gaithersburg: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7.
[8]MARKUSEN A, ODEN M. National laboratories as business incubators and region builder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1996, 21(1/2): 93-108.
[9]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ndustry-laboratory partnerships: a review of the Sand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itiative[M].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9.
[10]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review of the new initiatives at the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summary of a workshop[M].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1.
[11]BOZEMAN B. Evaluating govern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early impacts of the “cooperative technology paradigm”[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5, 22(2): 322-337.
[12]RUBENSTEIN K D. Transferring public research: the patent licensing mechanism in agriculture[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3, 28: 111-130.
[13]FUKUGAWA N. Determinants of licensing activities of local public technology centers in Japan[J]. Technovation, 2009, 29(12): 885-892.
[14]ADAMS J D,CHIANG E P,JENSEN J L. The influence of federal laboratory R&D on industrial research[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85(4): 1003-1020.
[15]JAFFE A B, LERNER J. Reinventing public R&D: patent policy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ie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32(1): 167-198.
[16]HERTZFELD H R. Measuring the economic returns from successful NASA life sciences technology transfer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2, 27(4): 311-320.
[17]CHESBROUGH H W.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18]NALEBUFF B J , BRANDENBURGER A M . Co‐opetition: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trategy & Leadership, 1997, 25(6):28-33.
[19]KELLER M R，BLOCK F,NEGOITA M. How does innovation work within the developmental network state? New data on public-private agreements in a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laboratory[J]. Sociologias, 2017, 19(46): 102-164.
[20]刘泽政,傅正华.地方高校技术转移影响因素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10, 28(3):26-29.
[21]MOWERY D C, ZIEDONIS A .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spin-off’ firms: evidence from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01, 3(1/2):106-119.
[22]GEISLER E, TURCHETTI G. Commerci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public-private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5, 12(2): 1550009.
[23]RAHM D,BOZEMAN B,CROW M. Domestic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venes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roles of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al R&D laboratorie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8, 48(6): 969-978.
[24]SAAVEDRA P, BOZEMAN B. The “gradient effect” in federal laborator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 partnership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4, 32(2): 235-252.
[25]ROGERS J D, BOZEMAN B. Basic research and the success of federal lab-industry partnership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1997, 22(3): 37-47.
[26]BOZEMAN B, CROW M M. Red tap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U.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1991, 16(2): 29-37.
[27]FRIEDMAN J, SILBERMAN J.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do incentives, management, and location matter?[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3, 28(1): 17-30.
[28]LINK A N，SIEGEL D S,VAN FLEET D D. Public science and public innovation: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ing at U.S.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the Bayh-Dole Act[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8): 1094-1099.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s and the Effecting Factors
Feng Weibo1, Zhou Yuan1, Zhou Yu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2. China Institute for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up-to-date literature on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by taking the famous contingent effectiveness model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n classify the various modes of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evidence, we also list out a set of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national laboratories in general, and then summar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ifferent transfer modes. We conclude that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s desired regarding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ssues on 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value networks mode, which can be a possible way to transfer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could be the current research gap and clearly awaits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open innovation; value network; 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10-0079-06
收稿日期： 2018-08-03，修回日期： 2018-08-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技术预见的多源异构大数据融合与时序文本预测方法研究”(916461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2035的中国工程科技发展路线图绘制理论与方法研究”(L1624045)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0.011
作者简介： 冯伟波(1987—)，男，湖北荆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周源(1977—)，通信作者，男，上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创新管理；周羽(1961—)，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创新与科研管理。
标签：国家实验室论文; 技术转移论文; 开放式创新论文; 价值网络论文; 综述论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