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1]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思想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灵魂与核心,是党的建设中各项建设的统帅和引领。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思想建设的方式而言,除了对党员进行日常的经常性教育以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选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对不同时期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引领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因应,着力解决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共识、团结全党力量。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独有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凭空臆想、偶然所得。细究之,我们发现其理论依然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教育的学说。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教育问题有过非常丰富的论述。在这些著述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主要思想,包括开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原则以及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具体的自身建设实践中发挥创造力,逐步摸索出一套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独特方法,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立时代潮头。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必然擦碰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形成可探寻、可总结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地位、具体做法以及主要特点,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和把握规律,为推进思想建党特别是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提供路径参考和方法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曹凡[2]2017年在《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之不断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又一全新时代。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基础上,站在全新而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前,深入思考和探索干部队伍建设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的干部队伍建设新观点、新论断,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纯洁、提高和建设干部队伍指明了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依据。本部分探析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经典作家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同时立足实际,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剖析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现实依据。第二部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本部分按照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养、考核评价、激励保障、监督管理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第三部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鲜明特征。本部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归纳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表现的鲜明特征,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务实性、突出群众观点、增强从严力度等特征。第四部分: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重大意义。理论意义包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观,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意义包括提高干部的素质,防止权力滥用,密切干群关系。
李婧[3]2015年在《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党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前所未有的艰巨,更加需要党政领导干部提升领导能力。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他们的领导能力与各项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直接相关,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相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直接相关。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整体的领导能力与党的执政任务和使命基本适应,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新时期面临着各种现实考验,在一些方面也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和差距。具体体现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谋划和研究问题的意识不强,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根本改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统筹发展中各重大关系的能力不强,导致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关系矛盾激化,群体性矛盾频发;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心理调适能力欠佳,处理不好自身的心理问题,导致对事件的情绪化处置。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说明,进一步提高党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于它的研究无论是对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还是对增强党和政府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执政水平,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领导能力建设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课题,需要不断结合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阶段和新的发展要求,结合党的执政历史发展的轨迹、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推进的实践和新时期领导科学发展的规律,总结出当前领导能力建设的一般规律。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理论的相关论述;第二章分析领导能力建设面临三方面的现实考验;第三章分析当前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建设存在的三大紧迫问题;第四章进行新时期党政干部领导能力建设的深层透析;第五章阐述了领导能力提升的实现途径。第一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探究经典作家和中共领导人是如何论述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和领导能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领导能力的论述和中共领导人关于领导能力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关键要素。本章先从阐述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体系的形成入手,再详细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领导能力的诸多论述,最后较为详尽地列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关于领导能力的论述,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领导科学领域的具体展现。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前提和实践来源。《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基本原则的确立。《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领导群众的最高目标,领导本质的问题,领导的依靠力量,领导决策依据问题,领导本国革命的实事求是原则。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有九个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即领导活动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实践的必然;无产阶级领导权威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权威;领导理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领导者的本质是人民公仆;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坚持的领导道路和领导革命的根本目的;要有明确的领导战略和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领导集团和一大批党员干部,重要的是要有民主的领导制度;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科学认识和有效把握革命领导活动规律。