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欲望的扩张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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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久远,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体,儒家伦理道德及礼仪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个体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宗法家庭及整个宗法制度的产物,是无法适应现代化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需要的,但是儒家文化的重道德精神至今仍有活力,值得借鉴。

一、儒家文化的义利兼行观,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传统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是重义轻利的,其实,儒家文化是义利兼行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由天命论引申出了他的义利观。孔子既重视义,也不忽视利,只是当义与利相对立时,便要求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孔子虽不反对个人求利,但认为个人求利必须合乎义:“见利思义”(《宪问》)。同时也不能将求取个人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否则便会“患得患失”(《阳货》),这样反而不能获利。孔子又要求当个人利益与仁义发生矛盾时,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仁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孔子更重视公利,以利民富民为义行,博施广济为仁圣,但认为不仅要谋取公共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提倡人们的道德精神,只有富而且教才算完全的义。甚至当食与信相冲突时,宁肯去食而存信。孔子的义利观是对立统一关系,统一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不合理的个人利益即不义而取,属利,合理的个人利益即义而后取,属义,不义而取,即是喻于利的小人,义取方为喻于义的君子;其二,谋取个人利益属利,谋取公利属义;其三,谋公利而轻公德属利,只有公利加公德才是义。义与利虽有统一性,但仍有对立,义偏重于精神生活和为公;利则偏重于物质生活和为私。可见,孔子的义利观是义利兼行的,它不否认利,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承认义和利的统一性,他的义利观并非禁欲主义的,只是当义和利相对立时,才是重义轻利的。孟子同孔子一样也并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而且充分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但个人利益的满足,应受礼义的节制,当个人利益与仁义发生矛盾时,应服从仁义。他认为仁义是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或目的本身,仁义是利的可靠保证,一般来说,行仁义者必有利,不行仁义者必有害,但不能因此将仁义当做谋取私利的手段。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应以义为号召,只有以仁义为号召,才会受其实利。

可见,如果消除孔孟所谓义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等级精神、宗法观念等、义利兼行思想完全可以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救弊补偏的作用。作为儒家文化的优秀道德遗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也仍然可以成为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诚然,求利是人的本性,求利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原初的动力,而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营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又难免出现文化滞后导致道德失落、失控现象,如贪污受贿、造假售假、物欲横流、追求享受等等。

为弘扬正气,建立正常有序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就很有必要发扬儒家文化的重道德精神,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从而抑制个人私欲的恶性膨胀。

二、儒家文化的重道德修养,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也很有启示。儒家文化非常重视道德的价值取向,被称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理智的人伦规范,明明德就是顺应万事万物的规律而不断新民,从而达到道德上至善的最高境界。人生不可慎乎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道德最根本的观念是仁,即爱人,明德新民的目的在于爱人,在于达到人的至善至美。为此,儒家经典著作提出了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恭敬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并把它们看作做人的根本。为达到理想的道德人格,儒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

孔子的道德修养过程可概括为立志、学、思、行用、有恒、上达。正确的立志是道德修养的关键和前提,立志不是一蹴而就的,乃是一个与学、思、行等相辅相成的过程。学是达到修养目的的最根本的手段,孔子不但重视学习,而且重视思考。更重视以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为主的行和用,他以学而能行为最可贵。道德修养要达到理想境地,取决于能否持之以恒,全始全终,最后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即上达。

孟子也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即思诚,寡欲养心,刻苦磨炼,养浩然之气,塑理想人格。

孔孟的道德修养理论,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我们可以取仁者爱人精神以调整现实的道德关系;取礼之克己守法精神调整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我们要切切实实地进行爱祖国、爱集体、诚实、有礼、团结合作、友爱互助等爱国主义和思想品德教育。务求做到人人以爱国为荣,以遵守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为荣。这样坚持下去人们的道德情操就会日益提高。

三、儒家文化的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对于培养集体主义价值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是把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三者之间的和谐,以不破坏这个整体的统一为思想原则;同时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利益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无疑是维护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但它却培养了人们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它是以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不取信义于朋友,不忠诚于国家,也就失掉了做人的资格。因此中国人主要是作为群体成员而存在的,是以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把全局的利益看得高于局部利益,把整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体利益。而这种利益取向,曾经被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为其巩固既得利益服务,但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向和实际社会效果来看,它对于孕育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人个人私欲恶性膨胀,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时,只讲个人利益,一切以自我为轴心,不讲集体、国家利益,为个人私欲的满足甚至不择手段。因此,整体为上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我们不能片面地只讲集体利益,因为忽视了个人利益,最终也将丧失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对儒家文化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诚然,儒家文化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商品经济日渐蓬勃的时代,儒家文化的重道德精神,对于我们抑制物欲恶性膨胀,对于我们纯洁道德,净化社会空气,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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