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率先成功突破苏联模式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论文,条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04)02-0006-04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模式的弊端明显暴露，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改 革。但在中国走向市场取向改革以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 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即使是改革步子迈得最大、曾 经一度取得引人注目成就的匈牙利，也一直没有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相反，他 们认为“改革的原则是，维护中央计划的领导作用及其指导性质”，而市场机制只不过 是“中央计划管理工作所能利用的手段”[1](P328)。苏东国家的渐进改革由于迈不开 大步而归于失败；中国的渐进改革却成功地突破苏联模式，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为什么能够率先成功地突破苏联模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在这 里对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条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传统是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一 个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大国的大党，不需要看苏联的脸色行事；这个党长期以来形 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传统，也不可能看苏联脸色行事。因而它最有条 件率先成功地突破苏联模式，率先独立自主地探寻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的体制。
这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和重要的人力资产。《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 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2](P202—203)
这个传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锤炼中 形成的。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不仅与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的西方国家根本不同，而 且与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俄国也有根本差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如何从 事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经过多次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只能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在谈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 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 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 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 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吗?”[3](P126—127)
这个传统是在长期抵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干预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形成的。由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 革命濒临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和纠正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支持的党中央 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能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 出发。在建国以后不仅顶住了西方国家的种种压力，而且抵制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 主义，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 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正是由于这个传统，“四人帮”垮台不久以后就发生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 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如果不是实事求是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深深扎根，至少这条思想路线不会那么快地 重新确立。如果不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内深深扎根，也不可 能在1982召开的十二大上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强调不能照抄照 搬别国模式。这里说的别国模式主要就是指苏联模式。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 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4](P3)这里说的不仅是“现在”和“将来”，而且包括“过去”；不仅 是当前经验的总结，而且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极不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率先在中国被突破，与中国采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带来的 尖锐矛盾和计划经济体制极不完善有关。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首先是从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开始的。 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之所以在改革初期纷纷出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当时就业形势 十分严峻。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建立了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采取了不利 于吸纳劳动力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忽视了发展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 一个时期以来不仅城市不能吸纳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而且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 现象；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又使各方面矛盾更加尖锐。到改 革开放初期，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加入就业大军，加之70年代中后 期知青返城加速，于是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改革初期中国城镇待业人员1978年达530万 ，其中待业青年达249.1万，知识青年返城人数为255.32万，待业数为66.64万；1979年 知识青年返城人数达395.39万，待业人数为144.66万。当时，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主要 就业渠道就是发展个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在高度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框架上打开 了一个缺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极大比重 的农村经济的“旧体制已经无法维持”。农民和农村是旧体制最大的受害者和最薄弱环 节，农民改革的要求最迫切，改革的阻力最小。首先，为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 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过大，把农民挖得太苦。为了维护这种剪力差，对农产品实 行统购统销，不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上市，只能卖给国家。这种体制严重地制约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其次，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极为缺乏效率。 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人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 工作态度和效果完全脱节，在“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劳动 激励不足，免费搭车的现象十分普遍。最后，改革前对农民利益缺乏保护，只有大锅饭 而没有铁饭碗。农业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束缚功能极强 而保护功能缺失。这一点既同我国城市的工人和工业不同，也与苏东国家的农民和农村 不同。由于旧体制对农民和农村的伤害，1965～1978年间，我国的农民收入几乎停滞不 前，年增长率仅为1.7%，农村低于贫困线的绝对人口达2.6亿，占农村人口的33.3%。19 78年全国29.6%的生产队集体人均分配不足50元。
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松弛也为市场取向改革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中国国有 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到80%，非国有部门在较大程度上是自负盈亏的，比 较容易进入市场，农村社队企业较快地转化为面向市场的乡镇企业，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计划范围相对狭窄，中央统一计划的商品率远低于苏东国家，而地方政府的权力 却大于苏东国家，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特征的地区性试验，即与此有关。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先在安徽试验；乡镇企业先在苏南试验；许多市场取向改革的新举措先在广东等 地的特区试验。地方政府的较大权力使这种试验较容易开始。这些都有利于改革的启动 。
三、能商善贾的历史传统
