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国际论文,共运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共运在其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出现过杰出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以其理论和伟业，引导、推动和影响着国际共运的发展，成为该时代的杰出代表和胜利旗帜。邓小平在成功地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无愧于前人，他的理论和伟业，将永载国际共运的史册。
本文试对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在国际共运中的伟大作用和深远影响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学者。
一
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结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束缚，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国际共运发展的新局面。
二战后，欧亚一系列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为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建设社会主义必需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当时，这些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穆尔卡、哥特瓦尔德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在战争中形成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曾提出通过人民民主模式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东欧国家的这种创举，斯大林起初是肯定和赞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根据本国特点走向社会主义，使这些国家，在1944—1947年间，在恢复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为了控制东欧，强行推行苏联模式，首先向南斯拉夫发难，将其“革出教门”，并在东欧各国清洗“铁托分子”。从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受到批判，一切与苏联不同的看法与做法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一度生气勃勃的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被扼杀了，并为尔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动乱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契机。苏共领导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可以视作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信号。以此为开端，苏联和东欧绝大多数国家进行过数次改革。从50年代中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不可否认，一些国家在改革的某个阶段或在某些领域取得过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改革的难度极大；有些领导人囿于传统观念，不敢突破旧的模式框架，没有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有的在改革的重大决策上有严重失误；尤其是东欧国家若越出苏联之“雷池”，即遭横加干涉，甚至重兵压境，如此等等。因而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两次改革浪潮，从总体上来看收效不大，经济滑坡甚至停滞和负增长。然而，不改革，社会主义没有出路；改革，路子该怎么走？这些国家的党陷入了两难选择境地。
以上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重要国际背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坚持的一贯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后，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作过颇有成效的探索，但由于以下的原因，没有能够突破斯大林模式，出现过严重的失误。
第一，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党包括党的领袖人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而这些设想又是借助于苏联的现实社会制度，使它形象化、具体化的，实际上是把苏联的现行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范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斯大林模式是当时特定的内外环境的产物，又是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因此，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形式上有重大的创新，但这只是在斯大林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框架内的创新。或许可把它概括为“小突破、大照搬”。当然这不是某个人的失误，而是历史的局限所使然。
第二，对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冲击并最终取代经济建设。
促使毛泽东改变“八大”路线的重要原因是中苏分歧的加深和论战的升级。为了防止苏联的情景在我国重演，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推向极端，酿成全国性的灾难。
简要回顾这段历史，无非是为了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就毛泽东的本意来看，上述这一切是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积累的正反面历史经验还不多，还没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件事情做好。因此，我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为了把他开始做的事情继承下去，尽力做好。
第二，同苏联、东欧国家相比，我国的改革起步要晚得多，因而可以借鉴他们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后起改革国家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苏东国家的改革最终没有成功，但他们在改革中也提出过若干很有价值的创见。例如：匈牙利1968年提出“把集中计划管理与充分发挥市场体制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主张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卡达尔领导时期，一贯坚持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方针；1968年4 月通过的捷共《行动纲领》等文件，提出改革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和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针，主张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在全民所有制的改革问题上，提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观点，主张在农村普遍建立“农工综合体”；1977年勃列日涅夫时期制定的苏联新宪法就提出，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具有启迪、借鉴和参考价值。
第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浩劫，使我们不能再照旧模式生活下去了。痛定思痛，人心思变，改革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错误发展到了极端，问题得以充分暴露；正反面经验的增多，通过深刻反思，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以上分析说明，在中国，有了较为成熟的条件，能够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更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代世界中，只有中国形成了能够担当改革重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坚强的、成熟的、团结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可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成功，邓小平理论的诞生，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
二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大量论著作了精辟的阐述，无需赘述，本文仅就若干问题扼要谈几点认识。
第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综观我国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虽成绩不小，但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有时错误曲折还很严重。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甚至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邓小平经过反复冷静的思考认为，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党的领导人不想把社会主义搞好，或者不尽责，不称职，而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若要总结经验教训，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正是他多次强调的，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认识不都是很清醒的，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种不清醒、不清楚的情况，绝不仅限于某个党或某些领导人，而是有其普遍性和全局性。它说明，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现实后，整个运动的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尚未解决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各自的国家，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同实践的发展相同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邓小平认为，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立足点，不应当纠缠历史细节，过多地追究领导者的个人责任，而是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只有这样的总结，才能对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认识达到科学水平；才能丢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开创新局面；才能激发全党、全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进，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那种怨天尤人、否定过去、人心涣散的情况。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改革起步虽晚但改革成效显著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概括，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把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政治家的邓小平作出上述论断，不是脱离更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阐述社会主义之真谛。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①此后，他反复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观点。前文所引1992年的理论概括更精炼、明确、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这个思想，言简意赅。其基本观点依然是他反复强调的两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生产发展的成果归人民所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的真谛。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首先是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的。凡是做到上述两条的，说明社会主义具有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充分显示出来，人民就拥护。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真的，是成功的；反之，这种社会主义可能是假的，至少是不成功的。如若上述两条实现得不够理想，说明这种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有缺陷，需要纠正。