本文指出,以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有七条基本原理。领导能力是运用领导理论转化为领导实践和革命活动的有效载体和根本依托。马克思主义在领导工人阶级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拥有领导能力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坚强保证。列宁在面对十月革命胜利俄国残败落后的国家局面明确指出,必须具有和提高领导俄国经济建设的能力,这是巩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重锻炼和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伟业所需要的领导干部,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领导干部提高多方面的能力。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面对国家科技水平的落后,邓小平特别强调通过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学习国外先进的有利于自身建设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提升自身的经济建设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以执政能力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加强对三大规律的研究和运用,清醒认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大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握发展方向,利用好发展战略机遇期,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众多的讲话、演讲、文章等中都表达了提高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治理能力的高度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习近平领导能力观的核心内容与集中体现。第二章主要指出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建设面临的三大现实挑战。在现实的国内考验方面,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种结构发生大变迁及由其带来的利益格局复杂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科技信息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人口阶层变动、城乡区域发展、就业生活选择、科教文卫体改革还有思想价值观更新上都发生了新变化,这些都打破了以往较为封闭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这些改变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发展。社会自发性申请成立的社团、组织等新型组织数量增长较快,网络社团也在增多,无疑对各级党政领导加强管理和领导组织提出了高要求。利益结构的复杂化突出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新的利益诉求,甚至会出现矛盾冲突。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加剧了社会对立,贫富分化十分明显;人们价值观多样、多元又多变的特征十分突出,人的思想活动表现出的独立性、善变性、有选择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值得关注的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霸权打压依然存在。科技方面,要给予大数据的正负面效应以适当的关注。在现实的国外考验面前,主要是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影响以及世界军事变革、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等可能给我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在现实的执政考验方面,主要指出的是党员数量和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都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我们党提出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员规模的过于庞大致使党员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一个突出的新变化就是发展党员吸纳了新的社会阶层,如优秀民营企业主和员工入党等;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突出地说明了党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这是党政领导干部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五位一体”总布局无疑增加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份量和责任担当。第三章指出党政干部领导能力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三大紧迫性问题,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的作风顽疾、观念误区和机制弊端。关于三大作风顽疾:第一,思想作风不端正。党中央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精神懈怠”危险,其突出表现就是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庸俗、心存平庸保守的消极想法,解放思想不够深入、创新意识不强,甚至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利益诱惑,败下阵来;第二,学习风气不踏实,学习态度不务实,浮躁之风甚嚣尘上,有些领导干部不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甚至对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也存在认识不足、领悟不深、掌握不够等现象;第三,工作作风不扎实,“四风”问题比较突出,有些领导干部工作热情度不高,不把主要心思放在干事创业上,不把服务群众放在心上,对老百姓合理的利益诉求漠不关心,使群众办事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四难”。在四大观念误区方面,有些领导干部在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出现了道德败坏、丧失官德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官场生态中,一些错误的权力观仍在大有市场、大行其道,如把权力看作为为己谋利的工具,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讲排场、讲享受,甚至失职渎职,违法乱纪;有些领导干部政绩观摆得不正确,存在过分追求gdp忽视其他指标的片面狭隘的政绩观,忽视长远效益注重短期受益,忽视以人为本反而以求利为本;在发展理念上,有些领导干部缺乏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整体推进的科学发展思想。我国在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着四大机制性问题,主要就是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在教育培训内容设置上、对教育培训学员管理科学上、在干部接受教育培训动力促进上,还有就是选拔任用机制存在错误的用人原则等问题,考评机制上存在片面的虚假的考核等现象,对加强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建设和提升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第四章从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建设的根本方向、建设重点、突破关键和传统文化滋养等方面入手对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建设展开深层分析。首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能力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科学发展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领导的本质就是服务,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和为人民服务。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强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其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能力建设必须明确领导能力建设重点。习近平在2009年一次讲话中提到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六种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本节对以上七种能力较为详细地逐一展开分析,分别从每一项能力的意义和提升该项能力的方法途径进行阐述。本章提出:提升知人善任的能力,需要树立党的宗旨意识、坚持“任人唯贤”原则、炼就发现人才本领、提升用人气魄;提升开拓创新能力,需要首先重视理论创新、再者强化实践锻炼提高、还要健全选拔创新人才机制;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需要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处理好复杂利益关系、推动良性互动与均衡;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需要加强科学预警与防范、快速反应与果断决策、注重运筹与控制事态、加快善后与恢复重建;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需要树立“欲影响社会,必先影响媒体”观念、充分认知媒体、有效利用媒体、热情服务媒体;提高维护稳定能力,需要在把握六大原则的同时注重形势把握早谋划、搞好工作责任落实、依靠群众促稳定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对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提出的能力新要求,主要从鼓励公民参与、坚持依法治理和重视运用新科技等方面来提升。再次,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为指导,要明确领导能力建设的突破点和关键点,从观念上、眼界上、立意上、方法上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具体实践中要做到依靠改革提高自身素质、依靠自律塑造政风、依靠机制化解矛盾、依靠科技增强创新能力。