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内部货币框架的分析_货币供应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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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掌握的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重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主张开始被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美国战后20年的繁荣和经济增长就是建立在“膨胀财政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和“增长性财政政策”基础之上的。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内生货币供给的角度出发,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财政政策在干预经济时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最佳点。在内生货币金融体系中,政府财政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调节资本存量和收入分配,从而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财政与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及其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都曾做过详细的分析,这里先对他们的理论做一个简要阐述。

一、理论回顾

新古典学派代表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1]为探讨经济增长中的财政政策效应开辟了先河。多马指出,财政既具有扩大总需求的效应,①又具有提高生产能力的效应,②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生产能力的增加和总需求的增加必须处于均衡状态,即这里,多马得出了实现两者均衡的必要增长率,重点考察了财政政策对必要增长率的影响。

(1),表明税率上升能提高必要增长率。这是因为,财政支出是国民收入的函数,所以提高税率就等于提高财政储蓄率。

(2),表明财政支出率g在排除财政支出全部用于投资支出的特殊情况下即r=1时,具有降低必要增长率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财政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消费支出(r<1),当财政支出率提高时,利用在民间投资的资源并将其转换为财政消费,客观上会造成必要增长率的降低。

(3),表明财政投资率r提高能促使必要增长率提高。这是因为r提高,说明在财政支出中投资性支出比率上升。实际经济运行经常出现周期性波动,现实经济增长率未必能与必要增长率保持一致,所以,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必须要考虑财政的功能。

新古典学派的另一个代表索洛[2],在简单的实物经济模型基础上引入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货币经济模型,其中既有实物资产,又有金融资产。由于金融资产是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货币,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自然进入了索洛的增长模型中。政府的财政状况可以反映出一国货币存量的变化,因为政府获取收入主要依靠征税,而税收收入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转移支付,二是购买支出。当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时,出现财政赤字,政府为弥补赤字会举债或发行货币;当财政支出小于财政收入时,出现财政结余,政府会用这部分结余收回债券或货币。因此,政府的消费、转移支付和税收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货币存量的变化。在货币经济形态下,个人不再获得全部收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是国民净资产值减去赋税,再加上政府的转移支付形成的,当然还应加上价格波动带来的资本收益。个人的储蓄率代表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份额,投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增加实物投资,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政府债券。索洛指出,假定经济稳定状态下的自然增长率为g,则有:

其中,h代表政府的消费,可看作是实物经济量,货币增长率θ是由政府决定的经济参数。在货币经济形态下,人们持有货币是有机会成本的,它等于投入实业取得的利润r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ψ,再减去利息收入i。此外,人们持有的货币量还与总资本有关,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也就是货币财产与收入之比,可用(2)式来表示:

(1)式和(2)式共同构成了货币经济稳定状态的增长模型。索洛认为,货币经济条件下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要具备实物经济的均衡增长条件,而且还要满足货币方面的条件,如ψ和i稳定不变。只要资本—产出比率v的变动区间足够宽,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就能够实现。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托宾在1955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了《动态总体模式》和《货币与经济成长》两篇论文,建立了他的货币经济发展理论。托宾强调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型均是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展开论证的,这也是托宾经济增长理论的特别之处。在讨论政府财政赤字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时,托宾指出,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扩大总需求,从而使产量和就业增加,并引起价格的提高。也就是说,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取得实际效果。这是因为,赤字吸纳了私人的储蓄,而这种储蓄在缺乏足够的私人投资的情况下,会因为收入的下降而消失。总之,托宾认为,长期来看,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资本存量,但就短期而言,用发行公债代替征税的办法来扩大政府支出,可以刺激当前消费,从而扩大总需求,增加产量和就业。

新古典及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以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为核心,建立了实物经济分析的基础。索洛将货币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察,他的分析以外生货币供给或货币数量论为假设前提,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托宾在凯恩斯宏观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资产选择的投资效应,把货币作为一种以资产选择为基础的信用关系,由商业银行根据居民和企业的需求创造出来,从而奠定了内生货币供给分析的基础。

二、基于内生货币供给框架的分析

通过对前面理论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得出,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来自于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而只是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3]。在这个货币金融体系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只是整个内生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由资产抵押和获取利润的动机所决定,这种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为研究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我们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

W+d+r+π=C+S=C+I(3)

公式左边为总收入,其中,W表示工资,d表示折旧,r表示利息,π表示利润。收入一方也可用企业的成本收益来计算,企业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总成本可表示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W=C),则利润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d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即D=dK,r=iK,D+r=(d+i)K。