基于以上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意义重大深远。首先，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制度和体制、路线和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都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重新认识，决定取舍或予以调整改革。其次，它是衡量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得失的最高也是最终的评判标准，是指引我们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进的锐利武器。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构建。
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国情，作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以初级阶段为根本依据，克服超越阶段的观念和政策，重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它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同时，它又伴随着实践的发展、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深化，不断地开拓创新、丰富、发展和完善。同苏东国家相比，两者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别。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但改革的起步和突破是经济体制改革，至今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重点。这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也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这是由于我国过去的所有制结构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一大二公”，片面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轻视和削弱集体所有制经济，排斥和取消个体所有制经济。这种单一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新旧社会制度的变革，这同我国的改革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其基本精神是适用的。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改变了单一公有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个体的、私人的、外资的等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重新获得了合法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困惑和疑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倒退。
我们说，这不是倒退，而是类似列宁在1921年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时所作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调整。
说它不是倒退，是由于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搞私有化。而多种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新的增长点。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在现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说它是退却，是由于我国过去的所有制结构超前了，因而必须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的基地上来。
说它是战略性的退却，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需长期坚持，而不是权宜之计。
可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构建，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繁荣。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旧社会的更替，其终极原因只能从生产力中去寻找，新的社会制度之所以取代和战胜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由于新制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标准是判断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的根本标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些、更高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人心向背的头等大事，是最大的政治。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经济建设应当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需居于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地位。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结合我党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探讨一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的关系，不无益处。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已让位于另一个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需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转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现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是：1.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整体上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或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2.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错误的判断，必然会严重冲击、干扰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点，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否必然会导致党的基本路线或总路线的改变。
以上两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怪得出奇。但我认为历史经验的积累已经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有可能对此问题重新思考，深化认识。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4次提出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最早的一次是1918年春。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③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这个“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亦即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外国武装入侵和国内战争，使这次转变未能实现。1920年春和同年年底，由于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出现和平时机，列宁又先后两次提出转变工作重点。最后一次是1921年3月，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变。
列宁提出的四次转变工作重点，时间都是在苏维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远未完成，阶级斗争依然非常尖锐复杂。然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道路，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只要没有外国入侵和敌对势力武装叛乱，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践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从我国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2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尽管没有提出转变工作重点，但从1953年起，已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所以这条总路线是革命和建设并举的路线。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分析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后来，毛泽东尽管改变了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但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内，对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认识。例如，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同样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尽管存在着过分强调精神因素等缺陷，但确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非常突出地强调了阶级斗争，但还没有把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确立起来。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④1964年12月，又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⑤也正为如此，“文革”以前的十年，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已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在1969年4月， 林彪在“九大”的报告中，才正式被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才铸成全国性的大灾难。
从以上的回顾和分析可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变，一般来说取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但这又不是绝对的。由于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而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掌握了阶级斗争和一切工作的主动权；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管阶级矛盾是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都是为实现这个根本任务服务的。因此，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牢固确立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要善于驾驭，就是处在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亦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首要地位；当阶级矛盾已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领导人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作出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只要没有放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总目标，没有坏人当道，也还不至于造成过重的损失，并非没有可能较快地纠正。