最后,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关于领导思想的记载,古人在治国理政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方法和见解,这些都为领导能力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需要多多借鉴。第五章是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建设的实现途径。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从提高政治素养、科学文化素养、心理素养等方面促进领导能力建设的内在培育,从教育培训干部、健全考评机制、加强锻炼实践等多角度实施领导能力建设的外在促成,从增强宗旨意识、培养学习领导者、提高领导魅力等多内涵地谋划领导能力体系化构建。关于内在培育党政干部的领导能力方面,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养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党政领导干部要切实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必须通过深入学习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维素养,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新胜利,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过硬的业务技能,各级领导干部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节奏,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增强健康的心理素养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要有坚强的性格和稳定的情绪,必须有豁达的心胸,必须要有耐心和顽强的意志力。关于外在促成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上,教育培训领导干部是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方式,我们党在动荡的革命时期通过建设各类学校加强对大批干部的教育培训,在新中国成立后,干部教育培训日益完善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考评是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导向,党的十八报告指出,要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践锻炼是提升领导能力的根本途径,正如习近平所言的“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要让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具体实践,鼓励他们自觉到复杂环境、关键岗位、艰苦地区磨砺品格、锤炼作风、提高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干部、培养出好干部。本章从三个方面入手对领导能力建设进行体系化构建:第一,增强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这要求树立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的基本原则,作为领导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争做为民服务的表率和模范,必须思想上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在加强学习争先创优、不怕牺牲、自觉抵御各种诱惑,杜绝腐化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中央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都号召全党上下加强学习,习近平最近也指出中国要成为“学习大国”。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做一名有文化有智慧的新时期学者型领导。第三,魅力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甚至是领导力,领导干部既要发挥权力型影响力,更要重视非权力影响力的突出作用。
孙会岩[4]2017年在《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技术决定”与“社会决定”之间的争论一直影响着政党政治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爆发的工业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政治世界变迁,技术发展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日渐被研究者肯定。时至今日,作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我们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把中国带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能开辟一个民主政治的新时代,这对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正视互联网对政党政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赢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本文把政党政治理论的发展置位于三次技术革命之中,通过考察机器技术革命、电器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党与政党理论来找寻互联网时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佳“范式”。随着技术时代的进步,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在变迁,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有了新发展,因而中国的执政党认同理论也随之构建起来。在实践维度上,意识形态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思想性资源,党的组织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组织性资源,党的领袖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魅力性资源,执政能力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政绩性资源。本文通过运用“技术进步-政党认同变迁”分析框架,考察技术革命与中共变迁的二元关联,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影响。具体包括民主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生成、建国后的技术进步与执政党认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与执政党认同的提升,并分析与总结不同时期党的认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反思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信息爆炸、去中心化、泛娱乐化和数字鸿沟等特点,评估其对执政党认同带来的考验和风险,主要包括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组织治理弱化对执政党认同的挑战、党的执政能力认同困境等,从而为塑造互联网时代执政党认同打下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第一,意识形态建设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是重塑认同的应然选择。在宏观层面必须嵌入互联网思维使意识形态从管理走向治理,在中观层面通过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等方式,在微观层面从面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有效的"再编码",形成有效的解释框架,赋予其新的内容进行传播,以赢得广泛的群众认同。第二,作为组织的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提升尤为重要。因此,一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重新考量,塑造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魅力认同；二要转变党组织建设思维和观念,推进基层组织结构扁平化、党组织信息即时化,最终以服务为核心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评价方式；三要推进“互联网+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党员服务”,使党员队伍形象在网络空间中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即时、高效,也更加精细、精准。四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党的规则建设,取长补短,保证党的制度机制在新环境下有序准确地运行,从而提升互联网时代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第三,提升互联网时代的执政能力认同。从互联网时代党的执政理念调适,增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政治参与,多方利益合作实现互联网社会的智慧治理,最终建构一套民众广泛认同的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价值观,以增强民众对党的执政能力认同。