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即K=∑I-∑D,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因此,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保证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全部储蓄划分为银行存款△D和购买的股票△E,即S=△D+△E,相应地可将货币金融市场划分为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为R,则贷款为D(1-R),企业资产负债率为。显然,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家庭的资产选择直接对应。

在这个模型中,所有宏观经济变量都是由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变量,与技术完全无关。家庭储蓄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财富增值,企业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给定央行的法定准备率,则货币供给取决于储蓄存款,这是内生货币供给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是商业银行基于资产抵押而创造的信用关系。如果商业银行按照资本存量价值的一个稳定比率提供信贷,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是稳定的。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超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时,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一定会发生变动,从而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调节这种存量与流量均衡的正是货币利息率,利息率通过调节资本存量价值来调节投资、货币需求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由于这种内生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基于资产抵押关系的,因而要求具有稳定的资产负债率,稳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导致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稳定的资本—产出比率。由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联系到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就可以表述为:银行存款与股票的比率不变以及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即△D/D=△E/E。这一条件暗含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是不变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也是不变的。

在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下,利息率会通过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来调节企业的资本存量,以降低过高的资产值,恢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成本结构以及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结构,从而保证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稳定。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利率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无法单纯依靠利息率来调节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因此,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调节资本存量和收入分配,如政府的税收可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政府的支出和公债发行量可以改变货币供应量和资产结构。以减税为例,说明在内生货币体系下,减税如何影响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有效需求。在经济衰退时期,税率下降意味着厂商成本降低,总供给增加。由于减税提高了厂商的利润,因而不仅影响到总供给曲线,而且还提高了股票价格和资本存量价值。税收对股票价格的作用将影响到人们的资产选择,这种选择又进一步影响着股票的价格和利息率。一方面,由于利息率和反映资本存量价值的股票价格是投资函数中的重要因素,其变动会使投资受到影响,投资函数又是货币需求函数的一部分,因而投资需求的减少将最终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股票价格和利率的变动将减少银行的货币供给。

对个人来说,税率下降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储蓄和消费增加,储蓄增加又使货币供给增加。假定税率下降使平均储蓄倾向提高,货币供给增加大于由个人消费支出增加带来的货币需求增加,从而使利息率下降,利息率下降将使更多的储蓄用于购买股票,导致资本边际效率提高和货币的投资需求增加,最终使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同时增加,总需求水平提高。反之,税率提高将导致总需求减少,货币供应量下降。显然,减税的效果是扩张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它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然而,减税带来的收入、利润流量水平的提高,必然会使资本存量价值进一步提高,使经济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造成经济波动。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可以视为通货膨胀,原因是减税提高了总供给和总需求,推动了价格水平的上升。例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减税造成了伴随着“温和通胀”的经济增长。

公债的发行也将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政府发行公债意味着总财富价值的增加,在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这种财富存量的增加会使银行扩大货币供给,如商业银行使用债券作为它的准备金和中央银行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给等。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增加公债发行并不会提高利息率,反而会使其下降。只有政府把公债用于支出,增加货币需求时,才会使利息率提高。主流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政府发行公债使利息率提高,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按照这样的思路,在经济衰退时期,商业银行将减少货币供给,政府支出的增加不会增加货币供给而只是增加了货币需求,利率将大幅度提高,由此导致的资本存量价值减少和股票价格下跌必然迫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因此,政府用发行债券扩大支出的方法,不仅不能增加总需求,反而会使总需求下降,这就是增加政府支出导致的“挤出效应”。事实上,这一点与经验是不相符的。实际中,政府增加公债发行并没有使利息率提高,而是由于货币供给和总需求的增加引发了通货膨胀,既然利息率在政府发行债券的过程中并没有提高,那么资本存量的价值就不会下降。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利润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存量价值。这种存量与流量的失衡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导致了通货膨胀。③长期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会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或资本积累率超过稳定的比率,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正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模型中,考察税收与公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时都是与货币供求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财政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减税和增加公债发行都会提高收入和利润水平,导致资本存量价值提高,使工资成本与固定成本的比例下降,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当于提高了实际工资,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由此可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的稳定。一旦这个比例失衡,经济就无法实现稳定增长。

三、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财政政策

从1978年开始,我国一直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开始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特殊机构向市场化的财政政策转变。文章结合1990~2004年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分析。

(一)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的影响

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放缓,国内物价持续走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同时,经济增长率下滑,CDP增长率1996年为9.6%,1997年为8.8%,1998年则下滑为7%。面对这一形势,1998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投资,1998~2000年共发行建设国债3 600亿元,拉动社会投资24 000亿元。1998~2002年,GDP增长率分别为7.3%、7.1%、8%、7.3%和8%。同时,增加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使得企业利润大幅攀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增长了45.2%。