以上三点是第一部分的延伸，旨在科学地认识历史经验，对比中国和苏东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成功之道，从而突出邓小平在国际共运中的伟大历史功勋。
三
邓小平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由他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历史地形成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的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国际共运遭受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挫折。正是由于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掌舵，我们党和国家顺利地渡过了这一历史难关。
邓小平认为，这场风波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他胸有成竹，应付自如。早在1989年初，他就告诫党的领导人，中国不允许乱，“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骂⑥。这年9月，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已预见到东欧、苏联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但这并不可怕。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⑦“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⑧世界社会主义必将从低谷走向复兴和发展。
在苏东剧变，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的危难时刻，在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坚守住社会主义这块阵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所作贡献的意义不可估量。
邓小平在回顾这场风波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⑨如果联系本文第一部分内容，就不难理解，这是邓小平对这场政治风波所作的极其深刻的总结。遍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风波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是死路一条。
基于对国际国内斗争的深刻认识，在国内风波平息后，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必须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仅如此，他认为，开放要扩大，改革要深化，要迈开步子，大胆地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回答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极为险恶。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击退了西方敌对势力反共反华，制裁和孤立中国的迷梦，使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认为，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制裁，干涉我国的内政，决不能屈服、退让，要坚持顶住。“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⑩他认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不可怕。在险恶的形势面前，最重要的是中国自己不能乱，要稳住脚跟，把国内的事情搞好。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1)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认为“不能看成一片漆黑”，“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各个不同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种深刻的矛盾正在暴露和发展。“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2)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镇静自若，驾驭矛盾扭转乾坤的政治家的智慧，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新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邓小平认为，苏联、东欧国家他们怎么变，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13)。但不管这些国家发生何种变化，我们都要同他们友好往来，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邓小平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4)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深深懂得发生在50—60年代的那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既不利于国家关系的改善，也不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发展。基于这个教训，邓小平认为，不要随便批评、指责别人，说过头话，做过头事，更不要批判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重开意识形态的论战，我们决不当头。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邓小平的方针，在这些国家社会制度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它们同我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新的重大的发展。这样就团结和稳住了一大片，这是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扭转全局的一个大手笔。
对西方国家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还要区别对待。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邓小平认为，必需坚决反对，中国也有能力抵抗他们的制裁。同时，我们又要从大局着眼，继续同他们打交道。邓小平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15)对打破制裁，发展同他们的关系，“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16)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胆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影响全局的最重大的国家关系之一。美国既是我们回击的主要对象，又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邓小平认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邓小平奉劝美国领导人，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17)。
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同样西方国家也离不开中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妥善解决。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以寻求，在全球战略问题上有广泛的合作领域，何况中国拥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尚未充分开发。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在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中，中国同各大国间建立的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各种称谓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正是党和政府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对外战略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的伟大功绩还表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新老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18)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高度重视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提倡退休制，按干部“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进班子。他认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9)。他特别重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他说：“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20)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经过全面考察，反复比较、精心选拔，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一代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功交接。
邓小平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他深谋远虑，主动退休，辞去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 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民、全军衷心爱戴的伟大的领袖人物，健在时主动离职，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工作，不负众望。现正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历史经验证明：一位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在其生前，往往不一定为人们所充分地认识；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在其创立时也许只是初显锋芒，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愈来愈释放出它的灿烂光辉。
可以设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再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在约有16亿人口的大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普遍富裕。当真正可以“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世界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当然，许多事情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界的风向必将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是时，可能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照中国的经验，探索各自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展现出社会主义多样化、“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前景。若能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来观察问题，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预示着国际共运复兴和发展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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