吴晓亮[5]2009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是干部工作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图从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历史基础、实践考察以及公务员制度比较、干部工作未来发展等不同视角,对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等进行探讨和揭示。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基本世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和执政条件下的基本党情、变革发展和谐的基本社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为党的干部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提出了迫切的发展要求,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干部工作的发展进程,使干部工作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发展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对党的干部工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干部工作的主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干部工作的基本理论,对党的干部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干部工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干部工作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科学指南。与此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等一系列基本思想和重要思想观点也对干部工作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和科学的干部管理体制,形成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及干部工作为中心和大局服务的优良传统,创立了一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方式方法,探索了民主选举和依法任命干部的有效途径,积累了发人深思、应引以为戒的沉痛教训,为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实现新的发展和飞跃奠定了宝贵的前提和基础。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展现了阶段性递进的发展历程。回顾改革开放新时期,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从十六大至今,党的干部工作与时俱进,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阶段、全面改革发展阶段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等3个依次递进、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变革发展贯穿始终,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发展进步可以通过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得到生动体现。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与时俱进的重要标识,既充分继承了以往干部工作的实践经验,又有效克服了以往干部制度的诸多不足;既充分吸收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有益成分,又创造性地改进了有关制度规范;既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又面临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的任务和挑战。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党的干部工作必将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沿着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等热点难点问题,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不断得到破解;只有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保证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牢牢把握扩大干部工作中民主的要义、紧紧抓住考察评价干部的关键、积极探求不正之风的治本之策,才能再写新篇、再续华章、再创辉煌。
胡绿叶[6]2009年在《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理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是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面对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干部制度问题偏向于以技术分析和经验性研究为主,侧重对具体事项的研究现状,本论文从以人为本理念的角度切入,从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探索干部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本论文按照“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思路对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理念的问题逐步展开研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全文论证的理论基础,主要解决了以人为本理念在干部制度中是什么的问题。第三、四章是全文论证的实践基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和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怎么样”的问题。第五章是全文论证的目的所在,主要论证如何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不断进行干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起源和演变。以人为本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的“人本论”、“民本论”思想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发端。马克思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继承了世界文明史上以人为本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把对以人为本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第二章主要对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是干部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科学的干部制度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根本保证,以人为本在干部制度中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层: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建设一支“一心为民”的干部队伍;提高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和本领,建设一支精干、高效、清廉的干部队伍;尊重干部个性,激发干部活力,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干部队伍。这三层基本内涵并不是平行进行、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有机统一体。根据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我们进一步得出以人为本是干部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一种核心理念、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第三章主要对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回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探索和实践通过建立和完善干部制度来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建立了一些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干部制度,也有过违背以人为本理念的失败教训。通过对这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时候坚持了以人为本理念,干部制度建设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以人为本理念,干部制度建设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因此,干部制度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第四章主要是以以人为本理念为指导,对干部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当前我们党的干部制度在实践以人为本理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保证了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但是,干部制度中也存在着以人为本理念缺失或体现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民主化程度不高;干部择优汰劣机制有效竞争不强;干部培养教育机制开发功能不足;干部激励保障机制灵活性不够;干部监督机制力度不够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和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造成了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干部个体活力不足,干部素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等方面。第五章对干部制度改革中如何坚持和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探索。针对当前我们党的干部制度中实践以人为本理念的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建立民主化、公开化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确保把人选准用好;建立竞争性、流动化的干部择优汰劣机制,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建立开发式、针对性的干部培养教育机制,全面提高干部的素质;建立多层次、灵活化的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挖掘干部潜能;建立全方位、强有力的干部监督机制,保证干部手中权力的正确运用。总之,以人为本是干部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干部制度建设要始终“以人为本”理念为指导,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并适时适度地将以人为本理念具体化为现实的制度,有效实现干部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马金祥[7]2013年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干部德的考核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干部的德放在首位，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是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客观需要。