为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使我国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国有企业改造,一方面,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资本存量,提高了下期的产品成本,企业要保持盈利,就必须提高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企业短期内不会增雇工人,工人的收入也就不会提高,消费水平不会改变。由此可见,加大政府支出,只会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不断提高,使得企业成本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的比重不断下降。

根据前面理论分析,大量公债的发行提高了资本的存量价值,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这使得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的比率继续提高,而与恢复稳定状态的比率背道而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自1999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明显提高(见图1),超过了消费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1998~2002年直接或间接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资金占82.7%。国债项目的大量配套资金通常由地方和企业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来,极大地放大了银行信贷资金规模和不良贷款的累积,从而增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2004年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

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2000~2004年我国的失业率呈递增趋势(见图2),失业导致工资下降,进一步减少了需求。

(二)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

在内生的货币供给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我们利用1990~2004年财政支出G、税收收入T和国债余额ND的统计数据,逐一考察它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对财政支出和税收数据取对数,分别采用回归分析,得到:

回归系数及方程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可决系数R[2]分别为0.97、0.98,表明方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好。回归方程说明,税收与M[,2]负相关,即税收增加会引起M[,2]的减少,财政支出与M[,2]正相关,且弹性较大。财政支出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改变了货币供给,这是否就否认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事实不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金融体系是以财政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国家财政政策的变动。财政政策变动与由此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收入的变动将共同决定企业的盈利和亏损。我国1984年开始对货币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同年商业银行开始实行存贷差额的信贷管理,使货币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取决于财政的约束。图3比较了1990~2004年M[,2]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可以看出1990~1997年间,财政支出与M[,2]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1998年后,两者之间呈明显不规则的变动。尤其是,1997~2000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而货币供应量则不断下降,表明货币供应量受财政支出的影响很小。

由此可见,尽管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只是改变了货币供给的外部影响,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类似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用财政政策调节M[,2]极易引起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扭曲。这是因为,经济衰退来自于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在短期内虽然使收入和利润流量增加,但同时也导致了资本存量价值的进一步提高,而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继续提高与相对价格向均衡或充分就业方向的调整是相反的。一旦经济恢复到原有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资本边际效率就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从而使投资的货币需求下降,由此将导致失业进一步增加,经济波动进一步加剧。

考察国债余额对M[,2]的影响,我们利用靳卫萍(2003年)的回归分析结果,认为国债余额ND与M[,2]正向相关性很强,国债发行对货币供应量有相当大的扩张效应。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衰退将导致商业银行减少贷款,从而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继而引发企业的大规模破产,使经济繁荣时期积累的过高的资产价值下降,由此经济循环进入下一个周期。而当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衰退,采用发行大量国债刺激经济时,一方面,国债的大量发行人为地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降低了利率,按照托宾Q理论,利率与资产价值成反比,这使得本来就高的资本存量继续攀升,从而与经济复苏的方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国债回购又会引发货币供给的大幅波动,不仅对调整扭曲的相对价格起不到积极作用,相反还会造成无资产抵押信用的膨胀。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债的发行很少考虑对资本存量、货币供给及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而只注重对收入流量的调节。更重要的是,国债作为一种抵押品,总是与货币供给相联系,其本身在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又可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如1993~1995年出现的国债回购,极大地影响了货币供应量。这种国债发行对资产结构和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少为政府所考虑,不利于目前我国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以上分析对我国1998年以来采取的财政政策提出了质疑,但这丝毫不能否定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作用,只是财政政策的采用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相协调,才能达到预期效果。1997年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经济货币化导致的资产值过高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过低。经济复苏需要降低企业的资产值、提高工资的比重,这种经济周期的调整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是通过企业的破产实现的。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还不完善,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占国民经济极大比重的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如果破产,将会牵涉到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如失业问题等。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包括中央银行)模拟市场机制的破产,来实现对经济周期的调整。具体方法是:首先,将国有企业的所有亏损全部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降低其资产值;然后,用国债冲销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实质上是国家用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核销企业的巨额资本存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只改变账面上的数字,保证了企业和银行的照常运行。实施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必须设计一套模拟竞争的游戏规则,比如,把破产企业的经理和造成坏账的行长撤换掉等。目前,这样做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政府财政政策的调节方向必须如此。只要把握住现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实际采用的财政政策与这种“虚构”的方案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注释:

,公式代表财政介入后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式,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t表示边际税收倾向,g表示财政支出率。

②△Y[,c]=0(I+rG),r表示财政支出占投资支出的比率,rG为财政投资额,0为产出系数。

③主流经济学定义的通货膨胀的成因仅与总支出流量相联系,而这里的通货膨胀还考虑到存量价值,体现了一种流量和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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