中国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同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有关。笔者在这里着重说一点：中国人 具有能商善贾的历史传统。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建国后又经历了 30年的计划经济，市场力量十分薄弱。但是中国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首先， 一部分沿海地区原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那里蕴藏着中国最浓厚的市场意识和商业文化 传统。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华人，主要是指中国本土以外的遍布在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温哥华、洛杉矶和伦敦等地的华裔。正 是这群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团体，把亚洲经济推向巅峰。”“他们是世界上最了不起 的企业家群体。”1994年香港中文版《福布斯》杂志分析了亚洲十大证券市场的前1000 家上市公司，其中517家最大的独立股东是华人。东京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五个主 要国家的上市公司，发现绝大多数为华人拥有。华人所占份额，在泰国为81%，在新加 坡为81%，在印度尼西亚为73%，在马来西亚为61%，在菲律宾为50%[5](P6，11，12)。 为此，约翰·奈斯比特称华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经商民族之一(另一个是众所周知 的犹太人)。
能商善贾的确是中国人具有的历史传统。在现代以前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都具 有显著的商业精神。但这种商业精神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有些沿海地区这种传统已深入 骨髓，形成某种近乎“天然”的禀赋。例如对台湾经济很有研究的隅谷三喜男教授就曾 指出，台湾家族企业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倒不在于这种企业的家族形态，而在于企业经营 主体的“商人性格”。这种商人性格深深地扎根在台湾经济、以及广东、福建的华人经 济之中[6](P342)。较早研究区域发展特点的大陆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商人精神的地域 差异，正是这种被他们称之为“广义文化素质”的经济理性，对沿海地区的先行“起飞 ”起了关键作用。所谓“广义文化素质”，是与狭义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相对的概 念，意指文化环境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性，尤其是经商的观念和欲望。“据浙江省 乡镇企业局统计，全省1986年，在全部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文化程度占的比例不到0.1%，高中文化程度占8.9%，初中文化程度占35.5%，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占55.5%，因此 ，如果仅用文化程度的高低来衡量，浙江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会很快。而从广义文化来看 ，情况正好相反，浙江许多农村地区人们的经商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比次发达和不发达 地区要强得多。”[7](P178，179)这种广义的文化素质对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更具有直 接作用。
四、危机，加高瞻远瞩的领导
东西方的经验都表明，危机的发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 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地、以尖锐的形式提到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痛切感受和深刻认识 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打破了人们认识体制的弊端所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 传统观念的产生并非偶然，并非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人们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 的积极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没有危机，往往就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传统观念 。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美国学 者布莱克等在回顾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时 指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 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 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8]( P431)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西方国 家发生了经济滞胀。这场危机导致了新的改革，使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美 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变化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 这些思想，正如并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 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9](P211)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样遇到观念和既得利益的障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千万不要 以为这种利益障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利益造成的障碍。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 饭，企业没有效率，但普通员工没有失业的威胁，有安全感；打破大锅饭，就会有人下 岗，有失业的威胁。因此改革的抵制力量不仅可能来自管理阶层，也可能来自普通员工 。今天，我们在打破大锅饭的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所触及的既得利益的广度和深 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没有活力，但企业负责人不承担风险，微观管理 部门的利益又同这种政企不分直接相连。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再次深深地体会到改革所 触及的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危机的发生、忧患意识的形成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 换及相应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体制改革的启动直接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机相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在“反 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它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 端推向极端，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它以尖锐的形式，充分地暴露了“左”倾错误 的危害和传统体制的弊端，从而推动我们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 错误，推动了思想大解放。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错误及其严重后果，不可能在“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就发生真标准的大讨论，并通过这场讨论重新树立了实践的最高权 威。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危机，也不可能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耗尽以前就开 始市场取向的改革。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邓小平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推动作用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 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 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 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4](P172)
但是这决不是说，只要发生危机，经济体制改革就必然成功。改革要成功，还必须有 坚强的、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丹·耶金、约·斯坦尼斯罗在《制高点》一书中说：经 济改革的成功“都是经济危机和坚定的政治领导人相结合的产物”[9](P198)。改革的 历史突出地表明：领袖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注：“英国自封的‘思想大臣’基思·约 瑟夫及其门徒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推翻英国的混合经济时他们似乎是在完成一个堂吉 坷德式的计划。最他们不但取得了胜利，还对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日程产生了影 响。正是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邓小平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果断地使国这个世界 上最大的国家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并融入世界经济。在美国，罗纳德·里根的胜利则 迫使民主党重新审视自己。”(丹·耶金、约·斯坦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 0年版，第10-11页。))。中国率先成功地走向市场取向改革，从主观条件说，最根本的 一条是形成了邓小平为首的有远见的、坚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四大报告关于邓小平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作了如下概括：“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 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 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10] (P13，14)正是邓小平的杰出贡献，推动中国取得市场取向改革的伟大成功。这个改革 改变了中国，从而改变了世界。
收稿日期：2004-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