站在十八大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当前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加强和改进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建设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是选准用好干部的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干部德的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也必须建立在对干部德的内涵的充分理解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全面理解干部的德，才能科学制定干部德的考核的内容和标准，准确充分地运用干部德的考核结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对领导干部的德进行考核评价，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干部的德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只有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干部德的考核才能顺利进行，才能得到干部的认同。考虑到干部德的内容的复杂性、隐蔽性以及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的差异性，我们必须从多个视角多层次内涵思考这一问题。如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干部的德属于社会特定群体道德的范畴，既具有社会道德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干部群体的特殊性，领导干部的德高于一般的社会道德。也可以从党的先进性本质的角度深刻了解干部的德的基本内涵，以便准确把握其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干部德的考核评价问题研究不仅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充满历史性的老课题。明确干部德的考核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不仅要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的考核干部德的做法和实践，还必须建立在古代官吏、西方文官制度关于干部德的考核的历史基础之上。对这方面情况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从实践的层面理解和把握干部德的考核问题，使我们当前的干部德的考核更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新时期，在干部德的考核方面，我们结合组织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干部德的考核有效性和科学性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干部德的考核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干部德的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方法、途径、结果运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影响了干部德的考核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如考核的内容和标准缺乏统一，考核评价方式方法的针对性有待增强，考核的定位不够清晰，考核主体的多元化尚有差距，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不足，考核结果运用力度还有所欠缺等。探索当前干部德的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我国在干部德的考核方面新的思路和做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干部德的考核的原则及途径，力争使得新时期干部德的考核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为创新干部德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提供借鉴。同时注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坚持标准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公开公正与尊重人权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坚持试点探索与总结推广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措施上注意细化德的内容标准，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提升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区别运用考核方式，和干部发展相结合强化德的考核结果运用等措施。当然，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适合自己的考核方案，建立科学全面的德的考核评价体系，继续推动干部队伍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张金涛[8]2014年在《新形势下县级干部队伍的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当前县级干部队伍主要困境的探讨，利用所学相关理论加以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惟愿尽己绵力、吁请于世，合力助推规范化解决方案的出台，从而夯实县域基层政治根基；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访谈法和网络研究法等论文研究方法；而研究内容主要以新一轮党委大换届为契机，通过对我国当前县级干部队伍的关注，着重提出干部年轻化、常委饱和化、土官实权化、进退刻板化等四个主要问题加以探讨。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选题背景和来源、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并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况以及简要介绍了对课题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第二部分为干部与干部队伍概述，通过对干部与干部队伍概念界定，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思想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县级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第三部分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县级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分析，通过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县级干部队伍的结构性问题，探索县级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缺陷的根源。第四部分为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县级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对策，也就是正确对待青年化、严格控制常委饱和化、严防实权土官化、实现干部进退流转多元化等方面提出规范化解决方案，在立意与理论探讨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创新性。
宋学来[9]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回眸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深刻揭示其内在规律,无论是为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增添新质要素,还是为当前和今后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既要将其放置于过去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将其融入到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中。唯有此,方可从历史和现实的纬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进行全面考察,进而突出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揭示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鉴于此,本研究按照“源”与“流”,“前”与“后”的逻辑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归纳总结与比较研究相融合等方法,着力从概念解析、渊源探寻、思想轨迹考索、实践历程考察、价值评说以及如何在现实境遇中进一步推进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分析和全面阐释。为科学厘清从严治党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在借用政党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其内涵演变,对“从严治党”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进行了全新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分析,这成为本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和必要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既不是无本之木,亦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固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原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从严治党思想。透过历史的风尘,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严治党思想与实践的深入分析与全面总结,可以获知,尽管时空环境有所不同,但他们对治党一般规律的揭示,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并给予有益的现实启迪。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基于时代底板之上全面开启从严治党的当代中国视野,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破解的新课题。为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战略高度,紧密结合改革和建设的时代主题,不仅在继承发展中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历经“思想的奠基”、“思想的正式提出及发展”和“思想的全面创新”三个重要时期,在与时俱进中逐步建构起了结构一套相对完整、内容相对完备的从严治党思想体系;同时在从严治党实践中,也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新途径和新方法,经过“改革起步与全面展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重要阶段,在不懈奋斗中逐渐开创了从严治党新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从严治党史,通过对其动态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分析与总结,可以横向获知,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在“认识深化”、“体系完善”和“规律揭示”上做出了重要思想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宝库,同时也在“执政能力提升”、“伟大工程推进”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切实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从严治党之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需对治党实践中出现的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及时进行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力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做出客观公正地评说。实践永无止境,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协调推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务求继续按照“五位一体”党建布局要求,在纵深层次上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实践的内在超越,进一步在开拓创新中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前进。
崔德路[10]2012年在《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研究》文中指出用人权是党执政的核心权力之一。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秉持公道正派原则和理念，大力选拔任用德才素质好、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保证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任务的顺利完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推进干部选任工作民主化改革，既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特别是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出现和蔓延，引起了干部群众的疑虑和反感，选人用人公信度不够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党政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和难点都在于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这已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能否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节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既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理论渊源。党的干部和干部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点，笔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并对其思想观点进行了归纳概括。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这些思想观点为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宝藏”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改革创新的实践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会建设的伟大实践融为一体、协同发展。笔者依据实践演进，将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改革创新划分为初步探索阶段、单向实验阶段、深入发展阶段、整体推进阶段等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重要实践作了深入考察，着力探究真相、把握规律。简言之，扩大民主的基本取向贯穿始终，其成就集中体现为“四个转变”，即选任主体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选任客体由局限于干部向逐步打破身份界限转变；选任方式由以任命制为主向多样化选任方式转变；选任过程由封闭神秘向公开透明转变。但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尚需解决好一些根本性、长远性的深层次问题，关键是处理好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扩大民主与“身份壁垒”、扩大民主与落实用人责任、扩大民主与制度供给等“四个关系”。厘清当前影响公信度的突出问题，是研究解决问题的前提。借助源自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期望失验理论以及社会学有关信任的理论成果，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党组织及其被选拔任用干部的信用与党员群众的信任两个方面。同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主体、制度、过程、结果、风气等五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当前影响公信度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干部制度与体制机制等视角看，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文化根源，也有现实经济政治发展条件的限制；既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自身的缺陷问题，又有干部群众的认知和素质因素；既有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有制度体制的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考察借鉴当今国外政党提高官员选任公信度的有益做法，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野。部分发达国家政党提高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选拔任用公信度的经验，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致力于改革的新举措，印度国大党、泰国执政党、前苏联共产党忽视官员选任公信度的惨痛教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执政党管干部是通行规则，关键在于管干部的范围和方式应科学有效；民主是大势所趋，必须毫不动摇地扩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法治是人民意志的保障，法治化是提高干部选任公信度的成功经验。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路径选择，既是前文分析研究的结论，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终点。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路径就是不断扩大干部选任工作民主，没有民主化也就没有科学化，制度化也会失去意义。核心路径是以提高干部选任技术水平为切入点，实现干部选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干部选任竞争择优机制，推进干部选任工作的制度化，则是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将把干部选任工作最终导向法治化，这是干部选任工作的必然未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何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2]. 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曹凡. 渤海大学. 2017
[3]. 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研究[D]. 李婧.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4]. 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D]. 孙会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吴晓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6]. 干部制度中“以人为本”理念研究[D]. 胡绿叶.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7]. 当前加强和改进干部德的考核问题研究[D]. 马金祥.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8]. 新形势下县级干部队伍的结构优化研究[D]. 张金涛. 燕山大学. 2014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研究[D]. 宋学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10]. 新时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研究[D]. 崔德路.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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